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化综合改革，坚持素质教育，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加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做好“双减”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联动，同向发力、久久为功。河南省将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学校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加强家校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推动社会树立正确的用人观。
为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文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
“双减”文件如何在陕西落地？如何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如何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建林。
刘建林认为：响应党中央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全面扎实做好“双减”工作，是陕西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要深刻理解“双减”的育人价值。“双减”是全面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是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落地生根的重要路径，是新时代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以“双减”撬动基础教育大改革，着力保障义务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可谓目标明确，发力精准。陕西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既要把“双减”工作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有力保障，又要充分认识“双减”工作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所在，要通过落实“双减”任务，大力营造全省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为推进陕西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为全面落实“双减”工作要求，8月4日，陕西省教育厅发文严格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立即停止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暑期学科类培训。同时，陕西省教育厅从妥善做好收退费管理、严格审批培训机构、严格规范培训行为、开展联合专项治理、加强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入手，还教育生态清风。
刘建林表示，陕西省正坚决按照中央要求，在“双减”工作中的三个重点
环节上同时发力。
刘建林认为：减轻学生负担不仅要全面系统做好校内外减负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在主阵地——课堂教学“提质增效”上做足文章，做到内外兼修、增减并重，减负增效，确保学校育人质量的全面提升。
为此，陕西省提出以打造“三个课堂”，实施“课堂革命
“三个课堂”，顾名思义是三种形式的课堂，是教师教育与学生学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智能发展与人格养成的3种类型场所。“三个课堂”按照学习内容和时空分布进行划分设置，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校内课堂，也不全是教师授课的课堂，而是综合课中课后、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内容，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实施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总和。通过“三个课堂”实现教师、教育管理者、社会知识提供者和学生互动交流、熏陶感化的一体化课程，是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协同育人的教育新生态，是对传统意义课堂
概念的深化和变革。
“三个课堂”在落实立德树人过程中共同构建了“大课堂”概念，虽定位不同、各有侧重，但相互融合，使得学校教育与校外实践、课内与课外、师生与社会课堂参与者、校内与校外教育资源得以有效整合，相向而行、共同发力。这样的课堂有利于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培育学生学习能力、传授学生应有知识、深化学生学习内容、锻炼学生身心健康、熏陶学生艺术审美、养成学生劳动技能，使学生的兴趣爱好、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为把“三个课堂”建设和“课堂革命”做出成效，陕西设计出了系统的分层活动载体进行推动，将“三个课堂”的实施载体序列化、层次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丰富深化课程改革的内涵，厚植“双减”工作的课程内涵，让课程成为实现“双减”目标的内驱力，让“陕西行动”在三秦大地落地生根。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克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每个儿童的健康成长作出的重大决策。实施“双减”政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
育下一代的公共职责，而校外教育则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遗憾的是，当下的校外教育俨然成了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实施主体。各种培训机构实施“超前学习”“超标学习”，成为赢得客户的不二法门。有位小学五年级的数学教师，在暑期放假前问四年级的学生没有学过五年级上学期数学的请举手，结果只有3个学生举起了手；问已学过五年级下学期数学的请举手，结果有一半的学生举起了手。这种校外培训危害有三：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影响教师正常教学，危害学生的学习兴趣。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种超前教育严重恶化了教育生态。实施“双减”政策，从根本上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职能，构建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互相补充、协调育人新格局。
实施“双减”政策，要调整优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构，既要做好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减法”，又要做好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加法”。
要求“鼓励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这里，必须科学定位和整体优化学校教育课程育人体系和学校课后育人体系的关系。如果说，学校课程育人体系以实施国家课程标准、着力提高国家规定的必修基础课程实施质量的话，那么，学校课后育人体系则应立足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差别化、实践性学习需求，满足学生“作业、实践、扶弱、特长”等多样化学习与发展需求。这两个体系，一个致力于保障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基础，一个致力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培育。
7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文简称“双减”政策），着力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意在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双减”政策的出台向中小学校释放了积极信号。多年以来，校外培训市场的泛滥对学校的发展构成巨大压力。一方面，学生分散化的教育培训刺激恶性竞争，影响学校教育的统一进度和正常教学秩序；另一方面，校外培训市场多元化的培训理念和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及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排斥，校外“
“双减”政策重新强化学校的主阵地作用，但对学校来说，挑战同样存在。“双减”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意味着学校要重新调整不少原有的教学习惯，比如，教师不宜布置过多的作业，也不宜让家长代替教师修改作业。同时，学生从校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这部分被释放的时间也需要学校来填补。
这就意味着，学校至少将面临三个层面的变化：
点，并借助课后时间辅导后进生，同时借用这部分时间引导优秀学生。由于作业的核心功能是考查学生对于知识点掌握情况，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把握学生的整体情况，增进对学生的了解，并根据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查。
由于学校要发挥主阵地作用，既要强化知识教育的能力，又要承接素质教育的责任，因此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执行和落实“双减”政策，学校需要把握一个核心，即充分利用政策所释
放的空间发展校内教育，做好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衔接和协调工作，不断增强学校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强化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和依赖，减轻家长的教育压力和焦虑。
“双减”政策落地半个月，校外学科类培训被按下暂停键，学生们繁忙补习的生活，突然陷入了真空，而一直被忽视的素质教育，重回家长的视野。8月9日，记者专访中国著名主持人、媒体评论员马丁，他曾主持教育类节目《老师请回答》，近期正和团队筹备一项素质教育培训项目——少年演说家。
这是一项针对7-15岁青少年的演说类训练营。马丁曾在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节目上演讲《中国式父亲》，单篇演讲点击量超过3亿人次。此前，他筹办的火星演讲会带动两百位企业CEO演讲，已获得天使轮融资。
但对马丁来说，这仍然是充满挑战的一次创业。马丁说，演讲能力的培训，无法体现在孩子的考卷上，但背后阅读、写作和表达能力的培养，甚至综合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如今“双减”政策，为教育带来一轮洗牌，在马丁看来，素质教育的壮大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学科类的培训机构正积极转型，而未来，家长也将更专注素质教育和学科教育的平衡。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看待最近的“双减”政策？
马丁：政策的基本态度我是非常支持的，不能让教育走向一种单纯比分数的畸形状态，只是政策附带的一些影响还有待解决。政策对学科类教学机构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很多朋友是相关从业者、创业公司的老板，这两天都“哭死在厕所”。
政策其实是渐次贯彻到这一步的，并非看起来这么突然，在“靴子落地”的一年前，行业就有了端倪，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业内人判断到政策要来。
经济观察报：“双减”后您最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马丁：我的关注点可能有些特别，那就是公立学校老师的待遇。当校外的学科类培训、在线学科教育被叫停，教育又回归公立学校本身，公立学校将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职责，势必让公立学校的老师教学时间更长。
经济观察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马丁：建议给公立学校的老师提高待遇，让付出更多的人获得更高回报，不能只以荣誉和责任绑架他们付出，应该让他们活得更体面，更高薪，让他们
更踏实地在公立学校里教书育人。
我觉得教育行业要趁这个机会解决过去的一些问题。过去，因为待遇的差别，校外机构大量吸纳体制内的优秀教师，人的市场化流动是不可阻止的，但除了政策的规定之外，必须配以相应的辅导措施，让真正的好学校留住好老师，惠及所有的孩子。
经济观察报：站在家长的角度，如今学科类培训机构收紧了，家长的焦虑，“鸡娃”现象，能得到解决吗？
马丁：首先我是个佛系家长，我们家孩子没有报任何一门学科类的辅导课，都是素养类的课程。我女儿喜欢跳舞，儿子喜欢弹钢琴，每个人学1-2门，我不是那种到周末就赶场的家长，我希望孩子有休息的时间，还可以玩。
但我非常理解“鸡娃”家长的焦虑，当前，很多家长把教育看作改变命运的机会，或者是释放自身焦虑的一种通道。在社会上出色的家长，希望孩子更出色，不太如意的的家长，希望通过孩子改变命运，替自己实现阶层的突破。
无论自身优秀与否，家长的压力仍然会放在孩子身上，那么“双减”之后，家长的焦虑仍然存在，只是陷入了真空，是亟待填充的，只能诉求公办教育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提高公立校教师待遇。
经济观察报：如今的形势，是否利好素质教育？
马丁：很多朋友说，少年演说家的出现恰逢其时，我倒觉得没那么严重，它本身是一直被忽视的部分，素质教育。大趋势来看，一定是利好素质教育的。
经济观察报：素质教育的起势，是否已有一些迹象可寻？
马丁：教育部正在重新修订小学语文课本，增加一个重要板块叫“思维性阅读与表达”，就是不再照本宣科，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只注重客观性的填空题、选择题，而是提高学生对于好内容的理解、吸纳和重新表达的能力。这就是一种素质教育。
另外，一些在“双减”政策中受到严重影响的教育机构，正在考虑转型素质教育。最近有相关企业找到我们，希望在素养培训方面进行合作。
经济观察报：国内教育的评价体系，仍然是以高考为导向的，接下来，您认为家长该如何平衡好孩子的学科教育和素质教育？
马丁：学科教育和素质教育是不能完全割裂开的。过去来看，的确有一些所谓的学痴、学呆、高分低能者，但我在训练营的教学体验中，发现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的，那些表达能力好、写作能力强的同学，学科成绩也同样不差。
话说回来，没有积淀怎么可能站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
现在的学霸不再只是会学习，而是一个全能型选手，至少是具备良好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小孩，这其实是来自一种素养教育。而好的素养教育，其实是滋养了学科的能力，好的学科教育也培养了综合素质。
经济观察报：您是怎么想到要办少年演说家的？
所以三年前我们先做了火星演讲会，期间研发了一套关于表达的课程，在市面上没有过的，给各行业公司的企业家培训，得到了积极反馈，一个评价是“它能让人由内而外地说出自己真实的东西，而非夸夸其谈”。这一套课程也为我们夯实了基础。所以，一年前我开始启动了少年演说家。到今年，算是准备好了。
经济观察报：少年演说家本质上也是个训练营？
马丁：是的，目前是一个立足线下的演说类训练营，目标是7-15岁孩子。经济观察报：那您做了哪些筹备？
马丁：首先，我花了小半年时间，把市面上相关培训调研了一遍，同时研发课件，课件初步形成了10万字。然后进入实践环节，幸运的是，去年和北京市史家小学达成合作，在该小学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验课程。我亲自来教，并联络了一些我比较认可专家来做学生导师。最终在今年六一节于学校礼堂进行了一场汇报演讲，孩子们依次登台，全校直播。这次实验很成功，我们就在今年暑假开办了少年演说家训练营。
经济观察报：据说在导师安排上，您还请了心理老师，这和演讲有什么关系？
马丁：心理导师跟演讲毫无关联，我们的课程绝不仅仅在演讲本身。我认为，教孩子手往哪放、眼往哪看，如何字正腔圆，那是最表象的层面。教演讲，骨子里是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自我心理的思考，然后敢于表达出来，哪怕很荒谬也没关系，因为一个好的表达者背后，是一个人自信、思考的建立，心理健康的培育。
经济观察报：期间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马丁：林永健的儿子林大竣参加了训练营，他弹钢琴很好，刚考完10级，只是他跟家长说“课特别好，喜欢马老师，但绝不登台”，家长劝不动。下课后，我问他汇报演出想讲什么，他说没想好，我说你讲钢琴，讲一篇“我恨钢琴”怎么样。他说“不，我其实不是完全恨钢琴”，这次以后，他主动跟家长说，决定登台，演讲题目叫“我和钢琴有个约会”。
儿子演讲当天，林永健也一起登台了，他说“马丁是我偶像，因为虽然我自己登过无数次春晚的舞台，但我无法让我儿子站在这”。这件事挺启发我的，其实教育的一些事情没有那么难，只是家长没有触碰过孩子的一部分内心。
经济观察报：某种程度上，您想达到一种心理的治愈？
马丁：没错，我喜欢演讲这件事，也是因为2016年我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讲了一个纪念父亲的主题，《中国式父亲》，我父亲过世了，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演讲，表达我的内心和曾经的遗憾，达成了和解，也告慰了我父亲。
我发现原来演讲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对我所有的学员说过，如果你不讲内心最深刻的故事，那就不要讲了。对于中国的大人和孩子，尤其是孩子，要让他们从小学会真实地面对自己，自我检视，自我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是我想帮助中国孩子培养起来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下一步，会扩大训练营吗？
马丁：目前尝试把线下的课程搬到线上，未来可能会做付费视频课，我们自己讲课。一个问题是，线上课程如果脱离训练，只是一个单向的输出，所以计划线上让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再找机会将训练营下沉到各地。网络教学也是普惠更多地区的学生，教育的本质是公平，为了唤醒每一个可能被唤醒的灵魂，这也是我们坚持的方向。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一被简称为“双减”的方案，应声落地，不折不扣，全面施行，意在猛药去疴，彻底扭转“课上减课下补、面上减私下补”的现象，把学生从过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双减”不失为一项务实、亲民之举，体现了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坚决防止侵害人民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的坚强决心。伴随着学校教育的回归、学生作业量的有效控制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逐步降温等系统举措，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有望减轻下来。只是，在“双减”实现预期目标、孩子的时间被还给了孩子和学校后，我们的学校究竟该如何应对？是一成不变，承袭延续原来的教育教学套路，还是主动求变，探索尝试全新的教育教学模式？这确实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考量着家长，也考量着学校的智慧。
在笔者看来，相伴着“双减”的到位，学校必须“改革传统的教法”，一着不让、紧紧跟上。否则的话，“双减”必然会造成学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有违“减负”的初衷，也不利学生的成长。在家庭的家教方式改变的同时，学校的传统教法也必须改革。
“双减”之前，对于学校来说，尽管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但教育模式、教学方法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授课、作业、练习、考试是依然最常见的套路。相伴着“双减”的实施，学校固有的教育模式必须打破、传统的教法必须改变，立足实际，放眼未来，系统性研究“减什么”，多样化探索“怎么减”，有效建立与“双减”相适应的办学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
首先要确保开齐开足各类课程。课程应设尽设，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不搞“题海战术”，不玩“作业游戏”，精选习题，精简作业，尽可能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听懂学会，把课堂主阵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减少学生校外培训需求，让学生真正回归课堂、回归校园；其次，全面深化教学改革。抓实、抓细、抓好因材施教，开展好学情前测和教
学后测，改变以往以“普遍认可的成功”统一要求、衡量学生的教学行为。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起点、学习效果，布置共性作业和个性作业，设计开放包容的“大问题”，驱动学生自主探索、合作学习，并做好课后答疑及个别学生学科辅导等课后服务工作，打通课内、课外的界限，实现课内、课外有机衔接。同时，尽可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选择和开发有价值、有吸引力的社会实践、劳动技能、文化体育、乡土人文等方面的校本课程，并精心组织开展好各类兴趣小组、文艺社团、体育俱乐部等活动，让学生体会到求索的快乐、生活的意义、成长的幸福。再次，全面改革学生评价。改进传统、单一的结果性评价机制，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增值性评价，完善综合性评价，设计不同维度的评价标准、不同形式的评价方法，充分发挥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让不同的学生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科学、全面的认识。
“双减”并非一减了之，也并非意味着学生没有丝毫负担。“双减”目标的达成、效应的发挥，离不开家庭、学校的协同配合、共同发力。面对“双减”带来的新要求、新考验、新机遇，家庭和学校的“双改”既是应对“双减”的必然要求，更是教育改革的大势所趋。希望学校起而行之、积极作为，为“双减”工作持续深化、有效落实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为学生快乐成长、和谐发展、赢得未来撑起一片蓝天。
“双减”意见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新时代统筹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坚决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和省教育厅具体安排，强化“四增”，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见效。
源。
账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切身利益。落实联防联治机制，确保学科类培训课堂教学视频全监管，确保受聘教师资格全合格。设立黑白名单公布制度，对超时培训、超课程培训、超进度培训、违规收费、疫情防控等问题限期整改不力的培训机构坚决整顿直至依法取缔。
“双减”工作非一时之功，需上下合力，持续攻坚。一方面，当前课后服务的保障水平还不高，教师主动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未完全调动，教师辛勤劳动付出与应有的尊重回报不成正比，需各方共同关心，切实维护。另一方面，在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时要克服“急功冒进”“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做法，给校外培训机构留下转型发展、有序退出的时间和空间，避免“机构闹”“卷款跑路”等风险。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双减”意见正面宣传引导，定期分析、研判、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制订风险化解措施和实施方案，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序按时完成。
“‘绝不能把良心事业办成逐利产业’，这其实是此次‘双减’的最终目的。”随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校外培训治理”的大幕拉开，瞬间引发了全社会的重磅关注。就“教育”这个关乎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直至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杨洋。
“我们理解的‘双减’新政，并不是要‘毕其功于一役’，简单一禁了之。”杨洋告诉记者，此举是要在加强校内教育和课后延时服务等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办良心教育，鼓励他们合法竞争，提高培训质量，降低培训成本，提倡公益性，满足社会需求，回归教育本质。“可以说，规范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教育公益属性、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资本过度涌入校外培训领域，为教育培训行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校外培训机构已超过200万家，校外培训消费市场规
模约为3.5万亿元。在种类繁多的校外培训机构中，服务于K12学科的机构占比超四分之一，学生规模约占五分之一。2020年教育培训消费的负面舆情信息多达270万条。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文件）正式颁布，其中要求现有提供学科类校外辅导的培训机构变更为非营利性质，严禁资本化运作，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接受上市公司投资或收购。
实际上，在此之前，随着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设立，各地职能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已经日趋严格。2021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四川省犍为县、安徽省巢湖市、云南省富宁县、河南省新乡市、广州市越秀区等地，陆续发布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厉监管政策文件，拉开了全国范围内强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序幕。
“现在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就是引导全社会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问题。”杨洋说，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在调研中发现，当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确实也存在一些疑惑和难题。“如何促进‘双减’文件落地，让校外培
训教育降温，重构良好教育生态，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
“可以说，像校外培训这样几乎事关全民利益的行业领域，稍有动作立刻就会搅动人们敏感的神经。”杨洋告诉记者，他们调查发现，许多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监管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但是也要认识到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对于可能因此带来的新问题要提前研判。”
首先，受疫情影响，许多机构基本处于亏损，“双减”客观上会造成其难以为继、无法生存，可能出现一部分机构跑路，产生一批失业人员，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在当前优质教育资源仍是刚需、以分数为导向的升学评价标准难以改变的背景下，需求旺盛的培训市场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不在“地上”，就在“地下”，可能为原本被禁止但一直不受控的机构和从业者腾出发展空间。
譬如，家政文化保姆服务来打擦边球；未注册的校外培训机构打游击；个人家教重新兴盛由此，会带来培训价格上升、安全隐患增加、监管难度加大等等新问题。
“虽然‘双减’文件已出，但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对校外培训机构类别界定不清、非学科类培训内容是否需要前置审批等具体操作问题各地不统一现象。”据杨洋介绍，截至目前，尚无上位法对校外培训机构作出准确的定义。“培训机构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范围，总体来说过于原则化，不能细致区分一些新业态、新情况。另外，鉴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置由各地研究制订，所以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内涵和外延上，成都、上海、深圳等各地不一。”
“同时，对于非学科类培训内容是否需要前置审批，各地做法不一。”杨洋告诉记者，根据商会调研发现，从事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内容，在上海、西安作为一般项目，无需前置审批，而在南昌、深圳则作为许可项目，需要前置审批。“这可能会导致各地对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的要求存在不同认定。”
除此之外，许多校外培训机构的业务范围存在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内容混合现象。在非学科类治理方面，“双减”文件只是做了简单区分，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明确各主管部门难度大；在校外培训监管职责问题上，由于没有进行具体立法，致使监管人员处理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时依据不足，如落实培
训时间管理、培训费用管理、教师资质管理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最终只能采取行政手段而非法律手段解决，震慑效果差。
“因此，首先必须健全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法律法规。”杨洋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学习塾也曾经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日本政府主导制定了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三管齐下的治理体系，校外培训日趋规范。“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法律条文和政策体系，重新设定和提升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标准及办学条件，将相关问题归类，明确哪些方面属于行政方面管理，哪些方面交给市场，哪些行业组织可以参与管理等等。”
“其次，行政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杨洋建议严格执行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性、科学性管理要求，加大规范管理力度。“切实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统等协调督查责任，凡面向中小学和幼儿园在校学生的培训，实行扎口管理，以避免政出多门。”
“第三个建议，可以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强化自律与内部监管，签订
《自律公约》，杜绝‘超纲教学’‘超前教学’等行为。”杨洋说，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按市场运行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管理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加强监管代替简单取缔，防止一刀切、简单化的管理弊端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数字化‘智理’平台就尤为重要，可以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开发统一数字监管平台，提升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效能。”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是全社会的一项重大工程。强化监督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仅仅是手段。”杨洋说，在治标的同时也要治本，要两手抓——“一手抓严格治理，一手抓行业导向”。
杨洋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极为重要，刻不容缓。“校外培训机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有益补充，全面加强党对校外教育培训行业的领导，推进党组织‘全覆盖’，确保校外培训机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杨洋还建议，各县市区可以定期举办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专题培训班，开展普法教育、行业规范教育；制定非学科类培训标准，将与学科相关联的培育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内容，纳入非学科类培训，指导学科类培训机构有效转
型，形成科学的培训导向与设置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校外培训行业形成客观、准确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消除教育培训行业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必须加快引导校外培训教育机构转型。杨洋提出：首先，预留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转型空间与转型时间，可以考虑给予1到3个月的缓冲期，稳定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队伍，减少焦虑，有效减轻学生课外培训负担；其次，探索创新服务内容与形式，挖掘校内教育难以做、不能做的教育领域，积极开拓新市场。譬如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探索开展职业类培训，针对下岗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开展继续教育；第三，引导校外培训教育机构重新寻找商业模式，鼓励政府部门大力发展公益性青少年服务中心，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吸纳优秀的培训机构师资，采取政府购买方式为青少年提供校外活动场所。
针对大家都关注的“资本”问题，杨洋则建议从严把控资本进入、规定资本用途，严禁将大量资本用于虚假广告宣传，鼓励将资本用于教育信息技术创新，对于利用资本进行行业垄断的机构果断进行拆分，打击资本在教育培训行业的逐利行为。“必须引导学科类培训机构坚持公益性，鼓励已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营利性的义务教育阶段培训机构，到民政部门重新变更登记为非营利性。”
当然，相较于强化对校外培训行业的监管与引导，提高公办学校的办学质量与均衡水平，提升学校托管服务，缓解升学压力、减低家长的培训需求，引导家长和社会由关注分数转向关注成长，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可能才是解决教育焦虑的根本。
“这一点可以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所以，‘双减’政策一定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关了之，而是实事求是、规范发展，适应和满足老百姓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为之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化的教育培训市场。”杨洋表示，商会下一步，将引导会员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培训，克服过度教育，形成正确定位，从而发挥好对学校教育系统的补充作用。
7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校外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不再审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笔者认为，虽然研学旅行等非学科类培训不在要求范围内，但作为强相关行业，研学旅行市场面临以下新的机遇和挑战。
7300多家。
研学旅行有机衔接了理论学习与课外实践、课堂教学与旅行体验，有利于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融合。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教育方式不断多元化，研学旅行既把学习融入旅行体验中，也把旅行上升成为学习活动，越来越受到学校和家庭的认可。
寓教于乐的研学产品需求将大大上升，以家庭亲子为主体的研学旅行市场规模或将进一步扩容。
家庭亲子对研学旅行产品的要求更高，兼有休闲度假和研学双重需求。受疫情影响，消费者对便捷化、个性化、品质化和安全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些新需求特征都将影响未来的研学旅行市场。家庭亲子消费者将更注重产品理念、行程内容、服务品质、费用性价比、师资力量等。研学产品的丰富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亲子市场和研学市场的界限可能进一步模糊。
长远来看，引导政策持续出台，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研学产品结构和供给模式。
旅游企业要在研学旅行市场培育竞争优势，唯有不断创新，加快产品更新迭代。
其一，要加强上游资源挖掘和整合，推动产品创新，将文化元素和科技要素融入研学产品中，提升学习体验，实现“游”与“学”的有机融合，建立自身产品研发和设计优势。
其二，加强与学校的合作，通过公益活动、研学论坛等方式建立联系，深化与教育领域的交流，组织中小学老师开展研学旅行考察踩线，加强宣传推广，不断提升研学旅行的综合吸引力和品牌认知度。
其三，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为用户创造价值。要进一步挖掘市场需求，
为研学游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产品，让学生在游玩的同时，学到知识，收获智慧，提升能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双减”意见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双减”意见刚刚出台，一些培训机构迅速退场，留下了退费难、找人难的“烂摊子”，让家长和学员们倍感无奈（据7月28日《北京日报》）。
“双减”意见落地生效，必然会导致野蛮生长多年的校外培训机构大幅“瘦身”。据统计，7月1日至7月27日，北京市民反映培训机构退费问题的诉求超过4000件。其中，“双减”措施出台后，仅7月25日至27日中午，涉及培训机构退费的相关诉求就达到1084件。从市民的投诉中可以发现，很多家长遭遇了培训机构频繁换址、培训机构在闭店前利用促销大捞一笔以及商家以经营不善为由拒绝退款等情况。如何防止培训机构在重压之下卷款“闪退”？家长和学员权益谁来保障？这恐怕还需要各地在严格落实“双减”意见的时候，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可能引发的退费难等问题。相关职能部门更应加强监管，监督培训机构做好退场的收尾工作。
为了防范不负责任的“闪退”，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已经出手。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农业银行推出了“朝阳预存宝”资金监管平台，在这一监管模式下，商家通过平台收取预付资金，并依托银行进行资金监管。无论消费者预存多少费用，商家只能自由支配消费者已实际消费的额度。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恶意卷钱跑路风险，消费者也不必担心商家挪用预付金。
加强对培训机构合同订立行为的审查，也应该是加强监管的一个着力点。据调查发现，导致退费难的一个原因是合同签订不规范。尽管早在2020年教育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就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其中明确规定了培训机构应明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办法，并重申线下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等内容。但很多培训机构并未严格执行，在合同中作“模糊处理”，并未明确列出退费的具体细则，很多家长对这一文件内容也不了解，让不法机构钻了空子。这就要求职能部门强化督查，在及时惩治不法的同时，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好的政策需要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保障“双减”意见落地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就要担起监管责任，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的监管理念，对具有资质的培训机构从严从细加强日常监管，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要严厉打击，该取缔的要依法取缔。
最近，“双减”政策出台引发全民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从严治理教培机构，是这一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长期以来，教培机构的商业模式就是建立在贩卖焦虑，加重中小学生负担基础之上的。“双减”政策是合乎民意的，有利于国民长期福祉。此次政策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其整治力度空前，掐住了教培机构资本化运作的“命门”。对于公众而言，这是改变教育“内卷”的关键一步。
进行“供给侧”改革，也要对教师有偿补课行为祭出雷霆手段。7月27日，根据家长及媒体提供的线索，黄山市教育局组织人员突袭，在一幢别墅内，对屯溪一中教师吕某某涉嫌有偿补课行为进行了查处。有的地方，个别教师有偿补课很出名，甚至有“四大名补”之称，课上教学有保留，课外收费讲要点，加重了学生家庭负担。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诸多禁令，但个别教师就是舍不得补课费这块“肥肉”。对此，必须提高监管水平，加大打击力度。相关部门不能总是靠举报，假如补课变成“一对一”，又怎么办呢？此前长沙规定，教师两次违规补课即取消教师资格证；今年1月，呼和浩特两名教师违规补课被解聘、撤销教师资格证。如此铁腕，多多益善。教育部显然注意到这一问题，继“双减”政策后，教育部7月28日再度出手，启动中小学有偿补课等专项整治，通过在“供给侧”上动刀，切除毒瘤，为家长减负。
“双减”政策落地，还应重视“需求侧”改革。“双减”政策思路是，学校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包括课后延时服务等，最大程度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教育需求，让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而非流向教培机构。这就是从“需求侧”着眼。不可否认，过去的“三点半放学”，确实加剧了教培机构生长。如今强调学校托底，也是一种纠偏。也必须承认，中国家长极其重视孩子的教育，学校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将直接关系到政
策落实的效果。这就需要学校尽职尽责，改变思路，创新方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此外，家长也需要转变思维，担负起教育责任来。有人担心，假如没法把孩子送去教培机构，那不是要“拼家长”了吗？应该说，在学校和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家长不会特别累，让家长代批作业等是明确禁止的。但同时，一个常识是：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未必能对孩子进行高水平的学科辅导，却可以给孩子好的家教、家风，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其拼命送孩子去辅导班，不如拼命做个好家长。当然，对孩子的期许应该合理，不要盲目攀比，这同样是“需求侧”改革，关乎家庭的幸福和孩子的一生。
暑假已经过半，如何过好假期的“下半程”，让孩子放松心情、以更好的精神状态迎接新学期？对广大家长来说，眼下不妨静下心来，做好“思考题”：日前，关于“双减”工作的文件已经落地，面对一揽子“新政”，家长准备好了吗？叫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家长应该如何与学校一起携手，共同助力打造良好育人环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备受各界关注。如同环境治理需要打出“组合拳”一样，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来，应声落地的“双减”工作标本兼治，多方联动的特征同样明显：让学校教育回归本位、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从严治理，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缓解家长焦虑，同时引导家长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孩子的教育。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双减”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而重磅政策要真正落地、取得实效，家校之间默契合作、达成共识尤其重要。正如不少专家所言：面对“双减”，恐怕真正要“减”的是对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
“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在一些学者看来，“双减”工作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一些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就《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及，通过对10个省份100个区县1.86万家培训机构、68万名学生和74万名家长的大数据评估显示，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深度“绑架”了家长和学生。
一位初中校长反映，有老师对学生进行摸底调查，发现新学期新课还没有开始上，学生的学业已经参差不齐。原本，课堂教学本应该对标教学大纲，但如今，教师却进退维谷。“教得浅显了，学生都在外面学过，课堂里没人听；教得深了，那些没有上过补习班的孩子基础知识还需要学。”
关于这一点，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有一则深刻洞见：许多家长被
培训机构裹挟，认为如果不送孩子上校外培训班，就会比其他学生落后。这使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两轨制：一轨是学校的免费义务教育，一轨是收取高额学费的校外培训机构教育，不仅冲击了学校教育秩序，而且扩大了教育不公平。
超纲超前教学，不仅严重冲击学校的教学活动，冲击素质教育，更长远地看，对中小学生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培养也是弊大于利。
在大学，不少老师也为班级里的“学困生”而忧虑。“在课堂上，这些学生显得很安静，主动提问的不多，明显缺乏兴趣；还有少部分学生更让人惋惜：有的考上大学就迷茫，无心学业、沉迷游戏，直至留级、退学。另外，部分院校面向新生的心理普查也发现，学生里有心理问题的不少，有些甚至需要去专业机构治疗。”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和不少同行交流过，发现很多高校的“学困生”都有类似经历：考上大学前接受了过度培训，进了大学就开始松劲。
“按照人才培养的规律，大学期间是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创造能力集中爆发的时候，本该在人生赛道上冲刺的选择了放慢速度甚至停下，这意味着他们错过了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对个人、对家长还是对承担人才培养的大学来说，这都是损失，也是遗憾。”张端鸿说。
过度培训，也透支着部分青少年的阳光心态。“坦率地说，我们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期待过高、要求过高，导致孩子承受了这个年龄阶段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从教47年，上海市特级校长、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张人利结合自身参与教育改革的经历说，孩子的人生是长跑，潜力很重要。在基础教育阶段，“打基础”是第一位的，学校和家长要同向同行，为孩子的终身发展积蓄能量，而不能仅仅追求一两次“短跑”的成功，“并非只能靠抢跑才能提升学业成绩，教育要遵循其规律”。
上海市特级校长、风华初级中学校长堵琳琳也揭示了一则容易被不少家长忽视的教育心理学规律：在儿童时期，“游戏”是孩子社会属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现在，家长看不得孩子玩，应该做游戏的孩子都被“挪”去补习。
确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减负不是一个陌生词。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和地方层面已出台多道“减负令”，引导中小学育人方式的改革。而此次
“双减”工作之所以让人期待，一种观点认为，它将连同更多已出台的政策、连同未来更多细则的落地，产生政策叠加效应，为重塑教育生态带来全新契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黄忠敬说，“双减”工作在顶层设计层面，特别聚焦教育的公平性、均衡化以及高质量发展。“很多家长对这份重要文件的认知，目前可能还暂时停留在一些诸如规范校外培训等具体的内容条款上。其实，比起具体举措，建议家长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总体上把握文件的精髓。”
不少学者都和黄忠敬持类似观点：“双减”工作可视为“减负令”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和既往出台的政策一起形成“组合拳”，形成叠加效应。
复盘近年出台的“减负令”：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2019年，国务院再发文件，强调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今年1月以来，教育部相继出台文件，对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管理等“五项管理”作出部署
“相信很多家长已经感到，在政策叠加效应下，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竞争性、高选拔性将继续降温，优质均衡发展是未来目标。而这其实也是让教育回归常态、让家长回归平常心、让人才培养顺应规律的一个明确信号。”张端鸿说。
“下个学期除了美术和音乐的兴趣课，其他什么课都没报。”
“我家只有线上的英语课了，而且还是周中上。等开学了看看情况再说。”8月21日，距离2021年秋季开学只有10天了，小区里，两位妈妈一边陪着上
小学的孩子玩耍，一边聊着天。
连日来，全省各地陆续暂停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线下培训活动，并明确，今后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双减”政策落地有声。
听说以后都不能线下上课了，上五年级的小毛（化名）心里窃喜。从上三年级开始，他的节假日总少不了要上各种课。这个暑假，他报了学而思数学第一期面授课，7月底上完课后，便继续在新东方上英语课。“英语线下课上了一多半，转成了线上。”
对于校外培训班，小毛的妈妈有很多“抱怨”：“每次上课都跟‘打仗’一样，踩着点去的话，光等电梯就需要十几分钟。那栋楼全是各种培训班，上下课高峰期人特别多。”
对许多家长来说，校外培训还意味着要付出相当大的家庭财力和人力。“语文、数学每次线下课报名，都至少需要六七千元，加上英语，三科下来上万元。这只是半年的费用。”小毛的妈妈感叹，“我和他爸都是工薪阶层，这笔培训费压力不小。而且，上培训班还得来回接送，人力负担也不轻。”
相比小毛的窃喜，妈妈“有点心里没底”。“上了培训班能不能提高成绩不知道，但总觉得要安心点。前几天问了好几个机构，秋季线上课都安排在周中的晚上，孩子晚上还要写作业，怕时间太紧，没敢报。”
陈陈比小毛高一个年级，他的妈妈也在观望中：“线下课不能上了，现在什么课也没报。周末先上兴趣课，看看情况再说吧。”
“‘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学科辅导班没了，学生课业负担轻了，家长经济重负减了。”榆次一中老师王永明说，“这是天大的好事。”
在省城某知名初中任教的梁老师对于“双减”也“举双手赞成”。“多数学生是被动上的培训班——被家长逼迫或者看到其他同学上，自己不上不踏实。没有内驱力，上课效果应该也不大。”梁老师分析说。
“学生们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如果上课效率高、课堂接受好，应该没有课后上培训班的需求。”梁老师说，“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我想对家长和学生们说，首先一定要抓住在校学习的有效时间，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课堂上，高效的课堂、刚性的落实，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做好家校联系，一方面父母亲要知道孩子在学校是一个怎样的学习状态，另一方面学生们有问题要随时解决，不让问题拖延下去，做到日日清、月月清。”
“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学校积极探索‘双减’工作的特色落地路径。作业方面，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上持续发力，坚持‘减总量、提质量、优设计、重指导’原则，将作业管理纳入校本研修，由作业设计转向课堂设计，由课堂设计转向专业提升，形成一个闭环。同时，还对作业量进行加减法：加的是小量恒定作业、跨学科综合作业、社会实践作业、作业套餐等，减的是机械、无效的抄抄写写，努力做到低年级学生不把书包带回家，高年级学生不把作业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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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10930：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理论、评论和经验汇编（5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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