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3：2022年评论文章汇编（18篇）

评论员：据媒体报道，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近日举行揭牌仪式，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信息工程系更名为元宇宙工程系——这是国内高校中第一个以元宇宙命名的院系。此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与企业共建元宇宙研究院，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模式。

元宇宙从科幻作品中的虚构概念，到成为国内大学的正式专业，用了30年时间。1992年，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雪崩》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Metaverse，在这里每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有一个网络分身。这个人造的虚拟空间就被称为“元宇宙”。

30年来，信息技术遵循摩尔定律高速迭代演进，早已深度嵌入与重塑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娱乐方式。一言以蔽之，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类的存在方式，那么宣称“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的元宇宙，显然就成为各方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

从去年美国社交巨头Facebook（脸书）公司宣布更名为Meta（元宇宙），到此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设立元宇宙工程系，每一次跟元宇宙相关的新闻，总能撩动大众关注的目光。正因为元宇宙概念既具有引人关注的“超话”潜质，又充满超越传统物理世界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所以许多投机者和炒作者也常以元宇宙之名进行炒作，元宇宙土地上的数字地块动辄卖出数百万美元的高价，旋即又大跌90%以上，如此操作频频见诸新闻，元宇宙的概念亦平添了几分投机的色彩。

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而言，将信息工程系更名为元宇宙工程系，这一举动本身并不值得太多褒贬，顶多意味着学校层面对未来技术走向的一种预判。坦率地说，更名容易，作出实质性的创新不那么容易。评判到底是与时俱进还是“跟风炒概念”，关键就看学校是否能够真正从课程设置、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科研实践等教学科研具体措施上发力，真正提高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元宇宙相关行业领域作出更多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进言之，从web1.0到web3.0，技术发展的脚步永不停滞，元宇宙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应用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领域，这些领域有的需要从技术角度去深入，有的则需要从哲学与人文学科维度来反思。元宇宙在美国科幻作家的笔下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实质上就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孪生，这仍然是从哲学实在论的角度来看待元宇宙。而今天有学者提出反实在论的元宇宙观，即元宇宙有可能借助脑机接口、人工智能、VR、AR技术等，成为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数字生活空间，技术进步有可能将人类演化推向非自然阶段。

元宇宙的未来到底将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知。期待新生的元宇宙教学科研力量，能够推出更多务实创新成果，为行业持续培养优秀人才，为元宇宙未来的发展夯实根基。

评论员：据媒体报道，近日有某市市民询问当地的地铁立项情况，官方回复，城市轨道交通仍执行2021年9月的严控政策，国家发改委仍不受理一般地级市首轮建设规划。而这也被媒体形容为当地的“地铁梦”搁浅。

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截至目前，国内共有51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其中绝大多数是地铁线路，包括4大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23个省会城市（海口、拉萨、西宁、银川因人口规模较小，目前未修建地铁），以及苏州、无锡、东莞、佛山等经济大市。但地铁审批收紧、建设趋缓也是近些年的趋势，自2017年8月某地地铁被叫停之后，至今没有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首轮建设规划获批。

原因也不复杂，主要是出于财政负担和运营成本的考虑。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地铁的建设、运营成本很高，而实现盈利却并不容易。有媒体梳理2020年的数据，在财报列出了运营或票款收入的18家地铁公司中，14家的运营/票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不到50%。开通地铁的城市，往往需要对线路运营进行巨额补贴，每年动辄几十亿元。这对城市的财力是个巨大的挑战，一些规模有限的城市如果仓促上马，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地方债务攀升等问题。

也正因如此，地铁建设标准在近年也提高了。根据2018年7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GDP应在30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在300亿元以上，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而在2003年发布的文件中，GDP、财政收入的标准分别是1000亿和100亿。

但不难想见，依然会有很多地方怀揣一个“地铁梦”，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但细细想来，“地铁梦”这个说法本身就很有意思。一个出行工具、一种基础设施，何以就成了一个“梦”？基础设施多了，但似乎从来没听说过公交梦、出租梦、共享单车梦，地铁何以让人如痴如醉？

这一方面和地铁建设的标准和难度有关，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地铁被有意无意地定格成了一种现代化的象征，仿佛拥有地铁，才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完整叙事。地铁是属于钢筋水泥的，但它也是属于文化的，它能嵌入一种对城市的浪漫想象。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调查，五成公众认为地铁是城市现代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也能明白，它为什么成了一个梦。

再多的文化寓意，地铁归根结底还是现代化的一个器物。只要是器物，就免不了冰冷的一面，比如成本和收益、利润和负债，这些实打实地作用在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数字。从这个角度说，把地铁视作象征，也无疑让它承载了太多。地铁里能上演精致唯美的文艺片段，但也可能变成布满红字的数目账本，我们不能选择性地欣赏它。

所以，“地铁梦”搁浅，可能会让一些地方感到沮丧，但也不必气馁。梦可以有很多，也不必非得对某一个器物如此执着。比如当地民众的停车场充不充足，道路规划合不合理，出租车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这些和人的生活与感受息息相关的指标，同样可以成为一地努力的“梦想”。

从这个角度说，地铁建设的收紧，也不妨视为理念的纠偏，把重点从器物层面挪到人的层面。应该明白，现代化的核心，当然不会是地铁，还是那四个字——以人为本。

评论员：这两天的社交网络上，“网友们”为送外卖的浙大博士和一心要嫁给理发师男友的硕士女生吵翻了。

在送外卖之前，浙大博士，一路从专科过关闯将，逆袭考入名校读博，但眼下无奈选择延期毕业，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同时不影响完成学业，选择了时间地点灵活的工作：送外卖。

而另一位热点话题的主角南依，也在名校求学，除了网红博主，她“云南少数民族”的标签更引人关注，她通过努力走出大山，成为又一个“读书改变命运”的鲜活个案。前两天，她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发出声明，将休学待产，嫁给初中毕业的同乡。

对两位当事人来说，送外卖也好，休学待产也罢，相信都是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中一个不小的转折。人们遗憾于送外卖浪费了在读博士的知识，质疑他自曝新闻博眼球的动机。而对南依，不少网友“恨铁不成钢”地捶胸顿足，惋惜之余还不忘给她扣上“叫不醒的恋爱脑”的帽子。

社交平台的讨论区中，似乎人人都化身人生导师，想要唤醒“沉睡中”的人，为其规划完美人生。言外之意，这两段人生的转折算是“败笔”，当事人照理就是失败者。的确，强悍的逆袭再加一个登上人生巅峰的结局，才是人们熟悉的样貌。但人生本就千姿百态，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条件和际遇，他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人生十字路口选择了不同的去向而已。

博士毕业勇攀高峰是一种人生，送外卖也是另一种人生；成为高知女性大放异彩是一种人生，寻求平凡幸福回归家庭也是另一种人生。也许后一种人生并不符合世俗意义上“成功”的模板，也没有承载起网友们的期望或者说投射的欲望，但无论如何，都值得被尊重、被祝福。

送外卖的博士和休学生娃的女硕士引发如此强的热议，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从舆论场的“观感”来看，人们对他们的人生转折似乎并不“宽容”。有观点指出，这是因为社交平台上参与讨论的人们，长期在“同温层”交往，群体间隔膜的加剧，让他们对不同于己的生活少了一份理解和共情。当然有这个因素，但似乎无法完全解释舆论情绪中的那种紧张感。

在一个目标高度单一、评价体系高度单一、竞争方式也高度单一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已经默认，竞争就是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向上”难上加难，“向下”却只要一个“稍不留神”。而且，这是一种不允许失败、也没有退出选项的竞争。当所有人都力争“向上”的时候，怎么可以有人主动选择“向下”？

人们紧张两位当事人“向下”的人生，不宽容他们的选择，部分是因为这挑战了他们内心的道德秩序与游戏规则。那些“遗憾”“惋惜”，当然有真诚的部分，但那种施加给别人的道德压力，更像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秩序的调适。也许，当“向上”的可能变得更加充裕和多元，当这场竞赛不再只有一个方向和跑道，我们或将更松弛地面对百态人生。而一个更松弛的社会，也一定更包容更多元。

评论员：今年7月25日，河南民政厅同意将开封等20多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婚俗改革的目标是达到“零彩礼”，节俭办婚事，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

近日，有媒体对河南婚俗改革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在一些试点地区，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的多了，大操大办的少了；红白会规范化运行，从过去的比排场、比彩礼、比嫁妆、比阔气，到如今的比孝顺、比增收、比文明、比节俭，村风民风呈现风清气正的面貌。

虽然调查结果呈现出积极走向，但“零彩礼”的婚俗改革目标依旧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很多网友表示，天价彩礼不能接受，但零彩礼也不能理解。

婚姻，是人生大事，其间有着情感因素，但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彩礼的存在，有三层基础。首先是作为婚前娘家养育女儿所花费的资金、情感、精力的物质补偿，其次是作为婚姻关系中退出成本的保障，再次便是情感和面子的定价之锚。这三个因素，哪个因素都有着现实客观性，而在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婚姻的竞争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彩礼被不断推高，更有了逻辑基础。

彩礼不仅是“果”，也是“因”。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对数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而在被专家反复提及的原因中，绕不过的是农村高彩礼。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有社会学专家调研发现，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对于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男方结婚费用都算不上负担，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男方家庭的婚姻成本开始上涨，金额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收入的3到4倍。而从2000年开始，农村彩礼金额更是暴涨，现如今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加上住房等硬性条件，总金额相当于一个劳动力16年的总收入。

既然彩礼的出现有着历史的沿袭、现实的依据，并对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改革的可能、取消的可行性呢？

我们看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彩礼已经在婚姻中不那么被看重了。即使彩礼依旧存在，也常常被女方家长作为启动资金的一部分，赠与小家庭，成为新娘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这是因为在经济发达地区，生活相对富裕，父母更有能力靠自己养老，相较于物质补偿，他们更看重女儿以后长期的幸福。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父母养儿防老的想法更坚固，因而不仅看重彩礼的物质补偿作用，也更看重婚姻的保险这一层。

但彩礼问题，在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下，依靠社会本身是很难得到改善的。同市场经济一样，婚俗问题有时候也需要一双“有形的手”加以纠正。2019年，彩礼问题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些规定的本意是杜绝以婚姻为由骗取钱财、高价彩礼，但也成为一些地区开展婚俗改革，降低天价彩礼甚至追求“零彩礼”的有力法律依据。

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彩礼可以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含义，承载着不同人的不同权利诉求，正因此，简单地一概而论是不可取的。关于是否保留彩礼的那些讨论，仍可继续，仍应继续。但对过高彩礼的遏制，对移风易俗的推进，应是政府久久为功之所在。

评论员：当前，中国家庭普遍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照顾小孩，同时还要工作以维持收入。有媒体报道称，上有老、下有小，夹在中间的，即为“夹心一代”。在中国，越来越多独生子女成为“夹心一代”，养老与养小、工作与家庭多头难题亟待破解。媒体报道还援引了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天估算数据，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将有超过1.7亿的独生子女人口及其家庭存在。

每个时代都有“夹在中间”面临上下双重照顾压力的照顾者群体。从当前时代现状看，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即人们所说的独生子女一代，在身份转化为照顾者群体后所面临的双重照顾压力，或为历史之最。一个最直观的呈现是，两个单独家庭联姻后，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双方将要共同赡养4名老人和最少1名子女。超过1.7亿独生子女的人口数据，意味着多数中国家庭都将面临养老育小及自身发展所带来的共同挑战。

1.7亿独生子女照顾者群体，犹如沙漏最细的管道部分，最脆弱又最承重，他们不得不连接起代表着祖辈和晚辈的两个“玻璃球”。沙漏中的沙子就如照顾者的付出，一端的玻璃球涌入了沙子必然意味着另一端玻璃球中的沙子开始减少，而那些代表付出和照顾的沙子只会留在两端的玻璃球，极少能够停留在连接的管道之中。人们每每谈及这一话题，都会优先考虑两个解决思路，即如何做好社会养老和社会育小，以缓解相关家庭照顾者的生存压力。但想要有效缓解独生子女照顾者群体的压力，除了解决养老和育小问题远远不够，还应该推动政策去直接关照并扶持照顾者群体自身，而这是相对而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照顾者则是家庭的核心与支柱，因此照顾者同样需要被照顾。当照顾者被忽视，可能导致上下照顾的能力丧失，如同沙漏连接管道断裂，所有代表付出和照顾的沙子将外泄。举两例说明：一是照顾者无法平衡家庭与事业，选择将重心放置于照顾家庭，导致事业带来的收入逐步减少，当家庭储蓄耗尽，又无更多工作收入，不可避免导致无法继续双重照顾，也即“照顾致贫”；二是照顾者为了照顾家庭，选择了放弃工作，从而导致与社会脱节，甚至很难再度回归到社会工作中去，久而久之可能产生极端后果。

现实是，照顾者所面对的照顾需求，并不能通过自身意志来选择，很多照顾者不得不面对放弃事业、生活乃至收入。如一些祖辈患疾病需要全天候陪同照料，当无合适养老机构和市场服务时，就只能由照顾者一力承担。此时，就应该由社会来承担起对照顾者的直接照顾，通过政策倾斜和社会福利，缓解照顾者的压力。这与解决社会养老和社会育小问题所能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

目前，中国所施行的多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以及育婴假等，就是对照顾者的国家照顾政策。只不过，这还远远不够。照顾者群体的整体价值有多惊人，媒体报道援引的一项2019年数据或可参照：“若将全球妇女所做的无偿照顾工作交由一家公司完成，其营业额将高达10万亿美元——约等于43家苹果公司的总和”。显然，对照顾者的照顾必须要拿出真金白银。

在英国，每周照顾失智失能者超过35小时，即可获得每周69.7英镑的补贴，其他国家也有相应补贴政策。这表明了一些国家认可照顾者的照顾不是个体纯粹的义务。养老与育小，不仅是家庭的责任，同样也是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囊括的范围。同理，对照顾者的照顾，也是国家公共责任的范畴。只有重视起对照顾者的关照，加之同步推进社会养老与社会育小的各方面问题逐步解决，独生子女“夹心一代”的困境才有希望逐步化解，并衍生解决当前与之关联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必然存在的阻碍。

评论员：近日，“不买平板电脑就进不了‘智慧班’”事件，有了新进展。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消息，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对山西、内蒙古、浙江、河南、广东、云南等地以教育信息化为名乱收费事项实行专项督办，要求有关省份逐一核查乱收费事项，逐项整改到位。

回顾事件前情，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发现，上述省份的一些学校，打着“自愿”的幌子，通过设立“智慧班”“未来班”等方式，巧立名目要求学生购买价格不菲的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否则就进不了所谓的“智慧班”。一些家长虽然心有抵触，但为了孩子能够享受更“智慧”的教学资源，只能硬着头皮交钱。而那些实在拿不出钱的贫困家庭学生，就只能进入普通班。

不得不说，这些学校的“神操作”也算是参透了家长的心理，但这却亵渎了教育公平的本真精神，也引发了家长的集体反感。这种赤裸裸的“因财施教”，挑战了人们对教育公平性的认知，很难不让人联想在校方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到底有没有肮脏的权钱交易与利益输送。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明眼人一看就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在家长们频频向主管部门举报、向媒体曝光的背景下，居然还能屡屡过关，足见违规收费问题的顽固性与复杂性。

例如，新闻披露，今年8月，山西省教育厅就曾将一条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山西省太原市第六十六中学“智慧班”收费8800元的问题转办。该校自查后认为，“没有乱收费现象发生，但是在与家长的沟通方面存在不细致、对政策的解读不到位不全面的现象，使家长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太原市教育局于8月14日将此结论报告了省教育厅。这个事例的个中细节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