作者：王蒙《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
什么是文艺？干脆说，文艺就是人，就是文化，就是人心人志人生人设，是人的情怀、人的个性与社会属性、人的渴望与期盼、人的追求与向往、人的纪念与祝福。是人的灵魂与内外宇宙的激情撞击。
文艺与人一样，有高远与低劣、充实与空虚、文明与粗鄙、深邃与浅俗、君子与小人、志向与苟且、善良与恶毒、悲悯与冷酷、美好与丑陋、阔大与狭隘、清醒与昏乱、智慧与愚蠢、坦荡与阴损、公正与偏执等等的区别。有上三流、中三流、下三流的差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
《诗经》开始，我们就有着升华致美的追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诗句，高于如今的“颜值”说十万八千里。从荀子的“修齐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的提出，到《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的定义，从古代的诗教到近代王国维“有境界自成高格”之论，都表现了我们的文艺传统贯穿着追求真善美的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我们需要判断，我们需要区分，我们需要选择。我们期待的是在对文艺作品文艺生活的接受、欣赏、享受与愉悦中，发展成长我们的精神品质、学问知识、智慧能力、眼界心胸、审美格调，丰富充实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精神境界，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增强我们的精神创造力与克难意志力。
有些说法如卖点、泪点，尤其是可厌的“颜值”之说，低俗化虚伪化小贩化了一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艺认知与文化审美的品位。一批空心作品、造星运动、传媒炒作，以低充高、以假乱真、以劣当好，颠倒了文艺作品与文艺生活的高下成败。进一步，追星的行为变成小圈子小团体，什么圈粉，什么饭圈，什么群架，乌烟瘴气、装模作样、颠覆常识、颠覆秩序，制造伪明星伪偶像伪粉丝伪捧角儿伪流量的歇斯底里，就更不堪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追求知识与修养，不追求高端与深刻，没有格调与品位，没有热爱与担当，没有深情与宏愿，而是把文艺生活降低到欲望、奇葩、偷窥、炫富、炫狂、炫蠢、造势、起哄乃至发泄、捣蛋、麻醉的百无聊赖的寄生虫式的精神状态底线上下，这些只能算是假冒伪劣的反文化现象。它们不仅只是非礼非乐非诗非文艺的一时发烧，它们的存在，还会导致堕落性与破坏性的病态丑态恶态，会造成劣币淘汰良币、下流排挤上品、白痴藐视大匠的文化自戕。
中国是文化大国，是诗经之国，是产生屈原与李杜之国，是成就《红楼梦》之国，是涌现“鲁郭茅巴老曹”的文学大家之国。中国有足以令世界倾倒的文学戏曲国画书法园林艺术，也接受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接受了贝多芬、帕瓦罗蒂、邓肯与乌兰诺娃。我们提倡大众化、普及化，同时提倡经典化、杰出化。无论过去现在未来，中华儿女都会以祖国的文艺大师与文艺珍品的阵容而骄傲。我们的年轻一代，不应该也不会忘记我们中华文化史册、文艺经典与文艺纪念碑上那些沉甸甸的名字。我们一定会维护文艺的尊严与品格，唾弃并驱逐那种愚蠢浅薄低俗的伪文艺！
作者：陈之琪《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新学期开学之际，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
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问题，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游戏企业是防沉迷工作的主体”，通知强调将以“固定时间、固定时段、固定时长”等具体措施，严格限制相关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网络游戏中华丽的游戏画面确实令许多人着迷甚至忘我，对于喜好新鲜刺激事物的未成年人有着极大吸引力。适当的网络游戏能让人们在高强度工作学习之余有所放松，但如果沉迷于虚拟世界而无法自拔、不能及时回归现实生活，那么网络游戏也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小的危害。从这一角度而言，国家层面政策的出台正当其时，是积极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主动防范网络游戏不良影响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有增无减，沉迷游戏带来的一系列危害越发不容忽视。2019年，相关部门就曾设立“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为深入推进防沉迷工作打下基础。然而有些游戏企业在履行主体责任时仍然存在“真利益、假防范”的现象。此次《通知》中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不仅是对防沉迷工作的有力推进，而且是对近年来网络游戏引发现实案例及相关诉求的一次响亮回应。
对于每个未成年人而言，如何合理分配自身精力、平衡学习生活时间、开发自身兴趣等都是需要探索的重要人生课题。过度沉迷网络游戏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未成年人探索发掘多元兴趣点、培养打磨独立自主能力的时间。应当认识到，对新鲜事物兴趣浓厚、有旺盛精力和行动力都是年轻群体的优势，对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多元选择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严格限制网络游戏时长有助于未成年人群体发现现实生活的鲜活多彩，帮助其跳脱虚拟的“游戏空间”。
事实上，开展防沉迷工作并不是要剥夺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权利，而是要帮助他们进行合理的时间规划。“限制游戏时长”，是希望促使未成年人这个群体向更宽广的兴趣爱好空间“转向”，这或许更有助于他们激发自身兴趣与潜能，拓宽自己的人生道路与选择。
从“双减政策”到防沉迷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关部门出台种种措施的初衷都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正如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游戏沉迷“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限制和约束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阻隔来自各方的压力或诱惑，但广大家长与老师也需积极提供教育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把握学习、娱乐及日常生活的平衡点。社会各方也应积极履行相应职责，积极沟通协调、探索多元解决途径，努力形成“社会合力”，更好地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杨丽花《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在北京开幕。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首设数字服务专区，是本届服贸会的重要特色和亮点。无人驾驶、机器狗巡检、智慧交通、建筑数字化、虚拟主播、新视听……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尽显活力。未来，数字贸易有望加速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数字贸易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付为实现方式的新型贸易形态，包括贸易数字化和数字化贸易，主要涉及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和离岸服务外包等三大领域。数字贸易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产物，也是产业创新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国际产业分工加快重塑，数字经济异军突起，数字贸易随之蓬勃发展，日益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年至2019年，全球可数字化服务的出口规模已从1.9万亿美元增长至近3.2万亿美元；
2019年，数字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达到52%。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进一步促进了全球数字贸易的加速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加速融合，我国数字贸易也蓬勃兴起，日益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6年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来，我国不断深化服务业对内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数字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据统计，我国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从2018年的19.0%
分别增长至2019年的22.3%和2020年的25.6%；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同比增长20.5%，增速高于服务贸易整体增速
15.6个百分点。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日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和今年上半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分别增长8.3%、13.5%，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分别提高至44.5%、46.5%。
不仅如此，数字贸易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一个综合性业态。发展数字贸易，既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也有利于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数字贸易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首要路径。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消费需求已经转向个性化、差异化、品质化。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的发展，可使供应商更容易实现个性化产品设计和定制，从而推动国际贸易向大规模定制化方向转变，进而推动消费品供给向多样化、定制化转变，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另一方面，数字贸易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巨大的数字服务进口需求，既有力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极大促进了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口数字服务年均增长6.0%，高出全球1.0个百分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跨境电商、网上展会等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更是对国际循环畅通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是本届服贸会的主题。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我国要顺应全球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以数字贸易为抓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不断引进高端服务，更好利用国外先进服务生产要素助力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堵点，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未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新循环必将后来居上。推动相关经济体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发展与相关国家的数字贸易，将成为我国发展数字贸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点方向。
作者：岳钟《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
读大学，读什么专业最难就业？近日，《2020年中国法科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发布，其中显示，2020年法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仍未改善，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武汉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则以63.87%的就业率全校垫底。
法学院就业率全校垫底，这离人们的传统印象多少有些差距。今年7月，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一教授曾为生物、化学、材料、环境等所谓的“天坑专业”正名，引来
舆论热议。这些专业性强的基础性科学，其就业之难在人们预料之中，而此次武汉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垫底，似乎隐喻了法学专业的就业之难是“一坑更比一坑深”。
公允地说，武汉大学法学院专业底蕴深厚、名师辈出，其环境法、国际法等专业在国内都闻名遐迩，包括前述吉林大学、西南政法等院校，也都是“五院四系”的法科名校，其在人才培养上自有一套成熟体系和标准。但是，即便这些法科名校培养的“律政俏佳人”，依然在就业市场横向比较中不占优势，其他普通院校的法科生恐怕求职更难。
这种状况长期存续是不正常的。法学院就业率总体偏低，是否可以得出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上存在错配的结论，这值得教育部门进一步评估。
在此，一方面，必须正视在人才培养上的结构性矛盾。法科毕业生每年的社会需求量大体可以预估，如法院员额制限制，检察院有编制，律师行业大体有量可估，公务员队伍数量等都可查可估。我们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是否充分考虑了这种社会需求及其变化，值得进一步反思。
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也应抓紧在校时间充分提高自己，增强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当下，法律人才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不只是法律领域，几乎所有涉法领域都可用到法律专业学生，这需要法律专业的学生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和专业认知。
这种反思当然不限于法学专业。专业设置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如果把毕业生比作人才市场上的产品，那么高校就是生产产品的工厂，产品滞销则必须调整生产线，转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所不同的是，产品滞销可以
调整退换，人才培养错过了关键期则很难“回炉”，这关乎每一名学生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理应考虑得更加慎重和周全。类似“一拥而上”的热门专业建设，如果缺乏理性科学的发展规划，最后也许会“一地鸡毛”。
从就业率反观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兴利除弊，改革创新，正是就业率统计的价值所在。教育、人才和就业工作一环扣一环，要实现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遵循内在发展规律，不能违背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
作者：陈城《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
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均超过了99%，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年底有望实现未通宽带行政村动态清零。
基于《报告》内容，农村地区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值得欣喜的。近些年，如何消弭互联网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城乡数字鸿沟，是一个被反复提及和讨论的问题。我国有14亿多
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5.1亿人。如此庞大的基数下，数字鸿沟哪怕只是浅浅一道，也意味着城乡间发展的巨大差距。消除数字鸿沟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
用笨办法，那就是给政策、拨资金、下力气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消弭城乡数字鸿沟必须要走的路。促进城乡
一体化，首要的就是让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不断缩小。如《报告》提及的光纤网络铺设和4G基站建设，以及手机App的适老化改造等等，就属于用笨办法来填补沟壑。有了基础设施为依托，农村才有更多机会去追赶上互联网快车。
当然，通光纤、通4G也并不代表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就此达成。通网，只是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的第一步。加速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城乡数字化建设的差距，就必须保障整个农村基础网络能够承载起当下互联网生活所需。事实上，即便在一些城镇，互联网也难言通畅，如网络速率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网络实际速率常常慢于用户付费速率。对此，这些地方的用户也深受其扰。2020年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学生上网课时，许多农村地区就出现了受硬件限制、网速不给力而影响学生上课的现象。
在此，解决网络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是一方面，消弭城乡数字鸿沟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我国农村网民规模2.97亿，但许多人还没有将互联网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工具，仍仅仅是将其作为通信的一个手段，对互联网应用场景既不了解，更不会使用其应用功能。
在当下，多数情况下的互联网应用还只限于城镇。互联网对农村而言，还仍旧停留在买东西的电商平台应用或卖东西的短视频以及其他新兴娱乐方式方面，没有实现更多扩展，让无数“互联网+”从更多方面介入和改变农村的生活生产方式。这种观念和现实上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互联网建设及其应用场景建设滞后造成的。通网和有网，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置建设的第一步。消弭数字鸿沟，那些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相应的应用场景建设也必不可少。
作者：许雪毅《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1日02版）
台风抢险，她又一次在风雨中逆向而行，牺牲时年仅44岁。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古县村原党支部书记孙丽美，以生命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她是百姓心中平易近人的“阿美书记”，更在基层工作中树立起一座时代丰碑。
基层需要冲锋在前的“美”。台风、疫情、山火……乡村工作说重很重，每次危机都牵涉百姓安危，每次考验都关乎群众福祉。此外，征地、修路、治理河道也是乡村治理的“硬骨头”，困难程度有时不亚于自然界的挑战。可是，孙丽美从不去想基层工作的苦累，而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危难关头豁出去，用行动乃至生命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和魄力作出动人的注解。
基层需要实干尽责的“美”。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发展经济、帮扶群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桩桩件件，都需要基层干部实打实地付出心血和汗水。孙丽美扎根基层、脚踩大地，她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真心赞许。
基层需要心系群众的“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孙丽美始终记得，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从帮助低保户种植增收，到自掏腰包为患病群众凑医药费，她心里装着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基层干部需要像孙丽美一
样，厚植为民情怀，用真心、细心和暖心去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难题，带领群众走向共同富裕。
扎根基层、甘于奉献，孙丽美生前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是中国数百万村干部工作影像的剪影，人们会记住“阿美书记”们写在沃土上、留在青山间的美。
作者：曹劲松《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
面向世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面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形象的内在逻辑和传播规律，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指明了方向，确立了路径。
在媒介叙事中融进价值倡导。媒介叙事是人们了解世界、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也是传播者与外界建立认知关系的基本手段，可以为国家形象建构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支撑。任何叙事主体都具有自我价值框架，因而叙事本身内在地嵌入了价值坐标。面向国际社会进行事实传播本身应当充分体现一个国家的价值倡导，无论是政治叙事、经济叙事，还是生活叙事、生态叙事等，其中所融进的价值观念都随着叙事本身，发挥着认知导向和行为主张的潜在功能，进入到
传播对象的认知及其评价中来。同时，在信息充盈的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媒介叙事只有与所在国的社会叙事形成连接，才能形成有效关注，并通过本土化话语构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沟通。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无疑成为访问国政治叙事的重要议程，通过当地媒体发表领导人署名文章或接受当地媒体专访，则成为国家形象传播最直接、最受关注、最具成效的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安排中多次在访问国主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开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传播的新方式，不仅以形象生动的中国发展事实阐明了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而且以当地民众所熟知的历史和观念开启了价值对话与共鸣之音，增进了当地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
在价值对话中增进文化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存在着明显差异，如何将中国的价值倡导和文化精神向世界说明，进而形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是国际传播战略核心所在。价值传播不能囿于自身文化逻辑的自洽，而是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价值观念广泛开展对话，从历史生成和现实实践中找到联结点，打破由西方个别国家单一定义的概念、范畴，以中国智慧融通人类社会发展智识，在构建起多元、丰富的价值世界的同时，促进大变局下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价值表达。国际传播中的价值表达不是单一的逻辑抽象，而是与当下人类社会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紧密关联的，是建立在国家发展事实和经验成效基础上，并在国际事务的担当作为中综合体现出来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成为
中国在国际社会价值对话中的重要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组织实施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际社会对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价值内涵理解持续加深，中国价值理性与中国实践正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强大的文化力量。
在文化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价值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的精神内核，内化于文化主体的心灵之中。国与国的关系建构，根基在于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共振，以价值共鸣联通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因此，在国际传播中文化互鉴是一个永恒主题，以彼此文化尊重为前提，通过丰富生动的文化生活细节体认、文化品位审美体验、文化价值发现体悟，不断扩大文化相容，促进民心相通。在数字信息时代，媒介化场景传播比以往更加便捷，也为人们所喜好，因为每个人作为文化的实践者都可以成为自身生活价值的传播者和他人生活意义的共享者，在分享价值体验和生活意义的同时，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和知识需要。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财富和人民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是传播和建构国家立体形象的宝藏，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文化互鉴提供生动场景。比如李子柒田园生活系列视频火遍全球，向世界展现的就是中国当下美好生活的一个鲜活个案，其文化价值影响力渗透在具体生活场景传播之中，与人们的心灵沟通也融化于对生活细节的美好追求中。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每一个人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表达。将中国精神内化心灵、外化生活，是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活力之源。
作者：李思辉《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
媒体报道，9月1日起施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的，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用智慧浇筑的生活，是值得我们代代保护传承的民族文化瑰宝。在非遗保护中，传承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技艺”，一些非遗传承人一“钻”就是几十年、一守就是一辈子、一干就是几代人。各级政府部门出面认定并授予传承者以非遗传承人资格，给予相应政策扶持，是避免非遗项目“人亡技绝”的政策性安排。这些政策措施提高了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给很多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带来契机。但同时，退出机制不健全也造成一些传承人名不副实的问题。
有的地方，非遗保护传承“重申报、轻保护”问题突出，反映到非遗传承上就表现为部分非遗传承人获得认定前干劲十足，获得资格后便万事大吉、不再努力。有的仅仅把“非遗传承人”身份当成一个捞取利益的“名头”，对传承义务
履行不力。还有的长期占着传承人的位子，却“只拿补贴不干事”，挫伤了众多传承者的积极性。凡此种种，说到底都是退出机制不科学、不健全的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打破传承人“终身制”，建立严格的传承人认定和退出机制，健全对履职不力者及时清退的灵敏反应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夏通过地方立法打破非遗传承人“终身制”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打破传承人“终身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大势所趋。早在2011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就明确提出，要建立非遗传承人退出机制。不久前，两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完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完善退出机制”。2017年年初，苏州市有关部门公布9名非遗传承人评估不合格，按规定两年内不得申请项目资助经费，连续两次不合格的将被取消资格。此举不仅没有影响当地非遗传承工作，反而增强了一些老艺人、老工匠“带徒授艺”的积极性——把真正投身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能人引进来，是确保能者上、庸者下的有效手段。
随着人们对部分非遗项目的喜爱，“非遗传承人”的头衔似乎变得越来越“值钱”，对此我们应予以客观看待。如果“非遗传承人”既拥有能力，又切实履行传承责任，在此基础上获得合法收益，自然无可非议。随着保护传承工作精进，很多非遗项目都可能变成文化市场上的香饽饽；“非遗传承人”往往需要有默默坚守的精神，但未必一定枯灯冷灶、过得苦哈哈。某种意义上说，“绝活变现”也是一种传承能力。反之，如果顶着“非遗传承人”的帽子只顾捞钱、不履
行传帮带义务，甚至只是浪得虚名、根本不具备“非遗传承人”的水平能力，那么其头衔合法性就存疑。
作者：肖罗《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近日，教育部在官网上公布了《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有媒体梳理近10年统计公报指出，前几年
民办幼儿园均保持每年5000所以上的增量，但去年同比锐减5280所，10年来民办学校总量首次出现缩减。
从体量上来说，民办幼儿园16.8万所的巨大体量，减
少5000多所，减幅算有限。但是考虑到之前每年5000所以上的增幅，一增一减之间，称之为锐减不算夸张。
锐减原因不难找到。2020年是一个特殊年份，疫情对于民办幼儿园而言尤其艰难。当部分民办幼儿园甚至被迫卖包子开烧烤铺来进行自救的情况下，民办幼儿园关闭或者转型的不少。这一点，也可以从2020年统计公报中幼儿园入园人数和在园人数上得到印证，两者都有大约10%的降幅，与民办幼儿园数量减少也都有着或因或果的关系。
除了不可抗力疫情外，政策调整和各种专项治理也是影响民办幼儿园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部分民办园过度逐利被点名批评，三年毛入学率和普惠园覆盖率双目标确定，相关治理也随之展开。2019年，各省开始分类登记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并开始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仅以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为例，本
着大力发展公办园、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机制的总原则，近两年全国各地在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治理上下了很大气力，回收2万多所幼儿园，增加416万个学位。一方面是民办园直接转成公办园，另一方面公办园学位增加，客观上也影响了民办园数量和学生人数。仅小区幼儿园专项治理这一项工作，可以预计2021年民办园数量还将继续受到较大影响。
但民办园毕竟数量多、基数大、灵活性强，随着国家对于学前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民办幼儿园尤其是普惠民办园将迎来政策利好。当前，各地陆续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投入保障机制，生均拨款投入逐年增加，大量转为普惠性幼儿园的民办园迎来了更稳定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在摒除了过度逐利等非教育动机和行为后，民办幼儿园更有机会聚焦教育和培养，把自己的主责主业做好，用高质量教育铺成民办园发展的康庄大道。
对于绝大部分民办园来说，只要坚持教育属性、聚焦立德树人，道路绝不会越走越窄。而少部分过度逐利、见异思迁、资本属性高于教育属性的民办校关停退出，又何尝不是基础教育的幸运？
作者：王丹《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继智商、情商教育后，财商教育正成为市场的“香饽饽”。
打开网页和各种手机应用，“0基础，小白也能学”“你不理财，财不理你”“N年让你实现财务自由”等主打财商教育的广告语扑面而来，精准撩拨着人的财富焦虑以及以小博
大的投机心理。不出意外，其中一部分展示将成功完成“使命”，实现广告转化与课程引流。
尽管《富爸爸穷爸爸》之类的理财书籍在中国过去的十多年里并不少见，但财商教育备受社会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较于过去，当前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工资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已不似以往，资产性收入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之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理财工具不断丰富，普通民众广泛参与投资成为可能。与此同时，个体和家庭所要承担和面对的财务选择与决策也日趋复杂，人们寄希望于通过财商培养满足自身对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纾解普遍存在的致富焦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公众理财需求提升的同时，社会上类似“xx贷”这样的金融陷阱不时出现，炫耀性消费、攀比浪费等现象一直未除，不同社会群体对金融产品的风险甄别能力明显不同，这也带来了公众对于财商教育缺乏的更多反思。现实生活中的正反案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财富价值观，提高对金融风险和陷阱的辨别能力，这也成为助燃财商教育市场的一把把干柴。
和其他教育一样，财商教育看似是个人的事，但又不局限于此。信用意识、风险意识、财务规划等，是当代社会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就这些内容对个体进行培养，可算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益于个体幸福，还将造福社会。也正是基于此，不少国家将财商培养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据统计，早在2009年就有超过50个国家发布并实施了相关的
教育计划，一些国家已形成了一套覆盖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整个周期的财商素质教育体系。
在中国，近年来财商教育的发展似乎更为抢眼，最为直观的一点就是市场的高速扩容。有数据显示，中国近三年理财教育公司注册量超过4000家，比前3年翻了一倍多。不过，伴随市场的快速膨胀，财商教育课程质量良莠不齐也渐成问题。
据媒体报道，不少新入场的财商教育服务提供商低价拉新，一味追求流量与挣快钱，并没有科学严谨的课程体系建设和足够数量的合格师资作保障，更别提对教育规律应有的理解与敬畏。虚假宣传、诱导消费、不退费等已成消费者维权投诉的重灾区。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财商教育课程主动“顺应”学员心理需求，明里暗里进行荐股荐基等违规操作，和一些金融机构“合谋”为学员提供分期付款、信用卡、贷款等服务，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与社会安全风险不可不察。
让财商教育告别眼下的野蛮生长，呼唤强力监管的及时上线。对于谁来监管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对于如何确保其教育属性，市场应有怎样的准入门槛，市场主体该参照何种知行边界与监管规则等问题，都应及时厘清。对于虚假宣传、退费难等消费者反映集中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有关部门进一步规范收费标准，划出禁止“分期付款”“超前付费”等政策红线，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过去几年的知识付费浪潮淘出了“知识获取没有捷径”这一观念，那么眼下主打速成的“伪财商教育”，也足以让我们得出“财商提升与财富自由没有捷径”这一结论。当财富焦虑被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其所贩卖的希望也必
将是廉价且虚幻的。财商教育从来就不简单等同于理财操作，面对时代的机会与风险，规划财富的能力、控制风险的信念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与容忍，包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等这些关涉理念与品格的部分，或许才是财商培养中最根本之处。照此看来，发展国民财商教育，提升国民财商素养，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赵彤《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
近来，演艺圈里“人设崩塌”的事件接二连三，在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以往在文艺叙事里被称为“人物形象设计”的专业术语，近十年来被业界简称为“人设”。随着演艺经纪的迅猛发展，人设也从人物形象设计这个本义，派生出了为艺人拟定人格定位、品行气质、兴趣爱好乃至言行方式的衍生义，以便吸引更多关注。由此，人设突破了以往主要由编剧、导演等专业人士研究推敲设定的专业边界，进入到社会领域。今天，大家议论的“人设崩塌”，主要不是围绕着“人设”本义展开的，而是由它的衍生义触发的。
无论是哪种语义上的人设，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拟想目标。对于演员而言，检验是否实现了拟想目标的最高标准，是演员能否做到“演什么像什么”。如果说，演员能否完成人物形象设计的任务，在于能否做到场场投入精气神，那么，对艺人来说为了达成人设预期，需要的是时时处处的自省。所以，演员在上戏之前，要问一问自己，这个角色能不能担
当得起来。艺人也需要在自设、求设、被设和设计升级之前，评估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有毅力、有定力地实现要肩负的人设。不仅如此，无论是演员所属的院团，还是艺人所签约的公司，其主事人也需要审慎地论证一下，担纲者与所担之纲是否匹配。人与人设的不匹配，或者变化了的人与预期的人设相背离，这样的关系埋下了“泡沫人设”的危机。
人设既与行业、事业、产业相联系，就会与名誉、利益相挂钩。名与利，都是有合理性的，不必讳言。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也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面对忘乎所以的追名，他的告诫是“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对于富贵的向往，他主张“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古往今来，名与利和仁与道，或者进一步说，是和法律与道德紧密相连的。
人设都是有“光环”的。光环所及，会让一些艺人以为自己是绝对的发光体，却忘了自己更是被关注点，既看不到社会，也看不清自己，以为有盛名便可以无往不利，以为有美化人设便可以横行无忌。殊不知，人设原初就是个拟设，如同期货，如果实物不能履约按期交付，或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无论怎样的“设”最终都会崩塌。
“人设”是一种名誉资源，但不是无限可再生资源，一旦崩塌，无法重生。人都有自爱自重之心，但不能因为自爱而陷入自恋自大，不爱人、不尊人。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缘于自轻。既已设身，就要处地，“行必履正，无怀侥幸”。
作者：秋晓《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秋季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头等大事，安全有序推进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
教育系统校园安全和稳定服务于整个国家疫情防控的大局，事关全国近3亿师生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越是在形势向好的时候，越不能有“喘口气、歇歇脚”的心态，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做好学校开学的防疫工作，呵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不能有半点麻痹大意。学校连着家庭与社会，不仅需要每个家庭给予支持，更需要各学校属地党委和政府给予明确的指导，共同帮助各级各类学校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准备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资储备，这是必须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全力以赴确保秋季安全、正常开学，各项防疫要求与措施必须落实到位。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更为了祖国的明天，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
作者：徐明轩《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2日02版）
迪士尼乐园中有4处寄存柜告示上赫然写着：“请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如有遗失，上海迪士尼乐园不承担任何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对上海迪士尼罚款5000元。
要说明一下，迪士尼乐园里的寄存柜本身是有偿服务，且价格不低。其实，消费者付钱使用寄存柜，园方收了钱，这就构成了民法典中的“保管合同”关系：委托人将自己的物品交给保管人保管，保管人按合同约定妥善保管，并承担保管期间的毁损、灭失责任。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合同关系。但是，园方却利用自己提供格式合同、店堂告示的优势，拿出“概不负责”的傲慢态度，撞到了法律的红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剑指企业方滥用格式合同侵害消费者。可以说，迪士尼这则简短的寄存告示是滥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构成民法典第497条“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这样的霸王条款既在民事上无效，也构成了行政违法。上海市场监督部门依法对迪士尼作出行政处罚，钱不算多，但是拿出了鲜明的执法态度。企业再大，大不过法律。以霸王条款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注定会遭受市场和法律的双重惩罚。迪士尼也该反思了，面对公众的喜爱，该怎样回馈？不要总是在“寄包遗失不负责”这些事情上翻车了。
作者：张倵瑃李英《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央财
经委员会会议专题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问题。两次会议体现了党中央发挥决策部署机制作用，体现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规划目标稳步实现，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关键所在。
坚持维护集中统一领导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方齐心协力、积极行动，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才能实现。首先，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持续优化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机制，坚持完善地方各级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其次，要激发基层探索创造的活力。地方差别化探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要进一步理顺央地的权责关系，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持续推进“基层减负”落地落实，给足地方和基层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空间与动力，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坚持推进制度创新与强化制度执行相结合。实践证明，中国制度具有独特优势和旺盛生命力。但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参与激烈国际竞争的要求、实现现代化的艰巨任务相比，有些制度还存在不足，还没有成熟定型。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创新，关键在于增强问题意识。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些社会矛盾，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的自我完善。此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着力增强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执行力，防止制度成为“稻草人”“橡皮筋”。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得到全程无缝落实。
坚持优化有效体制机制与破除体制机制顽疾相结合。坚持和完善体制机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指向和明确要求的，那就是优化有效体制机制、破除体制机制顽疾。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我们党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的体制机制也存在一些障碍和顽疾。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精准识别体制机制的运行与效用。对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要长期坚持、持续优化，最大限度释放体制机制的优势，并促进其转化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能。对于那些束缚生产力、社会活力，制约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弊端，要坚决破除，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
坚持激励担当与追责问效相结合。加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抓干部队伍建设，担当作为是关键。一方面，要用好思想教育、选贤任能、考核评价、容错纠错、能力提升、关心关爱、凝聚合力等正面激励机制，激发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与热情，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提高其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改革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举措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通过提高问责的政治性、精准性和实效性，防止有责不问、问责不力，持续解决部分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决策部署方面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在履行职责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在联系群众方面消极应付、冷硬横推等问题，推动权力规范运行，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作者：马亮《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9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安心求学。
由会议内容可知，政府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将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每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提高至12000元和16000元，由国家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进行全额补贴。过去本专科生的最高贷款额度为8000元，此次调整使其达到了此前研究生的水平。
与此同时，会议还提出由国家财政继续对助学贷款承办银行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并合理调低补偿比例。除了助学贷款以外，会议还要求学校努力提供更多勤工助学机会，多渠道缓解学生的后顾之忧。
国家助学贷款可以说是很多大学生人生中的第一笔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自推行以来，许多大学生从中受益，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是，随着学习生活成本的节节攀高，原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已不能覆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必要支出费用，这个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大学生的学习心态。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贷款额度，使本专科生和研究生都能体面地在校生活和学习。
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较高，大学生和研究生往往不得不贷款完成学业。但是，数额庞大的贷款和越滚越大的利息，使得很多人在多年后都无法按期还清校园贷款。相对来说，我国大学的学费较低，适当的助学贷款就可以使很多家庭经济存在困难的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在提高助学贷款额度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各类助学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目标人群方面，特别要对“双一流”高校以外的高校加大力度和扩大覆盖面。相对来说，“双一流”高校的各类奖助学金和勤工助学机会更多。“双非”高校特别是民办高校的学费较高，国家和学校的补贴较少，大学生对助学贷款等政策的需求更强。对这些学校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实现国家助学贷款的全覆盖，并提高贷款额度，有利于学生安心学习。
此外，要尽可能通过大数据等方式精准助学。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家庭经济是否困难，不应简单通过学生及其家庭自我证明的方式进行，也不应广而告之而使自尊心强的学生感到难堪。近年来，一些高校通过一卡通和食堂就餐等数据
来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通过不公开方式直接将资金打入学生卡的方式，取得了较好成效。
高校应在助学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勤工助学机会，使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能够通过自己的才智和劳动付出改善在校期间的生活状况。勤工助学不仅可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压力，也能够使学生更早接触社会生活而更快成熟起来。高校应在校内多挖潜，在校外多联系，创造更多勤工助学岗位。
作者：熊丙奇《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近日公布。公报显示，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84.87万人，比上年减少8.60万人，下降1.74%。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为493.47万人。而2017年、2016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分别为582.43万人、593.34万人。简单计算，2017年招生的582.43万中职生，有97.56万没有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占16.75%；2016年招生的593.34万，有99.87万没有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占16.83%。那么，这些学生为什么中途离开？
有媒体报道了中职教育面临招不满、“吃不饱”、流失率高的困境。一名高职在校生告诉记者，她曾就读一所中职学校，全班共10多名学生，有2名同学中途辍学。这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中职整体流失率是一致的。
中职流失率高与中职招不满的原因并不一致。中职招不满，在于社会存在对中职的歧视，家长不希望孩子读中职。
此外，中职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无法获得货真价实的技能教育。后一方面是中职流失率高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有不少中职学校把招不满的原因归为中职社会地位低，但流失率高则表明，没有认真办好中职教育也是中职吸引力低的重要原因。让中职教育走出困境，既要解决社会对中职的歧视问题，更要提高中职教育质量。
在求学过程中放弃，这部分学生和家长并不是看不起中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进入中职却中途选择离开，说明学校办学令他们不满。如果学校能给学生高质量的技能教育，让学生认为中职并不是舆论所渲染的那回事，教师认真负责、技能学成之后有用武之地，他们还会选择离开吗？
社会对中职的偏见和歧视，需要中职办学者以实际办学质量扭转。然而，当前部分中职学校的办学质量，进一步加剧了偏见和歧视。办好职业院校，关键在于办学者、教育者要坚持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
站在学生角度，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让他们感兴趣并觉得有前途、有未来？首先，要让学生重新获得尊重和认可。在目前的升学评价体系中，进入中职校的学生，大都是中考成绩不高的学生，在以往的学校教育中被视为“差生”，自我认同度较低。中职学校和老师应该让学生感觉到，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职和普高没有高低之别，只是办学定位不同，中职学校也可以成为一流学校，把学生培养为一流人才。基于此，中职学校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职业教育，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现自我。
其次，中职学校必须办出特色，给学生高质量的技能教育。当前的中职教育，存在低质化、普高化、空心化的现实
问题。所谓“低质化”，是不按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要求设置专业和课程，比如有的中职学校在学生入校第一年，只讲一些书本知识，一些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为节省办学经费，不开或少开实训课，学生所学技能与社会需求脱节。所谓“普高化”，即按普高模式以学历为导向办学。所谓“空心化”，就是有的中职违规组织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往往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甚至牟利的工具。在学生和家长看来，与其接受这样的“职业教育”，还不如早一点打工。
针对中职的高流失率，需要加强中职办学改革，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保障中职教育经费，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建立与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相匹配的教育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引导职业院校坚持职业教育定位，给学生货真价实的职业技能教育。离开高质量办学这一基础，职业教育仍很难走出“国家重视、地方浅视、社会轻视、家长矮视”的困境。
作者：林万龙《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近期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以2019年年底
为标准时点，中国耕地总面积约19.18亿亩。与十年前第二
次全国国土调查时的20.3亿亩耕地面积相比，耕地总量减
少了1.12亿亩。
耕地面积当然会影响到粮食产量，但粮食产量并不完全由耕地面积决定。事实上，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6949.2万吨，相较于十年前，即2011年的58849.33万吨，增长了13.7%。目前，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谷物产量都
大大超出400公斤的国际标准安全线。应该说，从产量上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
过去十年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来自两方面。一是单产的增加。2011年，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5208.8公斤/公顷，2020年增加为5733.5公斤/公顷，增长了10.1%。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单产分别增长了5.3%、18.7%和9.9%。二是播种面积的增加。2011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为
112980千公顷，2020年增加为116768千公顷，增长了3.4%。其中，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分别增长了9.9%、9.5%和12.2%。可见，由于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在过去十年中不减反增。
粮食单产的增加，主要因素是品种的改良、农田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农作技术的进步，主要是技术的贡献；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则主要跟国家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因素相关，这些政策包括对种粮农户的生产和价格补贴、粮食生产政策性保险、对种粮大县的奖励等。
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对“粮食”的定义。在我国的统计口径中，粮食包括了谷物（主要是稻谷、小麦、玉米）、豆类（主要是大豆）、薯类（甘薯和马铃薯，不包含木薯和芋头）。而国际上所说的粮食，主要指的是谷物。以我国的统计口径来看，我国所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大豆，占了我国进口粮食总量的70%以上。但是，我国谷物年度净进口比重则很小，据有关学者估计，最近五年基本上在3%上下。2020年由于国内外价差原因，谷物进口虽略有扩大，但也只占当年谷物产量的5%左右。粮食安全的核心是谷物安全，特别是
口粮即稻谷、小麦安全。从谷物角度来看，再考虑到丰裕的库存，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很高。
尽管我国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从长远来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消费的进一步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人口大国来说，一个较小比例的粮食进口率的提高，都有可能带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和国内社会心理的波动。因此，必须充分从“两个大局”的角度来看待，高度重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时刻不能掉以轻心。从根本来看，确保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仍然需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基本方针。其中，藏粮于地的核心是耕地，而藏粮于技的核心是种业，后者尤须再发力。
作者：饶曙光《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出台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优化调整排行规则、严管明星经纪公司等十项措施，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控评带来的饭圈互撕之风，及其引发的不良“饭圈”文化现象饱受诟病。对明星来说，话题度和美誉度十分重要，直接影响着其获取资源的多寡和层次。一些明星为了维持自身形象，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交平台上好的
评论、点赞回复使其上热评，对不好的评论要么不搭理，要么举报，避免其出现在评论区的前列。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深度运用，粉丝参与“控评”的热度不断高涨，甚至影响了整个演艺圈舆论场的生态。早期粉丝的评论行为还是轻松的网络聊天形式，没有固定格式，只是一种粉丝自发为明星进行宣传的行为。随着粉丝的行为变得有组织化，网络平台算法规则介入，一个粉丝发布相关文案后，其余粉丝随之点赞并跟风评论，这些花样繁多的控评文案由于点赞数量高而占据了评论区的前排，而一些真正想要进行互动的网友发表的内容很难被其他网友看见；“劣币驱逐良币”，控评行为让真正的评论者失去了评论的兴趣。控评，实际上制造出一个虚假繁荣的景象。当粉丝群体
开始不断扩大，粉丝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一批所谓的“粉头”，领导着庞大的群体“攻占”各大平台的评论区。在“粉头”的指令下，大批小粉丝沦为“数据工”，在偶像活动时期，没日没夜地做数据。他们不仅采取控评这一种方式，还在各大榜单打投刷榜，让偶像能冲到前排；占领微博相关话题的话题广场，不断地发布内容，试图让该话题能够冲上热搜，因为只要冲上热搜，就代表着自家偶像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和讨论。
其实近年来，这样“赚快钱”的方式已经开始失效，粉丝过分追捧没有实质业务能力的明星变成了一种“赶客”行为，粉丝们自娱自乐，却舍本逐末，丢了大多数网友这个“基本盘”。
反观粉丝群体，其实如同被绑架。职业粉丝以及资方、平台等多披着为偶像出人头地的外衣，实际上让粉丝们自行
过度消费，“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粉丝的情绪价值被粉丝经济的商业逻辑所掌控时，控评导致的一系列行为都只会陷入非理性，不断制造着粉圈内部的焦虑，将他们一步步拖入“深渊”。
控评本身变成了一个不断在违法边缘试探的危险行为，在评论中“互相拉踩”、对他人进行谩骂侮辱，实质演变成一种网络暴力。就此，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官方回应称，“控评”涉嫌违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网友可提交充足证据材料，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粉丝们天真地以为“控评”就是键盘上玩玩的事情，殊不知很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要负法律责任。
今年6月，中央网信办专门启动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着力规范“饭圈”各参与主体的网上行为，合理优化“饭圈”粉丝活跃产品的相关功能。监管出手了，网络控评可休矣。粉丝们可以借此重新思考和调整追星的方式，尽早从“饭圈”乱象中解脱出来。
作者：舒锐《光明日报》（2021年09月03日11版）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依法处理了两起高空抛物案件，一起案件中，因嫌走楼梯运建筑垃圾麻烦，两人从4楼家中直接把家具板从窗户抛掷楼下。另外一起案件中，一女子和爱人吵架后将一块冷冻红薯从11楼扔出窗外，砸伤
路人导致对方颅骨骨折。目前，上述涉事3人已被通州警方刑事拘留。
天降乌龟、天降藏獒、天降砖头、天降砧板……形形色色的高空抛物伤人甚至致人死亡事件，相继上演。每一场事故的背后都是血淋淋的教训。事实上，如果高空抛物造成了人员伤亡，现行法律对其有着较为全面的法律责任定位。今年起实施的《民法典》更对此有专条规定。但如果坠物侥幸没有产生实际损害结果，那么即使曾经将公共安全置于严重危险中，危险制造者也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可见，有必要从立法上搭建起更全方位的责任体系，在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针对高空抛物的危险性设置行政责任。只要高空抛物，即使没有产生实际伤害，也应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是故意抛物则应拘留，如果是不慎坠物，也应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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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10930：《光明日报》评论汇编（5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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