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与共的价值纽带。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是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2020年9月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和2020年10月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了“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明确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的，超越了国家、民族、党派等具体主体的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起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区别在于：一方面，西方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忽视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必然有其国家、民族的具体特色和选择，因而把不具备“普遍性”的特殊性、具体性的东西当作“普世性”的价值来追求。
例如，美西方国家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一人一票作为民主的标配，并以此作为普世价值来抨击他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其根源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导致的傲慢与无知。这就是把达到民主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混同为“民主”本身。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一样，实现民主也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因而把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方式混为一谈。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所建立的基础不同，因此其具体的内涵、要求和普适性也有所不同。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思潮皆以“理性的人”为出发点，强调正义就是符合普遍性规则的行为，并强调通过合理制度的建立来保证人权和自由。但是，不同的哲学学派从不同的前提和概念出发，却得出了关于“正义”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标准。例如，伦理利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能最大化地满足个人利益的规则而行为”；功利主义则认为，“我们应当按照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规则而行动”；康德的义务论则提出，“我们的义务就是要按照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而行动”；新自由主义则强调，“我们应当按照建立在每个人都能够同意的契约之上的公正原则来行事”。以上这些理论在西方社会都有广泛的影响，结果是西方社会生活的无序与混乱。特别是当涉及现实中的道德和价值判断时，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纷争，这不仅会导致社会共同道德信念及社会共同价值观念的缺乏，使人们无所适从，还会进一步撕裂社会，激化矛盾。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A·麦金泰尔在其《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对西方社会的这种现状提出了批判。他指出，一方面，西方只是注重正义的规则设计和制度建设，而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另一方面，西方有关各种正义的理论以及各种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关于“正义”的不同标准，那么到底应该遵循哪一种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