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持续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率先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刺激示范效应，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走向现代化，这是已经为世界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普遍历史进程。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端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影响都将是持续和深远的。但由于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制度约束、动力机制、优先次序选择以及具体战略等方面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千篇一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理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理解。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最核心的特征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体现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以物的形式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范畴。追逐剩余价值、追逐利润，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因此，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一方面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进行殖民掠夺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推动建立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资产阶级还摧毁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了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可见，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受资本主宰的现代化道路，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相互割裂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特定的阶级阶层结构而形成的，并不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而言，试图全盘照搬或模仿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会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而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探索现代化的各种方案及其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和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它建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框架之内，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建构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突破，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说到底是追求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最大化的实践过程，资本成为主宰社会的根本逻辑，现代化过程受制于资本、听命于资本、服务于资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本质上处于受压迫、受剥削、被统治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追求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中国共产党所奋斗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正是这一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还是带领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将人民作为现代化事业最可靠的动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在社会内部孕育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才能取得成功。西方式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本性，正是依靠资本的这一本性，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才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推动西方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但决定现代化事业发展方向及其成败的归根结底是人而不是“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必须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马克思曾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的无限过程中，“人始终是主体”“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党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而且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进程中，只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进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同富裕观。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它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两极分化。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极化、政治撕裂等现象，正是这种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党的十九大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明确，共同富裕并不单纯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回归，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的体现，是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性超越。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其中就包括，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深刻把握这一论述的本质内涵，就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置于中国共产党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长河和现实实践中，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特质、来龙去脉以及当前乃至未来的实践走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具有高度的一脉相承的赓续性特点，凝聚了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精华和思想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有着科学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对相关学理的准确把握，而且也大量将其应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实现。甚至“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进一步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并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的脚步跨过千禧之年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要旨，也是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全面继承和深刻诠释。他强调，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论推向了新境界，也在实践创新层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现代道路的建设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强调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因此，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塑造出更具高度的中华文明新形态。绵延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是支撑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但当中华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的冲击时，如何让中华传统文明形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限制，构成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要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协调起来，一方面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造出体量更大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以高质量发展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不断满足我们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中华传统文明形态推上历史新高度的同时，实现了对以往中华传统文明形态和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双重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展现出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华大地上疯狂肆虐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充分掌握和利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系统性方法，以特有的制度优势将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既充分发挥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物质创造能力，又调动其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奋斗的民族精神，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磅礴伟力和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精神传统。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一场大考，14亿中国人民构筑起气势磅礴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之堤，在勠力同心、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中迎面这场苦难和危机，答好这张堪称世纪浩劫的“生死答卷”，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引领力、生命力和战斗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向世界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实践中，承载着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2022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十分严峻的艰难状况，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得以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奉上了一份“珍贵礼物”。在这种苦难和危机层层的世情之下，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仅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其背后更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支撑。北京冬奥精神被总结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形象的集中体现。这种宝贵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要以胸怀大局的精神格局勇挑重担，以自信开放的从容心态面向世界，以迎难而上的顽强品格勇往直前，以追求卓越的专注精神精益求精，以共创未来的团结立场携手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铸就了成功举办冬奥会的“中国自信”，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伟力造就了“中国力量”，从而向世人展示出勇于担当、自信开放的大国格局、大国风范。
不难看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有着最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且还遵循着清晰明确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坚信，新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在守正创新中，不止于古步，不泥于一曲，不断走向更加丰盈的美好未来。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强军思想。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读懂新飞跃】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
（海报：杨经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创立并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先后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回答和解决了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发展和战略指导的历史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思想宝库。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再一次与时俱进，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它紧紧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涵盖新时代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各领域各方面，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军事论体系，包括明确强国必须强军，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必须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明确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明确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必须加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明确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全面提高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明确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统筹推进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创新，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明确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明确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习近平强军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贯穿的鲜明主题是强军兴军，根本着眼是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核心要求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实践指向是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习近平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提升到新高度，谱写了党的军事理论与时俱进的新篇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百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观点，而蕴含其中的军事辩证法，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军事问题的独特创造，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精髓，也是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密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深刻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丰富发展了党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辩证法的新范畴，诸如中国梦与强军梦、总体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威慑与实战、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等，揭示了我国在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历史时期，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国与强军遇到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及其内在关系，大大拓展了我们党对军事和安全领域中新矛盾及其规律的认识。
二是赋予军事辩证法的传统范畴以新内涵，在诸如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战争与政治的辩证法、人与武器的辩证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法、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全面与重点的辩证法等方面，通过赋予传统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反映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的新变化，形成了破解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新思路、新原则、新举措，成为观察和处理当代军事领域普遍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武器。
三是提出和强调了一系列思维方法，如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彰显了习近平主席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的总体性、系统性、原则性和创造性。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编写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提出，既要系统学习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基本内容，更要掌握强军打赢的科学方法论。在战争观层面，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人是决定因素，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在方法论层面，主要包括坚持问题导向、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知行合一、实干兴军。这些是习近平强军思想活的灵魂，为我们从政治上全局上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也彰显着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强烈使命担当、深沉忧患意识、科学思维方法、鲜明问题导向、严实精神作风，展现出习近平强军思想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有感召的思想力量。
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之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确立新时代强军目标，擘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蓝图。基于中国梦和强军梦，确立把我军建设成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制定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重振政治纲纪，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有效解决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对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重塑组织形态，大刀阔斧全面深化改革，有效解决制约我军建设的体制结构突出问题。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战争形态发生历史性演变，破解我军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任务艰巨繁重。党中央把军队改革纳入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领导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
重整斗争格局，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有效解决军事力量运用进取性主动性不足的突出问题。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局势，党领导创新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重构建设布局，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有效解决我军建设聚焦实战不够质量效益不高的突出问题。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
重树作风形象，强力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一个时期，我军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突出问题。军委制订出台一系列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消除党内滋生的腐化力量，共产党才得以保持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百年来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政治路线问题、组织思想不纯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自我革命。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党以自我革命精神主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完善自身、走向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又在国家建设中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同反革命集团等进行了坚决斗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主动直面问题，刀刃向内解决问题，积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其丰富内涵诠释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要求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实现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面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根本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更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腐败现象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是私有制以及国家的伴生物”，消除腐败的根本措施在于消灭私有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怀揣身为共产党人的公仆情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创新理念，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他把高压反腐作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的尺度一查到底，严肃追究；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绝不为少数腐败分子得罪十四亿中国人民。
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充分发挥党内外监督机制、法规制度和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的约束作用，彻底清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是强调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在“常”“长”二字，也就是要“经常抓”“抓经常”“长期抓”。要以持久战的恒心、决心、耐心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执行力，一刻不停地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2.3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4.4万人；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134.4万人次（截至2022年4月）。同时，党推动反腐败斗争与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同步进行，严肃查处了云南孙小果等重大黑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经过十年来常抓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
构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新机制”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直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独特优势和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不仅科学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揭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更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推进党内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党的创新理论凝神铸魂，用党的理想信念“补钙”“壮骨”，接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等5次较大规模的党内教育。同时，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实现了党的领导有章可循、管党治党有规可依的目标任务。截至2021年7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615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211部，部委党内法规163部，地方党内法规3241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坚持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从根本上增强制度执行力。在思想和制度同向发力下，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遵规守纪更加自觉，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党依靠思想政治工作、依靠纪法制度约束推进管党治党的能力极大增强。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一直以来，我们党建立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2021年底，现有基层组织493.6万个，各级地方委员会3198个，机关基层党组织74.5万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94.9万个，企业基层党组织153.2万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17.1万个，9034个城市街道、29649个乡镇、114065个社区（居委会）、491129个行政村均已建立党组织，基本实现应建尽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在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同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注重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并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管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集中开展“三超两乱”“裸官”“吃空饷”以及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因私出国（境）等专项整治，针对干部选任上的腐败，两次修订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强调严把干部选拔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有力纠正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快速壮大，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比较优势稳步增强，逐步形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不断优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队伍。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美丽省份、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无废城市”等建设示范成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打造各类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发挥示范效应，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从不同方面部署美丽中国建设，各地积极探索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行动体系。但是还存在东中西示范推进差异明显、示范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示范合力还需加强等问题。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系统设计，以点带面促进美丽中国建设整体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是一项系统工程，辐射范围大、覆盖面较广、涉及领域多，需要遵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强化系统设计，统筹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各领域相关工作，更好地发挥整体效能，协同共进。
早在2013年，杭州就开展了美丽杭州建设，成立了美丽杭州建设委员会，相继实施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健全考核评估和奖惩机制，探索形成一套顶层设计、法治保障、科学规划、考核激励、制度创新、工程推进、行动突破、社会共治的美丽杭州建设示范推进模式。除了杭州以外，其他地方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也形成了很多经验做法。美丽中国建设要以打造这些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强化系统观念、整体智治，率先探索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生态环境质量高位提升、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全域美丽格局加快呈现、生态智治效能全面提升。
然而，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还缺乏协调议事机制，推进示范实施路径还不明确，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建设示范现象。这首先需要建立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高位协调推进、各部门协同合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建设示范机制。其次，要系统谋划美丽中国建设示范顶层设计，制定各领域各类型各地区梯次推进示范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再次，要从组织领导、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监测评估、激励约束和宣传引导等方面，系统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一体化推进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深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美丽中国地方实践”。近年来，许多地方不断探索创新，奋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地方样板和城市典范，形成一些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经验。
浙江在持续推进四轮次“811”美丽浙江生态环保行动并率先建成生态省的基础上，开启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的新征程。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新战略新部署，浙江省委提出“推进美丽浙江建设机制性系统性重塑”，包括构建完善绿色低碳转型机制、生态保护修复机制、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以及健全美丽浙江建设制度体系和数字赋能美丽浙江治理体系等方面，不断提升美丽浙江建设治理能力。
深圳市提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以“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统领，瞄准2025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提出美丽中国典范建设目标愿景，重点谋划了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高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境风险、高质量推进绿色发展、高品质打造人居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创新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7个领域重点任务，并配套制定每五年的行动方案推进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圳模式”“深圳方案”。
尽管一些地方在省市等不同层级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但全国来看，美丽中国地方实践和创新氛围尚未形成。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责任落实尚不到位、目标和路径还未明确。在引导各地区各层级因地制宜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实践的同时，要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正向激励，进一步鼓励先行示范和探索创新。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推广机制，归纳提炼典型成果，及时总结好做法和有效经验，成熟一批、推广一批，引领带动不同类型地区科学有序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同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要调动群众、社会的积极性，构建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命运共同体。
2018年，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体实践工作，实践活动开展三年来，各地四类环保设施开放单位达到一千余家，累计参访公众超过8500万人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活动近2万场，制作推出4.2万多种类型各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线上线下参与约15亿人次，绿色生活生产方式逐渐深入人心。
福建省则坚持生态惠民、共建共享原则，实施全过程公众参与的阳光规划行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美丽福建建设；浙江省积极开展全民总动员，启动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百场万人”环保讲，充分调动社会公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泛凝聚美丽浙江建设示范各方力量。
从总体上看，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中，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尚未全面形成，人民群众观念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途径较为单一，相应配套政策缺乏等。未来，要持续推动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共同体建设，一方面要深化各类各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活动，定期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乡村等活动，创新完善公众参与模式，激发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宣传美丽中国建设相关知识，弘扬生态人文精神，展示建设示范成就，不断扩大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让美丽中国建设示范理念深入人心。
总之，站在新起点、面向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要迈开步子、蹚出路子，发挥好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美丽中国建设示范行动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建设自贸试验区，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目前，全国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为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贸区（港），各地主动扛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使命担当，开放新高地“多点开花”，改革试验田“遍地结果”。这些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正逐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我国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率先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打造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既源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带来的外部压力，也源于国内外经济竞争形势转变引起的内在需求。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出现了多边贸易体制停滞、区域合作进程加快的趋势，规则一致、竞争中立、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为代表的边界后措施成为区域或国家间贸易谈判的主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也迫切需要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的推进。自贸试验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肩负起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任，探索新途径，闯出新路子，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大背景下，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对激活农村传统产业发展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意义重大，而且对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影响深远。
近年来，我国农村产业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立足农村特色资源，面向市场需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构建了农业产业体系，提升了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具有资源整合、要素集聚、功能集合、政策集成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推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激发各项要素与生产主体活力。首先，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推动了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截至今年3月，家庭农场超过380万个，农民合作社达到222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95.5万个，服务覆盖全国约38.4%的小农户。其次，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使产业发展更加协调。到2021年，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2至3个优势突出、带动力强的特色主导产业，脱贫人口人均实现产业增收2200元以上。再次，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农业丰产丰收提供有力保障。最后，壮大了新产业新业态，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重塑了新型城乡关系，优化了农村生产生活空间布局。首先，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二产业为农业提供了包装、物流、仓储、通信等设备，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其次，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各地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统与现代融合，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开发可再生能源，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再次，弘扬了农村传统文化。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传承了民族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遗产，保护了传统村落与乡土文化。最后，促进了城乡融合。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推动了公共资源统筹，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
三是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了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首先，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给农民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在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农资价格上涨、新冠肺炎疫情散发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下，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实际增长9.7%。其次，提高了农民生活品质。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化，城乡交流日渐频繁，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消费观念逐渐变化。再次，提升了农民素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了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促进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加强了民生保障。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各地政府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调动了农民发展积极性。
发展农村产业，重点是要在纵向上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向上下游延伸，在横向上推动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从而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利益链、创新链的“五链协同”，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彰显农村产业的多元价值，更好地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要纵深推动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于初级水平，很多人片面地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就是农产品生产业、加工业和销售服务业的融合，缺少对农业具有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的理解和认识，导致对农业多种功能的开发程度不高。因此，要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其中，重点要促进产业链延长发展，推进产业功能拓展，从而带动产业调整升级，激发农村产业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是要动态实现价值链提升，提升农村多元价值。当前，农村产业融合面临一产不强、二产不优、三产不活的多重困境，上下游之间的联结缺乏灵活性和动态性，造成农产品附加值较低、联农带农效果不佳等问题。应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发挥农村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提升农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首先，以农产品加工业贯通产加销环节。引导市场主体做优品种、品质、品牌，构建高效集成的加工体系，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提升品牌公信力。其次，以农村休闲旅游业融合农文旅产业。依托田园风光、村落建筑、乡土文化等优势资源，围绕多业态聚集、多场景应用，发展农事体验、研学科普、民宿康养等休闲农业新业态。最后，以农村电商对接科工贸产业。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生产营销的各个环节，并加快培育农村电子商务主体，引导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市场主体到农村布局，培育农村电商实体及网络直播等业态。
三是要加快维护供应链稳定，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其他产业不同，农村产业大多地处偏远、物流成本昂贵。农村产业融合应打通供需链条，拓展销售渠道，降低流通成本，实现产销的有效对接。一方面，应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体系。首先，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打通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提供保障。其次，推进产地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产品保鲜、存储难题，降低运输成本和过程损耗。最后，健全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集散配送站点，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品控分拣、打包配送、统配统送等综合服务能力，解决物流成本高、配送速度慢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对接产销资源，搭建数字化销售渠道。首先，整合资源，探索形成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于一体的订单化生产、批量化供应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其次，建设农业供应链信息平台，促使农产品市场信息精准对接，进一步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最后，强化标准化生产与质量控制，配备智能化设施设备和质量追溯设备，鼓励使用“一品一码”等追溯技术设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是要协调完善利益链构建，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当前，农村产业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滞后，农户在获取发展资源、争取政策支持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构建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多元主体获得产业发展的红利。因此，要明确权责利和收益分配模式，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发展格局，让各主体共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方面，应构建多形式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农户、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和龙头企业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或开展股份合作等形式，构建订单农业、股份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保持多元主体间稳定的合作关系，确保农户持续发展和获得稳定收入，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农产品供应的规模化和组织化水平，增强农产品持续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应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在多元主体的有效沟通与协调的基础上形成合力，构建齐抓共管、互动共建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更有效地保障多元主体能够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
五是要切实加强创新链支撑，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当前，仍然存在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导致生产、加工、销售等一系列活动同外部技术、资源的融合互动不足。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农业设施装备条件，可以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要加强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工作，加速实现设备、工艺、产品等方面的升级，做到全程优质、全链提升，拓展农业提质增效的空间。一方面，应推进全链条技术创新和各环节产品创新，促进农业技术研发与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生物材料等产业的融合互动，推进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全产业链的应用，进一步提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应重视农业技术推广，深化农技推广体制改革，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推进“双碳”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党中央出台《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批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系统推进“双碳”目标如期实现，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只要应对气候变化、不要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既要应对气候变化，又要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追求在“双碳”目标给定下的经济成本最小化。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其实很简单，只要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回到农耕社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我们应始终去努力探索如何以最小成本与代价实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努力追求在发展目标给定情况下的碳排放最小化。只要我们始终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绿色低碳化转型之路，就能够做到碳排放的最小化或者最优化。因此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最佳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兼顾？坚持低碳科技创新是重要路径。通过低碳科技创新，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实现从高碳科技向低碳科技的转变，进而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及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双碳”目标是“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大致上2030年实现碳达峰，如果有条件可以提前，但是实现这一目标是需要努力争取的。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实现碳达峰，它们属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自然达峰。而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后期，消费耗能处于增长阶段，因此中国是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时，通过主动减排以实现碳达峰。这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碳达峰，需要非凡的努力，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也正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发达国家普遍要用大约50—70年，中国安排自己的过渡期仅用30年。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积极且有挑战的方案。
碳达峰的时间节点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峰值”。峰值定低了，近期发展压力加大，远期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就容易了；峰值定高了，近期发展压力相对较小，远期碳中和的目标实现难度就加大了。碳达峰的峰值确定后，关键就是确定“时间”。时间提前，近期难度加大，远期难度减小；时间延后，近期难度减小，远期难度加大。所以，国家层面要统筹确定碳达峰的峰值及达峰时间，区域层面要统筹确定各地的碳达峰时间及峰值，不能搞“一刀切”。
碳中和是人为排碳量与人为增汇量相等时的状态。碳排放量趋于零，即使没有碳汇增量，是碳中和；碳排放量减小到一定程度，被新增碳汇所吸收，也是碳中和。由于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是以一条以递增的速度上升的曲线，试图达到碳零排放的边际成本可能是极高的甚至是无穷大的。因此，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是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与碳汇边际增汇成本相等时，也即统筹碳减排和增碳汇就是寻找边际成本相等点。
碳中和必然是碳减排和增碳汇相向而行的过程。碳减排和增碳汇都是基于科技创新。一方面，是碳减排。一是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效率提升实现碳减排；二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碳减排；三是通过消费结构优化从高碳消费转向低碳消费实现碳减排；四是通过科技创新从高碳技术转向低碳技术实现碳减排。另一方面，就是增碳汇。一是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地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实现生态系统增汇；二是通过碳捕捉、碳封存、碳填埋、碳利用等工程技术手段实现工程系统增汇。
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来自于能源。我国化石能源又占能源碳排放的85%左右。我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能源又占化石能源的70%左右。由此可以说，碳减排的根本任务在于能源革命。
能源革命的第一个方向是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氢能等，适当发展水能、核能等。能源革命的第二个方向是推进能源效率提升。从我国自身纵向比较，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大幅度提升；从国际之间的横向比较，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这个差距就是潜力，通过技术创新以更低的能耗带来更大产出，就是我们的目标。
总体来说，能源革命过程中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大力推进，但近期的目标应该重在提高能源效率，远期的目标重在优化能源结构。
无论是生态碳汇还是工程碳汇，实现碳中和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增碳汇的成本是不同的。如果生态系统增汇的成本低于工程方法增汇，那就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产业；反之，则优先发展工程方法增汇事业。从目前的技术状况看，生态系统增汇成本相对更低，因此，短期内可以探索优先发展生态系统增汇技术和增汇产业；从长远来看，工程方法增汇具有无限潜力，因为技术进步具有无限的潜力。因此，片面强调生态系统碳汇或工程方法碳汇都是不妥的。正确的态度是统筹兼顾生态碳汇与工程碳汇，选择边际增汇成本相对低廉的碳汇增汇技术。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两三百年的时间，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先治污，后减碳”的路子，且碳达峰是自然达峰，是产业结构变化、能源结构变化、城市化完成、人口减少而自然形成的达峰。而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后期，污染治理的任务并未完成，减碳的目标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实现“双碳”目标多重任务叠加的时期。
如何突破重围？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降碳、治污、扩绿。从经济学上讲，降碳、治污、扩绿等分别治理或分阶段治理的成本要高于统筹治理的成本，就好比建设一个化工厂，在有环境规制前提下，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具体有两种模式：“分治模式”下先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再治理二氧化碳；“统治模式”下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废气一并治理。“分治模式”需要分别上马污染物或温室气体处理设施，“统治模式”下可以共享某些设施，从而实现成本节约的目的。
因此，企业发展要努力谋求以环境目标为主的绿色发展、以资源目标为主的循环发展、以气候目标为主的低碳发展的统筹兼顾，以实现范围聚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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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21013：2022年理论文章汇编（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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