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227：党史故事汇编278篇53万字

党史故事汇编27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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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走廊”：连接延安的红色生命线

昌邑地处山东半岛西北部，是连接胶东和内陆腹地之咽喉，自古就有“胶潍走廊”之称。抗日战争期间，党在山东昌邑、潍县、寿光三县北部开辟了东起胶莱河、西至寿光县东北部榆树园子村，主体为昌潍根据地、中心在昌北的“渤海走廊”，架起了胶东根据地、沂蒙根据地和延安往来的“红色生命线”。

“渤海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

全面抗战开始后，山东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发动武装斗争，加快各根据地建设，在齐鲁大地逐步创建了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反复“扫荡”“蚕食”下，夹缝中生存的根据地相距较远、联系困难，还没有连成一片并且不巩固，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线，方便在军事上互相援助支持。同时，地处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作为全省军事政治中心却相对封闭、地瘠人贫，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在那个时期经费也异常紧张，而胶东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特别是山东招远是当时全国黄金的主产区，登、莱两州黄金产量更是占全国总产量的89％，胶东地区的财力、物资恰是省委和党中央所急需的战略资源，建立秘密输送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尽快打通“渤海走廊”，畅通胶东与鲁中、清河之间的联系。此后，在清河、胶东区委和山东分局关注支持下，随着党政军建设的加强，“渤海走廊”逐渐建立起来。

保卫“渤海走廊”开展的伟大斗争

“渤海走廊”开辟创建于最为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我英勇的昌邑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确保了“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

一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昌邑是山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抗战前一年成立县委。抗战开始后，在中共鲁东工委领导下，昌邑发动了著名的瓦城起义，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后与第八支队合编后东征西战，为巩固、形成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显著作用。“渤海走廊”形成后，胶东、清河以及后来的渤海区委高度重视昌邑党的建设。到1942年，全县已在19个乡、34个村建立党支部，党员总数1043人。无论敌人多么残暴、形势多么严峻，这些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从1940至1943年，昌邑先后重建改建了7次县委，包括第一任县委书记张智忠、副书记王炳亮等在内的十几名党的领导干部光荣牺牲。正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了光辉形象、播撒了革命火种，使他们在保卫“渤海走廊”中看到了希望、感到了力量，坚定了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行动。

二是广泛发动武装斗争。当时我党政军民面对的是数倍甚至十几倍力量的敌人，“渤海走廊”沿线基本上是一望无际、毫无遮掩的盐碱海滩。就是在这种敌强我弱、地形不利的条件下，我英雄的党政军民遵循人民战争思想，创造性地开展了以改造地形、健全情报网络、伏击歼敌、围困据点、破坏敌人设施、反伪化、反奸特和瓦解日伪等形式为主的对敌斗争。在渤海湾畔的柽柳林里、胶潍平原的青纱帐里，我抗战军民与日伪顽斗智斗勇，走廊沿线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险象环生、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他们发动群众在开阔地带大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形成主干沟和干支沟相通、村与村相连的战地交通网，挫败了敌人的“长途奔袭”战术。他们把情报工作做到敌人的司令部，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了被动应敌的局面。他们组成一个个游击小组，化装渗透、隐蔽出击，锄除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他们主动利用地形地物，设伏蹲点、突然攻击，痛歼下乡“扫荡”的日伪顽，并创造了以小股武装力量一次伏击战俘虏2名日军，和依靠民兵力量生擒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敌飞行员山田井马的战例，在当时军区部队引起极大轰动。

三是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在保卫“渤海走廊”的伟大斗争中，昌北开展民主选举，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庄户汉”第一次行使权利，选出自己信赖的区长、乡长、村长。开展经济互助、发动减租减息，实行开荒种田，增加群众收入。通过文化宣传、组织妇女“识字班”、军民“冬学”运动，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在党的号召下，第一次有秩序、有纪律地组织起来，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支持并保卫“渤海走廊”。在一次次保卫战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无遮无掩的荒凉海滩上化身一片片“青纱帐”，年迈老人、儿童团团员、基干民兵等踊跃上阵，誓死护卫过往干部、战略物资。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以极大热情全力支援前线，他们自发给部队送给养、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竭尽全力做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在他们背后，是一场场感人至深、引人泪目的生动情景：有甘冒生命危险一个月护送抗日部队和干部达20多次的抗战堡垒村，有“一门四英”“一门五英”甚至“一门六英”的革命家庭，有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掩护干部转移的大娘，有连续几天几夜摇橹划桨护送过往部队却分文不取的潍河老船工，有宁愿自己睡凉地也要让战士睡热炕头的年迈老大爷……正是这些千千万万最普通的人民群众，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渤海走廊”的地位作用

“渤海走廊”长约120里、宽约10里，像一条带子，东西两头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胶东与鲁中的另一条通道“滨海通道”被日伪军切断后，直到1943年，“渤海走廊”一度成为“敌必攻、我必守”的胶东通往清河、进而转去鲁中的唯一通道。在那段极为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护送过往干部、协助跨区调兵、密运战略物资三大历史作用，为山东和全国全面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批示、文件、情报从这里来往通过。据考证仅1940至1943年，就护送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2400余人，传送各种文件、信函、情报300余件，使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抗战指示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在政治上保证了胶东、清河与山东分局和党中央的联系。

二是保证了胶东与清河、鲁中之间的跨区调兵。经“渤海走廊”自西向东行进的部队有力支援了胶东地区，使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加强；而自东向西行进的胶东部队也为清河根据地输送了有生力量，尤其是到解放战争期间，胶东部队通过走廊直接参与到潍县战役、孟良崮战役、张店和周村战役乃至济南战役，为山东抗战和解放战争决战决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密送了大量的黄金、药品、军火等战略物资。面对长期抗战中我党政军经济生活异常困难的严峻形势，“渤海走廊”沿途军民义无反顾担负起密送棉花、粮食、药品、武器弹药、食盐等战略物资特别是护送黄金的重任，在经济上保证了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作战、生产和生活需要。其中从胶东招远经“渤海走廊”送到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黄金约16万两，无一两丢失、无一人携金叛逃，有13万两安全转送延安，为困境中的党中央解了燃眉之急。

“打老虎”始于何时

在党史上，“老虎”指的是较大的贪污分子。“打老虎”指的是严肃惩处一些大贪污犯。从我党历史发展来看，“打老虎”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其中，“打虎”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1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教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错误认识。1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三反”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华北军区政治部一名副科长兼任电影院的经理后，两年多来贪污灯片费、包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1.2669亿多元（相当于现在1.2万多元）。1月21日，这名副科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军法处严惩。到2月5日，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老虎”108只、小“老虎”649只，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在“打虎”过程中，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严格检查核实，实事求是甄别，“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并举。

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审判程序。

“地震英雄”和贵华：不惧生死勇救3名儿童

新华社昆明11月29日电（记者字强）1996年2月3日，云南省丽江、迪庆交界处发生7级大地震。23年过去了，在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中镌刻着一位英雄的名字——和贵华。生死瞬间，他用年轻的生命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3名儿童，自己却壮烈牺牲。

和贵华，纳西族，中共党员，1964年11月出生，1982年7月从云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丽江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一级警司。

14年从警生涯，和贵华从普通民警到副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长，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他出生入死，常年超负荷地忘我工作，特别是担任刑警队长后，不顾身患疾病，顽强地带领民警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刑警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曾荣立三等功，还被人们誉为“神探”。

1996年2月3日晚，和贵华到丽江县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大案件。傍晚19时许，和贵华正在一位村民家了解情况。突然间，大地猛烈震动起来，房屋不断颤抖，围墙纷纷倒塌。

“地震了！”和贵华凭着职业养成的敏捷反应，迅速跨越到院子中的安全地带。村民也纷纷往院子里跑。和贵华猛一回头发现，在屋子里玩游戏的3个小孩不知所措，吓得哇哇直哭。没有片刻犹豫，也没有呼喊，和贵华转身就向屋里冲去，双手搂挟着两个小孩，顺势甩到了院中。此时，房屋正加速倾斜。

面对死神的威胁，和贵华没有任何迟疑，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最后一个小孩，周围的群众惊呆了，大声叫道：“别进去，房子倒了！”和贵华义无反顾，冲进屋里，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用身体挡住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可刚迈出两步，伴随着一声巨响，两层楼高的房屋倒塌了，和贵华本能地弓腰把孩子护在自己的身下，倒塌的梁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顷刻间，他被埋在废墟之中。

村民们呼喊着和贵华的名字，冒着余震危险，搬走瓦砾，挪开柱子，把和贵华抬了出来。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只是手上擦破了一点皮。和贵华则口吐鲜血，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遇到危险，别人可以退，我们人民警察不能退；即使需要我们去牺牲，我们也要勇于献身。”这是和贵华曾经跟战友说过的话，他用英勇举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96年3月7日，和贵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被云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97年，和贵华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时光飞逝，每次提到丽江大地震，人们都会想起英雄和贵华。沧海桑田，英雄曾经奋战过的这片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玉龙雪山脚下，旧貌换新颜，城乡都建起了牢固的砖瓦房，英雄用自己生命救出的小孩如今已成家立业，生活在幸福美好的新时代。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57年10月，苏联将一颗名为“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宣告了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紧随其后，1958年1月，美国成功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地球预定轨道。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准确进入预定地球轨道，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也掀开了中国向浩瀚宇宙进军的璀璨篇章。

“东方红一号”卫星也与核弹、导弹一起，被称为“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亲历者说

戚发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

随着卫星设计方案的不断修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已经从起初的150公斤，增加到173公斤。不仅如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必须达到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即“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当时，国外严密封锁，研制人员不要说完整的资料，就是卫星样品也没看到过，基本的研制条件更不具备。

拿实现“听得到”来说，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有很大难度。考虑到地面的元器件没有经过上天考验，研制人员以高稳定度的6个音源振荡器代替“音键”，用程控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发音，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确保“东方红一号”奏出了《东方红》。

我们在地面上直接听不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的乐曲，需要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天线发送、地面站的接收，再由电台转播。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后，拉杆式的短波天线必须展开，才能确保《东方红》乐曲信号被地面站接收到。

要确保天线在太空高速旋转状态下顺利展开，对于当时的研制团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来做仿真模拟，只能完全依靠地面试验。多次失败，大家没有气馁，在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带领下，研制团队对天线结构作了重新设计和改进，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不仅要干出来，更要干好，确保成功”是当时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真实写照。通过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攻克了一个个不可能，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运行了24天，不仅顺利通过了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更圆满完成了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与此同时，由于“东方红一号”重量超过了前4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总和，中国卫星更创造了人类航天史上新的纪录。

知识链接

我国空间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68年到1977年的起航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在探索中实现了初步突破，相继将“东方红一号”卫星、“实践一号”卫星等送上太空，拉开了宇航各领域筑基的序幕。

1977年到1986年的耕耘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实现了从试验到实用的转变，研制的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返回式系列卫星等相继成功发射。

1986年到1999年的提速阶段，引领我国空间技术全面转入工程应用。科学探测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传输型遥感卫星等多个卫星系列和领域先后形成。与此同时，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第一代导航卫星也进入了研制阶段。

1999年至今，我国空间技术进入了实现重大突破的攻坚期。中国航天人拉开了北斗导航全球系统建设大幕，创造了神舟五号和嫦娥一号两项中国航天新的里程碑业绩，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圆满完成第一、二步任务目标；高分系列卫星相继发射和投入使用，我国空间分辨率迈进亚米级时代。

参观贴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老厂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3号）竖立着一块“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地”的纪念碑，这里曾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结构件研制的主战场。在这里，老一辈航天人克服艰苦条件，攻克了大面积镀金、仪器舱罩焊接等一项项技术难题。2018年，厂区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

“儿童军”：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于1932年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34岁，韩先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20岁上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是一支年青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急令第40军第44师在老河口（今光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着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陕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克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

鄂豫陕省委审时度势，于1935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26、27军会合，以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能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把自以为是“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月，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了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1936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惧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永宁山，取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的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赞扬“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中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模范团政委”杨崇元

在江苏六合的横梁初级中学，一进校门的醒目位置矗立着一座铜像，学生们进出校门时都能看到面带笑容的“他”。

他就是杨崇元，1947年出生于江苏六合。1968年3月应征入伍，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干事、政治教导员、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委员等职。上校军衔。他热爱部队，忠于职守，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

1986年8月，刚从国防大学毕业的杨崇元调到基础较差的某炮兵团任政治委员。在全团军人大会上，杨崇元将创建“廉洁、公道、求实”的先进团党委的措施公布于众，请大家监督执行，并表示：“我是团党委书记，理应做标杆，我做不到先挨板子。”

杨崇元说到做到，他团结和带领党委班子，齐心协力抓部队建设；管理干部坚持原则，祛邪扶正，赏罚严明；平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部队建设的实际及时解决问题。他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担任政委两年多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研究三百多天，其中在连队蹲点一百多天。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一班人”顽强拼搏，为改变所在部队面貌作出了贡献。

1987年，杨崇元带领全团在师和集团军组织的考核中夺得7项第一，他和团长被集团军党委评为“一对好主官”。1988年，他所在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团党委。杨崇元具有许多与焦裕禄相同的宝贵精神，官兵赞誉他是“军中焦裕禄”，党委一班人称赞他是“廉洁奉公的好班长”。

1988年11月，杨崇元在连队蹲点时，糖尿病病情加重。结束蹲点回机关后，他继续坚持抱病撰写文章，布置年终工作总结。12月29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不要向组织提个人要求。1989年1月1日，杨崇元病逝，时年42岁。

1990年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追授杨崇元“模范团政委”荣誉称号。

“崇元精神”是杨崇元留给家乡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纪念他，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黄中村正在建设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在未来形成以红色军旅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为特色的教育基地。横梁街道黄中村委会副主任黄承红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在党员活动日邀请村里的老人来讲述杨崇元的事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把他的先进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后人记住他，并向他学习。”

“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党的骆驼任弼时

作者：毛胜

说起任弼时，人们通常会想起他的“骆驼精神”。这是任弼时英年早逝后，叶剑英有感于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品格，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是党和人民的骆驼，而且是初心不改的骆驼。

无论是为民族谋复兴，还是为人民谋幸福，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1914年秋，任弼时升入初等小学四年级。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中，他以《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为题，写道：“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是也。若夫为士者，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在百余字的篇幅中，任弼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志向，都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鞭策。

1948年10月，任弼时给女儿任远志写信。信中写道：“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

事实上，为党和人民勤劳工作，正是任弼时一生的追求。他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原则，长期抱病工作。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的戴镜元后来回忆说：1947年9月，他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向周恩来、任弼时汇报工作，“他俩每天下午3时至8时听取我们的汇报。连续工作5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和我们一起研究机要通讯情报保密等问题的方针、原则，甚至工作细节。直到10月底，30多天除了中央有急事，每天如此”，“当时弼时同志身体就很不好了，血压很高，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二局工作，他非常认真细致，一尺一码，一丝不苟，还亲自和我一起手工作业，一直到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止”。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连续工作到深夜，休息前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5日。他完全没有想到，这天清晨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7日，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破五”之后举行入城式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

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都市。

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傅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十三兵团所属第四十一军。

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所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一二一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

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因为交接防务和入城式并非一天，后来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著名的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并非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时拍摄的，而是一个月后重新组织补拍的。甚至说，纪录片中北平民众激动热烈的场面都是后来组织的。

为了弄清这段史实，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人到北京档案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查走访，当问到《北平入城式》是否为组织补拍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组织拍摄的，它是真实的，是当时摄影师亲自拍摄的！为此，有关人员通过《北平入城式》职员表，找到了几位尚健在的当时参与拍摄的摄影师，还采访了四位当年站在北京街头迎接解放军的北京八中的学生，以及当年坐上坦克的学生和在街头秧歌队的市民……多方证实，《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是以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主摄制的，拍摄时间就是2月3日解放军入城式当天，所有部队行进、群众欢迎场面都是真实的！

不过，北平入城式的确曾经补拍过，但补拍的人不是中国摄影师，而是苏联人。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的一个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合拍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彩色纪录片，主要讲述解放战争的过程，内容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苏联人没能赶上拍摄，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大量镜头也不能用，因为都是黑白的。于是就需要补拍一些镜头，包括北平、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入城式。补拍内容后来进入到中苏合拍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求达于真理”：李大钊的干部教育观

李大钊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革命实践队伍的引导和教育，在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为中国革命成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领袖人物。

宣传演讲，用革命思想宣传教育干部

李大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抽出时间去校园、赴厂矿、走基层，倾力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17年，天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了“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听众热情极高。191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到会讲演，讲题是“庶民的胜利”。1922年9月3日，他应邀在中华职业学校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讲，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4月，他又于复旦大学演说“史学与哲学”。这年4月至11月，在上海大学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么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员的欢迎。

聆听过李大钊演讲的人，都会被李大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导深深打动。陈毅称李大钊“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林伯渠说李大钊“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毛泽东对李大钊更是感佩有加，称他是“真正的老师”。

讲坛授课，引导青年骨干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重视在讲堂上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女高师等校任教期间，他利用合法讲坛系统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系开“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社会主义”课。在政治系与陈启修教授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他所讲授的“唯物史观”“社会运动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学”“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内容，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课题。

当时，李大钊在青年中的声望极高，许多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不少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向他求教。他总是认真热情诚恳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启发勉励他们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加入劳工团体”，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同时，告诫他们什么是理想、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怎样才能“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如薄一波、李楚离、方仲如、杨一辰等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组建社团，使之成为教育干部的摇篮

当时的青年社团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非常注重在社团活动这个平台上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努力推动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7人发起，历时7年、有100多位会员，其中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酝酿成立“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李大钊是顾问，多次举办专题研究、学术演讲、辩论会等，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

此外，还有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众多社团。李大钊和这些群体结合在一起，凭借其教授和导师的职位，以文会友，奋发探索，指导这些群体活动，给这些群体以深刻影响。李大钊就是通过和北大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识精英的组聚与散射，成倍量地放出了光和热，成为一代青年的导师和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1949年进北京看到古都城垣时，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领导党校，培养教育干部投身革命实践

1920年12月初，北京党组织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校址在长辛店镇大街祠堂口1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李大钊是到学校授课的主要教师之一。在劳动补习学校，老师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1924年前后，李大钊深感培训干部的重要和紧迫。12月，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回到北京，便与北京党组织的赵世炎、彭健华同志商议，决定成立一所党校，对外公开注册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会后向中央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请派罗亦农主持工作。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25年秋冬时节，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北方区委党校成立，李大钊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论述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与党校之任务，勉励学员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此外，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训练班，参加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李大钊在培训班上讲了农民问题。他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推动举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在天津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习学校。这些举措，对于培养教育干部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确实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培养领导人才的初衷，推动了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选派学习，注重提高工农和军事干部本领

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有志青年离开家庭和父母到劳动群众中去锤炼自己。同时，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灌输到社会里面，即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他恳切地对青年指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特别在他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期间，曾派遣青年党员到基层去深入民众，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也教育和锻炼了一批适应革命需要的骨干和领袖。

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委支援南方革命，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很多干部被选派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农讲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等地学习政治理论，有50多名共产党员被选送到黄埔军校学习，还有一些干部被委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张家口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军事，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建党建军人才，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打下了根基。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李大钊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襟怀、以“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以“求达于真理”的教育风范，为党的干部教育培养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正如XJP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铁肩膀”扛起“铁担当”

胡华先（1908年—1984年），江西瑞昌武蛟乡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瑞昌码头区农业生产互助组组长、武蛟大桥村党支部书记、大桥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华先带领武蛟乡大桥人凭借着“两个肩膀一双手，一支扁担两个筐”，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改进栽培技术，铸就了享誉全国的“铁肩膀精神”，昔日大桥村旧貌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桥村四周尽是荒湖、荒山，每年春夏之交，长江、赤湖顶托南阳河水，十年九涝，地势高处的旱地又全部都是红壤，农作物产量极低，再加上全村耕地面积总共不到500亩，大多数村民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如何改变现状？这成了胡华先的一块心病。

“只要有决心，黄土变成金。”1953年冬，刚当选大桥村党支部书记的胡华先便带领全体社员冒着严寒到杨泗岭开荒，40天开垦出40亩荒地，这也让大家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增强了干事创业的勇气和信心。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大桥人披荆斩棘、南征北战，开辟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在丁家山、大石岭、南山脚等16个红壤山岗开出荒地300余亩，在裤脚湖、车马湖等17个湖汊开出荒地200余亩，使得耕地面积突破1000亩。1955年至1960年，大桥人又在上游官田湖垦荒600余亩。到1963年，大桥人硬是凭着“一把锄头，战天斗地”，将耕地面积扩大到1700余亩，由此，彻底改变了原先人多地少的状况。

耕地有了，怎样提高农作物产量成了又一道难题。大桥的耕地九成以上是红壤类型的红黄泥土和黄沙土，土层瘦薄，种植棉花的年份，即使风调雨顺，每亩也不过三四十斤的产量，要想改变不是易事。

大桥冬季湖滩上有挑不完的湖泥，夏季湖水里有捞不完的湖草，这些都是最好的有机肥料。1954年，一场洪水过后，胡华先便发动社员们开始了捞湖草湖泥工作，湖泥改变土壤有机质含量，湖草则用来覆盖棉田，保湿追肥，这一年，皮棉单产提高到每亩84斤，大灾之年的产量竟大大超过了往年。1957年，胡华先荣获“全国植棉模范”称号。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大桥人一直将冬天挑湖泥、夏天捞湖草的习惯保持了下来，他们把20余万担湖泥和30余万担湖草挑上红壤山岗，全乡三分之二的棉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中上水平。大桥，也由一个地瘠人穷的苦地方，变成了以棉花为主的粮棉兼作区。

在带领大桥人摆脱缺地少粮的困境之后，胡华先又开始钻研科学种田技术。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他开始试行棉、麦等行点播套种，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胡华先没有放弃，之后，他又开展了持续数年的实验，终于摸索出将棉花前作小麦由薄行点播，改为宽窄行条播的方法，并坚持棉籽“四合一”拌种下地，创造了“麦林四边”和“麦收六抢”整套管理经验，解决了棉麦争阳光肥料的问题，保证了棉麦双熟、双高产。1963年，大桥大队全面推广这一经验后，实现了棉花亩产118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小麦亩产也达到了186斤的高产量。

大桥人的妙招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农业专家前来参观学习，《江西日报》《解放日报》先后于头版刊登“铁肩膀大桥”的长篇通讯，介绍大桥改造红壤土的经验，高度评价大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如今，胡华先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膀，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精神永远被人们传颂。（夏梦）

“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写下的小诗。

■为狱中的难友送面条，散发“狱中挺进报”，让革命之火在狱中燎原……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也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力量。

“您就是宋社长（宋绮云1941年8月被捕前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太太徐林侠吧？”1941年11月的一天，西安市郊外的一所民房外，一名带着鸭舌帽的男子对面前的女子说。

“先生是？”女子疑惑地问道。“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说着，这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待看到信上写的那几个字时，女子赶紧追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亲自来？”

“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麻烦您亲自走一趟，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等您。”说完这句话，男子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那名女子就是曾担任中共江苏邳县县委委员、妇女委员的徐林侠，那名男子则是国民党特务。第二天，徐林侠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7月8日，站在红岩魂陈列馆“小萝卜头”肖像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给重庆日报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

监狱里成长起来的谦谦少年

据史料记载，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1926年10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此学习期间，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宋振中的母亲徐林侠同样在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192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并在1941年生下幼子宋振中。

“虽然在襁褓中就不幸被捕，但徐林侠却从没忽视对宋振中的教育。”王浩说，她经常给幼小的宋振中讲革命故事，让他从小就拥有正确的善恶是非观念。

在徐林侠的教育下，宋振中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据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浦回忆，1947年胡被抓进白公馆后，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糟糕的牢饭，只能躺在阴暗的地铺上，两天都不能动弹。当时仅7岁的宋振中从门缝里看见这种情况后，告诉了徐林侠。徐林侠遂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挂面，下了一大碗，让宋振中给胡春浦送来。

这样的行为让胡春浦十分感动，在写给宋振中家人的信中，他曾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狱中党组织的小交通员

红岩魂纪念馆内，“小萝卜头”塑像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眉眼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

“宋振中对外面的渴望不仅是希望自己能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奔跑，更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在课堂内学习。”王浩说。

原来，随着宋振中的成长，宋绮云和徐林侠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外出读书，但这个要求却被狱方断然拒绝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宋振中所在的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后，决定采用绝食和罢工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狱方终于答应让宋振中在监狱内接受教育，并指派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担任他的老师。

据史料记载，从1947年底到宋振中牺牲，他一直都在黄显声处学习文化。“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显声不仅给‘小萝卜头’讲地理，告诉他中国有多大，还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让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认识。”王浩说。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宋振中还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成为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为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据史料记载，从息烽监狱转到白公馆监狱后不久，宋振中结识了同被囚禁于此的陈然。在了解陈然的经历后，宋振中帮助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把黄显声将军摘录的消息提供给他，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由宋振中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也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它们的存在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为父亲传递给狱友的序文

在红岩魂陈列馆，记者看到一封特别的书信，这封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的书信为宋绮云所写，全文共1400多字。整篇书信不仅文辞优美，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还通过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黑暗，表现了作者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封书信为宋绮云在1947年所写，原件收藏在宋振中哥哥宋振镛在北京的家中，红岩魂陈列馆展出了这篇序文的复制件。”王浩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毕业生。

宋绮云为什么会和他们有关系呢？据史料记载，梅含章等人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关押在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宋绮云见状，先是以同乡的身份接近，再通过关心他们生活起居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据《红岩春秋》记载，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梅含章深受蒋影响，拥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又因正当壮年，却遭遇牢狱之灾，常自叹前途暗淡，焦虑不安。宋绮云在和他成为朋友后，通过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驳斥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欺骗性，逐渐让梅含章等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倾向革命。

1947年3月，王凤起、梅含章等人收到家书，得知陈诚正在南京解救他们，不久将得到释放。当宋绮云得知6人将被释放的消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宋绮云意识到，梅含章等人获释，是一大幸事，如果稍加引导，能让他们走上为大众谋解放的道路。

当夜，宋绮云分别给6人写诗留念，除了给梅含章写了一首长诗外，还特意书写《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一文，让宋振中送给梅含章等人。“宋绮云在文中提到‘愿效贡公之喜’，意思是愿意像西汉贡禹那样，为朋友能出狱而高兴，文末的‘日之升矣，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体现了宋绮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王浩说。

梅含章收到宋振中送来的诗文后，仔细阅读，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一诗回赠宋绮云：“牢里相处亲又亲，共话肺腑期有成；临别千言铭座右，誓将热血报知音。”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履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例如梅含章不仅协助策动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等职，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面对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之时，写下的小诗。”王浩说，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特殊的战场上，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雪枫史馆”焕发新颜

特约记者相双喜王钰凯特约通讯员李灰懿

官兵在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特战八连官兵结合连队纪念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驻地学校师生参观史馆。鲁小博、王展鹏摄

建成26年的第76集团军某旅“雪枫史馆”，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翻建。这个以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来陆续迎来了千余名军内外参观者。

作为“雪枫史馆”翻建前的解说员，29岁的中尉公铭曾在老史馆向部队官兵、驻地中小学生、党政机关领导等参观者进行过解说。他对这个军史陈列馆很熟悉，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作为史馆的重建者参与其中。

2019年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师旅团部队有场馆依托的，结合实际改陈布展，与军史长廊、荣誉墙建设统筹搞好利用。

新时代的军史陈列馆该怎么建、如何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雪枫史馆”经历了难忘的翻建改造与探索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设者们找到了答案。

挖掘尘封已久的老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

“雪枫史馆”的翻建计划，曾在2015年就被列入旅里的“十三五”规划。但由于处于改革调整期，政策、经费、人员不明确，翻建计划迟迟无法实施。

直到《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下发，旅史办公室成立，专项人员组成，工程开始启动。

“我们像是被时代推着，得马不停蹄地动起来，让史馆‘重生’。”旅史办公室负责人、上尉陈萌说。但怎么建？她还没有明晰的思路。

对此，旅政委魏银建给出的建议是，“先去参观见学”。

陈萌参观了5家军内顶尖的军旅级史馆，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用故事呈现历史——通过鲜活的故事打动人，让史料、文物“活”起来。

对于这个观点，公铭非常认同。担任解说员时，就有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妻子林颖过生日时，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曾赠送给她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我们忠诚坦白之于爱，正如我们忠诚坦白之于党。”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爱情！”公铭感慨，它展现了彭雪枫将军的另一面——和普通官兵一样，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忠诚。

陈萌说：“现在的官兵都喜欢听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就有了吸引力。”然而在老史馆中，这样能打动人的故事并没有多少。

于是，陈萌决定再进行一次外出寻访，重走一遍征战路，挖掘尘封已久的老故事。

根据旅史记载，部队曾征战豫皖苏浙鲁。她计划，在这5个省找到所有与部队历史相关的展览馆、纪念馆，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与当地同行建立联系。

在从河南夏邑到安徽新兴集的路上，陈萌意外地路过旅史中记载的“新新沟”。上世纪40年代，彭雪枫曾带领新四军官兵在当地驻扎。为了解决夏季的洪涝灾害，官兵协助地方修筑了“新四沟”和“雪枫沟”，后来合称为“新新沟”。

这组排水沟长10余公里，时隔近80年，依旧是当地疏导洪水、灌溉农田的重要水利工程。在“雪枫史馆”里存放的一张当年的《拂晓报》上，还记载着修筑水沟、构筑堤坝的情景。

随着“新新沟”被发现，陈萌将一路走来遇到的“雪枫路”“雪枫学校”“雪枫大桥”……汇编到一起，组成了“雪枫影响”故事板块。

在老史馆中，有一则关于战斗英雄叶春景的介绍。“只有短短两行字，对参观者来说，这只是一个名字，甚至不会留下什么记忆。”陈萌说。

寻访途中，宣传科干事杨丁恺找到了一本《跌不倒的英雄叶春景》，里面记录了关于叶春景的战斗故事，并附有他的照片。最终，杨丁恺成功买到了这本1950年出版的旧书，并将其收录在史馆的历史文物中。

发现老故事最多的地方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洪泽湖畔的雪枫墓园。

在墓园的月牙池附近，一行人看到了“彭故师长灵柩原葬处”。墓碑的下方，记录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马夫李哑巴用生命保护师长的遗骨。

墓园的另一角，有一个巨大的战马铜像，它代表着彭师长的坐骑“火车头”。陈萌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人一马的历史印记。

随着更多老故事上的尘埃被拂去，新史馆的故事不断丰富起来。

上士张倩如第一次参观“雪枫史馆”，就被这两个无言战友的故事感动了。“听着听着，泪水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张倩如说。

适应新时代官兵特点，让一砖一瓦都镌刻特定的精神符号

“雪枫史馆”建于1994年，上一次翻修还得追溯到本世纪初。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史馆的很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展品大多通过玻璃橱窗、玻璃柜的方式展现，风格偏重于平面化，形式相对单一；3个独立展厅的布局导致展览面积狭小；展厅以涂白墙、打木框为主，几乎没有装修过……

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官兵的认知特点、接受习惯、审美情趣等都有了全新变化，昔日的史馆已经难以满足今天的官兵。为此，建设一座符合新时代特色的军史陈列馆已刻不容缓。

最直接体现新时代特色的就是外观。“雪枫史馆”的外墙采用一种真石漆的新型环保材料，展墙上穿插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整体色彩从庄重的浅咖色、灰色、迷彩色过渡到鲜亮的蓝白色、红黄色。

为了适应新时代官兵的特点，新史馆充分让官兵积极参与到建设过程中——

在140平方米的序厅中央，摆放着的是彭雪枫将军的半身雕像，那是多名老兵集资雕刻而成的；雕像背后是3米×8米的巨大浮雕，镌刻着4个不同时期的战斗场景，由俱乐部主任程烨设计完成；右侧是大小错落排列的318张历史照片，拼成了一个“战”字，取名“胜战映像”，这是陈萌的得意之作。

同时，新史馆运用了多媒体、声、光、电融合技术，并加入了战场还原模型、半景画等元素。

在一场战斗场景还原模型中，下士钟林看到了连长袁辉站在洞口、张开双臂，用身体挡住大火的一幕。“很震撼，脑海里瞬间就有了画面感。”钟林说。

设计的初期，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来呈现战场还原模型，大家曾产生过分歧：是运用体现高科技的激光投影、VR或AR技术？还是使用人物模型、全景画或半景画？

“战场还原模型是将一些具体的情节形象化地演绎出来，目的是表达出真实的情感与氛围，更直接地向参观者展现其战斗精神。”副政委边庆军认为，与技术手段的创新相比，精神内核的挖掘更为重要。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战场还原模型通过半景画与实辅景相结合的手法来展现。

油画专业硕士毕业的上尉张磊，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新馆3个战斗场景的主设计师。

“每一处设计的细节和技术都有特定的精神符号。”张磊说，设计过程中，他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板桥集战役中，一连一班机枪手常福祥用机枪打下日军轰炸机一架。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记载，常福祥是在轰炸机向地面俯冲时恰巧击中了飞行员，飞机失去控制后坠毁。

但机枪的枪身重、后坐力大，当时的支架没有现在的车载机枪那么灵活。加上板桥集地处安徽蒙城，是平原地貌，没有山石依托，常福祥的射击角度如何呈现？

“场景还原的细节关乎战斗的真实性，如果出现错误，则会引起参观者的质疑。”张磊说。为此，他和中士杨晓栋翻阅了大量史料。

几天后，杨晓栋找到了证据。那是一张两人协同射击的老照片。经过比对后，杨晓栋确认照片中的年代、枪型等细节均与板桥集战役相符，并以此确定了常福祥向飞机射击的姿势。

现在，2个等比例的模型呈双人协同射击的造型，墙壁上是敌机被击落的画面。这些，共同组成了板桥集战役还原模型。

针对年轻官兵的喜好，杨晓栋为史馆设计了3个风格各异的标识，并制作成印章和书签。“参观结束时，安排工作人员给参观者赠送书签和盖印章。”杨晓栋说，战士们最喜欢在迷彩帽里印一枚印章。

“从一枚印章到记住一次参观，再从一次参观到记住一个故事、一种精神。”杨晓栋说。

不仅是记录历史、承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兵、影响官兵

去年新馆装修前，入伍16年的老班长张胜利前来帮忙搬挪文物。他环顾史馆感慨：“在新兵的时候来过一次，之后就再没来过了。”

年底前要退伍，张胜利对陈萌说出了一个心愿：“走之前想再来史馆看看。”

陈萌意识到，这或许是大部分老兵共同的愿望。于是，在准备工作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史馆对即将退伍的老兵提前开放。

张胜利成为第一批参观者。看着新建的史馆，张班长眼角闪过一丝泪光：“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以前的史馆，基本上体现的是存史的作用。”陈萌说，新时代的史馆不仅是记录历史、承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兵、影响官兵。

特战文化展厅是“雪枫史馆”布设的新展厅。里面记录了世界特种部队的发展、特种作战经典战例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的介绍。

“我旅转型特战仅20多年，与一些军事强国的特种部队相比，我们还很年轻。”魏政委说，在史馆最后的板块放上这部分内容，目的就是给官兵们确定一个目标。

除了定目标，让史馆由“参观场所”变为“教学场所”，也是一种教育官兵的方式。

在特战文化展厅，有一个可以容纳一个连队组织现场教学的空间。“听过解说员的讲解后，官兵们紧接着沉浸在史馆环境中上课。”陈萌介绍，他们会根据活动主题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场所布设。

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有连队预约，来史馆上教育课。

在历史荣誉展厅的后半部分，“雪枫旅七张名片”板块对该旅历史进行了简短总结。其中，“百战旅”的名片非常醒目。

“我旅在历史上经历过的较大战斗共106次。但除了几次著名的战斗外，大部分战斗都不为人知。”陈萌说，他们将战斗名称按照日期填写，印制成一款独特的“光辉战史”台历，每个班排发放一本，提醒官兵记住在“历史上的今天”曾有前辈打响过的战斗。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一名基层战士提出建议：希望能带父母参观旅史馆。随后“雪枫史馆”发出公告：节假日期间定时向来队家属开放。

看到公告后，三级军士长冯志强带着爱人和2个孩子来到了史馆。

冯志强是旅里的伞降教员，多次参加过大型比武。在展示旅队近年来所执行的大项任务展板前，冯志强指着一张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时拍摄的照片，骄傲地向家属介绍：“我就是在这次行动中立功的！”

新史馆还增设了一处烈士祭奠区。从1939年1月至2015年7月，一共有134名烈士的姓名、年龄、牺牲时间及地点等内容均被记录在《烈士名册》里。墙壁上，“革命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异常醒目。

3月18日，历史上该旅曾有两个连队在这一天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今年的这一天，两个连队的官兵一起来到“雪枫史馆”进行祭奠。

官兵们手持白色菊花，依次走到祭奠台前，献花、脱帽、敬礼。“通过祭奠仪式，让官兵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特训三连指导员李柏林说。

史馆焕发新颜之后，探索还在继续

“雪枫史馆”翻建完工了，但更新并没停止。

在解说员培训中，卫生连上士张倩如成为解说团队中第一个达到所有要求的解说员。

不久前，在协助指挥通信连梳理“红色家谱”时，张倩如想起自己在任总机班班长时，班里有一个传承了45年的记录本。里面记录着各个时期总机专业人员总结的业务技巧和总机班获得的各项荣誉，今年刚好记录到了最后一页。

她敏锐地意识到，这可是由官兵创造的珍贵文物。为此，由现任总机班班长杨潇负责，郑重地把这个记录本放进了“雪枫史馆”。

历史荣誉展厅里还有一个6栏的“功臣谱”。史馆计划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今年2月，在去年陆军比武中获得冠军、荣立二等功的少校张奇和上士李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功臣谱”上。

说到未来的探索，陈萌觉得，新“雪枫史馆”还需在传播途径和技术手段上有所突破，才能达到“让历史走出史馆”的效果。

“雪枫史馆”坐落在办公楼后，位于营区的正中心。今年，该旅计划以“雪枫史馆”为中心，在营区营造“馆－廊－室－墙”的全方位军史教育氛围。旅领导介绍说，他们通过区分专题的方式，在营区建军史长廊，在荣誉连队建荣誉室，在普通连队建荣誉墙，最大程度为连队保留个性化历史、弘扬独特精神打造平台。

同时，为了突破展板的单一形式，他们在室外展墙上采用二维码链接多媒体内容、语音讲解专题，拓展展板背后的红色故事。“官兵只需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听到完整的故事。”陈萌说。

在建新馆时，老展板上有许多照片过于老旧，翻拍受到了一定影响；旧资料柜里存放的200多面各个时期荣获的锦旗，有不少字已经掉落，旗的边角也多有破损。于是，官兵们花费了很大精力加以修补。

“建设数字史馆应该是未来的趋势。”陈萌说，他们下一步要更好地借助网络，既让史料更好地留存下来，也让官兵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史馆。

史馆融入现代元素，在新时代焕发新颜。陈萌开心地说：“我们已经迈开第一步，期待未来更有新气象！”

“一心为民的好所长”赵振金

原标题：“一心为民的好所长”赵振金

新华社大连2月18日电（记者郭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平凡岗位上无私的敬业奉献。2006年9月13日一大早，大连上千名公安民警和当地百姓自发为几天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赵振金送行。

赵振金，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从部队退伍，1979年参警，自1986年至2006年6月，在大连开发区新港派出所所长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2006年9月9日，时任大连市金州开发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教导员的赵振金在工作岗位上因过度劳累因公殉职，终年55岁。

在亲人、战友和群众的印象中，赵振金永远身着警服。大家在整理赵振金办公室留下的遗物时，看到他写下的一段话：“任何时候我都从来没有脱过这身警服，因为这身警服是我履行人民警察职责的标志，同时也是我接受群众监督的醒目符号。”

从穿上警服的那天起，赵振金就将打击犯罪、保民平安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当所长不久的一天，当地有个歹徒手握斧头在街头聚众闹事，赵振金迎着歹徒高高举起的斧头，将其制服。他的英勇举动不仅震慑了犯罪，而且赢得了群众对整治社会治安的支持。不到三个月，派出所依法惩治50多人。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赵振金常说的两句话是“我为百姓当所长”“人民群众满意是我最大的心愿”。群众有困难，赵振金总是全力帮助。赵振金把当时派出所辖区内的军烈属、特困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特困学生等定为重点服务对象。派出所登记造册，民警分工负责，每月上门服务一次，节日送油、米、面。

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赵振金写下了四点为老百姓当好派出所所长的体会：为百姓不徇私情、秉公执法；视百姓为父母；做一名两袖清风的“傻”所长；为百姓当所长就要政治建警，把派出所建成一个“战斗堡垒”。赵振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办案3000多件，对大小领导、亲戚和战友等，都恪守“说情者止步”的原则；拒礼拒贿数百次，拒绝利用工作关系为亲属安排工作……

赵振金一心为群众，群众把他当亲人。老百姓送给赵振金和派出所锦旗150多面。当他的警车雨天执勤陷进泥坑时，老百姓喊着号子硬是把车给抬了出来。赵振金感动地说：“只有把百姓挂在心上，百姓才能拥护你。”

赵振金以身作则，在派出所队伍管理和建设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他在1986年制定了《派出所队伍正规化建设准则》50条，重点是提高民警素质和塑造警察形象。1990年，他将这一准则增补到100条，到1996年又细化完善到210条。在他留下的17页《派出所队伍正规化建设准则》里，对民警塑造自我形象、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等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荣立个人二等功3次、三等功3次；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荣获辽宁省公安系统人民满意民警称号……赵振金最爱穿警服，他还没有穿够警服就匆匆走了，但他用生命诠释了“为我所钟爱的公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英模”肖立斌：赤胆铸金盾，热血践忠诚

新华社武汉10月21日电（记者冯国栋）在公安部今年举办的“为祖国放歌——第四届全国公安系统文艺汇演”上，“一级英雄模范”肖立斌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观众。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肖立斌以惊人毅力同持枪歹徒殊死搏斗，直至光荣牺牲。英雄已逝，英魂长存。在他生前工作过的武汉市公安局，民警把他的故事写进情景剧，让英雄“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永远激励新时代民警奋勇前行……

肖立斌，原武汉市公安局行动技术处防暴队民警、副队长。1963年生，河北省昌黎县人，汉族，1983年在武汉市警官学校学习，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参加公安工作。入警后每次执行任务，肖立斌总是冲在前头。入警7年间，共参加办案118起，其中破获重大案件102起，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21名。

1992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对一个黑社会性质特大杀人、抢劫、盗窃、贩毒犯罪集团实施追捕。这个犯罪集团以刘雄才为首，由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组成。当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多警种出击，先后捕获陈宇飞等5名犯罪成员，但狡猾的头目刘雄才却没了踪影。

10月11日，专案组掌握到刘雄才活动线索。接到指令后，防暴队副队长肖立斌带领6名民警展开包抄。当搜索至武昌车辆厂综合商店附近时，肖立斌等人发现了站在商店门口的刘雄才。正当肖立斌和民警迅速贴近、准备抓捕时，嫌犯已有察觉，转身溜进商店，企图混入人群逃跑。肖立斌与民警谢明立即拔枪紧追，民警韩枫在外警戒策应。

当两人追至距嫌犯约2米距离时，刘雄才突然转身，朝谢明连开两枪。中弹倒地的谢明忍着剧痛强撑身体，仰面举枪还击，击中刘雄才下颚。肖立斌疾步上前，果断向刘雄才射击，不料枪却突然卡壳。

为保周围群众生命安全，肖立斌奋不顾身扑向持枪歹徒，将其双臂牢牢箍住。凶残的嫌犯转动手腕又连开两枪，肖立斌的左臂和胸膛不幸被击穿，血流如注。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肖立斌拼尽全身力气将刘雄才扑倒，死死抱住不放。此时，商店外的韩枫听到枪声冲进店内，与其他闻讯赶到的民警一起将刘雄才生擒。现场的30余名群众无一伤亡。肖立斌、谢明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1992年11月，肖立斌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如今，我已长大，但儿子却不敢把思念告诉你，怕我的遥望让你牵挂。从此，我要学着你的模样出征，学你的模样当一名合格的警察，学你的忠诚，学你的勇敢，学你的无私……”这是肖立斌的儿子肖诗鹏为父亲写的一首诗。肖立斌牺牲那年，肖诗鹏还不满周岁。在成长路上，父亲的事迹时刻激励着他前行。大学毕业后，肖诗鹏毅然选择加入警队，立志成为一名和父亲一样的人民警察，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践行誓言。

在武汉公安系统，肖立斌的事迹被广为传颂。“肖立斌始终永葆初心，勇担职责使命，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他勇斗歹徒，用一腔热血践行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他的英勇壮举将被永远铭记。”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政治教导员许奎说。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陈列展览馆的第一展厅里，一面绣有“子弟兵的母亲”字样的大红锦旗总会引起参观者驻足，这面锦旗是授予拥军模范、“戎妈妈”戎冠秀的。

戎冠秀，女，1896年生，河北平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会长、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员。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救治伤员，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人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4年2月，戎冠秀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评为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串户动员男子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最小的儿子送上前线。在她的带领下，革命老区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她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在她的带动下，晋察冀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戎冠秀小组”，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历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中共平山县委委员、平山县妇女联合会名誉主任。她作为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9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会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旬的戎冠秀积极参加家乡的建设事业，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献计献策。她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子弟兵，不顾年老体弱，向边防战士赠送锦旗，写慰问信，鼓励他们安心卫国戍边。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

2018年9月，戎冠秀的家乡平山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摘掉“贫困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景——打造市域次中心，建设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大刀进行曲》：鼓舞军队和民众抗战斗志

李惠兰

1933年，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用大刀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全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的麦新受到鼓舞，奋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后来，随着它雄壮的旋律响彻全国军队和民众之中，并迅速在二十九军中流行。1934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将该曲定为二十九军军歌。本文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宋哲元外甥女，使用二十九军将士的采访和回忆资料撰成此文。

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西北军用的大刀，都是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十分利于劈杀。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用的大刀，反而成了西北军的重要武器之一。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哲元重组新军，按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编制称二十九军。由于武器不足，经费匮乏，没有能力制造新型的枪炮，很多战士就依然使用大刀作为武器。

二十九军的劈刺训练，包括劈刀和刺枪训练，尤其是劈刀训练，是西北军的传统训练项目。因为当时二十九军缺乏重武器，就连刺枪训练也是用木棍代替：所以在注重部队体力训练的基础上，以近战、夜战、突击、夜袭来弥补重武器不足之缺陷。刺枪训练，是从中国武术中的刺、挑、拨、撞等动作精选出来的，姿势灵活，动作敏捷，适合近战、夜战和突击、夜袭。劈刀训练采用中国传统的武术刀法，训练时，教官先历述西北军大刀的光荣历史：如1921年在河南打赵倜，1924年在天津打李景林，1926年在南口打直奉联军，1929年至1930年打蒋介石，该部都发挥了大刀的威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完全控制了东北，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奋起反抗侵略者，不到1年的时间已达30万之众。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负责在“龙井关—马兰峪—城子岭口—喜峰口—潘家口”长达300里的防线上抵抗日军。

接到命令后，宋哲元命二十九军各部迅速开抵前线。二十九军于3月7日赶到喜峰口等处接防，3月9日即与日军展开肉搏。宋哲元发现日军武器精良，而己方“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在与部队将领商议后，他决定“以己之长克敌之短”，采用近战、夜战战术突袭敌人。二十九军将领赵登禹等组织大刀敢死队，多次摸到敌人后方宿营地夜袭敌营，砍杀敌人数百，并销毁敌人大批辎重粮草，并于14日黄昏完全夺回喜峰口各阵地。为鼓舞士气，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几天后，驻守罗文峪的二十九军官兵再次使用同样战术击退了日军。

喜峰口二十九军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媒体报道说：“宋哲元在喜峰口督战士气大振。喜峰口我军奋勇创敌，宋部大刀队肉搏予敌以巨创”“宋哲元部忠勇不让十九路军，喜峰口迭演壮烈战斗，发挥白刃威力，进袭敌军屡奏功”“喜峰口日全军覆败，斫杀数千俘敌数百夺炮十八尊，制胜秘诀在夜袭神速白刃冲锋。我军反攻古北口，喜峰口敌军增援，宋部斫杀并俘敌车极众”。后来大刀队成了二十九军的象征。

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麦新被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英雄气概所深深震撼，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朗朗上口、深得人心的歌词，又谱写出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的旋律，充分表达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抗战名曲《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其歌词如下：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团结战斗勇敢向前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麦新原名孙培元，又名默心，1914年12月出生，从1920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市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致公学读书。麦新的姐姐孙佩贞是一所中学的英文教员，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钢琴。麦新受姐姐影响，从小喜欢音乐，1926年，麦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南光中学，平时学习十分用功，上初中时就写词作曲。后因父亲去世、家中生活困难辍学，1929年到美亚保险公司任职员，并坚持读夜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麦新积极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他发挥其音乐天赋，经常开展演唱活动，并担任领唱或指挥。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迅速创作了这首《大刀进行曲》。歌曲完成后，麦新先在街头巷尾咏唱，不久，即传遍整个上海，后来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大刀进行曲》最初发表时有个副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因已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歌词“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指的是主要活跃在1931年至1932年期间的东北民间抗日义勇军。1932年秋冬前后，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威胁，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1933年3月，二十九军取得喜峰口、罗文峪战役胜利后，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

长城抗战结束后，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宋哲元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对二十九军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一大批歌曲在二十九军官兵中传唱，《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等，其内容一般都包含爱国爱民的内容，歌词朴实无华，浅显易懂，而又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很多歌曲都是宋哲元亲自审定修订的。比如二十九军《军训团团歌》，其歌词经宋哲元修改后，字里行间充满了卫国御侮的锐气：“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励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还有一些歌曲，如《吃饭歌》，是在吃饭前以队或班为单位唱的歌曲，但歌词内容同样积极向上，其创作本意是让官兵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从而激发爱国爱民的思想。唱这首歌要求很严，如果唱不好，就不准吃饭。歌词如下：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长城抗战后不久，《大刀进行曲》也很快传进了二十九军军营。笔者曾经采访过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跂九旅三营副营长过家芳（曾参加1933年喜峰口抗战中赵登禹领导的大刀队夜袭敌营）和二十九军大刀队员杨云峰（参加过喜峰口争夺战、卢沟桥抗战，后随何基沣转战湖北等地），据两位老人回忆：在1933年《大刀进行曲》已经在二十九军军中传唱了，到1934年，军长宋哲元正式宣布将前几年所唱军歌———岳飞的《满江红》改为《大刀进行曲》。在军长的带领下，《大刀进行曲》在二十九军官兵中流行起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刀进行曲》仍然继续在二十九军内传唱，并迅速传遍了全国，为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义勇军进行曲》这样成为国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从1000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当时，从国歌歌词的征集启事发出到最后选定的时间是71天，最终当选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原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据史料记载，在遴选国歌的过程中，刚开始有一些人并不是很认同《义勇军进行曲》。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至少是歌词里的某些词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比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同志就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因为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欣欣向荣的，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支持直接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和反对直接选用的这两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必修改歌词，“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面对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团，一起奋斗，共克困难；面对顺境，也就是形势一片大好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决定了个体或组织、国家究竟能够走多远。

《义勇军进行曲》的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彰显了当时的遴选主体们对以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于全面抗战时期，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边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据说，这位在著名音乐剧《游览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举成名的演唱家，能用英、中、俄、法等20多种语言演唱。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在纽约用英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歌词修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会。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刻”。1978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义勇军进行曲》。转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终于又回到了原点，恢复了本来面目。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就能够体会到居安思危的胸怀、境界，体会到对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更能感受到国歌对于中国人增强凝聚力的推动作用。国歌价值在于更好地发挥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体”？例如，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共同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主观认同。

【英雄烈士谱】马祖光：科研报国一生“追光”

马祖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生前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一生“追光”、科研报国，是他生命的写照。

马祖光1928年出生在北京，后在山东大学求学。1950年，他响应祖国号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同时担任物理教师。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马祖光成功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

然而，当时的外国专家认为，马祖光的成果是使用国外的实验设备取得的，在论文中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马祖光据理力争，最终，这项发现被认定只属于他一个人。

“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国人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荣誉应该属于中国。”马祖光说。

在做这个实验时，马祖光两年吃下150斤挂面。别人白天用实验设备，他就瞅准人家休息的时间，从晚6点到次日早9点做实验。回国时，在马祖光的行李箱里，除了衣服和鞋子，只有一大堆笔记本和为实验室购置的小型仪器。他还把省下来的外汇全部上交给国家。“出国的机会和钱是国家给的，我不能用它买自己的东西。”他说。

马祖光科研、治学极为严谨。他受托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时，面对25万字的书稿，他对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推敲，几易其稿。大家都认为可以付印的时候，他建议再检查一遍：“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

从教数十年，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马祖光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先后提出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红外激光技术和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等多个颇具创新性的世界前沿科研方向。

在国际上首先实现激光振荡10项，发现新荧光谱区17个，首先观察到非线性光学过程7种，首先观察到了13个新谱区……马祖光承担了一批激光工程应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取得了一批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或国内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专利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999年，学校推荐他参评院士，他却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2003年，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应邀为学生进行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

“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人家的条件再好，都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这是马祖光生前朴实的话语，是他留给世间的精神财富。（记者杨思琪）

45岁生日这天，周恩来为自己立“规矩”

1943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初春的重庆乍暖还寒，细雨霏霏。被蒋介石“留”在重庆，几次欲回延安而不得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这几天都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参加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学习。

“祖籍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是本家。但出生于江苏淮安，属于封建没落的官僚世家……”当日下午在南方局学习委员会秘书龙潜主持的发言讨论中，周恩来按照这次整风运动的要求，十分坦诚地进行自我解剖。

从黄埔军校工作、东征北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反围剿、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对这些业绩和功劳，在发言中只进行了十分简要平实的介绍，而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寻找缺点、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上。周恩来作为书记带了头，大家纷纷开始结合自身实际，就整顿党风展开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

当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可他和邓颖超都没有丝毫声张，准备和往常一样，度过这普通的一天。但南方局的同志们都记得周恩来的生日，为了让周恩来的45岁生日有一点“气氛”，南方局的同志们决定“热闹一下”，同时也可以鼓舞机关的士气。

当周恩来发言时，厨房的同志就已经按照组织部部长孔原、文化组组长徐冰和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安排，在一楼救亡室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的周恩来一个惊喜。

周恩来在会议完毕后回到二楼办公室，同志们委托邓颖超大姐上楼请“寿星”。可是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南方局的同志们生活也很艰苦，我不能搞特殊啊！”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为了不让南方局的同志为难，周恩来缓和了一下语气：“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周恩来坚决而婉转地谢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会，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

吃过面条，周恩来就回到办公室，针对当时的整风运动，撰写了这篇200余字的《我的修养要则》：“一、加强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83年前，那群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入藏第一站”石碑（7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旧称中甸县。大自然在这里塑造出了神秘的雪山、险峻的峡谷和明镜般的湖泊。这是今天都市人憧憬的诗和远方！

1936年4月25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从丽江的玉龙县石鼓至巨甸沿江一线北渡金沙江，进驻当时的中甸县，准备继续北行，跨越雪山草地。

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据统计，这支红军部队的将领平均年龄不足25岁，师以上干部大多20至30岁，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就更小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这里翻越雅哈雪山，跨过拉咱坝草地。在战斗中，160多名指战员长眠于此。

钱永福（左）生前与妻子的合影（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当年17岁的钱永福在家乡湖南加入红军，1936年4月，随部队行至中甸县金江镇吾竹村时，因水土不服一直腹泻，严重脱水，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行军，红军不得不将他留在了当地乡绅和崇善的家中。

和崇善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在红军到来时一家人进山躲避。尽管家中无人，红军在此借住后还是留下了一笔银元。和崇善回到家中，见到生病的钱永福，没有把他交给国民党，反而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掩护钱永福，帮他治病。

钱永福的长子、今年73岁的钱绪文坐在自家大院里（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那是一户大户人家啊，家里有骡子有马，我父亲在和家养了大概半个月的病。”钱永福的长子、今年73岁的钱绪文坐在自家宽敞整洁的大院里回忆，当父亲养好病时，红军部队已经远去，由于担心连累和家，他便出来自主谋生。钱永福没有离开吾竹村，通过打工在当地生存下来，娶妻生子安家，延续至今。

“父亲后来当了村里的生产队队长，他始终教导我们要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勤劳致富。”钱绪文说，如今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事业。“我时常给后辈讲述父亲的那段经历，希望他们能发扬红军的精神，奋发有为。”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即便是钱永福这样因病掉队的战士，人虽然留在了长征路上，但他的心始终追随着战友们远行，终生记得自己曾经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年代，这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心中奔涌着诗情。

“不合脚的靴子，是彩虹我也不要，感情不和的伴侣，是天仙我也不要。奔腾的雅砻江怎能倒流，离弦的飞箭绝不会回头。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同红军走到底。心愿！心愿！长征到底！心愿！心愿！扎西德勒！”

这是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拍摄的《心愿——一个藏族战士的恋歌》（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内，这首题为《心愿——一个藏族战士的恋歌》的诗歌，让记者心潮难平。

谁也记不清这个藏族诗人战士的名字，这质朴而炽热的情感穿越了岁月，直抵人心。

这是7月23日拍摄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读物及其他遗物，红军当年战斗过的遗址、红军烈士墓，都成为人们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香格里拉市金江镇文化馆馆长张立国说。

香格里拉，是充满诗意的地方。83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只能与它交臂而过，去经历铁与血、生与死的考验，走上漫漫征程，奔向更辽阔的远方！（采写记者：丁玫、薛笔犁、林碧锋、李䶮）

84年前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发表

84年前的今天，1935年5月16日，由著名剧作家田汉作词、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发表。

1935年初，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搬迁到荆州路405号，拍摄搬迁之后的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最早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5月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

《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提到，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究竟何时完成歌词的创作，就连田汉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年，田汉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将歌词写在一张烟盒纸上，后经过内线从狱中传了出来。

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表达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1929：党指挥枪铸军魂

1929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一）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9年1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就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

当时的情况，迫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原计划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2月中旬，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在赣南闽西的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1929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带来了彷徨和困惑，从而也引起许多内部矛盾和争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成为这一时期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走出井冈山的红四军，于3月中旬夺取了闽西长汀县城。此地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比较发达。红四军首次进入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随后，红四军又相继攻占龙岩、永定县城，部队也由下井冈山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泽东并未忽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曾尖锐地指出军队人员构成上存在的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时，其成分就比较复杂，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军阀，一部分来自工人，多数则来自农民。因此，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起义开始，都在逐步对军队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前，便在三湾进行改编，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还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部队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

而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人还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

红四军中一部分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不赞成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经常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来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高度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XJP主席出席会议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此后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来源于这个决议。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一年我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个重大事件，中国入选了3个，其中之一就是1934年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一）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二）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粤军这样做，是想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8万多红军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他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必然毁于一旦。此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粤军的代表谈判，达成五项停战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粤军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从安远、信丰间通过。10月25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城口镇。红军前锋部队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开辟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这里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仅剩下1600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红五军团第34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1947年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74师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发扬敢打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孟良崮进行了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

毛泽东的几封关键来电

1947年3月，国民党开始实施“黄河战略”，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开始转战陕北。在山东方向，国民党军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总计45.5万人；我军华野共9个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计27万人。

5月3日华野电报中央，准备派3个纵队（第1、6、7纵）分兵南下。毛泽东历来重视集中兵力。5月4日，毛泽东复电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不到200字的回电中，毛泽东三次强调“忍耐”“耐心”。

5月6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华野：“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5月10日，面对解放军再次主动后退，国民党判断华野“攻势疲惫”，汤恩伯立即发布命令，以张灵甫第74师、黄百韬第25师为主攻，限令12日直取华野总部所在地坦埠。5月12日，毛泽东来电：“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5月13日，粟裕决心集中主力歼灭第74师，当晚开始行动。14日华野全线发起总攻。当日，毛泽东致电华野：“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正是毛泽东上述重要及时来电，反复叮嘱不要分兵，集中兵力，忍耐待机，充分信任“不遥制”，使得陈毅、粟裕临场决断，放手一搏，最终全歼第74师。

奇正用兵孟良崮

5月10日，国民党军推进到莱芜、新泰、蒙阴一线。敌军在24个师中，集中了17个师进攻鲁中山区，目标直指华野总部坦埠。其中，第74师居中，稍稍突出，第25师居左，第83师居右。

粟裕认为国民党军采用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野总部，来势凶猛。虽然总体上我军仍处劣势，但74师正处于我军正面，不需过多调整我军即可在局部对74师形成5∶1的兵力优势。数月来苦寻战机竟在眼前。粟裕决定采用“猛虎掏心”的战法，出其不意，用中间突破对中间突破打掉第74师，即以陶勇和许世友的第4、第9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叶飞的第1纵队插入第74师左翼，切断74师与25师的联系，阻击第65师，从左侧后攻击第74师；以王建安的第8纵队插入第74师右翼，切断其与第83师的联系，从右侧后进行攻击；隐蔽在鲁南的王必成第6纵队，昼夜飞兵急驰130公里山路，北上袭占垛庄，堵敌南逃，完成合围。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粟裕命令各纵队“集中力量歼灭74师，宁可放走25师全部，不能放走74师一个连”。

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造就出更强大的胜利者，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舍弱打强，体现了战场上强弱双方的辩证哲学，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华野跟第74师一直是死敌，全军上下对该敌早有灭此朝食的强烈想法。在苏北时粟裕就曾两次考虑围歼第74师未果。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到孟良崮粟裕把他从国民党军进攻集团中“剜”出来打，已经是第三次了。

战后一直有人说张灵甫弃路上山，犯了兵家大忌，否则可以突围逃生。实际上无论是否上山，面对智将粟裕、面对众志成城的华野将士，还有百万沂蒙百姓的舍命相助，张灵甫和他的第74师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战后叶飞总结认为，第74师上山出乎粟裕预料，干扰了粟裕的原定部署，第74师因此多支撑了两天，否则按原定计划，华野将运动中没有防御阵地的第74师压在孟良崮以北山谷下切割，居高临下冲击围歼，最多不会超过5小时。

一夜之间，华野5个纵队像汹涌的怒涛一样将第74师淹没在重重围困之中，而在外围，国民党军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华野，孟良崮战场上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势。如果华野不能在预定的短时间内歼灭第74师，则有被国民党军围歼的巨大危险。15日13时，华野各部下定最大决心，从四面八方向74师展开潮水般猛烈压缩攻击，由于是仰攻，攻击部队打得十分惨烈。在最后总攻时刻，为了快速应变，粟裕命令前方各纵队统一交由叶飞指挥。16日18时许，华野终于攻克大崮顶，击毙张灵甫。经过3天激战，华野全歼第74师和第83师一个团，总计3.2万人。5月17日，毛泽东特发贺电：“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

用兵之法，要在应变。孟良崮战役中，粟裕以中央突破对敌之中央突破，以攻对攻，选第74师祭旗，大出敌军所料，最终出奇制胜。孟良崮大捷震动全国。新华社特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孟良崮战役一举扭转了我山东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不利局面。一名被俘的第74师营长说“74师被歼灭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国民党）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蒙山高，沂水长

在孟良崮随处可以听到《沂蒙颂》，曲调悠扬，歌词字字讴歌着沂蒙精神。孟良崮战役中，车轮滚滚，担架如林，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民工人数与部队人数之比达到3.7：1。出现了“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抚养革命后代，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面。陈毅曾深情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民。”

2013年11月25日，XJP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不胜、无敌于天下。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人民军队铭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万众一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游行群众：见不到主席，我们不走！

游行还在进行。

“两路漫长的行列，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分向东西前进。东路游行队伍以被服厂工人为先导，农民跟近，机关人员、学生、部队……继后。这支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队伍，从早上八点钟，从各个角落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而今已经过去了十多个钟头，没有吃午饭，没有休息，但是，为立国大典的欢欣所鼓舞着，精神始终饱满而充溢。听吧，当队伍踏出三座门的时候，壮伟的歌声响起来了：走！跟着毛泽东走！

“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从王府井到王府大街，从西单到西四……游行的队伍被夹道欢呼的人群所堵塞，两个单位并列前进已经不可能了。游行的队伍走到哪里，就和夹道群众的掌声连成一片，口号声连成一片。”

大批农民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看出来了。是一种血脉的相通，亦或是一种利益的共融。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条件。新生的共和国不就是从农村走来的吗？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小米和担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想象的吗？

毛泽东面对农民游行队伍，家国感情和28年的峥嵘岁月一起涌上心头，他又一次激动起来。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他从中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频频向游行的群众招手，挥帽致意。

在不少农民的观念中，毛泽东就是“真龙天子”，得见“龙颜”就是天大的福分。因此，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现象。拥挤中，有的人鞋子被踩掉了，想弯腰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好光着脚板跑去追赶队伍。没人能统计有多少农民光着脚走过天安门。

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大发感慨，写下《赤诚》的诗作：

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诚，

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

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

赤诚，是裸露的心，与鲜红的太阳相迎。

农民的队伍已经离开天安门很远，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都过了，大家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毛主席一眼，希望能再看一看天安门前难忘的场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午后到晚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但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劝他到休息室歇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泽东才进了休息室。落座后刚点燃一支香烟，喝了两口茶，就跟程潜交谈起来。毛泽东拿起点心，才吃了两口，周恩来就进来对他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他们都停下来不前进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

他将香烟熄灭，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咽下去，然后朝程潜抱歉地笑了笑，迈出休息室，向主席台上他的位置走去，那是群众的目光聚集的地方。此时，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南侧，有节奏地齐声呼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当群众看到毛泽东再次出现在主席台时，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人们了却了最大的心愿后，才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时，服务员尹辛笙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凳子，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太累了，请你坐下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微笑着朝他轻轻地摆了摆手。此时他不愿意因自己坐下而让群众等着，更不愿意让自己在开国大典这样庄重的场合中有任何特殊，因为主席台上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同志和朋友都站立着。

游行的群众通过天安门城楼后继续向前移动，把天安门广场的氛围也带向城区。

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间，杂立着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有的则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这成为十月一日首都之夜的很大特色。他们有的是很少出门的，可是，用东单大街保康大药房门前的刘老先生的话来说，他们今天却要来看看这“万年不遇的大喜事”了。

王府井北口，突然卷起一阵急骤的掌声，乐队来了，一百八十件乐器齐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追随在乐队之后，一位青年人对他的同伴说：“要是国民党的乐队，你不用想看一看。”他的同伴幽默地回答道：“国民党也有过乐队，不过，跟卖茶叶的差不了多少。”

乐队的两旁，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特别的游行队伍，这是一支没有组织的队伍，可是它被乐队组织起来了。他们与乐队并列行进，他们鼓掌，他们欢呼。马路两旁一群一群的小孩，连那些还刚刚进小学的在内，随着乐声，拍着小手，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确，就是这团结的力量，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为他们的前途创造了无限光明幸福的远景。这情景，给一位酱园掌柜以很深的感动，他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与民同乐。”

当游行队伍离开会场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整个首都已经为不息的欢呼声所震撼。可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有长长的行列，正有秩序地踏出会场呢。

夜幕下，新中国的希望——青年学生游行方队最后过来了。这支方队由首都的4万多名学生汇成，他们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朝气蓬勃地涌向天安门城楼。最前边是一支由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接着是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的大灯笼，整个队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迸发出革命的豪情。学生们“三十个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向毛主席致敬，让毛主席来检阅一下北京学生的队伍。只见贝满女中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红星，电灯泡在上面闪闪发亮。慕贞女中一色白衣、白裤、白鞋，纯白色的队伍中的红灯笼分外鲜艳。清华大学的化工系扎了一所化工厂和一座大锅炉，上面写着‘发展重工业’来表示他们的志愿；航空系扎了一座大飞机，上面写着‘巩固国防’；机械系做的坦克模型和真的一样，里面还坐着一个学生扮成的坦克手……这是一支为着今天和明天的幸福而歌唱毛主席的队伍”。当这支队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渐渐地慢了下来，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手扶栏杆，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他看见了大灯笼上的几个大字，对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骨干；也有的青年学生亲身参与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实际工作中。

“把水银灯打亮！”毛泽东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他要好好看一看新中国年青的一代。

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青年学生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万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支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

面对这青年人狂欢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希望，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始终伸向空中，向青年学生们不停地致意。学生们的“万岁”声使毛泽东十分激动，他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青年同志们万岁！”

这激昂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喇叭传了出来，同学们听得清清楚楚，广场上再一次沸腾起来。“他们欣喜若狂，把帽子掷向天空，把红灯高高举起，直向桥上飞奔，欢乐地歌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前进！’只听见桥上的‘毛主席’和主席台上的‘万岁’已响成一片，学生们和毛主席距离得这样近以致呼声相应和，他们的心更和毛主席的心连在一起！”

游行的队伍走远了，欢呼声也随之从长安街流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狂欢夜开始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卫士连说了两句：“胜利来之不易！”

陈毅正好站在毛泽东身边。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感慨万千：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总算不虚此生了！”

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病没有出席开国大典。他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广播时，激动地对妻子陈琮英说出了和毛泽东同样的话：“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宋庆龄说，这一天，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这一天，还恰好是当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探讨国家兴亡“周期律”的黄炎培71岁的生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了“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的《天安门歌》。屈指算来，为了救中国他已经奔波了半个多世纪。就在前几天，他得知自己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悲喜交加，他最期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打破“周期律”，带领中国人民永远走在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上。

这一天，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百年的共和梦想！这一天，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艾思奇：诚心诚意做学问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育、传播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独立思考、刻苦研究、严谨治学，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毛泽东曾说：“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服务大众学习大众

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焕发出巨大力量。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用，使其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艾思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为此，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实践。1934年，艾思奇写出《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鲜活贴切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进人民大众。《大众哲学》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启发引导人们追求真理、探寻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决定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活动。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全国人民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还写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艾思奇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建树，对于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劳动人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艾思奇始终心系群众。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是一个很谦逊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下乡、下厂，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学习，一方面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1958年在天津，他多次到工人群众中演讲，并认真总结工人学哲学的经验。1965年，他两次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虽然当时他已患有较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认为这“是深入实际，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并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实事求是联系实际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艾思奇紧紧把握这一精髓，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说明中国实际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并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艾思奇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他常讲，理论工作者不论讲课或写文章，都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分析研究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哲学理论的中国化、现实化。他认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而是要从实践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要把这一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思想行动。艾思奇的观点和学风，充分显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艾思奇针对自己偏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严格剖析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整风期间，他有针对性地写出《“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学习观念的革新》《主观主义的来源》《一往无前》《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他指出：“这一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开始认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

1958年，艾思奇发表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

解放思想不懈探索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不断解放思想、不懈探索。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过程。他在学术研究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1950年，在清华大学讲授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提出基本粒子不基本、仍然可分的观点。但一些物理学教授依据当时的专业知识，坚持认为基本粒子不可分，有人甚至认为艾思奇不懂自然科学。后来的科学发展证明，艾思奇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能在物理学领域有如此创见，其中所体现的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勇气，正是理论创新与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

解放思想、不懈探索，需要兼容并蓄，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艾思奇始终以平等讨论问题、乐于接受正确意见的态度对待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会越辩越明。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学习讨论中，发生了关于形式逻辑是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艾思奇最初主张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经过反复辩论，大家取得共识，艾思奇虚心接受了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风范深为哲学界所称道，其学风值得后辈学人传承弘扬。

爱国将领杨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新华社昆明5月21日电（记者字强）在云南省大理古城广武路中段，有一座古老的“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战略家、军事理论家杨杰故居。这里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前来参观，缅怀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

这是杨杰像新华社发

杨杰，字耿光，白族，1889年生于云南大理。他自幼聪明，熟读《孙子兵法》。1908年，杨杰入日本陆军士官学堂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杨杰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5年，杨杰参加了护国战争，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1921年，杨杰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大学进行学习深造。

1924年，杨杰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河南陆军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功勋卓著，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学教育长等要职。

杨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伐战争中同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然而，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企图私吞大革命果实，消灭共产党。杨杰对此明确反对。1930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杨杰劝阻蒋介石无效，“愤其所为”，遂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杰担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通过杰出的外交活动，为中国争取到大批贷款及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由于杨杰的政见和蒋介石相抵触，于1940年被免职召回国。此后，他在重庆赋闲，撰写大量军事理论著作，积极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试图拉拢杨杰，让其出任云南省主席，解除龙云势力，被杨杰拒绝。后来蒋介石留杨杰在南京为其发动内战出谋划策，杨杰托病再次拒绝，从此杨杰的一切行动被蒋介石派特务监视。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积极宣传中共的政策，将西南地区的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展反蒋斗争，同时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起义。

杨杰赤诚爱国、不畏权贵、深明大义的言行，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关怀，中共中央对杨杰极为重视，并关心他的安全。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即时赴京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代表会议。但因杨杰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怕离去影响工作，故回电要求容许暂缓离滇北上。

1949年9月，杨杰秘密飞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杰不幸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极为震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

1982年6月，党和政府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永载史册。如今，杨杰长眠于大理市烈士陵园，他崇高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民主精神、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爱民模范——欧阳海

新华社长沙8月7日电（记者谭畅）在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家乡人民将水库、广场、学校、道路等冠以“欧阳海”之名，寄托对这位爱民模范的无限思念和崇敬。

欧阳海，1940年生，湖南桂阳县人。195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前，在农村任记工员、会计，他热心助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粮食救济本村困难户。

入伍后，欧阳海在广州部队某部一营三连七班任战士、班长。工作积极，训练刻苦，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人称“小老虎”。他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次参加灭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年11月18日清晨，欧阳海所在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8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4年，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委员会追授他“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同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朱德、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高度赞扬他的英雄行为。1988年，他生前所在部队修建了欧阳海纪念馆。

欧阳海用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为了让红色基因融入文化、融入血脉、代代相传，桂阳县专门以“欧阳海”为英雄家乡的乡镇命名，并建成了欧阳海水库、欧阳海广场、欧阳海大道、欧阳海中学等，编辑出版《欧阳海》青少年读本。近年来，还重点修缮了欧阳海故居及陈列馆。

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说：“欧阳海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正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在伟大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欧阳海精神贯穿到桂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和各方面，不断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安业民：不顾烧伤顽强作战

厚重的青砖外墙低声诉说着烈士的英雄事迹，鞋帽等物品记录着烈士的成长之路……在辽宁开原，每逢清明节及重大节日，家乡人民总会来到安业民烈士纪念馆，缅怀牺牲在福建的安业民烈士。

安业民，满族，1937年出生于辽宁开原。1957年3月，安业民应征入伍并被分配到旅顺口海军一个海岸炮兵连当战士。1958年夏，由于战备需要，安业民所在海岸炮兵连被调防到福建前线。

1958年8月23日，在福建前线与占据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炮战中，一颗炮弹在炮位上空爆炸，弹片击中火炮后面堆放的弹药包，燃起熊熊烈火，火舌扑向炮位左侧的数百颗弹头，严重威胁着火炮和整个阵地的安全。

危急时刻，安业民不顾个人安危，机敏地把炮身向隐蔽壕转动。炽烈的火舌烧着了他的衣服、伤及脊背和胳臂，他全然不顾，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烈火的燎烧，奋力转动方向盘，直到炮身转回隐蔽壕中，才跳下炮盘，滚灭身上的火焰。但他却由于全身烧伤达70％而陷入昏迷。

苏醒后，安业民坚持不下火线，再次登上炮位，准确完成了指挥员下达的每一个战斗口令，顽强战斗40分钟，直至炮战结束。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958年9月9日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弥留之际，安业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牺牲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福建厦门修建了安业民烈士墓，纪念碑上镌刻着朱德的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铮、高爽）

八路军河防部队：创造“绝无仅有的战绩”

贾晓明

从1937年8月下旬起，八路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与此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劲光率八路军一部分兵力留守陕北，固守黄河河防，防止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1938年开始，日军频繁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边区与山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助中共中央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河防部队迅速修建起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并日夜侦察敌情，在千里河防线上严阵以待。

2月底，日军炮轰黄河西岸宋家川渡口，并派小股部队强渡黄河做试探性进攻，被八路军击退。3月2日，日伪军自河曲、保德间渡过黄河，侵入府谷县城。两天后，八路军河防部队击退了侵入的日伪军，并收复该城。

3月13日，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抵达神府河防对岸，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待日军蜂拥渡河时集中火力出击，并通知晋西北八路军部队猛击日军侧背，终于击退来犯之敌。

5月初，在得到日军准备渡河的情报后，河防部队警备第八团先于敌人悄悄渡河，在汾离公路沿线伏击、骚扰敌人后方。5月10日晚，警备团选择进抵王老婆山的一个日军联队，乘黑夜对其发起突袭。日军在八路军的突然打击下，没到黄河岸边即行溃败。

通过几次战斗后，八路军河防部队各部队通过及时总结，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派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后方，以配合部队的正面防御作战。到1939年，这些作战经验已经在部队中得到推广。

12月下旬，日军集结兵力，分三路扑向黄河东岸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渡口。1939年1月1日，敌人在飞机投弹轰炸的掩护下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沉着应战，集中火力猛击强渡之敌船，击沉敌船多只。与此同时，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不断袭击敌之辎重与增援部队，迫使日军退却。八路军乘胜追击，收复土门、黑龙关、大宁、吉县等城镇。

1939年5月，日军调集兵力分两路向边区河防发起进攻。日军一路占领碛口，一路占领柳林，企图借分进合击之势，夺取军渡。八路军河防部队一面把日军堵截在渡口，使其无法向纵深发展，一面与晋西八路军部队密切配合，在汾离公路附近相继打击敌人援军和补给。经过6天激战，日军全线溃退，八路军部队乘胜收复军渡、柳林，攻占汾阳城。

6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企图从宋家川和马头关渡口突破边区河防。八路军依然使出“老战术”———河防部队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河东部队猛袭日军侧后。经过3昼夜的激战，日军不支，再次败退。八路军河防部队又乘胜出击，收复了李家垣、柳林等地。

9月，日军改编战术，为作持久进攻准备，企图修筑永久性工事。八路军河防部队派出小股部队进驻河东，日夜袭扰，最终迫使敌人放弃了工事。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1939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调八路军第一二跂师第三五九旅等部队，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师边区保卫河防，加强了边区的守备力量。

11月20日，日军又拼凑万余人，准备强渡佳县渡口。23日，日军强渡，八路军河防部队立即以密集火力封锁河面，日军在渡船损失惨重下仓皇撤退。

1940年4月初，日军向宋家川渡口发起猛攻，八路军河防部队英勇反击，昼夜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渡河的日军。在敌人疲惫之际，河防部队炮兵突然轰击日军炮兵阵地，第三五九旅一部渡河主动出击，日军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主动出击，一时间丢弃大炮、渡河器材等狼狈败退。此后，日军虽依然调集兵力进犯河防，但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均被八路军河防部队“轻松击退”。随着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夺取军渡玉皇顶，敌人再也无力发起渡河攻势了。

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先后对日作战达百余次，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23次进攻，歼灭敌人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河防的任务，创造了“抗战史上江河防御作战中绝无仅有的战绩”。

八女投江：宁死不屈的巾帼战士

初冬时节，牡丹江的支流——乌斯浑河在漫漫草木枯黄中静静流淌。“乌斯浑”是满语，有凶狠的河流之意。80多年前，这条裹挟着侵华日军罪恶子弹的凶狠之河，吞噬了8位宁死不屈的英雄女儿。而今，“八女投江”纪念碑矗立在乌斯浑河东岸，透过历史的尘烟，深情凝望着这片承载过血与火的土地锻铸出的富饶与祥和。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她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第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年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是年10月上旬，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白马石：留存抗联路上刻骨的记忆

一路穿过茂密的林海，越过一望无际的农田，81年后的我们与81年前的抗联将士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白马石”。

一块石，一个地标，它是东北抗联秘密联络站，也是西征途中的会师地

“白马石”位于绥棱县四海店镇，传说是天外飞来的殒石。经年风雨侵袭，中部断裂，裂缝笔直。其石状似一匹卧着的白马，故得名“白马石”。这块石因其特别，而成为当时的“路标”。

1936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北满抗联部队实施了战略转移，开始西征。1936年9月，抗联第三军六师师长张光迪率部队从汤原出发西征到达绥棱后，将“白马石”作为抗联交通员联络点。

1938年6月，北满抗联部队为跳出日伪当局在三江地区布置的包围圈，开辟新游击区域，又展开大规模的西征，向绥棱、海伦挺进。首批西征部队从依兰出发，指挥员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这支队伍于同年9月到达“白马石”。途中魏长魁英勇牺牲。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支队伍进行。一支队伍由抗联第六军军部教导队一部、六军二师十一团组成，指挥员为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第二师师长张传福。1938年8月，这支队伍从老等山出发，历经一个多月到达“白马石”，途中张传福牺牲。

另一支队伍由三军三师、六军三师八团等组成，指挥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这支队伍出发时就遭遇了大规模来袭的敌人，每个战士仅带了4穗玉米出发，这支队伍后来也于10月到达“白马石”。

1938年11月，李兆麟率领的六军教导团和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政治部主任于天放率领的部队在富锦集结，为第三批西征部队。这支队伍在极寒天气中艰难行进了一个多月，于12月底到达“白马石”。

“白马石”不仅是西征队伍会师地，也是召开临时会议的重要场所，设有秘密活动据点和交通站。1939年初，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金策在这里主持召开成立西北临时指挥部筹备会。

一块石，铭刻历史，也留存着抗联路上刻骨的记忆

“白马石”前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是黑龙江原省长陈雷的墨宝。石碑的一面写着“白马石”3个大字，另一面是陈雷创作的歌词《张家湾》。歌词写道：“洪水涨，浪涛翻，多少战士牺牲在河滩”。绥棱县委党校教师姜楠楠告诉记者，陈雷当年也参加了西征，他所在的队伍行进到张家湾河的时候，正遇河水暴涨，战士们体力不支，有100多名抗联战士牺牲，非常惨烈。这首歌描写的就是那时的情形。

西征途中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到了冬天，大雪深至膝盖，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据姜楠楠介绍，许多战士到达“白马石”时，因长途行军，穿行于林海，棉衣早被树枝刮破，难以御寒；有许多将士的耳朵和手脚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甚至都无法伸出手来与会师的同志握手。西征路上忍饥挨饿是一种常态，李兆麟将军就曾经连续数日没有吃过粮食。郭铁坚所率的60多名战士，曾经断粮20多天，靠树皮野菜充饥，许多战士饿昏病倒，幸好在绥棱东部栾家烧锅屯，遇到抗日群众张大嫂，她将自家的两垧玉米全部送给战士，部队才得以脱离险境。尽管困难多得无法想象，抗联队伍仍然完成了西征，保存了骨干力量，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

一块石，见证初心，也指引方向，它让抗联精神代代相传

姜楠楠曾经无数次站在“白马石”前为不同的团体讲解西征这段历史。她说：“西征是东北抗联史上非常悲壮的一幕，西征的壮举是东北抗联精神的最好体现。我们现在讲的‘不忘初心’，这4个字的分量特别重，这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和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传承下来的初心。”

“白马石”所在的绥棱县四海店镇拥有多处抗联遗址，据四海店镇党委书记田刚介绍，这里初步发现郭炮营、八道林子、四平山、大青观后方基地等抗联遗址29处，抗联第三路军后方基地建立、黑嫩平原游击战争根据地创建等重要史事都发生在四海店区域内。为了让抗联精神代代相传，镇委镇政府从2017年开始打造红色抗联小镇，组织编写了《四海店抗日斗争史》，为研究和推介四海店抗联史提供了丰厚详实的史料基础；以四海店抗联史事为原型，以北满抗联西征为主线，创作了绥棱县首个大型红色舞台剧《四海魂》；召开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创小镇办会之先；启动了“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纪念馆”建设；镇里还同步规划设计了北满抗联西征会师纪念碑、抗联会师广场，打造抗联主题文化园；围绕29处抗联遗址遗迹，由点到线规划了远中近3条抗联路线，初步形成了具有教育意义和游览功能的“抗联路”。

白求恩战胜传染病肺结核

2020年是白求恩诞辰130周年。

白求恩在中国虽然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曾经患上过极为严重的传染病———肺结核，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然而，也正是这次患病，使白求恩勇敢尝试新疗法，痊愈后致力研究并成为外科专家，成为社会化医疗的倡导者，最后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这些故事，是他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前奏。

少年立志学医有成

白求恩家族的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教徒，在美洲被称为清教徒，16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移居苏格兰，18世纪迁移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三一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有名的外科医生。受祖父的影响，白求恩少年立志，决心要成为像祖父一样的外科医生。

中学毕业后，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医。他1909年秋入学，1916年12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他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英属自治领地加拿大跟着卷入。这一年9月8日，白求恩在魁北克省的瓦尔卡蒂亚应征入伍，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战事惨烈，5万多名加拿大士兵阵亡。白求恩在加拿大第二战地医疗救护团服役，曾前往法国前线任担架兵，曾在比利时西北部的第二次伊普雷战斗中左腿负伤，伤愈后继续服役，战争结束回加拿大继续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白求恩在加拿大行医，也曾在军队担任上尉军医。1921年10月，白求恩赴爱丁堡皇家医院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考试，次年2月5日被录取为会员，随后任西伦敦医院外科医师。在西伦敦医院期间，白求恩结识了爱丁堡一名法官的女儿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小姐。1923年8月13日，他与弗朗西丝结婚，去英国海峡群岛度蜜月。他们赴瑞士、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德国旅行6个月，在各国观摩欧洲外科名医的示范手术。1924年初，他们返回加拿大，后来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城梅奥诊所进修神经外科。1924年秋，白求恩迁居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12月初在该市开业行医。

肺部感染勇战病魔

1926年夏，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白求恩患上了传染病——肺结核。这年10月，他返回家乡，去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的卡利多疗养院治疗。12月18日，转入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阿迪龙达克山的特鲁多疗养院。1927年5月底，他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就返回底特律行医，后因病情恶化，不得不又回到特鲁多疗养院。

这段时间，白求恩经受了百般折磨，在1927年11月创作了9幅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预测自己将死于结核病。在这些画作里，白求恩把肺结核病菌的来源描绘成一种类似蝙蝠的动物。

出生前的部分，他把子宫画成一个黑暗的洞窟，婴儿已经受到结核杆菌的袭击。病菌用一种红色的飞龙目动物来代表，这是一种史前爬行动物，长着长长的嘴巴、尖利的牙齿和蝙蝠似的翅膀。他感叹地配上了这样的诗句：“哦，新来者，我们的主人公，胚胎之时即遇险，结核蝙蝠如血染，一何凶残。”

后来，他画出这样的画面：“置身都城的峡谷，繁花魅人似锦，却敌不过结核菌蝙蝠的云翳雾障——秽气中，层层阴影，他已渐渐病入膏肓。”“痼疾吞噬其生命，咳嗽，啐痰，形容枯槁……”

在最后一组壁画中，把自己画成在死亡天使的怀抱中，并配上这样的诗：“亲爱的死神啊，你这仁慈无比的天使，让我在你温柔的怀抱里，与世长辞。天上的繁星明亮，烈日早已无光，我演完小小的一幕，无聊的戏剧就此收场。”

但是，白求恩并没有屈服于病魔。他是一个医生，在住院期间，他积极配合治疗，还广泛阅读有关医学书刊。有一次，他偶然读到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这给了他很大启发。作者约翰·亚历山大是著名胸外科医生，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

人工气胸疗法具有一定危险性，因为需要人为地切开胸腔造成气胸，大气压肺回缩，体积缩小，肺内结核球内的脓液和物质就会排出并愈合，等到愈合得差不多了，再把气体抽出来，把胸腔合上。在白求恩那个年代，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这种危险做法一度被各国采用。

他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要求进行这种治疗。医生们告知“这种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但是他不怕危险，执意一试。1927年10月27日，在他本人要求下，试用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人工气胸疗法，最终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不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1927年12月10日，白求恩痊愈出院。白求恩将改写后的《使徒信条》作为圣诞贺卡，写道：“我信健康的身体从病体复活，以及肺结核患者得永久照顾而长生。”他回顾这段与病魔斗争的经历，感慨万千地说：“恐惧是幸福最大的破坏者，而多数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可以说，人靠希望才能活着。不要失望，要心情愉快和保持平静，遵循法则，把游戏进行到底。”

由于自己身患肺结核，白求恩不知道自己能否康复，就在他接受人工气胸疗法时，与妻子弗朗西丝离了婚。病愈后与弗朗西丝复婚。来中国之前，白求恩到蒙特利尔探望弗朗西丝。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请求国际援华委员照顾她。

北美名医致力科研

这次患病，使得白求恩致力于研究肺结核感染。病愈之后，白求恩立即去美国纽约州雷溪州立早期结核病医院进修。3个月之后，他返回加拿大，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出任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主任、北美著名外科医师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的第一助理，在这里工作到1932年秋。他在加拿大、美国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如：《气泵与人工气胸一起的新组合》《呼吁肺结核患者尽早实施压缩治疗》《关于肺部螺旋体病的细菌诊断》等等，成为北美名闻遐迩的名医。1932年5月，白求恩去美国底特律市赫曼·基弗医院临时主持胸外科部，同年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并担任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1935年1月，白求恩回到蒙特利尔市，在北卡第维尔新成立的圣心医院出任胸外科主任。

为了更好地治疗疾病，白求恩成为一位发明家。他医疗实践过程中，他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研制和革新了一些外科器械，如：肩胛骨提升器和牵开器、长肋骨剪或肋骨剪和肋骨剥离器。其中最大的仪器是在白求恩的指导和直接监督下，由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工人制作。一家公司购买了白求恩大夫的专利，生产出以“白求恩”命名的医疗器械：白求恩胸腔注气器械“护士的朋友”和白求恩肺部止血带等等。

心系人民呼吁改革

患上肺结核病，让白求恩对于社会医疗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他说：“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1934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市加拿大进步协会发表讲演，主张由政府资助结核病防治工作。他在蒙市郊区自设门诊室，每周六下午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1935年8月，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期间，白求恩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回国之后，他在蒙市“苏联之友”协会举办的集会上发表访苏观感，希望借鉴苏联的医疗制度，还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任会长。该会主要宗旨为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参加者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

从此，他多次在加拿大、美国的医学大会上大力宣传社会化医疗。他说：“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1936年4月17日，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讨论会上发表了讲演《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7至8月，安大略省议会选举前夕，他向候选人、魁北克省总督及医学界、宗教界发表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宣言，建议实行社会化医疗。他向政府提出了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

从思考社会化医疗出发，白求恩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信仰。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为了信仰，1936年10月他奔赴西班牙，担任加拿大医疗队队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设计了一个流动输血队，直接去前线救治伤员，使伤员死亡率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75％之多。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8月，白求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蒙湾演讲中，表示愿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10月，他去美国与援华委员会、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以两组织捐赠款项购买医疗用品。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自温哥华启程，乘“亚洲女皇号”轮船取道香港赴中国。他给妻子弗朗西丝写信说：“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场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香港。宋庆龄回忆道：“白大夫的来华是我们发起并且尽力向他提供了所需要物品的。”这一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国际和平人士援助中国，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是配合保盟进行工作的组织之一。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友人写信说：“你们能否让援华委员会寄来钱……也许他们应该给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寄去1000美元。”然而，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后不久，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不幸逝世，从此长眠于中国大地。

白求恩深深爱着中国人民。他说：“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作者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社教部主任）

板家窝伏击克敌

贾晓明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敌后解放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最早发展平原游击战的地区之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蓬勃发展，到1938年冬，已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占有13座县城及周围的广大农村。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北宁、津浦铁路和多条重要公路之间，还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北平（今北京）及保定、石家庄、天津等重要据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8年冬开始，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接连发动“扫荡”。

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跂师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冀中部队及自身发展部队的任务。一二跂师主力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下于1939年1月25日抵达冀中的河间县，与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

此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扫荡”。对此，贺龙、吕正操迅速确定了以动员一切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围攻为中心；避敌锋芒，与敌周旋，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的战略。

1939年1月28日，贺龙、关向应签署命令，为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开展抗日斗争，由七一六团3个连组成独立第三支队，同时任命余秋里为独立第三支队政委，司令员是余秋里在红军时期的老搭档贺炳炎。贺炳炎未到职期间，军事工作暂由副司令员常德善和参谋长刘忠负责。

贺龙给余秋里下达任务时告诉他：冀中的霸县、固安、雄县，地处北平、天津和保定之间，是个三角地带，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好像一把尖刀插到敌人的肚子里，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和保定的敌人，可以牵制平、津、保敌人的力量。贺龙的话，让余秋里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第三支队成立的第二天，他便和常德善带领全体指战员，迅速向大清河北开进。

三支队于2月1日到达大清河北岸地区，在和冀中五分区取得联系后，余秋里得知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兵力部署情况：霸县驻敌300多人，新城驻敌200多人，白沟250人。三股敌人频繁外出“扫荡”，企图将驻该地的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一举消灭。

2月3日深夜，余秋里率部队进到新城县东南50里的板家窝镇。部队到达时，群众已经熟睡。进村后，余秋里立即命令不要打搅群众，在加强警戒的同时，各连队以班、排为单位，露宿街头巷尾，在能避风雪的柴草垛下合衣轮流休息。

天亮后，余秋里从5分区得到情报，驻在白沟和新城的300余名敌人乘7辆汽车外出“扫荡”，途经板家窝，另有500余人的伪军随后出动。余秋里向地下党的同志了解情况后认为，日军侵入冀中以来，没有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将骄兵狂，应该抓住日军这个弱点，予以果断打击。他和常德善商议后，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并和战士们立即抢修工事，准备伏击敌人。

刚刚准备就绪，敌人已经来到村东，和外围部队接上了火。由于敌人尚不知余秋里率领的是八路军主力团的3个建制连，因此全部压上，多方出击，企图寻找破绽，实施突破。余秋里命令各部按照部署，坚决打击敌人。他和常德善一直坚守在阵地前沿指挥作战，从上午7时到下午5时，敌人先后发起4次猛烈冲锋均被击退。黄昏时分，敌人依仗其火力优势，发起了第5次冲锋。余秋里命令战士们沉着应战，同时命令部分战士迂回敌后包抄。敌人进至离阵地八九十米处时，余秋里下令开火，击毙敌人10余人。

见敌人已经疲惫不堪，余秋里抓住机会，命令部队迅速出击。霎时间，各部战士从不同方向朝敌人扑过去，很快将敌人分割成几段；板家窝的乡亲们也奋起参战，不仅把做好的饭菜送到阵地上，照顾伤员，更有不少人手拿着锄镰镐锨随子弟兵追杀敌人。残敌抵挡不住，慌忙爬上汽车，狼狈逃窜。

此次战斗，余秋里率领刚刚组建的三支队，击毙日军78人，并击伤敌人100余人，缴机枪6挺、追击炮一门，长短枪65支，子弹数千发，给大清河北岸人民送上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便衣神探梁学章

“敬礼！”铿锵有力的敬礼声，表达着在场所有民警对英烈梁学章的无限哀思和敬意。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干警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他们常常在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梁学章墓前开展党课等活动，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便衣警察》红遍大江南北。梁学章就是这样一名便衣警察。梁学章，1965年9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良乡村人，1985年7月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作，成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作3年多，他共抓获357名犯罪嫌疑人，13次光荣负伤。

由于便衣警察工作的特殊性，梁学章和战友不能穿警服，只能穿便衣，常年穿行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车站、公交车上，随时发现、制止犯罪行为，擒获犯罪嫌疑人。刚工作不久，梁学章就在淄博火车站遇到一名抢夺旅客钱包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追到了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的犯罪嫌疑人掏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惧，一脚踩住钢鞭，一脚踢向犯罪嫌疑人手腕，犯罪嫌疑人想跳墙逃跑，梁学章迅即跟着翻上墙头，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有的事。1986年除夕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梁学章和队长李行广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巧妙隐蔽，紧紧跟踪5个形迹可疑的男青年。从火车站到商场，又到了集市，足足跟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露，梁学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开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获，梁学章却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首刺伤多处。

梁学章不仅勇敢，更不怕苦、不怕累。1987年2月，梁学章参与侦破一起重大贩毒团伙案件，为跟踪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和队友张明河化装成乞丐，5天5夜跟乞丐睡在一起，直到抓获嫌疑人。

1987年夏秋之间，为侦破张店区连续发生的几起夜晚拦截妇女强奸案，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玉米地里连续蹲守了七个夜晚，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当场将其抓获。

1988年12月，为抓捕一名全国通缉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梁学章和战友连续7个昼夜没有休息好，不少队员患了重感冒，梁学章同样病得厉害，但他仍咬牙坚持。12月23日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发现了这名通缉犯。此时，梁学章忘记了疲劳和病痛，面对手持凶器的通缉犯，他舍生忘死，在头、颈9处负伤，主动脉被刺破的情况下，仍顽强搏斗，最终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犯制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同年12月31日，梁学章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1989年1月19日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梁学章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张店公安人，砥砺前行、真情奉献，用汗水和热血擦亮金盾、铸就警魂。”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安烈鹏说。

蔡廷锴：尺地寸草皆不可弃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雄鹰）蔡廷锴，1892年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县。因家境贫困，他自幼失学，少年从军，并在上级影响下，投身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先后担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1930年，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天，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抗日通电，表示身为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经过近40日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他们抵抗合围福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5年，蔡廷锴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筹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1947年，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活动，1948年初，民革在香港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任。

1948年9月，蔡廷锴作为民促首席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等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后，蔡廷锴到达北京，先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廷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职务。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

曾日三：屡建功勋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据新华社电（记者谭畅）曾日三，又名曾日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1919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宜章第一区高小任教，后任国民党宜章县署督学。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宜章暴动，将宜章县反动上层人物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三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他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后卫。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永昌等战斗。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祁连山区。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名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高喊“红军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曾日三有谋有勇、英勇善战，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他忠于党，为了大家敢于牺牲，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绪斌说。

曾志与夏明翰之弟夏明震的故事

陶斯亮，1941年出生于延安，陶铸和曾志的女儿，主治医师职称，曾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

夏明震之死

1928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转入低潮。国民党利用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幼稚错误，煽动土豪劣绅和愚昧农民暴乱，发动了“白带子反水事件”。暴民见共产党就杀，一时革命者血流成河，仅郴州县遇害的共产党人就有一千多。

我母亲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她的第一个爱人夏明震，被暴乱分子捅了几十刀，暴尸于河滩，现场惨不忍睹。这位才华横溢又英俊潇洒的共产党人，此时虽仅21岁，却已是党的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第七军党代表。他们夏家满门忠烈，兄弟姐妹中有五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大哥就是著名“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

少女时期的曾志

年仅17岁的母亲，亲眼目睹了新婚丈夫被如此的残杀，受到极大刺激，愤怒几乎使她失去理智。但要强而任性的她，在为夏明震送葬时，却作了个事后令她痛悔终身的决定，她没有去送亲人最后一程，因为她不愿让人们看到她的眼泪，她宁可一个人躲起来让泪水决堤。

紧接着郴州地区发生了彪炳史册的湘南起义，我母亲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岁月倥偬，六十年弹指一挥间，直到1988年她才重回故里。但当年烧炮楼的那个红衣小姑娘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此番回乡，是为了找到夏明震的墓，在人生即将进入终点时，想祭扫亡夫的英灵，以深埋心中的那份未了情。

当初，她听说夏明震被葬在文庙附近的山上，可是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文庙！早已变成一条公路。她山上山下四处寻找，然而再也找不到夏明震的一丝遗迹了！烈士的骨骸可能早已当了铺路灰。“我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母亲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1998年3月，在纪念湘南起义70周年之际，郴州人民在烈士陵园内，为夏明震立了一个墓。然而此时母亲已重病在身，我义不容辞地代母出席纪念活动，特别是要代她祭拜夏明震的墓。

1998年3月16日，我手捧鲜花，来到郴州烈士陵园凭吊夏明震。墓后刻着夏明震的生平事迹，他“生于1906年12月24日，衡阳人，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任湖南特委组织部长，1927年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1928年3月12日上午牺牲，年仅21岁”，后面还刻有与夏明震同天牺牲的黄光书、何善玉（女）、周碧翠（女）、焦玉才、陈代长等八位烈士。墓周还有白色汉白玉护栏，墓前有两根石柱，上刻一幅对联：犹生虽死招唤忠魂衡郴云树寄哀思；有弟如兄为求主义铁血头颅酬壮志。

从1922年加入共产党到1928年壮烈牺牲，短短六年，夏明震已为党立下了丰功伟业，是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我怀着无比崇敬无比虔诚的感情，将鲜花放在夏明震遗像前，并向他深深三鞠躬。我默默地对母亲说：你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心愿，今天我为你了却了！夏明震从此后不再是漂零的孤魂，他的英灵终于有了归宿。三个月后，妈妈无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7岁。

1954年，曾志与丈夫陶铸及女儿陶斯亮。（新华社图片中心）

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深埋心间，就是大哥石来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是蔡协民还是夏明震？这是根据大哥的出生日期是1928年11月7日，而夏明震牺牲于当年3月份，母亲与蔡协民的结合是夏明震牺牲以后的事。如此推算，大哥应该是夏明震的遗腹子，但出生时的父亲是蔡协民，而真正养育他的是石连长。

对母亲而言，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先烈。特别是她觉得石家全家被国民党杀害，惟独保留了大哥这么一个红军后代，大哥理应传承石家香火。蔡协明是看着大哥出生的，又是井冈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有很高的声望，大哥拿到的烈士遗属证就是蔡协民的。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的大哥，一方面守候着石家的祖墓，一方面守望着蔡协民的英魂。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夏明震的人。

直到离母亲逝世前几天，我才下决心问个究竟，我说：“妈，你一定要回答我个问题，大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这很重要，爸爸有我，蔡协民有春华，可是夏家几乎满门抄斩，都那么年轻，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遇害了。‘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只是烈士的豪言壮语，可如果大哥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在中国革命史上牺牲最惨重的家庭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母亲沉默良久，突然说了句：“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都是烈士后代么，不要搞那么复杂。”我真不能赞同母亲的逻辑，搞革命就可以不讲血缘啦？

母亲留给孩子们的话

1998年的4月4日，是母亲87岁大寿。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一个生日，清晨6点就起来了，擦了点头油（这可少见），换上一身干净的病号服，又让我用鲜花布置了房间。10点钟，全家人齐刷刷地来给她祝寿。

自1995年母亲病后，二哥春华和二嫂统惠就一直住北京家里，但这次我特意从井冈山请来了大哥石来发。我们兄妹三人共同为母亲祝寿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向她的两个儿子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已在她心里埋藏了很久很久。我早看出她企图以关爱的行动去补偿，但晚了！她和他们都老了！从不说温存话的母亲，今天能讲出这么情真意切的一番话来，说明她心中始终在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

春华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可以说是爱怨交加，有一肚子的委曲，我很同情他。相比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母亲去世4个月后，我带着井冈山的两个侄子和侄孙女，特地到郴州为夏明震扫墓。夏明震若地下有知，那么，现在他不仅有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个重孙子，四个重孙女，还有两个第五代孙儿孙女。这正是：杀了夏明震，还有后来人！

查玉祥：救群众于滔滔洪水中的人民卫士

新华社沈阳8月5日电（记者李铮）凝神望着坚固的小凌河堤坝，穿过旁边的高楼大厦，查洪烈仿佛看到了56年前滔滔洪水中的父亲。和最亲的人虽素未谋面，但父亲的鲜血已流淌在查洪烈的血脉，一直激励她38年的从警生涯。

2018年，55岁的查洪烈从锦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了，依依不舍地脱下穿了38年的警服。作为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获评优秀公务员10次的人民警察，查洪烈说：“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群众的生命，身穿警服这38年，我唯有勤奋工作告慰父亲，擦亮我们两代人头顶的警徽。”

查玉祥，1941年出生，生前是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凌安派出所民警。

1963年7月20日，辽西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暴雨，锦州的小凌河、女儿河洪水成灾，水漫堤坝，一片汪洋。锦州市内多处路段被淹，房倒屋塌，群众被困。

查玉祥所在的凌安派出所辖区是锦州城区人口密集的低洼地带，共有3000多户、1万多名居民，一旦发生洪灾，后果不堪设想。20日早10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小凌河溃堤，汹涌的洪水咆哮着涌向地势低洼的龙江南街。

查玉祥曾是一名无数次出入火海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消防卫士，他主动向领导请求承担引导疏散辖区居民撤离的任务，随后和民警黄广成冒着狂风暴雨，在过膝的水里艰难地向险地跋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呼唤，转移群众。在他的疏导下，绝大多数群众都顺利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查玉祥发现人群中没有刘大妈的身影，那个无儿无女的革命烈士遗孀，他立即奔向刘大妈的房子。进到屋内他发现刘大妈正在炕上抱着一个大木箱，她哭着说：“这些东西我得带着啊……”查玉祥忙说：“等水退了，你缺啥我给你备，咱先走，只要人在就啥都不愁。”可是大妈还是不愿放手。这时洪水夺门而入，眼看着没过了炕沿，千钧一发之际，查玉祥一把背起了刘大妈朝门外奔去，就在他们离开屋子不到20米时，刘大妈家的房顶被暴雨冲塌了。刘大妈安全了，又冷又饿的查玉祥才感受到体力透支，泡在水里的双腿已经快失去知觉。

此时他突然想到西边还居住着一位老人，不过去看看心中总是不安。在路上他遇到了民警胡振兴，胡振兴知道查玉祥水性不好，对他喊道：“那边水太深了，你快往回走。”可是查玉祥担心那户人家，就和胡振兴彼此搀扶着并肩往前走。暴雨倾盆而下，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水流湍急而浑浊，水下什么情况完全看不清。突然，他俩脚下一空，一同陷入了深处，两个人瞬间被水淹没了。等胡振兴从水中挣扎上来时，却寻不见查玉祥的身影，年轻的查玉祥被湍急的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年仅22岁，查玉祥就这样穿着警服走了，留给父母、妻子巨大的悲痛，而妻子腹中已有了两人的骨肉。

得知查玉祥牺牲的消息后，近千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锦州市公安局追授他“五好人民警察”荣誉称号，随后，查玉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女儿出生时，妈妈张凤兰给她取名查洪烈，寓意“洪水中的英烈”。

1980年，查洪烈光荣加入警察队伍。从警38年来，遇到困难她总是迎难而上，从内勤文书到外勤打扒窃，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她总是巾帼不让须眉，出色地完成任务，深受上级和同事称赞。

从1992年开始，查洪烈的母亲和丈夫接连患重病，她将眼泪压在心底，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全家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查洪烈说，英雄父亲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感染着我，我把事业和生活上的一切收获都看作是对父亲的告慰。热爱事业、热爱生活、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是这个家庭永远传承的精神力量。

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据新华社电（记者邓倩倩、陈弘毅）福建厦门集美东南隅的鳌园内，有一位爱国归侨长眠于此。他的名字出现在厦门的学校、建筑、街道、公园中，也铭刻在乡亲、侨胞和一代代学子的心中。他，就是南洋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现厦门市同安区）仁德里集美社，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20岁，他回乡完婚，并出资2000元在集美建立惕斋学塾。

1904年，父亲企业破产后，而立之年的陈嘉庚以菠萝种植加工业起家，并套种橡胶成功。1907年，他代还父债，在华侨中赢得信誉。

陈嘉庚于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从物质上支援辛亥革命运动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年，陈嘉庚筹办集美小学校，之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以及集美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形成集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并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内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泽东为其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回忆其与陈嘉庚的三次接触。他说：“嘉庚先生力主为社会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诸多海外华侨校友传承了他的精神，归国办校，形成一种风气。”

陈云：做好群众工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做好群众工作应成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重温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石立国

为了指导全国群众工作深入发展，根据毛泽东“找人来”的指示精神和“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的有关同志谈话后，针对群众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撰写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他在文中阐述了加强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理论的光辉。

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7年11月15日，北方局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领导下，华北各地党组织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发动群众，与八路军协同工作，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格局，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事业的展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工作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考虑到战略相持的阶段特征，要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还是有不少弱点。从党的方面来看，党员队伍大量、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员的阶级教育没有及时跟上，党内混入了一些投机异己分子，因新进党员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大多数基层党支部无法成为当地群众的主心骨；从政权方面来看，乡村政权大部分未被人民掌握，因发动群众不够，改造不当，导致基层政权成为土豪劣绅们压榨人民的工具；从军事方面来看，军队需要民众在抗战中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但因减租减息等政策没执行好，加上组织群众不力，民众积极性不高；从民众团体来看，虽然大多数区域自上而下建立了工农青妇等团体，但在群众眼中，这些团体仅是“抄名册”式的官办团体，未能解决群众的迫切需要，缺乏号召力。

因此，要“以简御繁”，使党政军民学工作都能进步、发展和健全，基本的环节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彻底改造乡村政权，使之真正掌握到人民手中；把维护群众利益和抗日救国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支持军队把抗战进行到底；紧密联系群众，清洗党内坏分子，巩固党的组织，让新党员和新干部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增长才干。

发动群众必须改善群众生活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处于对日斗争的最前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补充，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随着战事的不断发生，民众的负担呈加重趋势。休养才能生息，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机构不能仅向群众索要东西，不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群众生活的，同时抗战时期群众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抗战力量。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为了发动群众，必须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诉求和现实困难，研究解决路径；群众生活改善得愈多，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就愈高，群众切身问题解决好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应提高了，群众才会更加拥护党和信仰党，党的威信才会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党的有关政策制定了，党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仍需要紧紧依靠工农，深入到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自己认真讨论，进行深化细化具体化工作，以便更好地实现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是巨大的。1941—1943年是华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华北各根据地财政发生极大困难，面积大幅缩水，党员人数和正规部队的力量都削弱了1／3到1／2，要维持农民在粮食和人力补充方面的支持，变得极端困难。为此，华北各地继承和发扬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依靠人民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把武装斗争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党政军民学同甘共苦，成功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蚕食”活动，根据地迎来了恢复和再发展，为战略反攻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群众工作离不开好的工作方法

在群众工作中，要坚决依靠群众，坚决摒弃“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用良好的工作方法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否则会缘木求鱼、劳而无功。针对华北地区群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三条工作方法。

一是学会开会。开会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解决问题，不是“清谈馆”“月旦评”。处于抗日战争这种战时环境，开会不是一件小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陈云指出：“开什么会，怎么开法，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群众来开会走路方便不方便，都要认真考虑，做好准备。”我们不需要中组部巡视团曾经参加过的华北某支部那样的小组会，它不提出任何拟讨论的问题，相互推诿、说车轱辘话；我们需要着力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会议，形式要生动活泼，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要能解决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需要。

二是重视典型的力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主要方面放到战区和敌后”，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因为华北是全国抗日的前哨，既是日军进行封锁和“扫荡”的主要目标，又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主要地方，所以陈云尤为关注华北工作，以晋察冀边区一个好支部为例，说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解决群众切身利益才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树立典型，介绍经验，进而推动工作进展。

三是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常讲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要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共产党人不能墨守成规。陈云指出：“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重温陈云这篇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文章，对于我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XJP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振亚：矢志不渝献身革命

陈振亚1905年出生于琼东县（今琼海市）嘉积镇加宝岭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陈振亚与一批进步同学投奔位于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地区）的中共琼崖地委机关，积极参加反对白色恐怖的武装斗争。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分别向琼崖东、中、西各路苏区进犯。时任乐会县委宣传委员的陈振亚积极配合红军发动群众，建立起严密的联防组织。在他的工作下，监督敌人的哨站从乐会四区伸展到嘉积对岸的乐会三区的溶沐墟，前后30多公里，使乐四区军民有条不紊地对付来犯之敌。

1928年5月，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红军师长梁秉枢等带领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余部共600余人撤到定安县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陈振亚等人留在中平仔一带坚持斗争。1929年2月，陈振亚被任命为中共乐会县委书记。

1930年8月，琼崖特委在琼崖红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建立了琼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特委任命梁秉枢为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由于杨学哲在海口开展兵运工作不幸被捕，未能到任。因此，琼崖特委决定派陈振亚接任政治委员。

在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第二独立师党委的领导下，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琼崖红军师、团两级成立党委会，营级成立特别支部，14个连队成立了党支部，连队还建有共青团组织，全师党团员约占45％。

1931年5月，陈振亚等根据琼崖特委的意见和琼崖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定，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组建女子军特务连。1932年春，又组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娘子军活跃在苏区，除了在乡村中做宣传工作，看守犯人，帮助农民耕种外，还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被誉为“红色娘子军”。

陈振亚强调要对红军家属优待，这样不仅发展和壮大红军队伍，而且使苏区得到进一步发展，苏区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参军作战，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3月，正当陈振亚在第二师中把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琼崖特委开展“肃反”运动。陈振亚不幸被错杀，时年27岁。1957年海南行政公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嘉积4月27日电袁宇）

成仿吾：为准确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

据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记者谢樱）成仿吾，189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6年3月，成仿吾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流亡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后，于11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成仿吾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与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成仿吾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1939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

成仿吾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他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湖南娄底市博物馆预留着400平方米的纪念室，将专门用来陈列成仿吾的生前用品、手稿、藏书等近900件珍贵文物。“我们要让成仿吾的革命文物‘活’起来，撰写好故事，绘成连环画，使之成为乡土、研学和培根铸魂的生动教材。”娄底市博物馆馆长戴小波说。

成熟的共产党具备找差距的无我品质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查找差距，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带头找差距、纠正短处，自我完善。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重要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

延安时期红军战士在学习，以补知识上之贫乏、思想上之不足，进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抗战期间，为解决八路军战士无线电通讯方面的技术短板，特意邀请无线电专家林迈可讲授无线电通讯知识。随后，“延安声音”终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直接传向世界。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党的十九大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历多次极其严峻的考验，但总能够排除风险、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勇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查找差距不足，勇于自我纠正错误，并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党。

这主要体现在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从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到伟大工程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查找差距与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创造了通过党内巡视、全党整风等查找差距、自我纠错的形式；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查找差距的优良作风。

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1944年9月，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因公殉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参加了这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队伍，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深情地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随后毛泽东强调：“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改正错误。

半年后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科学地总结了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的路线、纲领和任务，并从党的宗旨高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又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可以说，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实实在在地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引导全党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全面提高了全党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全党解决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工作、文化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能力。

1937年，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并亲自在抗大讲哲学课，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他还从哲学高度指出教条主义的要害：“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党把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作为党的任务。

1939年毛泽东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如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强调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形成通过党的重要会议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

在明确了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委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基本制度，也包括具体的如党内巡视、报告等经常性工作方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通过重要会议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这首先体现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起到了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作用。如中共三大陈独秀在会上作主旨报告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他中央委员，如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批评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陈独秀还批评上海、北京和湖北党组织的工作差距。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策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大发展。又如中共七大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确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在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全面报告，总结成绩查找差距。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如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批评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纪律。还实际上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会议充分认识到党要领导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存在着本领恐慌等差距，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全党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又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全党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全会对自己的查找差距，对错误进行彻底纠正，并取得成效的典型案例。

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会议纠正错误也取得积极成效。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党通过会议纠正错误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还有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也是通过会议找差距和纠正党内错误的重要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发现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差距，再次号召全党开展新的大学习，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着力推进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具体制度建设

为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着重进行基本制度建设同时，还认真地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以增强自我修正、自我提高的能力。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会发现：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通过巡视来了解和指导地方工作，纠正出现的错误。特别是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强调应当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1928年10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这个条例对为什么要巡视、巡视员的设置、巡视时间、巡视任务范围、巡视方式方法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任弼时、李维汉等都担任过中央巡视员，对上海、顺直、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党的工作进行过巡视指导，找出差距，起到纠正党内错误的作用。1931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党内巡视条例》，对巡视员的条件、巡视员的基本任务、巡视员的工作方法、巡视员的职权、教育与纪律作了明确规定。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巡视制度，加强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指导监督和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差距和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时期内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组织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随着党本身的不断成熟，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党曾在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上作出了党内报告和通报情况的规定，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为争取革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1948年1月起中央正式建立了严格规范的报告制度。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下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按时间和程序规定向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报告，特别是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二是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针对报告内容及时地对下级进行指示。历史证明，这个报告制度不仅对党内互通情况，互相监督，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说，党内实行的“报告制度”，起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用，提供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制度保障，这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

创造了全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查找差距自我提高的方式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针对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以及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破坏党的纪律的宗派主义作风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良作风，以增强党性和党的纪律。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使全党在思想、作风和纪律上提高了一大步，增强了党性，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高度团结统一同心同德夺取民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种集中整风的党内教育和整顿的方式，为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成功的样板。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整党、中共十二大后的整党、“三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又积累了集中进行党的教育活动的新鲜经验。

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找差距加强修养自我提高

中国共产党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优良传统。在查找差距、修正错误这方面，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政治局的同志都写了几万字的笔记，都在会议上发言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他在整风运动中真诚地作了全面总结，作了五天的报告，与同志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以下他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上，人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周恩来会赢得全党的尊敬。周恩来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种领导带头找差距，自我完善的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给今天的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早在1929年形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并作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党内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在整风过程中总结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并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非常重要，“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毛泽东还殷切希望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XJP总书记也强调：“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近日，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分清是非，以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98年的历史证明，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已经成为取得成就创造辉煌的法宝。我们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陈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

初绘中国现代化蓝图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现“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即使在后来发生挫折的艰难岁月里，这个伟大目标仍是凝聚和团结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源泉。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目标和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传奇将军李克农：隐蔽战线屡建奇功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屡建奇功，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地及时掌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建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冬，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曾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于北京病逝。

李克农的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是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安徽省十大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有无数人来此瞻仰“传奇将军”的英雄事迹。（据新华社电记者鲍晓菁）

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革命理想高于天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党中央制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要求尽快修通公路，促进西藏经济建设，方便人民交流往来。

1951年5月，康藏公路（后改名为川藏公路）正式动工，在参加修路的解放军战士面前，有14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物资短缺、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工具简陋，筑路条件异常艰苦。到了秋冬，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积雪一两米厚，冻土一米多深，铁镐砸下去只见一道白印子。

敏拉山皮康崖，百米峭壁如刀砍斧削，直插云霄，民谣唱，“飞鸟难过皮康崖，神仙到此也咬牙”，当地藏民说，“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

负责该段的十八军某部二连官兵发誓：“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徒手攀上陡壁，从崖顶用绳子吊着人悬空打眼放炮，山风吹来，人像铃铛在空中晃，就这样一点点开出一条刚能站住脚的小道。经过全连两个月艰苦奋战，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修筑全长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总共牺牲三千余人，平均每公里牺牲官兵至少1.5人。

1954年底，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正式通车，改变了两千多年来西藏不通公路、没有汽车的历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开始在西藏部队中流传起来。

1962年10月，该部奉命开赴前线。在一次突袭战中，面对敌军的凶猛火力，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阳廷安中弹牺牲，副班长上，前赴后继往前冲，六班8名战士牺牲了7名，为全歼敌军打开了通道。

“阳廷安班”的英雄壮举震撼了各参战部队。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作战情况汇报时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为了理想信念，不向困难低头，不被挫折压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挺起革命者的脊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1964年，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约稿。

深思熟虑后，肖华决定写一部组诗。他认真研读毛泽东著作、诗词，以及老同志的长征回忆录，从长征历史中选取了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大会师等12个典型场景，采用中国古典诗词风格，每段诗歌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一诗一韵。

肖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即便生了病，还经常通宵达旦。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沾满了泪水。

经过反复修改，1964年11月，十二首诗定稿，以毛泽东《长征》一诗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1965年4月，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作曲家，选择其中10首诗谱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立即轰动全国。

经历过长征的人，才能从心底里流淌出这样经典的作品。《长征组歌》始终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1985年5月，69岁的肖华经检查诊断为胃癌并伴有全身转移，病重期间，护理员经常播放《长征组歌》给他听以缓解病痛。有一次护理员问他，“《长征组歌》那么长，您最喜欢哪一句？”肖华脱口而出：“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绽放光彩。

1989年，黄文秀出生于广西田阳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母亲身体不好，家境贫寒，她在国家助学政策帮助下才完成了学业。父亲黄忠杰常对女儿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不可能有今天的生活，一定要入党。”

2008年，黄文秀考上山西长治学院，入学军训刚结束，她就申请入党。她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我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我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是发自内心的。”2011年6月，品学兼优的黄文秀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留恋都市繁华，加入广西选调生队伍，回到生她养她的家乡，成为革命老区一名普通干部。毕业那天，她对导师说：“我来自广西贫困山区，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尽绵薄之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2018年3月，她主动请缨，到乐业县偏远的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百坭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石山林立，山路陡峭，基础设施薄弱，全村11个自然屯散落在大山深处。

百坭村贫困户黄仕京问她：“你是北京毕业的研究生，为什么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说：“这里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共产党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党员，这是我的使命。”

黄文秀到了百坭村后，白天抓工作，晚上走访群众，用两个月时间遍访全村195户贫困户，绘制“贫困户分布图”，把每一户的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都详细标注出来。

她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挖掘百坭村的资源优势，学经验、找路子，大力发展杉木、八角、砂糖橘、枇杷等特色种植产业，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还把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筹办百坭村幼儿园，搞乡风文明建设，开展文明家庭评比、村规民约吟诵活动。经过努力，百坭村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88户418人顺利脱贫。

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她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她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因惦记百坭村的防汛抗洪工作和群众安危，在看望做完手术不久的父亲后，冒着暴雨连夜开车返回百坭村，途中遭遇山洪暴发，不幸牺牲。

从大山走出又回到大山，因为心中不变的理想信念，娇弱的农家女娃成为满腔赤诚的共产党员，成为冲锋在前的第一书记。黄文秀用青春扎根基层、把深情奉献乡土，用短暂而精彩的一生写下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树立和坚持明确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进入新时代，理想信念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一切困难，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从家书看邓颖超的人性光辉

朱广联

原标题：从家书看邓颖超的人性光辉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50多年如一日，志同道合，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堪称楷模。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话，那么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窥探心灵的窗户。让我们透过邓大姐与丈夫、与亲人的部分书信，来看看其如何做妻子，当母亲。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

相濡以沫肝胆相照

为了共同的理想，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做夫妻、为伴侣、做战友的光辉岁月。在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两人时聚时分，彼此牵挂，情深意浓。无论发生什么，邓颖超总是以女性的温婉体贴和妻子的特有情怀，给周恩来以关心与呵护。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周恩来因过度劳累，犯病住院。邓颖超经常看望和陪护。每当不在一起时，便以鸿雁传书，对周恩来以热切的问候和贴心的抚慰。7月7日，邓颖超在信中以“来”开头，“颖妹”落款，动情地写道：“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间迎接你了。”信的结尾是“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给夫君一份甜蜜大礼和心灵的慰藉。

1954年4—7月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和平，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由于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破坏，会议前后开了80多天。在家的邓颖超，看到院内周恩来喜欢的海棠花开了，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实，然后连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知道邓大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多日未能回信。经身边人员多次催促，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对邓大姐感言“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语，红叶传情，方式别致，简约而芬芳，朴质而浪漫。为的是给心上人紧张生活中“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1955年3月，我有关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身处北京的邓颖超得知后，很是担心，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和自信。4月10日，邓大姐抱病提笔，在给“最亲爱的人”的信中深情写道：“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为了宽慰战友，同时给自己鼓劲，信中还写道：“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落款为“你的知己兼好妻”。字里行间，那种对心上人的安危牵挂，对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跃然纸上。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几天就将出访朝鲜，周恩来抓紧处理国事，没日没夜地工作，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几次劝告无果，于是邓颖超以书代言，郑重发声。“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做最低标准的精力储备，以防不测。要大破既往的习惯势力，行前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总之要储备精神，保持好状态……”明确表示“这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的这些意见”。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可给他们一看。”这样，邓大姐悬着的心总算有些许放下。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在周恩来办公室门上贴“大字报”，联名“造反”，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这些举动看似有些无奈，却也难得一片苦心。

慈严相济亦师亦友

邓颖超曾两次怀胎。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当时医疗技术所限，一次流产，一次难产致婴儿夭折。无后，对于两位情深笃厚的伴侣来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活出了一种新境界。邓颖超、周恩来两位战友出于“对国家和社会负一份责任”，以其博大的爱，关心呵护收养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周恩来由于肩负大任，公务繁忙，爱妻“小超”更多地扛起关顾照料养子养女之责，并与孩子们结下深厚感情。孙炳文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遗孤之一。孙维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励志上进。周恩来夫妇视其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1月18日这天，当年重庆红岩村老房东托回家省亲的女儿给邓大姐带来红岩本地生长的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扑鼻。邓颖超十分珍惜和喜欢。“三年红岩，往事萦绕，百感交集。”睹花思人，感慨万千，决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特地写道：“特寄三枝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女儿未出我所料留下了，我很高兴十年后她能在莫斯科有助于你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我。”孙维世得知后倍感喜悦和温馨，因为这是远方妈妈的爱和她的一份心啦！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迅即赶去看她。回来后，仍觉不放心。24日这天，给女儿写信。“亲爱的闺女——维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得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在提醒女儿既要注意配合治疗，又要重视“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时，特别叮嘱“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信中交代“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信末深情地写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这封家书，真是“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邓大姐超越血缘、超越代际，对病中女儿那种至真至纯、至笃至厚的牵挂、慈爱、深情和博大。对于孩子们的爱，邓颖超既有慈的一面，有时也很严格和认真。1970年底，侄儿周秉和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到中南海，想让伯伯和七妈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就这样，只当了三个半月兵的秉和，又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当农民。原来，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学生下乡插队落户，为逃避农村艰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参军服役为名，想着法子到部队去，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周恩来和邓大姐认为，周家的孩子不能带这个头。于是邓颖超便唱起“黑脸”，亲自写信、谈话做工作，得到侄儿及其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大侄女周秉德，12岁随伯伯和七妈住进中南海，直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周恩来眷顾她，邓颖超更是将其视为己出。关心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传授理想，引领人生，助力健康成长。“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这是50年代末邓颖超到广州养病时给周秉德信的开头。“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你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在勉励周秉德继续好好干后，七妈以亲切而又充满爱的口吻写道：“我从南方回来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吧。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你的七妈手草，1959年5月7日”。信内信外，都是暖暖的。一年多以后，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请教七妈。邓颖超很快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大姐根据养女遇到并提出的问题，与之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条件和品质”。建议周秉德注意与男友先互动和相处一段时间，不能急。同时通过组织渠道向对方单位做一些情况的了解后再作决定。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对周秉德教育帮助很大。1964年国庆节这天，得知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邓大姐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大姐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此时此刻，七妈的心，慈母的爱，瞬间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几十年的生死相依，半个多世纪的肝胆相照。当伴侣，邓颖超善尽为妻之责；做母亲，邓大姐倾尽姆妈之能。无私，润泽山河一片；无后，养育孤困一群。家书中声声对“恩来”的呼，对“女儿”的唤，凝聚了邓颖超的万千情怀，展现了其贤妻良母的拳拳大爱和至高境界。海棠依旧，逝者长存；大音希声，厚植万代。邓颖超的名字将与周恩来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从五湖四海到聚天下英才

1949年5月的一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收到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的来信，信中写道：“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早在1944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就写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五湖四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揽才之道，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6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广播电台，诚邀在海外的留学生及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曹日昌的信送到钱学森手里，颇有些曲折。曹日昌与钱学森并不相识，也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于是，曹日昌联系了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葛庭燧，拜托他将信转交钱学森。葛庭燧转寄时附上了一封亲笔信：“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收到祖国的召唤，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放弃优裕条件准备回国，却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挠。美国移民局抄了钱学森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了14天。随后，钱学森被软禁在家，不允许离开洛杉矶，每月还要接受移民局的传唤。

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多种方式营救钱学森。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在会谈一开始就宣读了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声明，并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提出交涉。在美方提出“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时，中方代表拿出了关键证据——钱学森夫妇写在小香烟纸上、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的信。

迫于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10月8日，受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在罗湖桥深圳一侧接到了归来的钱学森。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和国家的帮助、推动下，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等一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参加建设。至1957年，2500多名留学生陆续回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奋斗，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依靠数以亿计的专门人才。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2002年，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党章。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航空航天人才的代际传承，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才梯队的生动体现。

1994年初，长征三号甲火箭即将发射。虽然火箭已进入发射场，但设计人员仍在进行产品可靠性试验。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意外发现发动机的伺服机构工作不正常。距离发射仅有20多天，如果不能迅速查明原因，发射就会被推迟。

“一定要查出症结，决不能让长征三号甲火箭带着隐患上天。”负责火箭空气动力和热设计工作的岑拯带领型号队伍夜以继日开展测试、试验，查找根源。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伺服机构的油管上：天气太冷，油管被冻住了。赶在火箭发射点火前，岑拯成功破解难题，那年他才30岁。十年后，岑拯出任长征三号甲火箭总指挥，之后被任命为绕月探测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

中国航天史上，留美的钱学森被称为第一代；留苏的王永志是第二代；中国自己培养的戚发轫、黄春平是第三代；神舟五号成功后，第四代航天人全面接班。如今，在探月工程“两总”（总指挥、总设计师）队伍中，45岁以下中青年占比接近一半。

“把担子交给他们，我们这一代人很放心。”航天专家王永志说。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工作，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人才强国建设步伐，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将国内外人才聚集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德国专家思博森精心保存着一张照片，这是2012年12月5日XJP总书记会见20位外国专家时与他的合影。

这位来自德国的天文学家，对研究超级计算机很感兴趣，然而这样的项目在德国得不到支持，人们认为已经有了常规计算机，不必再研发新型超级计算机了。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思博森了解到，中国有机构正在进行超级计算机群的研究，双方一拍即合。

到中国后，思博森建立了一支致力于推进高效能超级计算机在天文学中应用的团队，团队成员五湖四海，分别来自德国、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澳大利亚，项目组的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思博森给团队起了一个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名字——“丝绸之路”，“19世纪70年代，‘丝绸之路’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命名，是中国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途径，也是文化交往的途径。我们的项目以‘丝绸之路’命名，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国和欧洲学术交往的途径，我们希望秉承中西交流的传统”。

这支国际化团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4年4月22日，欧洲空间局宣布，“丝绸之路”项目组首次在普通星系中发现了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洞。这一发现为星系合并提供了重要证据，将帮助人类了解星系的演化历史。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共产党包容开放的政策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引燃了全球英才来华创新创业的持续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17年底，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已达到334.6万人次。

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新中国70年的发展说明，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眼界、魄力、气度。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最需要这种眼界、魄力、气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三句话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党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党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党要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XJP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于敏、孙家栋、袁隆平等多位科学家入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0年始终不变。

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2019年9月，XJP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分得了土地。苏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老百姓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为革命凝聚了巨大力量。“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被群众称为“流动的苏维埃”。在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群众依然想方设法掩护和支援便衣队。白天外出劳动时，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徐向前在回忆大别山革命斗争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党和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大别山党和军民面对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始终能够保持自立自强、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黄麻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决定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后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在游击战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军事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比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大别山实行土地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等政策的建议。毛泽东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别山党和军民从当地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探索新的规律和方法，坚持长期斗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展现了大别山区军民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和革命智慧，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坚实保证。

党的“一号机密”历经艰辛接续守护

张成乐

中央文库是党的第一所核心级别的档案库，记录党中央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文件就珍藏于此，形成了党史上的“一号机密”。在新中国成立前近20年的岁月中，数位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1949年，这些“比黄金还贵重”的原始文献终于完好无损地被交到党和人民手中。

张唯一：老成持重的首个守护人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党中央被迫迁往上海转入秘密状态。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中央的机密文件随时有着暴露的风险。1930年，党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各机关把暂不需要的文件，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照片等机密文件都上交中央文库妥善保管。

周恩来对新建立的中央文库作过多次指示，要求文件分类整理以及加强保护措施，组织起草《文件处置办法》，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文件的范围及整理的方法，为规范中央文库管理提供了依据。

党中央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了张唯一。他在工作中老成持重，与外界来往较少，这正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张唯一从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照一定的顺序再重新排放。对一般的事务性文件，则把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销毁，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为了严格的遵守保密措施，党中央派出一名领导人与文库保管人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不得过问文库工作；严格限定保管人与外界接触，防止暴露机密；还要时常变换中央文库的保管地和更新保管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不久叛变。他为向国民党邀功，即向敌人供出了党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无一幸免。顾顺章到南京后，又向蒋介石供出了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住址，党中央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幸好潜伏在国民党中统高层的钱壮飞知悉了这一消息，并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亲自指挥了一场大转移，还特意关注隐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

张唯一在接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马上雇了两辆黄包车和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在前往法租界途中，还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但都被他机智地一一化解了。经过两批次的转运，中央文库才转危为安。

陈为人：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

1931年底，周恩来根据中央安排到江西苏区工作。张唯一因要负责上海执行局秘书处工作，故无法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后经党中央批准，调派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

1932年，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住处。陈为人把重要文件放于阁楼中，他新安置了一个火炉，一旦出现敌人搜捕的紧急状况，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毁”的誓言。

陈为人夫妇一直保持着警觉，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何异常，随即马上搬家。数年下来，陈为人因安全问题经常变换住址。1935年2月，张唯一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陈为人的妻子接头后没有按时回来，他断定一定是被捕了。情急之下，他马上决定安全地转移中央文库，而非营救妻子。

转移到安全地点后，他不能出去工作，再加上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因此得不到经费，只有把衣物卖掉，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一段时间过后，二楼的家具几乎被变卖一空，但为了不让房东看出破绽，一楼的陈设仍旧如常。

他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靠红薯度日，以水代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为人为防止文件被虫蛀，还要经常翻晒文件。后来，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沉重的工作拖垮，十分虚弱。

转交文件结束回到家后，陈为人突然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陈为人拒绝医治，不想使用极为宝贵的经费。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时年38岁。

接力守护：中央文库完璧归赵

1937年起，上海地下党接管了中央文库，党组织派徐强和李云夫妇把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地点。1939年，徐李二人奉命赴延安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在广泛筛选后，调派刘钊管理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

1940年秋，由于工作需要上级把刘钊调离，派老党员缪谷稔接任保管人。接受重要使命后，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机密档案重新打包，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

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来到商店接头，差点被捕。缪谷稔决定把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迅速转移出去。经过紧张的转移工作，缪谷稔也病倒了，浑身无力，四肢疼痛。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失业了，二人只能变卖家具维持生活。

1942年夏，缪谷稔的身体越来越差，党组织决定让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嘱咐年轻的陈来生，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工作，要注意保密，尤其是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陈来生家境贫寒，但他看到当时上海很多人“跑单帮”（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便想到可以带着家人“跑单帮”赚取生活费。

后来，陈来生发现居住地来往人员太多，不久后他又开始新的迁移。这次他借钱租下了一栋房子，办了一家面粉坊，对外以面粉生意掩护。同上次一样，他将阁楼内从地板到四周都贴上了木板和报纸，这样夹壁墙就建成了，重要文件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党中央多次调用原始文献。陈来生接令后，蹲在阁楼中寻找文件，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经过几天的查找，在陈来生抄写副本后，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延安，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1943年，上级下令调出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为安全起见，文件被拍成照片，装在干电池里，由特派员及时送往延安。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陈来生在上海解放后汇报了中央文库的历史沿革，这批珍贵文件遂逐级上交到党中央。9月初，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发来电报，指示华东局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给予嘉奖。至此，记录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原始文献，经过数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守护，历经艰辛交回到党和人民手中。

党史视角的“伟大工程”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XJP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明确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学习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认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叫“伟大工程”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特别强调，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所在，进一步凸显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这里，毛泽东豪迈地、独具匠心地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工程”一词最早出自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他说：预想的计划在实践中变为事实时，“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就“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由此可见，“伟大工程”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

总起来说，毛泽东借用民族语言的“法宝”和现代概念的“工程”来比喻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既形象又生动，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把党的建设定位为革命的“法宝”“伟大的工程”，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使全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80多年后的今，“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是全党共识，成为推动执政党建设的不竭动力”。XJP总书记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伟大工程“新”在哪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不仅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工程，而且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经验，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就高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要完成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它强调的是要提高革命的战斗力。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里的“新”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要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也都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时期，还提出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继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时期的“新”，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突出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勇于自我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

总之，党的建设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提出及深化，彰显了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勇气，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

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XJP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们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必须推进“两个伟大社会革命”。XJP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两个重要论断，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昭示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在处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上，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只有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在“四个不容易”上过好关。XJP总书记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深刻揭示了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也深刻阐明了政党执政面临的执政考验。这“四个不容易”无论哪一方面做不到、做不好，都不可能长期执政。无论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还是现代执政党，丧失政权大多是在这“四个不容易”上没有过关。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其中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掌握好国家政权，必须为人民管好用好权力，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旦犯错误，就必定是颠覆性错误。

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五个过硬”。XJP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具体要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和“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再到把“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具体化为“五个过硬”，都充分体现了一点。这“五个过硬”既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寄予的殷切期望，又是对“本领恐慌”的及时提醒，更是一次触动心灵、提升境界的明确要求，也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基础标准。“五个过硬”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过硬”都有具体指向。最首要的在于信念过硬，最根本的在于政治过硬，最迫切的在于责任过硬、能力过硬，特别是作风过硬。（樊得智）

邓大姐参加我们的婚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国务院机关工作。1957年5月20日，我和陈其贤结婚。当时，陈其贤在总理办公室做机要干事。为了工作方便，总理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的住房就安排在紧邻西花厅西侧小院里。

那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很好，物质匮乏，住房条件也很差。我们就在小院一间平房里结的婚，里面摆放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把两张长条桌拼起来，上面放了些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小食品。双方单位的同志们也来帮着筹备。我们还收到了一些花瓶、桌布、茶具等礼品。屋子虽小，可来的人却很多，里里外外，坐着、站着的好几十人呢！有的忙着在“来宾签到纸”上签名，有的在吃花生、嗑瓜子，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正在这时，邓颖超大姐来了。我很兴奋也很惊讶，大姐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举行婚礼呀！这么大的领导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突然大家鼓起掌来，都用惊讶和崇敬的目光看着大姐。有人赶紧请大姐进屋。我惊喜极了！看到大姐穿着一身普通衣服，清纯朴素、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我们赶紧上前和大姐握手。

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请大姐在“来宾签到纸”上签名，大姐高兴地拿起毛笔写上了“邓颖超”三个字，字体秀丽、苍劲有力。我们把签到纸收好，作为永久的纪念。

大姐签完字后，将手中的礼品交给了我们。她说：总理因中央有个会议，不能前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他委托我来向你们祝贺。望你们互敬互爱、互相学习、互相照顾，白头到老。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点礼物，一是阿尔巴尼亚果酒，二是罗马尼亚果脯。祝你们甜甜蜜蜜、美满幸福！

我和其贤都太激动了，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大姐回去后，我们便把果酒和果脯送与所有来宾分享。来宾们高兴极了，都赞不绝口地说：好吃！好喝！

这件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和老伴也已离退休。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邓大姐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那激动而又感到温馨、幸福的场景，永远让我们难以忘怀。留有邓大姐签名的那张签到纸，一直作为我们家中最宝贵的物品被珍藏了起来。

（作者邝允丽曾任中国文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照片由全国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局薛潇提供。）

邓华将军：南征北战挽救国家危亡勇无敌

新华社长沙9月3日电（记者谭畅）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有一栋湘南民居风格的清末建筑，常年有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附近的一座戎装半身铜像前，也总有人前往瞻仰、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这栋建筑就是开国上将邓华的故居，铜像就是邓华将军。

邓华，1910年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在《论青年人生观》一文中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927年3月，邓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1950年，邓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邓华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病逝。

位于陂副村的邓华将军故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郴州市、北湖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和干部职工传统教育基地。

2009年，在历年修整的基础上，当地党委政府对邓华将军故居进行全面修缮，并设置了邓华生平业绩陈列展。2010年，邓华将军100周年诞辰之际，将军的半身铜像在陂副村落成。

邓小平如何办好《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委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于长征途中停刊。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的这份军报，倾心尽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

“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展现宣传工作特长

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其蜡版刻字工整、印刷油印清晰、装订简雅结实而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博士”旧业。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红星报》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红星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他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于是，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改版后的《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团结鼓舞红军斗志，“红星”闪耀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比如，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红星报》在第2期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决。再比如，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空知识，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组织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连夜刻印，使红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勇事迹所震撼，当即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全文写完时，已是6日拂晓，他便在文尾处写下“1935年1月6日”。由于战事吃紧，《红星报》一直没有时间出版。在遵义期间，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1月15日《红星报》1935年第1期终于出版，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伟大转折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一文。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告别《红星报》编辑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如何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

张文良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一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率先垂范，以上示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表率。

1979年，改革初兴。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时有发生，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为了整肃党风，邓小平亲自推动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严格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要求高级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规定》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求加快制定《规定》

至1979年，改革开放正在全力推进，各项事业陆续进入正轨，但干部思想和作风问题还需整顿。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密切关注这些不正之风，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策。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借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10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

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规定》。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几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亲自对高级干部进行动员和说明

为了消除干部的疑虑，让《规定》顺利执行，在1979年11月2日的大会讲话中，邓小平亲自作了说明。

关于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一些好的传统，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规定》基本重申了以前的一些规定，把以前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当前，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不仅在高级干部中，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他指出：“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关于干部特殊化的危害，邓小平认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了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关于《规定》的具体施行，邓小平认为，“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要想通这个问题。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规定》的施行

1979年11月13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并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海内外各界。

《规定》的内容共10项，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做出详细严格的规定。

比如，要求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家属不能随迁的，其宿舍另行安排。宿舍的面积要有限额，由国务院做出规定。已工作的子女可以同住，如不能同住，其住房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解决。已安排宿舍的，不准再占用宾馆、招待所。高级干部宿舍，除按规定附设的会客室免收房租，其他用房按面积收取房租。水电费也要根据实际消耗，按比例分摊。

其中也有具有时代“特点”的规定，比如凡高级生活用品，如电冰箱、电视机等，今后一律由个人自理。原公家已经配备的，一律按市价合理折价处理给本人。本人不要的，由公家收回，不得以任何理由长期无偿占用，化公为私。在那个年代，冰箱、电视等物品还是高档用品。

比如，部长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专车一辆。临时需要增加车辆，由有关单位派车。常务副部长、外事和公安部门副部长及65岁以上的年老体弱的副部长，根据工作需要，每人可配备专车一辆。其他副部长一般不配备专车，由所在单位根据需要，保证用车。家属子女单独外出不供车，因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按乘坐里程收费。

比如，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各部门各地区和生产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在外事、外贸活动中，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除价格不高的零星纪念品外，一律交公。

《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今后凡违反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的，应给予纪律处分。

《规定》下发后，在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突破重重阻力，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带头执行，在整风肃纪中作出了表率，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本色。

（摘自2018年第2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

邓小平怎样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王艳

从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邓小平曾密集出访，数量之多，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出访国家的总和。当时，邓小平的出访有重大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要团结周边国家，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中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帮助。他作为中共领导人，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决定了这些国家与中国国际关系的走向。最终，邓小平以他不同凡响的智慧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改善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道路。

针对不同受众，传递不同信息

国际传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细分受众市场，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传播策略。出访之前，邓小平针对不同国家所要传递的信息早就做到了心中有数。

对于尼泊尔、缅甸、朝鲜等周边国家而言，讲故事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尊重别国独立自主和绝不称霸的信念。邓小平在尼泊尔指出：“霸权主义者在南亚的激烈争夺，使这一地区长期不得安宁，严重威胁着这一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遭到南亚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这种正义的立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将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

对于美国和日本，除了要寻求它们对中国外交的支持外，还要向它们寻求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帮助。因此，讲故事的重点就在于中国推进和平的决心和中国未来发展稳定的预期，以及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合作国家的态度。邓小平在白宫同卡特进行会谈时指出：“我们的看法是，整个世界局势是不安宁的。如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就应该认真对待国际局势。就中国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尊重当地文化，充分释放善意

讲述人只有先融入当地社会，让受众感受到他的善意和尊重，才能真正吸引到愿意听故事的群体。在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专门为他准备好痰盂和烟灰缸。但是邓小平事先也了解了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一起会谈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当李光耀解释为何新加坡会在印尼之后同中国建交时，邓小平表示完全理解，并一语双关风趣地说：“我能忍耐，如同在这里我尊重主人的意愿，会谈中忍着没有抽一支烟。”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赢得了李光耀极大的信任和好感，随后，中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展开了深度合作。

在泰国，邓小平参加了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剃度仪式，这在非常崇信佛教的泰国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强烈而良好的反响，泰国人民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这一情景都甚为感动。当地媒体评论到，“邓小平对泰全国头等大事的理解与重视，使他抓住了泰人民的心，成为最重要的历史性来访者”。

追寻共同之处，引发情感共鸣

寻找讲述人与受众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总是能快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民间流传着很多为两国人民所熟知的故事。邓小平访日期间借用历史上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道出了此次出访主题。他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小平的话音一落，现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邓小平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中日两国的距离，让人回想起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使双方可以忘却短暂的不快，携手走向未来。

各国人民在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巨大，但在情感抒发和表达上却有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之间交往很少，美国人对于中共领导人往往留下刻板的印象。但是当邓小平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热情拥抱并俯身亲吻了唱歌的孩子，在场的不少美国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那一刻，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和他们有着一样真情实感的邻家爷爷。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泽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投票反对孩子们唱中国歌曲。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在美国休斯敦马术竞技场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妇女把邓小平请到观众面前，向他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当即高兴地戴上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后来回忆此事时说：“美国普通民众看到这样的邓小平，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是个共产党，但好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会笑，也许我们可以和他接触和他谈判。”

善于运用媒体，发出自己声音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媒体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邓小平在对外访问中，不仅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还通过当地知名媒体记者来传播他的观点。

邓小平访日期间出席了在东京日比谷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参加西式记者招待会。在面对400多名世界各国记者时，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当“钓鱼岛”这个敏感的问题提出后，他冷静、幽默、智慧的回答令在场记者深深为之折服。在回答有关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中国已经制定目标，在20世纪末时，现代化建设有所突破。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正确的政治环境和政策。邓小平通过各国记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希望稳定发展的愿望和决心。

邓小平还善于利用当地知名媒体记者的影响力，他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评论员采访时表达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愿望：“我这次访问美国肩负着三项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在休斯敦访问期间，他还同美国西南地区的报纸、杂志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席间，他充满自信地预言了中美合作的光明前景：“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

邓演达宋庆龄平息骚乱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同年7月，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邓演达等领导国民党左派高举新三民主义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被蒋介石和其他反动势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而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打着“讨赤”幌子，命奉军主力南下，一面抢占吴佩孚的河南地盘，一面布军于湖北边界地区，从北面威胁武汉。为了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将威胁武汉的奉军击退，迎接冯玉祥的军队进入河南，将北方的军事行动交付冯玉祥处理，随后再回师全力对付蒋介石。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领导了战前动员，并主持制定了北伐期间政治部的工作原则和方法。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在北伐誓师典礼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出兵河南进行“二次北伐”的重大意义。4月29日，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随北伐军进驻信阳，后移驻驻马店。期间，他一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一面主持举办各种培训班，训练有关人员。此外，他还经常去前线视察、指挥作战，并随时指导部队的政工工作。

邓演达非常关心官兵的健康和生活情况。部队出发前，他就指示有关单位为官兵注射防疫针，并购买了大批药品以备不时之需。他还三令五申地训示采购人员：要严格把好药品质量关，坚决杜绝“变质和腐坏”的药品进入战地医院，并重申一旦发现在采购过程中出现拿回扣、购假药等行为，一定“严惩不贷”。

当时，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都被送到驻马店，稍事停留后再集中送往武汉治疗。邓演达不仅亲自慰问伤员，还派得力人员建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护、慰问工作。通过总政治部的大力宣传，驻马店民众很快捐款捐物，送水送粮，并主动参加护理，让伤员们得到了及时救治和很大照顾。

1927年6月，北伐军击溃奉军，和冯玉祥部胜利会师后，陆续撤回武汉。一天，在武昌伤兵医院里，有一些从河南运回武汉的伤兵闹事，用手榴弹威胁医院的医生护士。医院连忙打电话到总政治部求助。邓演达闻讯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即赶到医院，冒着生命危险和闹事伤病员面对面对话。当时，闹事者握着手榴弹前来。邓演达毫无惧色，冷静地说：北伐军负伤官兵同志们，这次北伐作战，你们辛苦了！你们在战场上艰苦奋战，负伤流血，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这次打败了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人民也感到高兴。你们回到后方，理应得到好好的照顾，可是我们做得不够。也是环境关系，没有尽量做好，我们很抱歉，也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积极设法来解决那些困难问题就是了。

宋庆龄也赶到医院，对闹事者发表讲话说：北伐军负伤官兵同志们，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还说明了这次北伐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闹事者既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

负伤官兵听了两个人诚恳的讲话后深受感动，闹事者放下了手榴弹，事件在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得以迅速平息（据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蒋介石的特务为了给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造成混乱暗中唆使的）。事件刚一结束，邓演达就马上派人到各医院，听取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诉求，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一一做出了妥善处理。

邓贞谦：积极开创萍北工农武装割据

吴昌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贞谦受组织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萍乡从事农民运动。

他与中共萍乡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萍乡县城东门伞铺里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以《新萍周刊》主编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入党。

由于工作出色，1927年12月5日，在中共安源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时年20岁的邓贞谦被推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不久，又被安源市委派往萍乡湘东区担任区委书记。当时，为响应中共湖南省委促成湖南全省总暴动的政策，中共安源市委决定分五个区域准备萍安总暴动。邓贞谦积极准备，并通过办刊“结识”了驻扎在上栗的国民党靖卫队队长，“介绍”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该队“当兵”，很快摸清了靖卫队的布防情况。

1928年1月15日，暴动队成功发起起义，袭击了上栗靖卫队驻地，一举夺得50余支枪，暴动首战告捷。第二天，起义部队到上栗斑竹山，宣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和筹建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工作。

斑竹山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他们立即纠集萍、浏、醴三县反动派军队发动“围剿”。起义军虽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寡不敌众，3个月后起义失败。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邓贞谦等人组织起义队伍埋藏枪支，分散隐蔽，以图东山再起。

斑竹山起义期间，邓贞谦被组织上派往东桥，代表中共安源市委正式接管小西区党组织和工农武装。1928年3月，萍乡之敌深入小西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邓贞谦等人把萍乡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游击营。此后，邓贞谦应工作需要离开部队，但仍设法和部队保持联系，并及时把毛泽东转战井冈山的情况传递给他们。

此后，由于邓贞谦的身份暴露，《新萍周刊》遭封查，邓贞谦便来往于宜春西村、萍乡宣风、湘东各地，领导进行恢复扩大党组织、发动建立工农武装的活动。

邓贞谦在担任湘东区委书记的同时，还负担起中共安源市委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工作。1928年4月的一天，邓贞谦来到井冈山茨坪，将萍乡地区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向邓贞谦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下山前，还让邓贞谦带上一些黄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不幸的是，邓贞谦从井冈山返回萍乡路过南坑的街头时，被靖卫团认出并逮捕。邓贞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并在监狱的墙壁上挥笔写下了“暴动不怕激烈，牺牲要有价值”和“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彻底消灭统治阶级”两副对联以明志，表现出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1928年6月8日中午，邓贞谦被敌人残忍地杀害在萍乡县城大西门外的一棵茶树下，年仅21岁。

东江北去

原标题：东江北去

作者：黄加佳

行进中的东江纵队

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

曾生在坪山与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

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

1946年6月30日清晨，三艘美军登陆舰徐徐开出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军舰上搭载着2583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向着中国北方的解放区缓缓驶去。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

广东是国民党军事统治最森严的地区之一。几乎是孤陷重围的东江纵队，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冲突。事实上，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彻底清洗东江纵队的军事准备。

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3年之后，北撤的东江儿女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为解放华南作出独特贡献。“东江纵队北撤”也成为一次为人称道的战略大转移。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这个消息传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广东罗浮山山区时，当地百姓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沸腾了。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们欣喜若狂，高唱《东江纵队之歌》，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的钱换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更是喜出望外。就在8月9日，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毛主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看到这个声明时，曾生认为，“最快也要一年半载才能把鬼子打出去。”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时间，胜利就来了。

激动过后，曾生陷入沉思。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还很艰巨。一来，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盘踞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二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粤北调兵遣将，打算围攻东江纵队。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围追堵截。早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就曾经派兵疯狂进攻曾生在坪山的驻地；1945年7月，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军、第65军又对东江纵队的北江解放区发起进攻。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敌”的合作基础，矛盾也就进一步公开化了。下一步是战是和，时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如坠迷雾。

日本投降后的十天之内，蒋介石先后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派特使贝鲁罗索夫秘密访问延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将一切援助给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条约”刚刚签署一个月，苏联发现美国有染指东北的意图，于是他们秘密联络中共中央，表示继续支持中共。

基于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对战后军政总方略做出重大调整。9月1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抢在国民党军队前，夺取整个东北的控制权；“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

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南不占优势。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的果断抉择。

不过，这样一来，长期在广东作战的东江纵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建议东江纵队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力求保存干部与实力。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但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人民军队的进攻。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匪手册》，冠冕堂皇地告诫各级军人：“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积极的国民党将领莫过于主政广东的张发奎。《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给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曾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于抗战有功。可抗战后，张发奎坚决反共立场丝毫未变，对付起自己辖区内的东江纵队更是毫不手软。“绥靖会议”上，他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了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

会后，广东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第65军154师扑向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63军153师扑向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第63军186师袭击粤东大北山根据地；第63军152、187师包抄五岭根据地……一时间，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国民党军队动用了17个师，“围剿”东江纵队。

一支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

《双十协定》签署后，中国不但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挑起的冲突反而愈加频繁。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节国共双方的冲突。

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随后，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军调部向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派出了8个执行小组，其中的第8执行小组就是派往广东的。

1946年1月25日，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乘坐美国运输机降落到广州天河机场。中共代表是方方少将。

方方，1924年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他回到家乡广东省普宁县从事农民运动。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三年多。抗战爆发后，方方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他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过，这一次方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第8执行小组刚到广州，张发奎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密令：“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贵行营管辖区残匪希加清剿，限期肃清。”

有了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张发奎根本不想跟第8执行小组多费口舌，一口咬定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武装。

1946年1月31日的香港《华商报》写道：

本月廿六日，广州各报刊载广东军事当局的发言说：“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

在第8执行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黄伟勤与张发奎的口径如出一辙，上来就说：“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停战在广东没有实际意义。”

方方立即驳斥：“广东的中共武装部队有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他们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抗日战争中，曾生将军领导的东江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佛冈、南雄、始兴等地建立了根据地，香港沦陷之后冒险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和国民党政府要员。这些都是中外皆知的事实。如今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诬蔑东江纵队是‘土匪’。这是在为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制造借口。”

美方代表米勒上校也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说：“军调部给我们第8小组的训令与任务，我是亲自接受的。作为军人，我竭力效劳。”

黄伟勤见美国人也站在方方一边，无言以对，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此后的几次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国民党副代表凌志明后来回忆说：“会谈开始时，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态度比较文雅，可后来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常常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常常是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味。”

2月5日，张发奎在广州行营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据国民党中央社报道：

张氏对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来粤问题，有所论列。张氏郑重指出：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

张发奎的态度很快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驳斥，他要求广东军政当局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同时，香港《华商报》等媒体也开始声援东江纵队。2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的谈话，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要求国内外正直人士派遣考察团来广东考察，了解事实真相。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不但秘密营救驻港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营救过盟军飞行员，还为盟军提供过情报。因此，当张发奎否认东江纵队的存在时，不少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纷纷站出来声援。

张发奎一时难以抵挡舆论的压力，3月初借着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躲到重庆去了。

为了破解僵局，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叫到重庆。

尹林平，原名尹先嵩，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在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就是赤卫队队长。红军长征后，尹林平滞留福建，一直坚持斗争。1938年11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领导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年，就是他配合廖承志将80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从香港秘密转移到内地安全区。尹林平在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很有威望，让他来代表东江纵队发声，最合适不过。

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尹林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东江人民的暴行。《大公报》记者问：“听了林将军（尹林平当时对外公开的名字是林平）的介绍，我清楚知道东江纵队是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为什么张发奎将军竟一口否认呢？”

尹林平回答：“我们这支部队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把它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我们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日，从东江、珠江，打到北江、西江和韩江，哪里有日本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受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海外侨胞的拥戴，许多青年从海外跑回国加入我们。现在单是东江纵队就拥有一万多人。我们在广东艰苦抗日八年，多少战士的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6万多平方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成为一只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投降了，蒋委员长调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对我东江纵队根据地全面进攻。他们一面派出重兵大肆围攻，一面却谎称‘东江没有共军’，这不就是他们睁眼说瞎话吗？”

这次招待会影响很大。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民盟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消息传到英美，当年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军战士也先后发表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不但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张发奎的信口雌黄，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不满。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刚到重庆，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找到他说：“你是第一个否认共军存在的高级将领。”

张治中对张发奎说，马歇尔对他破坏调处的行为非常不满，因此要蒋介石将他召到重庆，迫他承认广东省存在共军。

没想到，张发奎态度异常强硬。马歇尔要见他，他不见。蒋介石出面让他去向马歇尔解释，他说：“我没有错，怎可以认错？”限期消灭共军是蒋介石的手令，可是面对美国人的压力，他也不得不让张发奎虚与委蛇。

张发奎不甘心，向蒋保证：“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张发奎回忆，蒋介石仍劝他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发奎仍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可以消灭东江纵队，没必要听美国人摆布。心中虽然不忿，但作为下属他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计策——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于3月底与中共方面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再次回到谈判桌

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落实情况，3月31日，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和美方代表柯夷组成军事代表团与张发奎、尹林平同机飞回广州。没想到，一到广州张发奎又捣起乱来。

4月2日，廖承志与张发奎、皮宗阚、柯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国民党代表皮宗阚问张发奎：“广东究竟有多少中共抗日部队？”张发奎哈哈一笑说，广东只有几十个，最多上百个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根本不值得一提。

廖承志听张发奎的话头儿，知道他又要出尔反尔，于是回敬道：“张主任，你调了六个师的兵力去进攻谁呀？如果张主任的话属实，我准备在明天的《国民日报》头条发表一个爆炸性新闻！广州行辕张主任兴师动众，派出六个师的兵力，围剿不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张发奎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连美国代表柯夷也觉得他前后矛盾，十分可笑。廖承志借此机会，向柯夷讲述起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日军发现后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捕。幸亏东江纵队的小通讯员李石及时发现了克尔，并通过东江纵队辗转将他护送回桂林空军基地。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找到东江纵队，请东纵协助他们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洞穴工事，于是绘制成图交给美军。接着，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在那里的是日军精锐“波雷部队”。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加快战争的结束进程，美国决定向日本本土扔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有执行，但美军对东纵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专门致信曾生：“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美国代表柯夷听完廖承志的介绍，深受感动。张发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交锋，张发奎终于在“北撤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表《行营公报》：东江纵队2400人乘坐3艘美国运输船，北撤山东。路线是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出发，前往山东烟台。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协议虽然签定，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报复留在广东的东纵队员？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自由？海南岛的琼崖纵队怎样撤退？东江纵队北撤会不会成为第二次“皖南事变”，如何保证战士们的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为了不让敌人“一锅端”，领导留在广东的东纵战士继续战斗，曾生认为，他、方方和尹林平三人，不能绑在一起，一定得留下一个人。方方是第8执行小组成员，走不了；曾生是东纵司令员也走不了；尹林平是政治委员，国民党认为政治委员只会做政治工作，不会打仗，他要是留下可能会容易些。

正巧这段时间尹林平闹肚子，于是他在一次谈判中提出请假去香港治病。国民党代表黄维勤猜想，尹林平这一去肯定不会再回来，于是极力反对。方方找到米勒问：“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有没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很痛快就同意尹林平去香港治病。

尹林平按规定将所乘的火车班次告诉国民党方面。然而，到了火车站，他见人头攒动，根本买不到票，于是当机立断改乘轮船。谁知道，他原定乘坐的列车行驶到增城境内，竟然翻了车。事后曾生他们了解到，这起翻车事故是国民党“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

尹林平躲过一劫。

集结大鹏湾

5月份，北撤工作进入实质执行阶段。

东江纵队各部队分散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彼此之间通讯不便，想要在一个月之内顺利集结到大鹏湾，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破坏东江纵队的集结，国民党方面人为设置了许多障碍。

东江纵队《前进报》记者钟鲁平回忆：

（东纵）宿营地必须经过国民党指定，行军道路仅仅由国民党军队撤出五里的走廊，东纵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有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同时宿营时不能作军事演习（初意竟不许放岗哨，后争取补充为：自卫性的警戒是必要的）。此外对民众方面：第一，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第二，不许民众慰劳；第三，不能作行军以外的工作；第四，不能与当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项。同时还规定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

为了保证顺利集结，5月25日第8执行小组分三个支组，由广州出发分赴江南、江北、粤北三个地区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工作。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跟随江南支组抵达惠州。曾生回忆，到惠州后，国民党地方要员三天两头请他们吃饭，可就是对部队联络的事情推三阻四。

眼看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和部队联系上，曾生心急如焚。他向国民党方面摊牌，要求立即与坪山根据地的东江纵队江南支队联系。

当时，惠阳县有两个地点——一个“坪山”、一个“平山”，若用广州话讲发音相同，若用客家话讲则发音不同。坪山在淡水镇西南，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平山则在淡水镇东北，没有东纵部队。这个情况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可他们偏偏要到平山去寻找部队，来来回回耽误了好几天，而在坪山根据地原地待命的东纵战士们则心急如焚，明明收到了北撤的通知，却迟迟接不到起程的命令。起初，他们以为是通讯联络搞错了对象，殊不知是国民党在暗中使坏。

为了把东江纵队消灭在集结的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惜下杀手。原名刘锦进的刘黑仔是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出了名的神枪手。1941年至1945年，他带领短枪队在惠宝、港九一带活动，收集军事情报，运送武器，护送文化人，抢救国际友人……甚至还曾经夜袭日本兵营，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刘黑仔威名赫赫，日军曾多次重金悬赏他的人头，都奈何不了他。

5月1日，刘黑仔短枪队随粤北支队撤至南雄和江西交界的界址圩。那天上午，刘黑仔等人正在一间屋里开会，敌人的便衣故意在街上惹起事端。冲突之下，枪声响起，街上秩序大乱。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刘黑仔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刘黑仔受伤三天后，牺牲在前往指挥部的路上。这位威名素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倒在了北撤的路上。

在集结途中，国民党军队曾屡屡向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发起进攻。国民党第153师457团1营偷袭江北部队，8名东纵战士牺牲、7人被捕；粤北部队集中在龙江时，一名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曾生率部集中到牛皮嶂下，国民党军保安第7团出动两个营兵力，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东纵的战士们恨不得跟他们同归于尽，但曾生等高级将领总是劝大家“以大局为重”。

6月下旬，距离集结日期越来越近，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纵战士排除万难，先后抵达了集结地葵涌大鹏湾。

登船前险象环生

葵涌位于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深圳的前身。葵涌被求水岭、雷公岭、坪头岭、笔架岭群山环抱，对面就是大鹏湾。这里虽然风景秀丽，但是打起仗来没有回旋的余地，很容易被敌人“一锅端”。

曾生、方方等十分忧虑。特别是曾生，看着葵涌的地形和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的北撤战士，他头脑中不断闪现“皖南事变”的画面。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国民党已从惠州淡水调来两个师，包围了东江纵队的北撤人员。几天前，曾生在惠州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联络北撤工作时，该指挥所司令曾悄悄提醒他：“你们要抓紧时间走，他们正在调动部队，想消灭你们。”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可见，广东地方部队希望将东江纵队送走，但国民党正规军希望将他们就地消灭。

为了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曾生等人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调整编制，布置兵力，要求大家分头寻找船只，以备不测时从海上突围。除加强布防外，东纵指挥部还在葵涌入口处布置重兵，埋置地雷，做好应战准备。一时间，部队进入紧急状态，战士们个个严阵以待。

当然，从源头解决国民党的武力威胁，还是最关键的。在第8执行小组抵达大鹏湾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方方当着米勒的面质问黄维勤：“国民党政府军队总是尾随着我们，我们的安全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

黄维勤心中有鬼，默不作声。米勒则一个劲儿地打圆场，要方方和曾生相信张发奎的承诺。方方向米勒列举了国民党向葵涌附近的横岗、虾涌增兵，修筑工事的事实。另一方面，人在香港著名报人萨空了也通过《华商报》记者连贯，向东江纵队递来情报：“顽军两个团又开向我区，拟歼灭我集中的部队。”

面对事实，米勒非常不满。他以第8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封急电，要求他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之前，保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

张发奎接到电报后，知道不可能在葵涌对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下手，于是又生一计，他发电报给米勒称有“要事相商”，让第8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回香港。方方一眼识破了他的伎俩，表示：“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米勒也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也不同意离开葵涌。

与此同时，香港的报纸也不遗余力揭露广州行营针对东江纵队集结的一系列阴谋。广东的民主人士、香港惠宝同乡会和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广东行营保证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在各方压力之下，广州行营只好通过中央社发表声明，“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

虽然北撤人员遵守沿途不举行欢送会的规定，但是部队集结到葵涌后，许多战士们的家属和父老乡亲，仍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子弟兵送行。为此部队专门设立了一个临时招待所。

北撤战士张持平回忆，家属们有的带鸡鸭，有的送茶果，有的送零用钱，有的送冬衣，还有从没去过北方的家属问：“北方冷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小便下来立即结成冰塔？”这些担心虽然听起来可笑，但是折射出父母、家人和乡亲对广东子弟的担忧。他们到北方会不会水土不服？能不能吃得饱、穿得暖？

为了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干部们没少费口舌。不过，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北撤战士们自己坚定的意志。

北撤战士罗贵回忆，自己的父母、姐姐、姑姑、堂兄多次到葵涌，劝他复员回家。亲人们说：“你北撤到山东，远离家乡，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整天行军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不如回家团圆、共同劳动过日子，免得家人为你担惊受怕。”亲人的泪水虽然令罗贵心酸，但想到自己刚刚念过的入党誓词，哪能先顾自己和家庭呢？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跟随部队北撤。

原定6月23日启航，但是由于遇到台风，三艘美国军舰直到6月29日下午4点才靠岸。临行前，方方站在沙滩上对北撤战士们说：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训令，决然毅然冲破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的伟大，不愧是人民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方方的话给了北撤战士们很大鼓舞。为了感谢米勒上校在北撤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曾生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他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锦旗也很激动，举起双臂高喊：“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高喊：“和平万岁！民主万岁！”在场的战士们也高喊起来，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仪式结束后，北撤战士们开始登船。

按照“协定”东纵战士只能撤退2400人，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武装人员总数要远高于此。曾庆榴教授说，北撤人员大多是排以上干部，更多人只能留在广东。

很多战士或想继续追随革命，或怕复员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报复，都想跟随部队北撤。张持平记得，快开船时，海滩上还聚集着200多女卫生员、女炊事员和小鬼。“她们不愿复员，有的还大哭着，恳切要求跟我们一道上船。她们说：我们参加部队好几年，无论如何跟你们去。”

张持平深受感动，立即请示曾生。曾生说：“虽然规定只能撤走2400人，但是美国佬没点名，就让这些女同志上船吧！”就这样，滞留在海滩上的200多名女战士和小鬼都上了船。据统计，最终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队员共有2583人。

6月30日凌晨，北撤军舰启航，向着目的地烟台驶去。

曾庆榴教授说，6月26日，也就是北撤军舰开船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已经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江纵队的战士们仍能成功北撤，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北撤之后

经过5个昼夜的航行，7月5日清晨，北撤人员乘坐的登陆舰终于抵达了山东烟台港。眼前的一切令北撤人员们感动。东江纵队《前进报》随军记者钟鲁平这样写道：

在挡浪坝码头，八路军的仪仗队奏起了庄严的军乐，马路两旁欢迎的老百姓高呼：“热烈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北上烟台！”“坚决保卫和平！坚决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欢呼声、锣声、鞭炮声此起彼落。当战士们走到大街的时候，老大娘把准备好的糖果、鸡蛋、苹果、花生等一袋袋慰劳品往战士们的挂包里塞，战士们感动得掉下热泪……

半个多世纪后，北撤战士何小林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对于刚刚走出山沟丛林的游击战士来说，犹如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两个老大爷一边一个拉着“小鬼班”战士的手，这个往战士口袋塞花生，那个往战士干粮袋塞鸡蛋。这个问战士：“孩子，你多大啦？”那个对战士说：“孩子，你到家啦，不再受苦啦！”一位老大娘拽住连队卫生员不让走，一会摸摸卫生员的短头发、黑脸颊，一会看看卫生员的黑衣裳，端起一碗鸡蛋糖水，喃喃地说：“闺女，好闺女，辛苦了，喝吧！”

一路上，何小林记不清与多少热情的群众握过手，说过“谢谢”！记不清有多少大娘、大嫂送来糖水、毛巾，更记不清自己的干粮袋里被塞进了多少花生、糖块、鸡蛋和红果子……昨天告别了广东的亲人，今天迎来了山东的亲人，背井离乡的北撤战士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1947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中央决定以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在山东滨县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隶属华东野战军。

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先后参加了江淮、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配合主力兵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

1949年秋，两广纵队挥师南下，与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及粤、赣、湘边纵队并肩作战，解放了广州。北撤的东江纵队儿女们，终于兑现了自己“打回广东”的诺言。

渡江战役第一枪：西梁山战役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奉渡江战役总前委命令，率先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牵制了敌人数万兵力，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损失殆尽。但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在长江沿岸增派重兵把守，加紧构筑工事，并凭借海陆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建立了自吹为“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共军只有经不起几发炮弹的木帆船，要想渡江那是做梦！”“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成立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00万人，分三个重兵集团，部署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长江北岸。根据总前委命令，1949年3月底，第90师万余人，进抵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待命，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序幕。

西梁山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隔江相望，合称为天门山，如一座天设的门户，扼守江面，地势险要。当年李白游此地后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千古佳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重地。为确保渡江战役胜利，渡江战役总前委综合分析战场态势，明确指出：在抓紧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要以一定兵力，拔除敌人在长江北岸的重点布防据点，确保我军顺利渡江。西梁山作为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是扼守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要地，攻打西梁山对于渡江战役尤其中路突破意义重大。因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为扰乱敌人江防计划，迷惑敌人，减少我军真正的突破口处敌人的防守兵力火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略，由第39军第90师率先攻打西梁山，千方百计让敌人产生错觉，牵制敌人的兵力火力，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根据敌人的防守配备，我军指挥部研究部署决定：以第269团担任主攻，第268团担任佯攻，同时第270团为师预备队，两三天内打下西梁山。

“渡江战役第一枪”。1949年4月7日黄昏，第90师师部由白渡桥进入西梁山西北边指挥所，各团进入预定阵地，并立即排除地雷等进攻障碍，开辟进攻道路，组织火力准备进攻。8日凌晨3时，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的步枪、机枪等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一排排手榴弹投入敌人工事内爆炸，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肉搏拼杀，国民党驻军很快溃不成军，纷纷向大陀山主峰逃窜，小陀山、卧龙岗阵地飘起了胜利的红旗，战士们在巩固阵地后向大陀山主峰发起冲锋。

面对我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凭借大陀山主峰地形优势疯狂射击，江面上4艘军舰、江对岸东梁山炮兵和数架飞机形成了海空交叉火力，向我军阵地和后方补给线狂轰滥炸。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指挥部立即对战斗部署进行了调整，补充物资人员，并根据战斗的发展，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10日晚间向小陀山守敌发动了再一次攻击，成功夺回失去的小陀山阵地，残敌逃往大陀山。

11日，敌方再次集中兵力、炮火、飞机对我军阵地发动凶猛攻击，整个山头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我军严阵以待，前仆后继，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夺，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疯狂反扑，战斗呈现胶着状态，异常激烈。天黑前，部队正准备向西梁山发起总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8天的临时协议，兵团部电令部队暂停进攻，回原地驻扎待命，西梁山战役至此终止。

“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的牵制战”。西梁山一役，我军声东击西，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要打下西梁山，从西梁山渡江，并与敌军反复争夺，加深了敌人的错觉，敌人更加重视这一带的防御，调集了大批兵力火力进行防守围攻，我军从而成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保证了兵团主力从荻港、鲁港、三山镇等处的顺利强渡成功，并使固守西梁山的敌军遭受重创，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最终完成既定主要任务——帮助主力部队成功渡江，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役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慕萍、第269团一营营长范光和在内的人民解放军1500多名指战员，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军渡江的胜利和江南的解放。为缅怀先烈的光辉事迹，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52年起，党和政府在西梁山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烈士塔、馆、墓、亭、院等，供后人瞻仰怀念。

范文澜在河南投身抗战

抗战前夕，范文澜来到开封，任教于河南大学。时值日军由华北南侵，范文澜便以河南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抗敌工作训练班，聘请有经验的教员讲授中国问题和游击战术，参加训练班的青年学得非常积极。

抗敌训练班声誉很好，范文澜与同仁商量后，决定挑选部分优秀学员南下信阳打游击，并沿途举办短期培训班，联系当地青年，宣传抗战，发动民众，培养抗日骨干力量。

这支近百人的队伍被命名为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简称服务团），由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成员大多来自河南大学及北仓女子中学、省立女子中学、开封女子师范和开封高中。服务团一切具体事务都由范文澜负责。

服务团从开封步行到许昌，在许昌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训练班，受到当地政府、驻军和民众的欢迎。1938年1月30日（农历1937年腊月二十九日），范文澜带领服务团抵达舞阳县一个小村庄。这时恰逢过年，服务团连夜组织学员画漫画、写标语，向村民宣传抗日道理；随后又在附近村庄举办识字班，编唱通俗易懂的《抗日三字经》。范文澜带领学员们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演出抗日话剧。

春节后，范文澜带领服务团进驻舞阳县城，与当地抗战及青年团体联手进行抗日宣传，这引起了驻舞阳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的不安，于是授意县政府将服务团赶出县城。舞阳县长也不敢出面，派警察局长去找服务团。

范文澜听到警察局长的“逐客令”后非常愤怒。第二天，他找到关麟征，质问他为什么赶服务团走。关麟征自知理屈，随即摆了几桌酒席为范文澜和服务团学员“压惊”。范文澜将酒桌当成了演讲台，他对大家说道：“诸位，我们在这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和炮声，可是大家可曾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一场怎样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有多少父老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在遭受着敌人的蹂躏！我们的民族在流血啊！大家还是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服务团学员和在场军官们无不被范文澜的演讲感染。

1939年春，日军加紧对信阳、桐柏一带的侵犯，为保证范文澜安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范文澜从信阳回到确山县竹沟镇，随同党委机关一同行动。

父辈的荣光

管严

我父亲管开智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工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在父亲可以查阅的档案里，一页纸上有寥寥几行字：1921年3月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儿童团，1937年冬到延安中央警卫营任警卫战士，1940年初担任朱德总司令贴身警卫，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安排，离开中南海，南下西南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和征粮剿匪工作。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既是父亲战火青春的写照，也是他军旅生涯中不变的信念。

记得一个晚上，我从军校毕业休假刚回到家，父亲叫我到书房，威严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黑色文件包。

我心中陡地一颤，这个文件包我早年见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一个雨夜，开门声与脚步声让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客厅，我看见父亲将这个黑色文件包裹在川西坝子老乡常用的棕麻雨衣里，悄声对一个农民模样的青年人嘱咐着什么。青年人点了点头，走出家门，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倾盆大雨之中。

这时，父亲轻轻地打开暗锁，从黑色文件包中取出一个在中南海工作时的笔记本。翻开页面，两个遒劲的大字映入眼帘：前进。我的眼睛亮了。

父亲说：“这是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朱老总看见后，连说主席题得好啊！前进，既是你要前进，也是全党、全国人民要前进！朱老总也挥笔给我题词：努力工作。”

讲起这段难忘的往事，父亲十分激动，像是在深情回忆，又像在娓娓诉说。

1937年冬天，父亲被组织安排在中央警卫营工作。一天，他奉命骑马去执行任务，转过一个河湾，突然看见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迎面走来，父亲立即收住缰绳。可奔跑的马儿借着惯性冲到了总司令身边，父亲赶忙举手敬礼。总司令停止了交谈，笑容满面地看着他，右手伸向眉间，正正规规地还了一个军礼。总司令给父亲这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还礼，让他激动得热血沸腾……

不久，组织选派父亲到总司令身边担任警卫员。父亲知道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但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报到时，见父亲有点紧张，总司令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和他拉开了家常。总司令一脸慈祥，问他家在哪里，多大年纪，参军几年了。父亲见总司令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十分和蔼可亲，心情也随之放松了。总司令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还鼓励他：“你年纪还小，在这里除了工作外还要多学文化，学一点革命理论。”

谈到担负的警卫工作时，总司令严肃认真地说：“你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我们是同志关系，都是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父亲心里一热，鼓足勇气答道。总司令赞同地说了一声：“好！”这句发自内心、脱口而出的话，便成了父亲多年来担任总司令警卫工作始终遵循和追求的目标。

这天夜里，父亲和我彻夜长谈，回忆了很多战争年代的往事。他给我讲了在延安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总司令补衣裳的情景。闪烁的油灯下，总司令盘腿坐在炕头，一边缝补衣裤、鞋袜，一边拉家常说：“老百姓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总司令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他都舍不得换新的。连铺在炕头的一床草垫子烧了个大洞，总司令也要补好后继续使用。

父亲还讲了总司令一次发脾气的故事。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总司令的工作非常繁忙，时常通宵达旦，有时还要带着大家上山挖野菜。司务长见总司令那样辛劳，生活又很清苦，便买了点好菜，准备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

总司令知道了，很生气，当即批评司务长：“人的嘴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我要搞特殊呢？！”

当时父亲也壮着胆子提意见：“总司令，您年纪大了，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您不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呀！”

总司令见大家一脸认真，笑着说：“吃苦耐劳是革命者的本色嘛，我也是普通一兵哟！”

总司令关心自己少，却时刻惦记着官兵的生活。那阵子，各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陷入空前困境，为打好南泥湾垦荒战役，年近六旬的总司令也经常抽空下地干活。他和年轻人一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砍荆棘、除杂草，选地、翻地。劳动累了，总司令还带头喊号子，为大家鼓劲。

那天晚上是我长大以来，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这段光荣的历史。我知道，因为我已穿上了军装，从此，父亲不止把我看作是孩子，更是看作一名军人，他要让我懂得这段历史，接过这份责任。父亲讲得十分动情，我听得热血沸腾。

“永远不要忘记，在军人的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坚定的信念。

大江流日月，岁月代古今。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新的发展起点上，每每回忆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伟人风范，我都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前进”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努力工作”才能无愧人民的期待、历史的选择，“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是父亲对我的叮嘱，激励着我在改革强军征程中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摘自2017年第6期《新湘评论》）

敢死冲锋队队长强龙光：与敌激战壮烈牺牲

强龙光（1902－1933），原名锡珍，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安定县（现定西县）栾家坪乡强家湾村，1927年经谢子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对早期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发展均做出过重大贡献。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

在1933年夏收复多伦的战斗中，强龙光作为敢死冲锋队队长，率先冲入城中，与敌激战，壮烈牺牲。

“农民协会的一员猛将”

1927年春，陕西大革命进入高潮，井岳秀部被改编成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当时，谢子长在井岳秀部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他率领一个连驻防安定县城时，在县城东门外开辟了一个足球场，与兵民一起开展体育活动，借此宣传革命思想。强龙光按照谢子长的指示，活跃在足球场上，同前来围观的群众广泛交流意见，大力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发展党团员。此后，强龙光跟随谢子长在安定县进行了创立并巩固农民协会的工作，他们还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运骨干。

1927年夏，安定县县衙差役到强家湾催粮要款，形同抢劫。强龙光挺身而出，质问差役：“你们前来，有没有经过农协允许？把同意征收的条文拿来。”差役们大骂强龙光是“刁民”，上前对他进行逮捕，被强龙光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这件事很快在县城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强龙光专门为农民百姓说话，农协力量进一步增强。县长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在一天夜里派了大批警察偷偷把强龙光逮回县里。群众得到消息后群情激奋，谢子长立即出面营救，告诉县长强龙光是驻防连的人。在谢子长和群众的压力下，强龙光获释。谢子长见到强龙光后大笑说：“你真是咱农民协会的一员猛将。要让农民翻身，就要这样干！”

“最勇敢的冲锋英雄”

1930年初，强龙光随谢子长赴宁夏平罗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打入国民党苏雨生部，取得了第十一旅旅长的职衔，随即联络中共陕北特委，动员近300名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参加第十一旅。谢子长把文化较高的几十名青年编成学兵队，其余被直接编入部队。强龙光被谢子长任命为第七连连长，驻守平罗。不久，谢子长与刘志丹一起来到庆阳三道川，在国民党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强龙光留在第十一旅代替谢子长指挥。

不久，苏雨生被国民党马鸿宾部击败。1931年春，谢子长把第十一旅的同志分成两个组，自己带领一组北上米脂镇川堡一带活动，强龙光等一组留在当地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强龙光带领堂弟强世清等加入了游击队，任新成立的骑兵队队长。此后，强龙光随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溃敌人3个营，毙伤、俘虏敌人200余人，缴枪百余支。在战斗中，强龙光多次率领奋勇队冲锋在前，率先突破敌人阵地，被游击队领导誉为“最勇敢的冲锋英雄”。

早期西北红军骑兵部队的卓越领导

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宣布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强龙光任骑兵队队长。同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成立，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队长。

骑兵大队成立时，强龙光和骑兵队没有参加成立仪式，而是秘密前往职田镇监视敌民团的活动，掌握了敌人的确切情报。13日拂晓，强龙光指挥骑兵队在地方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在旬邑、正宁、彬县各县掀起暴动，一举抓获了数十名为害一方的土豪劣绅。

一天后，敌警卫团一个营联合民团赶来“进剿”，被游击队设伏包围。强龙光率部冲锋，不幸被敌人击中头部，差一点就牺牲了。但他包扎后仍然率部猛打，牵制了敌人火力，让阎红彦部从容绕到敌后。敌连长李明轩是地下党员，乘机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我们被包围了！”敌人听见后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此战是游击队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毙、俘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我方只有强龙光等3位指挥员受伤。

4月12日，陕甘游击队一举攻进旬邑县城，这是游击队第一次打开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的革命斗志。此次战斗中，强龙光带领骑兵队发挥其机动性，紧紧拖住了敌人援军，胜利完成了打援任务。

不久，游击队成立了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4月21日，强龙光带领骑兵队攻打永寿县监军镇后，转战到乾县、永寿、礼泉交界的五峰山，并配合刘志丹打击民团及土匪，均取得胜利。

刘志丹根据敌情态势，决定率部队突破敌人包围，向陕北做战略转移。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开始北上作战，在半个月内连打9仗，8次获胜，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5月27日，部队进军到富县吉子岘时突遭敌人包围。形势危急，强龙光率领骑兵一阵猛冲，打开缺口，游击队乘势冲出包围，渡过洛河。

此后，游击队转战宜川、甘泉、韩城等地，于6月底回到正宁县麻子掌。部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刘志丹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继续担任骑兵队队长。7月9日，杨林、高鹏飞等领导国民党官兵170余人在合水西华池成功起义。得到消息后，阎红彦命令强龙光带骑兵大队前去迎接。次日上午，起义部队在盘克塬与骑兵大队胜利会合。强龙光与杨林既是同乡、同学，更是老战友、老朋友。两年多前在宁夏平罗分手后终于再次相遇。起义部队与游击队主力胜利会合，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8月16日，在五顷园子战斗中，强龙光又一次负伤，暂时离队休养，骑兵队活动暂时放缓。敌人乘机散布谣言说：强龙光被打死了。强龙光听后，立即归队，重新提振了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的士气。8月30日，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集中力量攻打保安县城。9月25日拂晓，强龙光带领骑兵大队从山上冲进城里，和敌人激战，不幸再次负重伤。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平正川后，谢子长、吴岱峰率强龙光、高鹏飞等干部和伤员留在当地，看护伤员。谢子长和强龙光等在当地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他们在四面受敌、物质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咬紧牙关，靠野菜、野果充饥，用草药、树根医治伤病，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医治好了伤病，重新开始了战斗。

在收复多伦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2年12月下旬，谢子长等去上海汇报工作；强龙光前往北平，给北方局送经费。1933年初，强龙光沿途躲过敌人盘查，历经艰险来到北平，找到了北方局，把经费交给了组织。经陕北特委驻北平特派员赵通儒与在北方局工作的陕北老同志乔国祯联合向上海中央局要求，谢子长、阎红彦、高鹏飞很快就和强龙光会合，奉北方局派遣，4人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工作。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大规模进犯华北。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共产党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所在部队工作。5月26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与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部队发展到10余万人。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被派到由共产党组建的第十八师工作。共产党员许权中任师长、谢子长任党代表。

1933年6月20日，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对日伪作战。共产党员领导的十八师等部队作为主力，从6月22日到7月1日，先后收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城。

7月7日，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9日晨，同盟军攻克城外据点。12日，吉鸿昌利用夜间日本飞机无法扫射投弹的时机，派精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同盟军分别从南、西、北三门攻入，强龙光担任敢死冲锋队队长，带领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攻进多伦城中。敌人炮火猛烈，将后续部队拦截于城外。城内战事激烈，强龙光率领敢死冲锋队几退几进，巷战肉搏3小时，终于将日伪军击溃，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克复。但强龙光在冲锋中被敌人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战后连尸体也无法找到，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工农红军将领”。

赣粤边妇女英雄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

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武装力量，锻造培育了大批骨干。

赣粤边游击区之所以能领导和坚持三年游击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密切联系群众，赢得群众大力支持。当时，为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喊话“一人通匪，全家同罪”，即便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将生死置之度外，全力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其间，赣粤边的妇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击区的妇女，特别机智勇敢。1935年夏的一天，江西信丰上乐村妇女朱叶妹在地里干农活时发现国民党军进村来了。为通知游击队员迅速转移，她便大声喊叫：“有人来了！”游击队员闻讯，从后门飞奔上山，进入深山密林。

国民党没有抓到红军游击队，十分窝火，想起刚才有人事先报信，便立即将全村老少赶到一个坪子上，挨个逼问是谁叫喊报了信，但始终没人承认。恼羞成怒的敌人便从人群中拉出一位老婆婆，悬吊在一棵大树上毒打示众。

见此情景，朱叶妹不忍老婆婆承受这种折磨，便勇敢地站了出来：“刚才是我喊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敌人当即把凶恶的目光投向了朱叶妹……就这样，为了保护游击队和百姓，朱叶妹壮烈牺牲。

周篮，小名三娣，是江西大余县池江镇彭坑的一位地下交通员。她聪明能干，平日里常提着一只篮子，以上山打猪草为名，给游击队送去油、盐、菜饭等。若是遇上游击队开会，她就守在草棚外，边打猪草边替游击队放哨。因为她当时没有大名，陈毅为此给她取名周篮，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她周篮嫂。

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病复发了，那是1934年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的重伤。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陈毅的伤口始终无法痊愈，这次，大腿肿得像个冬瓜，疼痛难忍。因为山上草棚简陋又潮湿，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把陈毅安置在山下周篮嫂家里养伤。周篮嫂一家把陈毅安顿在存放粮食和农具的楼上，对他精心照顾。

那时，游击队医疗物资匮乏，碘酒、红汞都难以找到，更谈不上使用抗生素了。周篮就用土办法，从山上、田埂上采集草药制成药饼，每天给陈毅熏洗包扎伤口。经过几次治疗，伤口慢慢愈合了。陈毅按捺不住感激之情：“周篮嫂，你没有用一滴红汞、一块纱布，就把我的腿伤治好了，你成了一位高明的医生啰！”周篮笑着回答：“其实，我也是试着干的。”

有一天，周篮嫂突然发现几十个国民党兵快要到家门口了，此时通知陈毅转移已来不及，情急之下，她便朝门前一头牛喊了起来：“还不快回去，士兵老爷来了，不走就会一枪打死你！”陈毅在屋内听到，立刻明白敌人来了，连忙从屋后上山，藏了起来。事后，陈毅竖起大拇指称赞：“周篮嫂，你真有法子，当得了一个诸葛亮哟！”

游击区像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还有很多牺牲的妇女群众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一次，敌人来搜山，来到了项英、陈毅住所外的草棚前，当时陈毅外出，项英来不及躲避，一位妇女便把项英藏在附近的草堆里。敌人抓住这位妇女后，对她严刑拷打，要她交出“大头子”来，她拒不开口，敌人无计可施，便把她抓去坐牢，她一路高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当时外出归来的陈毅闻声赶忙绕道而走，项英也化险为夷……

这些妇女群众舍生忘死，对红军游击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后来，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发自肺腑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高宝来：“警察爷爷”的爱从未离开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鲁畅）在北京许多中小学和幼儿园门前，都有“高宝来爱民服务岗”，这是首都公安系统对“宝来精神”的传承——他从警35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事迹：生命的最后5年，他坚持在校门口护送孩子上学，风雨无阻，保证了3000多名小学生每天平安走进教室，是孩子们眼中的“警察爷爷”。他的爱绵延传递，从未离开……

高宝来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民警。2011年1月，已经54岁的高宝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首批驻区民警，海淀区实验小学正是他的辖区。由于学校紧邻西三环且位置特殊，每遇上下学时段，接送孩子的车辆总会把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在车流中穿梭，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宝来想出一个“笨办法”，主动帮家长“接应”，把孩子送到安全地带。整个过程用时7秒钟，以此节省车辆停留时间，保证孩子安全。于是，每天清晨6点半，高宝来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前，近5年时间里，“7秒钟”的连贯动作，高宝来重复了40多万次。雨天，他为孩子撑伞，宁可自己被淋；雪天，他早早来到学校门前清扫积雪，生怕孩子滑倒；发现行动不便的孩子，他都会背起来送进学校。

但家长和孩子并不清楚的是，校门口站岗其实并不是高宝来的分内事，在这里忙完，他会赶到警务站，开始一天的驻区工作。高宝来笃信“一个警察就要像一棵树，把根深深扎进社区，为老百姓挡风遮雨”。在开展大量工作后，他所辖的社区连续3年发案大幅下降，2014年侵财案件同比降幅达到85％，被评定为“免检放心社区”。

然而，命运无常。2015年春节期间，一直没休息的高宝来身体严重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高宝来的手机总会响，都是社区居民打来的电话，要找他办事情。虽然已经说话困难，他还是一一接听，然后把代管民警的电话发给对方。

在与病魔斗争3个多月后，5月22日，高宝来终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警察爷爷”没有完成给孩子们站最后一班岗的心愿。5月26日早上，高宝来的灵车经过海淀区实验小学，师生们在校门口一字排开，手持白色菊花，等待着高宝来最后一次路过学校。“警察爷爷，您去哪儿了／每天的上学路上，我都在，远远地找寻／警察爷爷，我想您，想让您陪着我们慢慢长大……”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写下《爱的传递》，纪念他们的“警察爷爷”。

高宝来走了，“宝来精神”却在首都公安系统薪火相传。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之际，新增设“高宝来爱民服务岗”46个。截至2019年，北京市“高宝来爱民服务岗”已达563个。

2020年4月3日上午，恩济庄派出所所长李小军带领民警代表为“时代楷模”高宝来扫墓。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后，李小军写道：“英雄离开，但成为前行路上的精神动力。我们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告慰逝去的生命。”

高树理：牺牲时依旧保持战斗姿态的人民卫士

新华社沈阳10月8日电（记者李铮）每年8月，沈阳铁路公安局锦州公安处新青年民警都会在沟帮子车站派出所开启入警第一课。革命烈士高树理生前的日记、警服以及他直至牺牲时保持的战斗姿态激励一代代沈铁公安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定前行。

高树理是在与枪杀五名民警的持枪暴徒的英勇搏斗中壮烈牺牲的。1989年10月26日，李世勇、李世博、李世海三名严重暴力分子，在鞍山、海城、台安先后杀害五名民警，夺走三支手枪，于当晚向沟帮子方向逃窜。22时45分，沟帮子车站派出所接到紧急电话通缉。22时50分，高树理和同事王锦彪抄录完通缉，值班簿都没有合上，就带着敌情上岗，深入到候车室认真巡视。

23时许，长春开往石家庄的214次列车开始检票，高树理立即赶到检票口，巡查缉捕逃犯。当多数旅客已经通过检票口时，高树理发现一名脚部有伤的人，感到十分可疑。高树理当机立断，抢上前去一把抓住这个人后背，大声喝问：“干什么的？”那人突然转过身，向高树理连开两枪，高树理当即倒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紧抓罪犯不放，以惊人毅力顽强地与凶犯搏斗，这时紧跟其后的凶犯又向高树理连开数枪。年仅32岁的高树理为了旅客的安全，当场壮烈牺牲。

高树理和战友的拼死阻击切断了三名犯罪分子的出关道路。三名犯罪分子从火车站逃出后，劫持一名司机一路向北，逃窜到了北镇县鲍家乡。27日7时40分，犯罪分子藏身地点被数百名军警层层包围，犯罪分子抵抗无望，被迫释放了人质。随后，军警联合发动强攻，李世海被公安民警击毙，李世勇枪杀李世博后开枪自尽。

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献出宝贵生命的高树理自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凭着对党和人民的真诚感情，忠于职守，克尽职责，先后堵截抓获各种犯罪分子134名，协助外地公安机关破获案件70余起，为旅客办好事1297件。刚刚入警时，他就有生擒持枪暴徒的经历。1980年12月，两名犯罪分子从锦州驻军武器库中盗走“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1100余发。案件发生后，高树理和全所民警换上便衣，以大无畏的气概生擒两名嫌犯，缴获全部被盗的枪支弹药，被公安部荣立集体三等功。

高树理牺牲后，他被公安部追记为一级英模、烈士，被辽宁省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

高树理烈士牺牲30年了，每年清明节，锦州铁路公安处的民警都会来到锦州市郊的帽山革命公墓进行祭扫，深切缅怀他们的战友高树理。“树理虽然走得那么匆忙，但走得那样坚定，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好战友，我们的好兄弟。”沟帮子车站派出所所长王洪元说。

革命伴侣宋绮云徐林侠：狱中八年从未屈服

革命伴侣宋绮云、徐林侠（左）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江苏徐州邳州市八路镇岠山脚下，小萝卜头纪念馆里，共和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纪念馆里“团聚”了。

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八路镇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邳县，宋绮云首先响应，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6年10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林侠，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邳城镇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宋绮云受党指派返回邳县，先后任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组织干事、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和书记。同年，徐林侠也回到邳县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1928年10月，徐林侠与宋绮云结为革命伴侣。

1929年，宋绮云赴东海县组建县委，并担任书记，同年秋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文学系作旁听生。1929年12月，宋绮云到河南南阳的杨虎城部队，担任《宛南日报》总编辑。

1931年夏，宋绮云被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做杨虎城将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宋绮云任特支委员。

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徐林侠筹备妇女救国会，并协助宋绮云开展革命活动。事变发生后，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后，宋绮云处境极为危险。他在赴延安学习后，回到西安坚持工作。1938年初，宋绮云被党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1939年11月，党组织派宋绮云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政治教官。他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从事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巨而又特殊的斗争。

1941年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监狱、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狱中八年，他们遭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们从未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未满9岁的幼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在重庆松林坡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为了纪念他们，2003年当地政府在宋绮云的出生地八路镇动工筹建小萝卜头纪念馆，展示其一家三口一生的故事，2005年纪念馆建成开放。邳州当地的中学经常组织学生来此参观，先后组织开展“和小萝卜头比童年”“少先队入队宣誓”等活动。

“邳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与邳州有关联的英烈除了小萝卜头一家，还有王杰、李超时等等。每逢清明节等，很多人会到这些纪念场所缅怀英烈。”小萝卜头纪念馆负责人李平年表示，将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做好爱国主义教育。（新华社南京5月23日电记者邱冰清）

革命屯里的动人故事

在北安有一个革命屯，革命屯原名“李殿芳屯”，是北满地区最早接待抗联西征部队的村屯之一，革命屯的村民还与周边的十几个村屯的村民一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发展会员120余人，为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北安市革命屯抗联纪念馆，讲解员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革命屯的故事。1940年10月31日，由于叛徒告密，日伪军400余人乘十余辆大卡车，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李殿芳屯。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救国会秘密把当时的中共绥滨县委书记王永昌等人转移。当天，李殿芳屯有55人被捕，日伪军对他们严刑逼供，但他们宁死不屈，没有一个人变节投敌。两天后，日伪军将尚大嫂、于长青等33名抗日群众押到北安宪兵队继续审讯，后又把其中25人押到哈尔滨监狱，分别判处10至15年徒刑，他们当中15人死于监狱，10人于1945年东北解放后被解救回乡。这其中有一位叫黄凤九的老同志，被解救回乡后还曾在《黑龙江日报》工作过。

记者在纪念馆里还见到了李殿芳的孙子李国臣，这位82岁的老人向我们讲述他所了解的革命屯往事：“我爷爷李殿芳是这里开荒占地的老户，所以村子就以我爷爷的名字命名。我记得日伪军来我们屯子抓人那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屯子里架上了机枪，开始按名册抓人。屯子最早和抗联取得联系，是因为一个叫于万真的人，他让抗联的伤员躲在自家的玉米窖养伤，结果被我姑姑发现了。于是他马上找到我爷爷，极力劝说我爷爷帮助抗联抗日，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我爷爷一听就同意了，积极组织村里的人成立了救国会。”

救国会里有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就是抗日群众尚大嫂。尚大嫂原名张广英，因嫁给贫苦农民尚福而在李殿芳屯安家。尚大嫂积极组织当地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活跃在北安地区的抗联部队做棉衣、筹运物资、掩护伤员。1940年她担任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为抗联部队建立了强大的后勤基地，筹粮十多石、棉鞋170余双、棉衣140多套（件），还有部分抗联需要的药品、日用品等物资。

尚大嫂身上的这种甘愿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也在血脉中得到了延续。尚大嫂的儿子尚玉山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他1965年入伍，在部队里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后，攒钱买了理发工具开始为战友和乡亲们免费理发，这免费理发的活儿他一干就是50多年，即使年过七旬的他身体已不再硬朗，也仍在坚持。

孤胆英雄崔魁福：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事业

新华社郑州7月23日电（记者刘高阳）“他立下赫赫战功，却告诉家人不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四川省乐山公安史馆英烈展厅崔魁福雕像前的这段话，仿佛将这位烈士的一生呈现在后人眼前。

崔魁福，1917年生于山东范县（今河南范县），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平津、淮海、渡江战役，多次立功。1952年任屏山县委书记、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调往乐山专区公安处成为首任治安科科长。

20世纪50年代，平叛战斗在全国各地仍零星发生。1956年7月，地处小凉山的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发生敌情，奴隶主木干携带武器从云南昭通窜回峨边，并纠集起了300余人的反动武装。

情况紧急，乐山专区公安处派正在党校学习的治安科科长崔魁福带领调查组，赶往峨边。7月12日，崔魁福与调查组的同志一道赶往峨边，在听取峨边县委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崔魁福立即赶去情况最为复杂的新林乡。

此时，叛匪木干得知了乡武工队要进城开会的消息，夜里带领300余名叛匪从深山中窜出，包围了新林乡。他们在街上抢劫供销社，放火烧民房，寂静的山间小城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崔魁福立即从铺上跃起，准备带人与叛匪展开战斗。但他发现，在场的同志，除自己带有一支短枪外，其他人都没有武器。

叛匪气焰愈发嚣张，开始对乡政府发起攻击。他们试图冲进乡政府大门，不断朝乡政府大门内射击。崔魁福知道，只有与叛匪进行对抗才能为同志们争取支援赢得时间，于是冷静地与匪徒展开了周旋。

凭借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崔魁福用手中的一支短枪，死死地钳制住了叛匪的进攻。但最终，由于敌众我寡，耗尽子弹的崔魁福不幸被叛匪击中，光荣牺牲。

崔魁福出身贫寒，对于他曾经的战功，他从未向任何人炫耀过。他甚至告诉家人，不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崔魁福曾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要不惜自己的生命！”

1983年11月，崔魁福被批准为革命烈士。每年清明节，许多公安干警、群众都会来到乐山公安史馆向崔魁福烈士致敬，继承英烈遗志、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孤胆英雄刘光子：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有一位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刘光子，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人活捉了63个敌人，威名远扬。

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我志愿军在雪马里地区全歼“格洛斯特营”。这是一支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堪称精锐中的精锐的英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带领两名新兵冲上一个小高地时，忽然发现山梁下面有“格洛斯特营”的一个炮兵连，100多号人乱糟糟地正准备携炮逃走。刘光子让两名新兵在石头后面掩护，自己扔出手雷后，端起冲锋枪一边奋勇冲击、扫射，一边大喊：“一营向左，二营向右，给我冲！”英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根本就不知道“从天而降”的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最终无一例外地举起了双手……

老实、腼腆的刘光子干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没有声张。当部队清点俘虏时，才发现了这位活捉63名英军官兵的英雄。

刘光子被授予“孤胆英雄”荣誉称号，并记一等功。1952年6月，他被朝鲜授予“十级战士勋章”和“二级孤胆英雄”称号，并受到金日成的接见。1952年7月，刘光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总理还赠送了他一支半自动步枪。1953年，当刘光子到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时，斯大林接见了这位传奇英雄，并兴致勃勃地问刘光子：“你怎么能一次俘虏那么多英军？”刘光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反正是豁出去了！”

刘光子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在和平环境中，他不计名利地位，生活清贫，廉洁奉公。1958年复员后，刘光子回到家乡，先后担任过乡武装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以及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50多年来，刘光子从没有因为自己是英雄就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告诉家人，做人要多做少说。他说自己，一蹲在农民的炕头上，屁股蛋是热的，心是热的，话是聊不完的。

多年来，刘光子老人一直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在宾馆，他睡不惯弹簧床，总是把铺盖搬到地上睡，在抗美援朝时他用过的一个大瓷碗，仍很好地保留至今。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万仁说——

战争中，刘光子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和平时期，刘光子不居功不自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几十年如一日，与群众同甘共苦，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我们作为社会公正的守卫者，要学习刘光子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严以律己，克己奉公，自觉抵制外界诱惑，筑牢防腐拒变底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养浩然正气，树立新时代检察干警的良好形象。（记者沈静芳通讯员郅磊刘敏）

官同生：真心英雄不怕牺牲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田田）子弹击穿右腿股动脉，血流不止，官同生用身体压住罪犯，紧紧钳住罪犯的双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时隔38年，一级英雄模范官同生的英勇事迹，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都会组织祭扫、宣誓等活动，缅怀英雄烈士。

官同生，出生于1948年，祁东县人。他于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立志“争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察”。他先后8次奋勇救火，6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5月27日，7名犯罪分子携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的枪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旅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官同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同生对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的准备……”

5月28日凌晨1时40分，17名民警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房，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同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部，进入腰椎，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强的毅力打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压在身下，直到战友们将罪犯抓获。最终，7名罪犯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流血过多，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81年6月16日，官同生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今年72岁的石承发，是当年和官同生一起参与抓捕行动的战友。他回忆说，他和官同生被分到“直接接敌组”，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罪犯。官同生在中弹流血的情况下，还能死死用身体压住罪犯，表现出一般人难有的英雄气概。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他还会落泪。

郭兴福：开启人民军队训练史辉煌一页

新华社南京9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樊永强

55年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而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军大比武运动规模之大、成效之好、影响之深远，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谱写了军事训练史的光辉篇章。

郭兴福，中共党员，山东省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1948年9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58年自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后任解放军某部二连副连长。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央军委提出恢复和发扬群众性练兵传统，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苦练精兵。作为连战术教练员的郭兴福在教学实践中注重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行战术教学像打仗一样，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动作既狠又准，能够充分调动起战士练兵的积极性。

“1961年初，我带着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二连蹲点，发现郭兴福的单兵战术训练很有效果，深受战士们欢迎。”当年担任郭兴福所在的第12军军长的李德生生前曾回忆道。

在各级首长和机关的帮助下，郭兴福在军事教学中把练思想和练战术结合起来，总结出一套符合部队实际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4月至10月，郭兴福及其示范班，先后应广州、武汉、沈阳军区的邀请，前去做了十多场表演，获得普遍好评。

1963年10月，叶剑英元帅在参加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后，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看完报告后，在文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重重地划了一道鲜明的红杠，对此尤为赞赏。

1964年初，全军掀起了大规模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运动。1964年2月，南京军区领导机关授予郭兴福“优秀教练员”称号。

1964年5月15日，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广泛开展，各部队积极备战，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1964年6月至9月，全军性比武运动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共有3318个单位，3.3万余名官兵参加了3766个项目的大比武，涌现出一大批全面过硬的训练“尖子”单位和“尖子”个人。

“郭兴福教学法”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的练兵传统，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加速军队全面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几十年来，培养和造就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和群众性练兵热潮持续在部队蓬勃兴起。

作为“郭兴福教学法”诞生单位，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年来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不断赋予“红、活、硬、细、实”的教学法精髓以新内涵，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何功伟的三封诀别信：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此志不可移

何功伟（1915—1941），湖北省咸宁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何功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亲是咸宁有名的绅士，办过小学，当过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还会行医。1930年夏，何功伟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他与同学组织了省高的读书会、篮球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练球、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共同进步，他这一时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正义。他从所读的书中，思索着时局，也思索着未来。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1935年12月，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何功伟首先在省高积极响应，商议举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1936年6月，两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反对蒋介石。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发起并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筹划串联各校和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他说：“抗战有蒋委员长，关你们这些伢崽什么事？”何功伟对父亲说：“正因为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才起来抗日的，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回去对亲友们叹息说：“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

走向革命道路后，何功伟辗转上海、湖北任重要职务。1940年2月，他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6月，日寇进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湘鄂西特委撤出宜昌，8月，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在医院探视战友刘惠馨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了。

敌人把何功伟关进了恩施的方家坝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没有屈服，他赋诗填词，谱写出《狱中歌声》：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如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抗争。

他用歌声鼓舞战友，激励自己，还用绝食来抗议，迫使敌人改善牢狱的条件。

一计失败，敌人又施一计，他们派出所谓的地方士绅、“社会贤达”来到狱中，企图利用巧舌如簧的说教，击溃何功伟的心理防线。这些人先是夸赞他如何年轻有为，进而又说他只是误入歧途，只要肯幡然悔悟，必然是前途无量。他们封官许愿，拉拢利诱，“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还可以出国留学”。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就没有误入歧途，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决不会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亲率他的“名士”“学者”来到方家坝，与何功伟进行辩论，妄想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人大谈什么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等。何功伟平静地听完他的话，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人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害民主义。”何功伟把辩论当作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罪行的机会。他大声地说：“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何功伟辩论的声音铿锵有力，传遍了整个牢房，震撼着每个难友。

何功伟的事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国民党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指示特务，找来何父，妄图利用骨肉亲情软化何功伟的意志。何功伟知道此事后，给父亲写下了第一封诀别信，希望能够劝阻父亲。但这封信没有能够寄出，而是被特务们截获，最后转交到陈诚的手里。陈诚看后，大为感慨地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此人伟大！”

何功伟在写给父亲的第一封家书中，表明自己被抓完全是党派之争，是国民党制造的冤案，认为自己没有错，破坏抗战大好局面的是国民党当局！他坚定地说：

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何功伟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七岁丧母，父亲对自己恩深似海的亲情，希望父亲把关爱自己的感情放到关爱天下大众之上。同时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今日痛失儿子，他日一定会迎来光明。

这封未寄出的信有1100余字，字字带血沾泪，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那种“以天下人为念”、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令人动容。可惜的是他的父亲没有收到这封信，老人家爱子心切，还是跋涉千里，来到了恩施方家坝。

1941年4月9日，满面悲容的老人出现在方家坝监狱门前，父子俩在监狱的谷仓中拥抱在一起。父亲见到遍体鳞伤的儿子，悲痛欲绝。国民党特务利用老人救儿心切的心理，对老人甜言蜜语说，只要能劝何功伟回心转意，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就马上放他出去，还可以出国留学。老人把这些告诉儿子时，何功伟对父亲说：“爹，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怨！您就只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老人先后探视劝说何功伟十多次，均没有结果，儿子反劝说父亲不要作毫无希望的“营救”，督促父亲早日离开。何老先生千里救儿当面讲不通，离别前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再次劝说他，何功伟见信后，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明决心赴死的勇气：

儿元月二十日第狱，于今日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根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老人读罢儿子的信后，悲痛欲绝。最后一次去探监，在监狱的谷仓中陪了儿子一夜，父子俩难以入眠，彻夜长谈。当老人清楚地知道要与儿子最后分别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儿子：“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陈诚主席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老人说完，竟跪到了儿子面前。何功伟见状，心如刀绞。他深知忠孝怎能两全？家国岂可并顾？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把父亲扶起来，斩钉截铁地说：“爹啊！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老人怀着无比悲痛和惆怅的心情，踉踉跄跄地走了。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他穿着父亲给他带来的新鞋袜，从容不迫、正气凛然地踏上刑场的道路。

这位还差4天才满26岁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两个月后，何功伟新婚仅仅一年的妻子，收到他从敌人监狱里发出的第三封诀别信，这封信是由老人从狱中带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又辗转交给她的。何功伟直到牺牲也未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第三封诀别信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它却是烈士向党组织发出的最后报告。

云妹：

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面，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地）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继续完成我们未完的事业！

何功伟烈士在狱中写的三封诀别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作出了一个钢铁男儿在大是大非中该如何抉择的坚定回答。革命，总是要有人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争取胜利。

何功伟烈士的抉择或许对他的家人，对中国革命队伍来说是个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是生命的一种超越。何功伟烈士虽然只度过了短暂的26个春秋，但他用热血谱写的英雄史诗却千秋传颂，用生命铸就的历史丰碑却永世长存。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两位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仍然挂念着何功伟烈士，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属的情况，并托人向何功伟的父亲致意，感谢他为党和人民生了一个好儿子。

红军裁缝陈志诚：技艺全部传授村民

6月底，翻越重重叠叠的青山，我们跟当地党史专家徐宝来一道，来到汝城县盈洞瑶族乡新华村。今年82岁的村民赖石姣向我们讲述了红军裁缝陈志诚的故事。她过世的丈夫黄义雄，就是老陈的徒弟。

1934年11月初，部分红军队伍长征经过汝城县盈洞瑶族乡新华村。

几位红军战士受了伤，进入新华村大圳头组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其中有一位红军战士叫陈志诚，江西人，瘦瘦的，一直未娶媳妇，讲客家话，说话很爽快。

“听我父亲讲，当时陈志诚的脚烂了，还患上了气管炎，一直咳嗽，走不了路，就借住在家里。村里人还经常给他送米送菜。”赖石姣介绍说。

由于伤势比较严重，陈志诚在老乡家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伤口渐渐好转后，他多次曾想去追赶红军部队。但是长征出发前，部队的行军路线并未明确，加上新华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陈志诚实在无法找到大部队了。于是，他只能留在村里，并决心回报村里的百姓。

那个时候，村里没有裁缝。乡亲们缝制衣物，要走上二三十里路去找裁缝。

陈志诚告诉大家，长征前，他在红军被服厂做技术工作，有一门裁缝手艺。于是，他便给房东家和村里的群众缝制衣服。

因为技艺精湛，久而久之，周边慕名而来请红军老陈帮忙缝制衣服和学裁缝技术的群众越来越多。

“到后来，老陈发现，我丈夫黄义雄学裁缝很有悟性，便收了他做徒弟。”赖石姣说，当时没有缝纫机，也没有熨斗，缝衣服时，老陈经常用一块木板垫着，一针一线地细细缝制。一把一尺长、扁扁的铁烙头则经常被当作熨斗用。

当时，老陈主要做的是对襟便衣、打折裤、长衫、寿衣，还有布纽扣。

“老陈穿件长衫，很有师傅的尊严。”赖石姣说，这位红军裁缝教徒弟很用心，都是手把手毫不保留地将裁缝技术传给他们。

一开始，黄义雄不会用铁烙头，每次熨烫衣服，都会烧焦。老陈细致地教他：先把衣服捋平，再盖上一块湿布，最后用烧红的铁烙头熨上去。这样熨烫出来的衣服，既不会被烧焦，又平整美观。

就这样，黄义雄不仅跟着老陈学会了熨衣服，还学会了做布纽扣、缝纫切边、裁剪、拼接和搭配布料。

“看，这就是老陈送给我丈夫的，表示出师了。我们一直保存了下来。”赖石姣放下扫帚，认真地擦干净手，从衣柜里拿出剪刀和铁烙头，轻轻放在竹篮里。

眼前的这两件珍贵用品，饱经岁月，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经年累月使用后，剪刀的一个手柄已坏，铁烙头的手柄也已开裂变形。但老陈留下的手艺，却在当地传承了下来。

“我丈夫已去世多年，但我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都还吃着老陈的饭啊。”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赖石姣颇为感慨。她说，靠着老陈传下来的手艺，家里的后人大多走上了裁缝之路，靠一双双巧手养育着一家人。

“周边好多裁缝，也都是老陈和他的徒弟们带出来的。”赖石姣说，除了黄义雄，当时老陈还收了周边村的罗有莱、徐忠英等年轻人。

徐宝来告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文明公社就以罗有莱、徐忠英等人作为骨干办起了第一家缝衣社，办得红红火火。

徒弟越来越多，老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地不少女孩子都对他动了心。有人主动上门说媒、提亲。可老陈总是说：“我年纪太大，不妥，不妥。”

之后，老陈就一直单身，直到1965年去世。老陈去世后，村里给他配了一副大棺材。晚上，大家点起松枝、蜡烛等，都来给老陈送行。

村里的老人们说，老陈被安葬在村里的埂头芋头垅。青山叠嶂，忠骨无声。每到清明，村里人都会自发前去老陈的墓前祭扫，纪念这位将自己的一身技艺全部传授给村民的红军裁缝。

采访手记

鱼水情密密缝

唐亚新

采访中，一个细节让我们颇为感动。

今年92岁的新华村村民徐壬姣，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红军裁缝陈志诚的故事，特意从家里拿来一件看上去已经非常破旧的棉衣，小心翼翼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老人告诉我们，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她丈夫黄仁苟没有棉袄穿，老陈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衣送给了他。如果没有这件棉衣，黄仁苟可能就熬不过那个冬天了。前段时间，有人出高价要买走这件棉衣用来收藏，她坚定地拒绝了。

徐壬姣说：“棉衣是红军关心老百姓、真情实意服务老百姓的心意，是见证，绝不能卖。”

在汝城采访，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这样的赞誉：“红军对老百姓好！红军老陈是个大好人啊！”

一位失散红军，为何能这般赢得群众的心？靠的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并且，红军裁缝老陈将这种发乎内而形于外的自觉行动，做到群众心坎里去了：缺少裁缝，那就为他们挑灯夜战，密密缝制；缺少缝纫技术，那就毫无保留地细细教会他们。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确，没有比爱护人民更高尚的品德，也没有比使老百姓安乐更厚道的行为。

如何爱民，如何乐民？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红军裁缝的故事，诠释的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将人民群众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把服务群众的工作真真切切地做细了、做深了、做活了，做到暖心处。将心比心，我们就赢得了民心。

红军传单，用生命守护

“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这是1934年红军印发的《什么是红军》传单上的内容。一张红纸上，476个字清晰可辨。每每读起，李登科都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李登科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的农民，他的爷爷李玉才是一位老红军。“奶奶经常给我讲，所以我记在心里面。当年红25军来我们这发展红色政权，爷爷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翻身的，坚决参加了红军。”李登科告诉记者，爷爷脑筋比较灵活，表现突出，三四个月后就被任命为特务班副班长。

1935年，李玉才回家的时候，遭到地方反动民团的抓捕。他将缝到衣服里的红军传单撕下来交给妻子刘立英，反复交代她：“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你要相信红军。”“你要拿生命担保，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保护好它。”

刘立英虽不识字，不知道传单上写的什么，但她知道红军是好人，这是红军发的传单，便决心将它保存下去。“小时候我见过奶奶身上的伤疤，多少次拷打和审问，她都没承认过。”李登科说。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反复搜查中，刘立英将这张传单夹在家谱里，藏到房檐上，严密保存，即使经受严刑拷打也没交出来。如今，李登科家里保留着一张原比例的红军传单复制件，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传单原件则保存在郧西县档案馆，成了县里的宝贝。

郧西，地处鄂豫陕交界处，南临汉江天险，北靠秦岭山脉。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李仁喜告诉记者：红25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此时力量薄弱，先召开了郧西会议，做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等决定，随后又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说明红25军为什么到此来、红军是怎样的军队等，许多人当天就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郧西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的。正是有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2500余人，只用7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在内的6000多人。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村前村支书贾开化说：当时二天门村78户有76人参军，最多的一家五口全部参军。“当年红25军来时，没到老百姓房子里去，大家知道红军是文明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这句话也一直在郧西县村民丁祥根的嘴边重复。丁祥根的爷爷丁敬礼就是在军民大会当天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后成为地方游击队的骨干成员，最终却牺牲在反动民团手中。丁敬礼读过书，曾任过镇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策和主张，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自己编了一首歌，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听。

“打富救贫，打富救贫，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能享受，吃得饱穿得暖，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如今，丁祥根仍然记着几句歌词，他这样唱道。

红色家书映照初心使命

XJP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品读红色家书，穿越时空隧道，与先烈们展开心灵对话，深深感受到红色家书背后浓厚炽烈的初心使命，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上受到洗礼、心灵得到净化。

信仰的力量折射初心的执着，彰显使命的坚韧。王器民，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4月参与创办《琼崖旬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广州参与创办《新琼崖评论》。1924年到新加坡等地，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秋，受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三师政治部工作。在北伐战争中担负保卫广东北伐大后方的任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7月初被敌人杀害于江门市，时年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