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鹏颖《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6日02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新论断，标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上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社会主义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及在这条道路上创造的重大文明成果提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高度，充分表明了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坚定意志，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次伟大“术语革命”。恩格斯指出：“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学科的术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重大新论断既有着深刻的学理依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更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是基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产生的。正是因为建党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形成重大理论创新。
资本主义现代化“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生成和发展。中国现代化则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既有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共性，又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实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推动了“东升西降”不断演进的大趋势。可以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判断，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体系，实现了一次世界意义上的伟大“术语革命”。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顽强奋斗的伟大创造。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的伟大创造。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创造。从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等，无不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从我国实际出发而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创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的”，让我们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分清“良”和“莠”，识别“精”与“糟”，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重新激活了中华文明。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把握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坚持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才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当前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向世界展现了无比广阔的发展远景——
中国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逐步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物的全面丰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给人类发展带来新希望。
可以说，在21世纪的今天，虽然“东升西降”的时代潮流还没有完全改变“西强东弱”的传统格局，但总体趋势已经形成。而此次全球抗疫中中国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趋势的加速演进。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可以预见，14亿人齐步迈进的现代化，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创造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作者：董冰《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6日02版）
2021年8月1日，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文中强调：“‘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成为党绝
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听党的话、跟党走，必须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出自战国时期吴起所作《吴子·图国》。原文是：“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其大意是：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用礼来教育人，用义来勉励人，使人明辨荣辱、鼓足勇气。人们有了勇气和荣辱心，力量强大可以出征作战，力量弱小也能坚守阵地。礼、义非他，就是一个社会通行的主流价值观、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吴起提出，用“文德”，即道、义、礼、仁四德治军、教育士卒，可以使士兵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而自觉服从命令、舍生取义、勇敢作战。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派思想交锋，既有对峙，也有融通。到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显学”，对军事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儒家出身的吴起融会儒家、法家与兵家，尤其将儒家的“德治”引入其军事思想，主张政治和军事密不可分。只有政治搞好了，才能用兵打仗，取得战争胜利。他认为，国内政治清明、君民上下同心等政治要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正所谓“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国内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出兵，军队内部意见不统一不可以上阵。当年，吴起初见魏文侯就谏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教百姓而亲万民”“先和而造大事”，治理国家要“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君主对民众要“爱其命，惜其死”，如果在政治上做到这些，“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吴起遂受到魏文侯的厚待与重用，并为魏国建立功业。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政治和军事的密切关系。据《尚书·牧誓》记载，武王兴兵伐纣出征前号令：“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周武王特别强调了全军上下统一思想意志的重要性，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奋勇杀敌。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诸侯称霸的迫切需要促使思想家们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思考军事和战争，尤其是人心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因此，兵家也多主张在政治上讲究仁义，提倡礼教，重视民生等，以期快速修复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财富，赢得民心、军心，从而早日实现霸业。
春秋末年，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作《孙子兵法》，孙子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他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把政治作为影响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深深影响了吴起。《孙子·计篇》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首，那么，什么是道呢？孙子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所言“道”属于政治的范畴，而他所讲的政治就是人心、民心，即全体军民与君主、将帅意愿一致，上下同心、上下同欲。吴起也认为，“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这一现象的出现已绝非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是政治上人心向背的争夺。在同时期的兵书中，主张通过政治上礼乐教化、务民本而得民心以赢取战争胜利的思想随处可见，如《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等，秦汉以后军事家们的相关论述则更为丰富。
无论是应对战争还是军队建设，都必须与政治主张、政治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保证军队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
作，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新的历史时期，做好全军政治工作，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铸就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师。
作者：尹鸿《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6日02版）
“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原本是文艺评论的道德“底线”。但事实上，因为利益和偏好而对文艺作品进行无原则吹捧和无根据棒打却总是存在的。鲁迅在文章《骂杀与捧杀》中就批评过这种“骂”与“捧”的乱象，并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现在，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文艺评论的传播渠道越来越多，文艺评论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人人都是评论者成为现实，公号、微博、短评、短视频、评分、跟评、弹幕等，构成文艺评论的大千世界。由于受到各种利益、动机、个人偏见、商业竞争的驱动，骂杀和捧杀现象常常出现。其恶果在于，扰乱文艺评论的生态，混淆观众和读者的视听，引发种种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这几乎可以说是文艺界的公害，不
仅影响到创作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也伤害了观众和读者的权利。
这种骂杀和捧杀，其共同点是只顾利益、只讲立场、罔顾事实、罔顾理性。有的对文艺作品过度拔高，甚至举劣为优，“艺术创新”“史诗”“才华横溢”“艺术高峰”“爆款”“黑马”等帽子满天飞，背后其实反映的往往是票子、圈子、面子这所谓“三子”的利益；有的则是对文艺作品大打出手，指责作品一无是处，而事实上剧集才刚刚开播、电影还没有上映，他们只是根据演职员名称、幕后消息、映前广告、第一印象等就盖棺定论，背后反映的往往是个人好恶、博眼球动机和种种不可告人的商业利益。与此相关，还有完全主观的选边刷高分，也有故意的选边刷低分，党同伐异、硝烟弥漫，造成评论生态的种种不健康乱象。创作者们深恶痛绝，观众读者嗤之以鼻。
凡有利益的地方，就必然有争斗，杜绝骂杀和捧杀乱象恐怕很难。但是骂杀和捧杀之风却应当而且可以受到抑制，让它即便存在，但是无效；即便有效，效果也有限。所以，第一，还是要提倡评论者和传播者自律。骂杀、捧杀能够得益于一时，但将失信于一世。评论者、传播者，甚至提供传播的平台，最终都会因失信而失去立身之本。第二，需要建立评论的奖罚体系。创作生产机构可以用法律维护自己正当的“名誉权”，平台也可以通过技术鉴定、用户举报、事实查证进行相应处理，更要有意识地抵制流量冲动，限制这些内容冲“热搜”、上“头条”。相关管理部门也不要被这些骂杀捧杀的评论所干扰和胁迫，而是尊重、维护、推荐、树立理性、专业评论和评论家的权威，用对风清气正的奖励来
抵制骂杀捧杀的得逞。第三，要开展批评与反批评。真理越辩越明，有谬误就需要澄清。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自媒体，要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这种批评和争鸣不是剑拔弩张的“角斗”，而是实事求是的讨论。有争论就有比较，有比较就有判断。这也是学术民主、批评民主的一种体现。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骂杀和捧杀的现象虽然常见，
但是真正被“骂死”的好作品和被“捧火”的差作品却几乎没有。或者说，“骂”和“捧”即便一时得逞，但最终会成为笑柄。有的作品，营销吹破了天，两三天之内就被观众所唾弃；还有很多作品被各种座谈会夸成一朵花，结果票房还不及影院放映的成本，只能不了了之；也有一些作品，被水军“黑”、被动机不纯者批，但观众却用脚投票、用票房支持，票房逆袭的现象频繁发生。究其根本，还是观众和读者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人们鉴别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纸很难包住火，真金也不怕火炼。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作品湮没不了，差的作品也升不了天。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措施、争鸣，我们要抑制骂杀捧杀乱象；另一方面，我们要为理性、专业、独立的评论提供舞台。我们相信，在这种“正与反”的较量中，在对媒介素养和评论素养的普及中，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读者会练就“火眼金睛”，不会忽略一部好作品，也不会迷惑于一部坏作品。在人人都是评论家的时代，“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作者：赵明昊《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6日02版）
近日，北京四方兄弟搬家有限公司强迫交易罪案宣判。法院认为，该公司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害被害人的交易自由，因此对其法定代表人及部分员工做出了期限不等的有期徒刑判决，并处以相应罚金。
与搬家公司相关的案件引发关注不是偶然的，这大概与大多数公众都会经历搬家有关，它既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小事”，与之相关的新闻出现后，屡有声讨却始终难解。在一些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搬家行业的“顽疾”有多么让人头疼。
首先是价格套路太多、服务缺乏标准。实际上，四方公司的做法与大多数从业者并无不同，大致是先以低报价吸引客户、模糊合同内容，然后在服务过程中通过楼层费、超时费等诸多形式坐地起价，如有不从，就会出现“大晚上的，一个超过一米八的彪形大汉坐在我家”这种骇人情况发生。其次是监督缺失、久治无果。法院查明的四方公司犯罪事实达43起，其中不乏已经被行政处罚过的纠纷，但显然监管并没能阻止乱象继续发生。在曝光的该公司员工聊天记录中，甚至有“出了事情，你们最多在看守所待24小时，如
果待24小时能换来工人工资10000元左右，司机20000元左右，那个有啥子？”的狂妄言语。换句话说，当前对搬家行业的监管，没能让从业者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博弈中做出正确选择，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针对治理搬家行业存在的乱象的建议已有很多，包括制定行业规范、鼓励平台建设、完善监督政策，乃至约束网站竞价排名等举措，相信未来该服务行业会进入到一个健康有序发展的阶段，市场环境也会得到更多改善。但是，搬家行业乱象久治无果本身，还折射出我们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好那些对人民群众幸福感有较大影响的“小事”的重要性。
事实上，搬家公司违规违法、游走法律边缘的行为一直存在且时有发生，行业监督、行政监管乃至执法司法机关经常会做出相应处理。虽说这算不上“不作为”，不过效力欠佳却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不作为”。从社会治理层面来讲，这种不作为的后果，对恶行欠缺足够的惩罚，等于默许了市场主体所作的民事侵权行为，引起后来者不断效仿。民众或许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政府和相关机构履责不力，也意味着它们失去了应有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最终由社会治理者承担公信力和权威丧失的后果。
一些民众的“小事”，其有责机构之间往往权责交叉，是治理体系中的“城乡接合部”地带，因此，办好民众的“小事”，其实也正是考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及其高超的治理能力，不仅要能够处理大事，更要能够解决“小事”。面对当今社会诉讼成本高昂的现状，我们不可能总是把行业治理、制定规则乃至实现公平正义，全都推到法律层面去解决，依靠诉讼机制来化解经济社会上出现的众多矛盾纠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社会纠纷都提交到法院、急功近利地超负荷使用，第一个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司法本身。
因此，基层治理要保持对人民群众身边“小事”的敏感性，早发现、早解决纠纷。为市场主体和民众的特定行为建立稳定预期，同样需要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考之中。可以说，法治政府的建设，其意也在于通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不断地生长出新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并能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人心，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让普通人签订合同时不必心存惶恐，在寻求救济时不必非要旷日持久对簿公堂。
别让眼前的小事，最终变成急难愁盼的大事，从容放松就会是人们的生活常态。
作者：赵志疆《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6日02版）
近日，湖北襄阳、随州、孝感、武汉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局部降水量突破500毫米。其中，随州市柳林镇灾情最为严重。
对于各地各部门来说，安全度汛是一场不容有失的大考，不仅检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担当，而且考验着应急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在重视气象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机制的前提下，需要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防汛工作的重点，是摆在各地面前的首要任务。对于城市，从工作、上学时间的调整到公交地铁的运行，从地下管道的“体检”到公共设施的排查，城市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点点滴滴的细节之中，都是真真切切的民生。对于农村地区，排查各种水利设施运行状况，尽最大可能避免洪涝灾
害，理应成为减灾工作的重点。当下，正是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关键期，避免疫情和汛情叠加，才能避免次生灾害放大。因此，更需要未雨绸缪规划集中安置点，将人员安置预案做得更足一些，将后勤保障预案做得更细一些，将卫生防疫预案做得更严一些。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多地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在这场不容有失的战役中，只有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的每一步，才能备足预案提前量，打好防汛主动仗。
作者：张志明《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7日03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正是依靠不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建党、兴党、强党的辉煌历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伟大建党精神回答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课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岁月。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牺牲，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屡屡挫败警示，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奋斗实践中，伟大建党精神逐渐孕育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历史证明，只有建立一个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答的是怎么建成一个能够完成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民族复兴使命政党的永恒课题。这就要靠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我们党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确保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接着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我们党确立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不断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推向了21世纪。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着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走向深入。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明确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政治原则，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了全新的境界。
伟大建党精神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开端。正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和成功实践，才使我们党始终有能力有办法秉持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并接续形成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富有时代特征的革命精神。这一系列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不同历史任务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表现，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品质和鲜明的政治品格。
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增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继续保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论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形势和任务有多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不断以伟大建党精神砥砺自新，将其丰富内涵融入血脉，始终保持奋进姿态和奋斗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走好第二个一百年赶考之路，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康伟《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7日03版）
“流量”本是物理学专业名词，指的是“流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河、渠或管道某处横断面的量”，并无褒贬之义。进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在资本驱动、技术加持、平台共谋、粉丝狂欢等各方“合伙”“合力”之下，“流量”逐渐在舆论场中成为一个热词，直至“唯流量论”的出现使其走入死胡同。“唯流量论”带来的价值观混乱和市场乱象，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沉疴顽疾，为害甚广、甚大。因此，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不唯流量是从，不能
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可谓切中时弊、对症下药。
“唯流量论”的实质是“唯利润论”，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穿着“皇帝的新衣”的“拜金主义”化身。“唯流量”说到底就是“唯含金量”，是资本游戏的道具和手段。在“唯流量”游戏中，偶像成为资本套现的符号性“商品”。越是所谓“顶流”偶像，资本套现的回报率就越高。所以，偶像被千方百计打造成各种“金玉其外”的“人设”，成为“商品拜物教”中充满魔力的“商品”乃至“奢侈品”，吸睛无数，使其高居“注意力经济”顶端，带来巨大的套现能力。这种将经济标准置于首要位置，将政治的、思想的、艺术的标准放到次要位置甚至直接忽视的做法，不仅是健康的文艺评论要坚决反对的，更是社会各方面要坚决反对的。
文艺评论如何才能做到“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唯一的答案是：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他还强调：“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这就鲜明、深刻、辩证地提出了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流量并没有原罪，作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流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从数据层面反映了市场对文艺作品的认
可程度；但流量也不是绝对的“王牌”，当带着价值观扭曲、思想贫困、道德缺失、技术作弊等症候的巨大流量奔涌而来，其“流速”越大、“浪头”越高，危害就越大。流量与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相矛盾时，就必须服从正能量。
不为“流量”遮望眼，应该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基本功。文艺评论工作者要想不为“流量”，就必须增加综合素养的储量、提升文艺评论的质量、强化“剜烂苹果”的胆量、扩大社会影响的总量。要“不遮望眼”，不落入算法推荐等技术陷阱，善于辨识虚假流量、有害流量，并从专业出发“贬劣”，揭开其假面。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文艺评论的思想力、原创力、影响力，切实加强文艺评论的时代在场感，特别是“在网感”。文艺评论工作者既要坚守文艺批评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批评的独立价值，又要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量化指标，不断凸显文艺评论的专业性、科学性、权威性，让优秀文艺作品和优秀文艺家更具流动性、更具影响力、更具传播力，让正能量具有高流量，助力好的作品和好的文艺家拥有好的流量，成为“顶流”。
作者：萧放《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7日03版）
8月12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对非遗保护工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意见》对于今后非
遗保护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为非遗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求“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初具规模，启动实施了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养计划，开创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践，实施了手工艺非遗振兴工程、重视传统节日与民俗活动的生活传承。实现了非遗保护的制度化、体系化与工作常态化。非遗保护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与非遗工坊为乡村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助力。
此次新印发的《意见》，凸显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非遗保护工作的主导地位。对于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华文化立场的强调，这是新的变化与亮点，也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与特色，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初心与重大意义所在。
我们的非遗保护既要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公约的原则精神，同时也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确定我们的非遗保护目标与工作原则，提出了2025年与2035年两个阶段的目标与任务，任务具体、适度，目标明确、清晰，包括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完善保障措施等。
非遗保护传承目标中特别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要求。我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积累了丰
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多处于交融复合的共享状态，比如神话、传说、史诗、经典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内容与文化符号，它在培育中华民族族源意识、历史观、价值观与民族的共同审美情趣上，有着特别的精神聚合意义；在传统庆典、传统节日仪式、民俗活动等非遗项目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别的民俗生活时间，促进民族共同体成员进行物质、社会与精神交流，实现日常生活的融合。还有各族人民之间技艺类非遗的欣赏与交流，也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物质与情感保障。
《意见》对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与工作流程都有明确规定。强调对非遗当代价值的认知与利用，将其作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资源。强调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在国家重大战略中充分利用非遗资源，建立非遗保护协同机制，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加大对黄河流域丰富多样的非遗资源的传承利用，在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
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不过十几年时间，非遗保护传承理念的培育、传播与普通学校的非遗教育课程开设、专门非遗学科人才培养等，还有繁重的工作要做。要真正实现全社会对非遗保护传承的自觉，就必须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将非遗保护传承理念贯彻到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直至社会全人教育过程之中。
《意见》提出构建非遗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中小学开设非
遗特色课程，鼓励中小学依托非遗代表性项目设立特色传承基地。加强高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与博士点。在职业学校开设非遗保护专业和课程。加大非遗师资队伍培养力度，支持非遗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与科研。
作者：侯艺《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7日03版）
近日，江苏常州发布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轮岗制度”，要求流动范围之内的专任教师每6年须交流轮岗或支教一次。无独有偶，深圳社会建设领域的“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提出推行大学区招生和办学管理模式，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
可以看出，两地区的相关规定，其目的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如何做好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是长久以来困扰社会及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当前，社会上所形成的“学区房”等概念，均和义务教育学校息息相关。教育资源丰富的学校为家长所追捧，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学校自然就相对不受重视。并且，由于一些
学校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处在领跑位置，社会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也就远比新建校强，从而导致一些学校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越来越强，那些普通学校也就只能一直不温不火地发展下去。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也就是当前义务教育学校呈现马太效应——强校愈强，弱校愈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求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轮岗流动，并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给予制度保障，这不失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这意味着强校、优质校的师资有可能流动至教育资源相对欠缺的学校。名校师资本身自带光环，流动至其他学校后必然会带动一波入学潮，有助于获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扶持。而以名师的教学能力，也能够带出一批优质毕业生，从而提升普通学校的影响力，为普通学校引进优质人才提供了更多话语权和可能性。
此外，教师轮岗流动也意味着名师将出现在普通学校。一名好老师，不仅可以教出一批好学生，同样可以传帮带出一批好老师。教师职业不仅需要学识、耐心和努力，也需要有丰富经验的前辈指点迷津。名师的到来，也就意味着资源相对欠缺的学校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能够在名师的指点和带动下，迅速进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老师。这显然也是教师轮岗流动的积极意义所在。
当然，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轮岗还需更多政策上的支持与保障。资源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学校老师，其所掌握的教育资源较多，待遇通常较好。这些优质教师流动支持资源相对欠缺的学校，则需政策保障这一群体的待遇能够不低于过往。毕竟，当前义务教育学校由于教育资源差异，生源质量也会受此影响，而流动至普通学校的教师所要付出的精力
和努力将会更多。只有保障好参与轮岗教师的应有待遇，才能让这一群体不会有落差感，从而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义务教育工作中。
近些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教育体制改革，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让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青少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教育改革不会一蹴而就，任何有助于平衡教育资源的做法都应积极尝试。期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轮岗能够成为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的一个有力举措。
作者：李思辉《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7日03版）眼下正值“双减”政策下的第一个暑假，从校外培训负
担中解放出来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时间进行课外阅读。媒体报道，当家长们在眼花缭乱的童书市场上为孩子，尤其是为幼儿选书时，就会发现这不是件容易事。
经历过文化资源匮乏年代的人们，对书籍供应紧张、为借一本书跑几里甚至几十里地的苦楚记忆犹新。然而若干年之后，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眼下各大书城里，儿童读物琳琅满目、堆积如山，令人望而兴叹。“选择困难”一方面印证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化市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个如何选择好书、怎样把有限的阅读精力用在恰当地方的家长之惑。
儿童该读什么书？首先当然是适合他们的书。据统计，2020年我国童书市场有新书品种2万种，动销品种数则达
30万种之多，给孩子选书，既要适合他们的年龄特点，又要与其阅读能力相匹配——不同孩子的成长发育有快慢之别，认知能力也不完全一样，需要结合其特点进行有选择地阅读，这实际上是一项相对专业的工作。从威廉·麦加菲1836年开发出第一套分级阅读标准算起，儿童分级阅读在国外已有上百年历史。在我国，尽管部分出版机构也在进行分级探索，但总体而言分级方式还比较粗放。市面上大多数童书还没有进行明确的分级。借助专业力量，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童书分级阅读标准，将有助于缓解家长们的焦虑。
当下，家长们的选择焦虑也与市场上童书的良莠不齐有关。媒体曾调查发现，有的童书豁然展示血腥、暴力画面，有的直白描写自杀情节，有的出现低俗色情内容，等等。“儿童不宜”的童书虽然只是小部分，但增加了阅读的风险。近年来，有关部门持续打击问题童书、整顿童书市场，取得明显效果。但是，一些刊载不适合儿童的露骨情节的图书还不时出现，一些粗制滥造、题材和内容高度重复的出版物依然屡见不鲜。不论是从童书占到整个图书市场四分之一的体量看，还是就儿童作为需要特别呵护的读者群而言，加强对图书市场的整顿和监管，确保孩子们“开卷无毒”是最起码的要求。
历史上，曾有学者受邀为清华学子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深受欢迎。实际上，儿童读书也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指导书单。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一些儿童书单，但权威性、普遍性、市场认可度还远远没有达到社会预期。谁来指导儿童阅读，怎样确定权威书单，如何检验阅读效果等等，这些是中国家庭迫切求解的问题。有关部门、相关机
构、专业人士不妨聚合力量、开展研究，总结出一份权威书单来，这可能是成人社会送给孩子们的一份最好礼物。
哲人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指导儿童阅读，既需要书单指引，也需尊重兴趣偏好。今年暑假“双减”落地，减轻的是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开拓的是他们的阅读空间。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是历史、自然，科学、艺术，文化、哲学还是其他，图书馆里，孩子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博览群书、遨游书海，将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高瞻远瞩的宏大视野，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作
为“九个必须”之首提出来，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一重大问题，为坚持并不断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从以史为鉴看，四个“伟大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乎事业成败、关乎前途命运。近代以来在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失败的情势下，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以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近代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强大政治领导力，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够根据中国国情在探索中前行，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开创与推进，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创造四个“伟大成就”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和坚定的道路抉择。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强大思想引领力，使百年来党和人民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指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使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神谱系激励下奋勇前进，为创造四个“伟大成就”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群众组织力，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创造
四个“伟大成就”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磅礴的力量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焕发出强大社会号召力，使拥护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祖国统一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社会阶级、阶层群众及其政治力量代表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奋斗，为创造四个“伟大成就”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有力的社会支持。
从理论建构看，党的坚强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事业必须由先进的政党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把社会主义写入自己的纲领，中共一大党纲强调“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社会主义主张。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便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重任。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政治保证。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的坚强领导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社会主义事业历史发展进程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过程，创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中国社会主义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党和社会主义已高度融合在一起，党的坚强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已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党的领导越是坚强有力，社会主义事业越能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行；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兴旺发达，党的领导越是坚不可摧。
从开创未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梦想。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创造，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创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早日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政治保障。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掌握事业发展的主动，为实现伟大复兴把方向谋大局；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顽瘴痼疾开刀，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不断冲破思想束缚，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伟大复兴
定政策促改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伟大复兴聚民心汇伟力；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科学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勇于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为实现伟大复兴守底线防风险。
作者：成长春《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8日02版）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继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又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不协调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阶段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实现共同富裕，根本靠高质量发展，关键靠统筹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
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加注重资源均衡。共同富裕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先打破原有的平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因此要“做大蛋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推动政府与市场合作互补，让人口由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在宏观层面促进对流，已经成为一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策略。浙江针对山多、海岸线长的特点，围绕“八八战略”的部署，持续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成为发展最均衡最协调的省份之一。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彪炳千秋的对口支援，让经济发达或实力较强的区域对经济欠发达或实力较弱的区域实施援助的政策性行为（如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先富带动后富发挥了示范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市场在区域协调再升级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广东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北粤西产业一体化发展，江苏南北共建合作园区，推进飞地经济发展，国家引导长江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等等。这种“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协调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乡村振兴，难点在城乡均衡。推动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短板在乡村，“分好蛋糕”是重要标志。而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共同富裕必须抓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成果的
巩固，把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走向共同富裕。
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关键。差距大不大，老乡说了算。让农民在原有居住地，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实现“就地城市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低收入人口同其他群体的发展差距，切实解决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发展增收和民生困难问题。实现财富分配更加均衡，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优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共同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全面覆盖、更趋公平，从而让城乡均衡发展成为现实，为人民群众创造城乡共富的幸福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潜力在可持续发展，亮点在高品质生活。促进共同富裕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
要为子孙后代发展留下青山绿水蓝天、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就必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落实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保护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建设美丽乡村，
盘活美丽经济，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相统一，人文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美相协调，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共同富裕，让全球近1/5人口的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作者：王瑞华《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8日02版）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统计上海市20家豪华型酒店后发现，三分之一的网络平台预订价高于酒店门市价格。这无疑打破了消费者对于线上消费“便宜又省事儿”的传统印象。
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发展早期对用户和商家都是很友善的，对商家的抽成不高，对用户甚至是倒贴式的补贴，目的就是赢得用户和商家，战胜其他平台。作为企业，平台也要盈利，适当的抽成无可厚非。但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优势地位的形成，两边通吃的现象愈演愈烈。平台对商家的抽成越来越高，给用户的实惠越来越少，平台上的价格常常高于实体店，演变为一种“技术性牟利”。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烧钱大战而存活下来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资源，拥有了顶级流量，成了对用户和商家都有话语权的互联网巨头，就开始收割流量红利，“大数据杀熟”是较早进入民众视野的收割方式。互联网企业通过分析用户每一次消费记录，掌握用户的消费能
力、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熟客”反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支付了比“生客”更高的费用。某互联网出行巨头就曾被曝出，对于同一个时间的同一家酒店，经常出行账户显示的价格要比很少出行的账户价格高出不少。这种“技术性牟利”已成为一种大数据杀熟，涉嫌不正当获取、分析、利用用户数据。
从商业角度讲，“技术性牟利”是有些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短视行为，会在逐渐流失用户和商家中走向衰落。比如，面对网上订酒店价格高于门市价格的“技术性牟利”现象，用户会选择用脚投票、重返线下。而作为商家的酒店，难以忍受平台的压榨后，也会选择放弃在线旅游平台的营销渠道。
当然，消除“技术性牟利”，呼吁互联网平台企业“幡然醒悟”显然是不够的。有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于基业长青之“道”非常清楚，依然会为了眼前利益在“技术性牟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让互联网平台企业造福民众生活，法治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措施。
在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2021年5月至7月，相关部门共组织对12种常见类型、用户下载量大的1035款App开展专项检测评估，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351款App进行公开通报，对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的52款App依法依规采取下架处罚措施，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逐步减少。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依法查处平台企业的违规行为，才能重建良好的商业环境。
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伦理，愈演愈烈的“技术性牟利”，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商业伦理。消除“技术性牟利”，还需要加强舆论监督，让互联网平台企业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大众的监督，让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全方位的监督中，不断自我完善、保持向善初心。
作者：王丹《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8日02版）
日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学习与发展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硕士研究生中，超7成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该项调查还发现，当前超过半数的全国在读硕士生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
其实早在2019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报告就曾指出，经调查统计，2011年至2018年全国本科高校中第一代大学生比例始终在70%以上。如果考虑到近年来不断攀升的高考大学录取率以及持续的考研热与考研扩招等政策，那么“超7成研究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结论倒也并不令人意外。
“超7成研究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意味着，10名研究生中有至少7人是家庭乃至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尽管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作为子辈的他
们成功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流动。也许这些第一代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还将遭遇更多的考验和挑战，但从实现阶层跃升、阻断代际贫困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足以构成对“读书无用论”的否定。作为家庭乃至家族同代人中的第一个研究生，他们承载起了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就为更多出生底层的孩子摆脱原生环境束缚提供了激励和路径，而这个群体的稳定存在也成为透视国家教育公平的重要标尺。
作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群体的出现以及加速扩容，与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跨越过程几乎同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不断攀升，尤其是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多种定向招生计划的推出以及助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鸿沟，拓宽了文化、经济等资本不占优势的学生纵向流动的通道。从一些研究和现实来看，众多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的出现为他们的原生家庭带去了教育记忆，帮助同代家庭成员树立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还可以对原生家庭进行帮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内成员的入学机会和文化资本，客观上达到了教育扶贫的部分效果，这一点不容忽视。
诚然，由于原生家庭无法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乃至社会资本，这让他们在进入象牙塔后不得不直面更多的冲击和挑战，或在学业和就业中处于一定的劣势。其影响还可能延伸至未来的人生进程中，比如形成因害怕失败而不敢轻易尝试的自信不足和回避行为。不过，也要看到，这种原本被视作负面资源的东西恰也是他们获取驱动力的来源，至少在跨入大学校门前如此。
事实上，算不上好的家境，往往会激发他们改变命运的斗志，艰苦的生活体验和家庭的情感支持锻造了他们自制专一、坚韧不拔的品质和打破社会结构约束的勇气。考入北大的贫困女孩“感谢贫困”的发文刷屏，中科院博士黄国平“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的论文致谢引起万千和声，莫不是因为人们震撼于这种从劣势到优势的转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勇敢、创造与突破。
出身贫寒可能会带来出路狭窄，有限的家庭支持与风险承担可能会缩小他们的选择范围，市场化浪潮和文凭通胀危机的双面夹击可能会增加他们未来择业的不确定性……这是第一代大学生们在“教育公平”的叙事之外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过去，我们关注他们的在就读期间可能影响学习质量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心理健康、社会活动参与、职业规划辅导等，但现在，我们或许需要一种更具超越性和系统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规模不可谓不庞大的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为他们提供健全的社会支撑。
正如因“二本学生”田野调查而引发关注的学者黄灯所言，通过教育将他们培养为“确定的、有力量的人”，让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作者：张丰《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8日02版）
参加完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已经回国，但继续上了热搜。一段视频显示，在酒店隔离的全红婵，在上铺做着拉伸运动。另一位奥运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也有健身视频流出。她在酒店举桶装水锻炼臂力，把脚搭在一个箱子上练习腿部肌肉，还用绳子拉门把手来运动。这些视频令人震撼。
即便在隔离的时候，她们仍然在运动。这不是为了比赛而训练，而是她们已经养成了运动的习惯，过的是一种“自律生活”。很明显，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具备常人没有的天赋。但是，成功的运动员，往往又都极其自律，而这一点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学习。所谓自律，其实并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本身。当你抱着“不管如何我都必须做到”的想法，你所追求的就是形式了。不断重复，越来越乏味，开始怀疑自己，但是最终又会收获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到的快乐。这就是自律，它完全不需要他者的监督。每年年初，都有很多朋友立下flag：减肥，或者学习外语。但是到了年底，很少有人总结一下，自己定的目标是否能够完成。有调查显示，在立志减肥的人中，只有7%的人能够成功（而且不反弹）。人们最缺的不是“决心”和“方法”，而是真正自律的生活。对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来说，自律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减肥或者健身，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点自律，那是对自己的要求，你不为任何人也不为任何外在的考核，而对自己进行着某种隐秘的约束。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常“看到自我”，光是这一点，就受惠无穷了。
作者：王增福《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9日15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这既是我们党对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更是对迈向新目标途中恒守初心的庄严承诺。百年党史不仅是一部理论创新史、道路探索史、制度建构史、文化发展史，更是一部为了人民打江山、依靠人民守江山、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救国强国史、兴家立业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仍须风雨兼程、夙夜在公，继续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断回应追求美好生活的民心，促进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民生之基。
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所在。“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为践行初心，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翻雪山、过草地，从北伐到抗日、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浴血奋战28年，英勇牺牲并有名
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万人。共产党人在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带领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筑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践行初心，共产党人敢于承认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依靠人民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共产党人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治勇气，史无前例地推进自我革命，带领人民推动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从祖国北疆到西南边陲，29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在最艰苦的地方扎根，把脱贫责任扛在肩上、攻坚任务抓在手里，甚至将生命定格在扶贫一线，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人民幸福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并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追求并实现美好生活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百姓在三座大山残酷剥削压迫下陷入水深火热。但坚忍的中国人民始终不放弃对过好日子的向往。他们在悲惨屈辱中渐渐懂得，有国方有家、国安家才宁。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主心骨和领路人，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书写了一部战天斗地、可歌可泣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美好生活创造史。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人民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与日俱增，同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产生了更高更多元的需求。人民期待更高水平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希望工作更称心、环境更优美、社会更公正。在生存性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后产生了发展性、实现性需要，不仅对物质生活，更对精神和情感生活有了更高更个性化的需要。美好生活的内涵因时代在变，但追求美好生活的民心一直未变。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要将不变的初心与民心相连，精准识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勤为民
排忧、多为民纾困，在不断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企盼中做到与人民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生死相依。
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顺应了人民期待和时代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在新时代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社会矛盾，是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前进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所以，聚焦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解决新矛盾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上台阶、展新貌，既是顺应新时代历史趋势的必然之举，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新愿景的责任担当。为此，党要在新时代继续践行初心使命，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增进公平正义等战略安排，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所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两者提供了比过去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人民也更希望它们能有更实质性的进展，这既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上进阶的客观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此，要取得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仍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
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责为民所担；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在伟大实践中将我们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领导优势、战略优势充分释放出来。
美好生活，是民心所向、党心所系。从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改革时期，党始终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装在心中、落到实处。如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拼搏，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作者：盘和林《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9日15版）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7个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3.1%。今年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14.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1%、8.8%。包括医药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电子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为核心的多个行业都实现了大幅度的行业增长。
从增长动力来看，医药制造业增长主要体现在疫苗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内有着巨大的疫苗需求量，同时，中国疫
苗也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在设备制造业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生产方面工业机器人“换人”成为长期的趋势，而需求端的爆发使得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电子制造业领域，全球供应链因为疫情而停滞，中国供应链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半导体还是计算机亦或者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品，中国都承担了全球供应链保供的重要角色。在汽车制造业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领头羊，中国的汽车制造能力已经开始改变全球汽车业的格局，汽车产业通过新能源技术实现了弯道超车。
从这几大类的发展来看，疫情下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转是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此次高增长完全是全球需求共同拉动的。当然，借助此次疫情，也让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更加的稳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断巩固供应链地位，同时不断向高价值链端前行。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也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不管是高技术产业的认定还是税收费用的相关减免措施，国家不遗余力支持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去年，我国及时推出了新基建，通过全新的科技性政策投入，来拉动我国新经济业态，推动包括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诸多高端产品的需求，很好地奠定了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基础。
政策层面不仅仅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给予支持，同时在资本市场方面，也是尽力去满足高技术制造业的融资需求。2020年开始，包括疫苗、芯片、新能源电力、新能源汽车的投融资异常火爆，投资者对于这类行业的认可度很高，行业
内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估值也并不保守。通过推进资本市场注册制，未来高技术制造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将更加简便，资本市场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这些说明了我国在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其发展机遇是全民认可的。当前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总体来讲是成功的，特别是医疗、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方面更是发展迅猛。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卡脖子”技术方面，国内的企业也争先布局，毫无疑问，国产替代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升国内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水平。
当然，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还需在其他方面同步推进：其一，需要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保护，就难以运用权益意识去进行激励，私人收益过低，必然会降低投资积极性。其二，需要推进产学研融合。这里有三点，一是推动学院技术走出去，不要闭门造车；二是推动技术商用化落地，只有实现技术向价值的跳跃，才能鼓励更多的创新；三是推动专利技术走出去，以供给拉动需求，用需求刺激供给。其三，需要推进开放。海外需求是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而在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依然需要和其他国家联合来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开放是需要的，中国也了解开放的重要性。当前，在不少自贸区中，已经有很多的制度创新以促进高技术制造业的跨境合作。其四，需要推进数据和信息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但规范化和法治化对于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作者：李稻葵厉克奥博《光明日报》（2021年08月
19日15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奋斗目标。
那么如何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将共同富裕狭义理解为解决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论”，在认识上的误导性极大。因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发展绝不只是经济收入的提高，更本质和关键的是教育及健康水平、主观获得感等方面的提高。
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应该超越“唯收入论”，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上，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因素。共同富裕不能简单停留在收入平等上，而是要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一个相对平等的发展机遇，让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享有相对公平的条件，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使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提升获得感和满意度，最终要通过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实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共同富裕既要提供平等发展机会，又要安抚和援助社会竞争失利的地区和人群。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并不能必然带来满意度的提升。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初始发展条件存在明显差距，不同社会个体的认知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健康水平等方面存在客观差距，因此要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对社会竞争结果进行适当补偿的机制。
宏观来说，要客观承认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更加注重向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帮扶；微观来说，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和基层的困难群体，以及确实在认知水平和健康水平方面存在缺陷的弱势群体，要为其提供特殊的教育和健康服务，最大可能地补偿其先天的不足。同时也要为他们创造一条“新赛道”，大力宣传这些欠发达地区和这部分相对困难和弱势群体的奋斗精神，使他们能够通过努力获得自己的荣誉感。
第三，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可塑性以及可改革度，避免僵化性，坚决防止掉入“福利陷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体制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度，能够随着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而动态调整。
第四，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建设高效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政府与市场要同向发力，应该认真总结好宣传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共同富裕这一课题上，该原则同样适用。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引领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向，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税收制度、劳动用工等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立
法等方式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出台系列政策，来激励市场主体在共同富裕方面积极出策出力，调动市场的自发活力；此外，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地理特征各异，市场基础、法制环境、人力资源的发展不平衡，政府可以通过试点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约束。中央批准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探索，通过实践丰富共同富裕思想内涵，及时形成经验，向全社会复制推广，为其他地区的共同富裕之路找准方向、增添信心、作出示范。
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了大量的生产资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优势，也是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非金融类国有资产的总额已经超过GDP的两倍，如果将这些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提高1%，其总量超过全国每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额。因此，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也应聚焦如何有效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其回报率，使国有资产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也要立足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现实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相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既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能保护社会各界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长期
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为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奉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张川川《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9日15版）
近日有报道称，陆续有患者反映在生病住院后，病还没好就被医院要求转院，或者被要求办理出院再入院手续，即存在分解住院现象。对于患者来说，分解住院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不利于治疗康复。对于医保部门而言，医院通过分解住院增加收入，实际上是在骗取医保基金。正因为如此，分解住院是医保政策明令禁止的做法。
医院对患者实施分解住院，直接为了应对主责部门对相关指标的考核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在对医院服务质量进行考核时，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住院次均费用、病床周转率等均是重要考核指标，医院通过分解住院能够降低平均住院天数和次均费用，提高床位周转率。医保部门为了避免医院对患者过度诊疗，防止医保基金浪费，在医保支付方面往往也将平均住院天数作为考核因素。对于某些特殊病种，医保部门还会采用单病种费用包干的支付模式，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部分，医院自负盈亏，这也会刺激医院通过分解住院的方式降低次均住院费用。
既然分解住院是医院对上级主管部门考核要求的应对之策，那要从根本上解决分解住院问题，就必须搞清楚相关考核要求提出的初衷，即分解住院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与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不同，医疗服务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患者无法准确判断医院提供的诊疗服务是否恰当；另一方面，对于医保患者，作为医疗费用支付方之一的医保部门，也无法准确判断医院为患者提供的诊疗是否恰当。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过度医疗，即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了超过实际需求的诊断和治疗，医院或医生的创收冲动成了过度医疗实际发生的部分原因。
近年来陆续实施的医药分开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不断压缩医院的医疗服务收入，但是医院支出并没有下降，同时还要面临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的压力。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对公立医院特别是一些基层医院补贴不到位，医院的创收压力加大，使得医院和医生有很强的动机通过过度医疗创收。过度医疗加重了患者经济负担，浪费了医疗资源，还可能损害患者健康。主责部门将住院天数、次均费用等指标纳入考核，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过度医疗。
解决分解住院问题，首先要优化医院考核和医保支付方式，根据病种特点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程度，同时加强对分解住院的查处力度。不过，这些属于治标措施。任何考核方式都会激励医院和医生通过各种手段迎合考核和提高医保收入，其中难免有违规行为发生，分解住院、挂床住院、推诿重症医保患者莫不如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须标本兼
治，努力减少医疗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医院和医生的创收压力。
一是加强医疗服务信息披露和培育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一方面，通过完善的信息披露，使患者尽可能多获取医院和医生医疗服务质量信息；另一方面，要防止医疗资源向少数医院集中，塑造竞争充分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使患者能够根据掌握的医疗服务质量信息，在诸多的医疗机构之间进行选择，通过竞争机制对医院和医生行为形成约束。
二是在患者、医院和主责部门三方之间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患者在就医过程中遇到医院、医生有违规行为能够及时向主责部门反映；医院或医生因病施治、合理施治而与监管考核要求发生冲突的，可以向主责部门做出解释或申诉。主责部门对医院的监管考核，在坚守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也应当根据医院的反馈意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克服教条主义。
三是加强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并向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倾斜。政府投入不足，且过度集中到少数大型公立医院，导致基层医院不得不靠自行创收维持运转。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发展重硬件投入，财政投入主要被用于基建和设备购置，对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医院只能通过创收解决医生薪酬待遇问题。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创收冲动，宜疏不宜堵。
作者：王明玉《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9日15版）
他们不是超人，却用仁心、爱心和真心，守护健康、点亮生命。8月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白衣天使”们理应收到一声声“感谢”！
从数十年扎根基层为高龄老人治病，到无影灯下十几个小时救治患者，再到战“疫”一线不眠不休守护生命……长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披星戴月，只因心中敬佑。“你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他们诠释了医者仁心，彰显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对医师的职业认同已扎根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越来越多年轻人将成为医师作为目标。医师忘我奉献、全力以赴的形象可爱又可敬，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崇拜他们，更想成为他们，这是榜样的力量，更是精神的引领。“妈妈上班忙总不在家，我告诉自己以后一定不当医生。可是当看到她在抗疫一线，看似柔弱竟然那么勇毅，突然很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医生！”一位医生女儿的话说到人们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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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10930：《光明日报》评论汇编（6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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