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专题党课和论文：意识形态专题党课和论文汇编（12篇）
【党课讲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新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①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根据时代背景、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重心、方式方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和不竭的动力源泉，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在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②，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经验做进一步系统梳理和总结。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主要有三种：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其中思想领导是第一位的。思想领导问题即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并确立什么思想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问题。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思想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1942年毛泽东再次明确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④掌握思想领导权，是党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不好，党的一切政治任务都将是一句空话。掌握思想领导，本质上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⑤
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党的早期组织就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了出来。1920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斗争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民、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强调采用“宣传”方式向广大群众灌输革命思想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首要政策”：“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从而确立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首要”地位。
为了抓好意识形态这项“首要”工作，党的一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设立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机构，“选出了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规定地方委员会设立宣传委员；二是明确规定党领导出版发行工作，“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三是提出“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予各工会。”通过工会、工人学校等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⑥。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⑦，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党尚未掌握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但由于党的坚强领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伴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胜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要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实现。党领导建立健全了各级舆论媒体机构，禁止私人开办新闻媒体，各类新闻舆论媒体必须接受党的统一领导，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及时传播到人民群众之中。同时，对旧学校进行改造，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奠定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重新步入正确轨道。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提出“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都要抓”，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指出：“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强调党要发挥好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用。他指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⑨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中，也反复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他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1｝，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十八大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他都提出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强调，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2｝。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把严格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来抓。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党委（党组）制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建立强化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形成了党委（黨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为保证意识形态责任制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将政治巡视列为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将受到问责处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问责、监督范围。这些规定既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高压线”，又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旗帜鲜明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在新时代坚持意识形态根本方向，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魂、汇聚磅礴力量的根本保证。
二、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代表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一般来说，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自己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来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而且是凝聚全党、教育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1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贯穿于党的事业发展的全过程。
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将新成立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大党纲中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党的名称和纲领内容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成为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保证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和艰巨的斗争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通过经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使党能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政治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保证了党不断走向进步、走向成熟。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4｝。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又强调：“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5｝。
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致开幕词时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6｝，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一些失误，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7｝。江泽民同志强调：“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八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18｝。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19｝。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2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了出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導地位的“宣言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2｝。这充分说明革命理论对于革命阶级的极端重要性。但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创新，理论只有创新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最终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所检验，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并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10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不断创新的100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少数早期共产党人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坚持“本本主义”，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结合起来，导致党内不断地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使革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甚至失败。在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现状，阐明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方法。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探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近30年，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赋予新的内容，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始终保持着科学性、真理性，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四、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
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是思想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表达，为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3｝。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其在发育、壮大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必须时刻以坚持和捍卫人民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又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在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的具体实践中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旧中国，主权丧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把农民问题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通过回应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赢得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广泛支持与拥护。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实现和维护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利益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调动农民抗日和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新土地政策，同时注意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争取地主阶级参加抗战，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努力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使解放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受中国革命实践检验、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中国共产党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领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虽然在探索过程中出现过失误，甚至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实现和发展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根本路径，也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强调：“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4｝，“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5｝。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6｝。把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把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从而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与满足人民的利益诉求结合起来，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也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進和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一定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临风险与挑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导向，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其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与增进人民福祉结合起来。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7｝，“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8｝。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它既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属性。中国共产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并不断巩固的根本原因。
五、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作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精辟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9｝任何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意识形态，而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其他各种意识形态都属于非主流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统治阶级的变化而逐步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即使在被确立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后，其主流地位也可能会受到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冲击，如果任由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侵蚀，特别是放任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泛滥，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就难以保证。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0｝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社会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不是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不仅致力于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而且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克服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断提高和扩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同时，在党内也多次进行反对“左”倾和右倾思想的斗争。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经验，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确立了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改正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过三次反对“左”倾思想的斗争，即反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教条主义。同时，也同右倾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一再妥协退让，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王明提出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一度在党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给党的各项工作带来一定损失。无论“左”倾还是右倾，其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在本质上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斗争的过程中，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断成熟，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洋奴思想、国民党反动派思想残余等敌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清算，并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学习宣传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国家思想观念体系中的主导地位。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在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判断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突出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出现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倾向，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冲击和影响。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反对“两个凡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领域的斗争，廓清了是非，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社会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些自由化分子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同时还开展了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斗争，开展了揭批“法轮功”的斗争。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等错误社会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从国际上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加深刻复杂。西方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发展进步视为对西方制度模式和价值观的威胁，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全输论”等奇谈怪论，目的在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国内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思想上鼓吹“普世价值”、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经济上主张“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质疑我国历史文化、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和思潮也暗流涌动、此起彼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31｝。习近平强调，“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32｝，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对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对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加大工作力度，使这些领域的意识形态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六、建立和完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制度
意识形态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利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地位决定的。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还是居非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要么是为了维护现存的政治制度，要么是为了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自发的过程，而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交互影响甚至斗争中实现的。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与这个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同时，这个阶级也必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塑造、发展和壮大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并通过逐步建立完善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和宣传工作制度，提高宣传工作的效果，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说服力。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有关于宣传工作的专门规定，一大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还下设了负责宣传的机构宣传部。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宣传教育委员会组织法》，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4年5月又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随着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展开，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宣传文化工作。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定，并于1928年10月提出要设立“一普通的文化機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据此，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年3月，在“文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成立了“左联”，此后，又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职能已经从原来宣传教育领域扩大到社会文化领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延安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多元复杂。面对国民党的反动思想说教和日本侵略者的殖民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设。党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指示、工作提纲，对宣传部门设置、宣传工作内容及原则等作出明确规定。1943年，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宣传机构设置，在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由四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宣传委员会的职责是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党的宣传工作体制的健全，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此时，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到城市，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适应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了登记许可制度、新闻审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保守秘密制度、新闻发表制度、新闻内参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任务。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着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的宣传文化体制。1949年12月5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要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责任。据此，政务院成立了文教委员会，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制度化体制化安排。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和机构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检查和督促建立宣传网的指示》等文件，初步形成了一套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领域法律法规、制度条例建设。1989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1997年颁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00年颁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5年颁行《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等等。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宣传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启动。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宣传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宣传体制上，为适应社会分层化、信息网络化与社会思想多元化的需要，构建了大宣传格局、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及新媒体管理制度、社会舆情监测机制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2005年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通过改革，文化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办”向“管”、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宣传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党中央就宣传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全面提升。201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这是宣传领域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以刚性的法规制度为全党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和支撑，标志着宣传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在党的宣传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并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等方面部署了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七、着力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综合表达。每个时代都有反映这一时代的话语体系。作为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特定的范畴、概念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主张，为其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是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到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逐步壮大革命力量，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完成革命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时代特点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相适应，党努力打造体现、反映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利益和要求的话语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诠释革命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开展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提供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因此，“革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中心词。与该时期相关的革命阶段、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动力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在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式、阶段、动力、领导权等问题，构建了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意味着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也是中国共产党逐步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此阶段，新旧政权更迭，工农业生产落后，国民经济萧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艰巨复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着力对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进行改造，打造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的主要特点从当年的口号和标语等就可窥见一斑，如“抗美援朝”“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走合作化道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与此同时，大量反映时代精神和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运而生，并通过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形式，使新的话语体系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构成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话语体系开始出现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口号、标语，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等，话语体系中“改革”特色日益鲜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体现时代特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概念和思想体系，构成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表达范畴，如突出了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共同富裕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获得更多了解和认可的同时，也有一些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和误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中国发展日益受到各方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看法和评价众说纷纭，其中有‘唱多，也有‘唱空，还有‘唱衰，有赞许、理解、信心，也有困惑、疑虑、误解。”｛33｝从国内看，“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对主流话语体系形成冲击。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关切、“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迫切需要，也是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核心地位的客观要求。
十八大以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中国话语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时代性的思想观点，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但这个格局不是不可改变、不可扭转的，关键看我们如何做工作。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量还比较小，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时常处于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这个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他认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支撑基础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他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条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要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发声亮剑；要争取国际话语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解读中国实践；要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述方式，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伟大实践，响亮地传播了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格局，揭示了中国价值，宣介了中国主张，体现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担当，打造了具有新时代气质的中国话语，初步形成了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34｝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总结历史是为了使全党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复杂，认真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正确方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正确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4页。
②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成果可参见洪向华、杨润聪：《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2期；张雨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百年历史与经验》，《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姜志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吕志青：《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与经验》，《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高洪贵、崔明珠：《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历程与经验》，《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王凱丽、陈树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探索及经验启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7期；王丽光：《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重要论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美君：《90年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经验》，《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唐秀玲：《坚持人民利益标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等等。
③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7页。
④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435页。
⑤参见王一木：《多元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108页。
⑧｛17｝｛24｝｛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162—163、312、314页。
⑨｛1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7、228页。
⑩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解放军报》2013年12月8日。
｛11｝｛31｝｛32｝《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118、12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13｝参见傅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19｝《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0｝｛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33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3｝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党课讲稿】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研究图景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凝聚民众思想意识和现实力量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1】41，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网情的基础上，以宽阔的战略眼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以“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9月，共有相关文献120篇，其中期刊论文100余篇，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1篇，无专著。此外，在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中，如2018年《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联合举办“网络空间治理下意识形态建设”学术研讨会，2019年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编辑部等联合举办“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空间治理”研讨会，以及其他学术会议上，学者们也就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这一热点进行了多番探讨。可以说，当前学界对该问题保持着较多关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充分了解研究现状，本文在进行文献搜集、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依据、内容体系、理论特征和价值意义这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和阐述如下。
一、关于形成依据的研究
任何一个理论或学说都不可能凭空产生，总会与时代背景、现实需要和理论渊源紧密相关。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形成也是如此。学者们主要从现实理据和理论渊源层面对其进行了考察。
（一）围绕现实理据展开研究
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由于产生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544。当前，学界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形成背景分为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两方面进行展开。就国内背景而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新要求【3】；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网民群体的激增，使网络空间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4】。就国际背景而言，全球竞争激烈，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威胁政权和国家安全。如李宗建认为，注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及其理论建设，是在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下向世界阐释中国的需要【5】。胡树祥、韩建旭等学者认为，习近平这一论述是应对国际社会网络空间战略竞争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6】。总的说来，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是在准确研判国内外形势，把握现实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二）围绕理论渊源展开研究
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出场奠定了理论根基。如张振、郝凤等学者指出，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内涵，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随后，列宁对其进行了延续与发展，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斗争，逐渐创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原则指导。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关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发展【7】。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直接理论来源。李燕、田嘉乐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进行了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提供了直接理论指导【8】。郑保卫、谢建东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所处的时代、工作重心的差异以及互联网发展的实际，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的重要观点，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互联网思想，而习近平是对“前几任领导人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有自身的创新性”【9】。概言之，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一认识是一致的。
二、关于内容体系的研究
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散见于习近平在各个场合的重要讲话、论断或指示中，其谈及的内容包含多个方面，形成了较完整的内容体系。对此，研究者们主要从地位意义、任务目标、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
（一）“战略地位论”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突出内容，对我国整个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影响巨大。杨洋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上升至治国理政的层面，认为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大局”【10】。黄斌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对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的角度深刻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意义，认为当今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巩固政治安全，必须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11】。张翼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新阵地，是关系到政党政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12】。
（二）“任务目标论”
学界普遍认为“两个巩固”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田海舰认为“两个巩固”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13】。杨洋指出，做好網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两个巩固”作为目标任务，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实现网上网下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形成共防风险挑战、共筑思想同心圆的良好局面【10】。秦龙和肖唤元认为，以“两个巩固”作为根本任务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适应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现实考量【14】。
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是多层次的，就范围而言，有对内目标和对外目标。在对内目标方面，李莲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在于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15】。孙炳炎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旨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打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16】。李颖等学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指向是人民立场，即要通过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推动网络成果共享，增强人民获得感，推进网络治理，增强人民安全感，促进网络发展，增强人民幸福感【17】。在对外目标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
（三）“机遇挑战论”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它既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机遇。张明杰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良好的技术条件，同时促进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活动向网络延伸【18】。李长斗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工作新领域，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创造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条件【19】。陈优认为，网络技术的自主创新、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开发有助于“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建設网络强国”【20】。
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学者们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多样分析。其一，就国内挑战来说。路媛、王永贵从边界论角度提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多样化社会思潮与主导意识形态存在隔阂”，“网络意识形态采用了抽象表达的形式与具体呈现发生了断裂”，“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与价值信仰积淀的失序”【21】。邓琼云、林滨从话语权角度指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形式限制了网络传播力，网络传播特性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力，多样社会思潮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22】。胡剑等人则认为，网络时代表现出的“信息碎片化、信息传播主体嬗变，复杂化加剧”【23】等情况，都在影响着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其二，就国际挑战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西方网络霸权主义及其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渗透，尤其是“普世价值”的观念灌输造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重大威胁。
（四）“实践路径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24】22。这些论述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论指导。学者们围绕如何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专题式、多角度的研究。
第一，坚持正确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原则和方针。李宗建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培育创新思维，树立“大宣传”理念，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遵循“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方针，将其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指导【5】。将习近平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群众路线原则【25】。张俊、蒋丽等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中提出的管理好“两个舆论场”的方针、唱响网上主旋律的方针、“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的方针、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以及注意加强国际合作的原则等，是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和方针的深化，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原则和总方向【26】。
第二，注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吴青熹指出，习近平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将“社会治理”的思想理念运用并拓展到网络空间的治理上，提出“网络地球村”与“国家治理新疆域”的网络空间观，强调要树立起“网络强国”与“网络命运共同体”相互统一的网络安全观，进一步发展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之道【27】。韩小谦、郭军认为，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思想领导能力；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增强文化管理能力；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传播话语能力【28】。岳爱武、张尹指出，应坚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发展并重，安全优于发展；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广大网民的价值引导与思想引领，提升优秀网络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生态效应等治理举措【29】。
第三，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谢霄男全面论述和分析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主要有：“维护的主体”“维护的客体”“维护的方式”“维护的介体”“维护的环体”【30】。肖唤元、郑晶晶提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重论”。一是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内核保障的“话语主题创新”，二是筑牢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阵地保障的“话语载体整合”，三是夯实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组织保障的“话语主体建构”，四是构筑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验证保障的“话语评价优化”【31】。郑洁也从增强网络话语权构建主动性、推进网络话语权整体优化、健全网络话语权的系列机制、提升网络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阐述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32】。
第四，注重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叶晓丹、周文康从法治角度出发，指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必须从法规制度着手，即针对专门问题立法、注重立法沟通效果、加大网络规制执法力度【33】。崔三常、庞立昕基于主体方法论角度，从“强化主体责任”“争取国际话语权”“扩大主体范畴”“挖掘文化基因”等方面提出了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34】。李迎霞、卢黎歌从传播学的议题设置理论出发，认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在舆论引导和议题设置，必须以宣传为重点设置议题，以问题为导向准设议题，以人民为中心精选议题【35】。
三、关于理论特征的研究
对于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特征，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第一，内容的科学性。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性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秦宏毅等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论述灵活运用了辩证法，深刻把握了认识论，注重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36】。文双进一步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性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承继，也充分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夯实了意识形态自信的基础，同时又立足时代发展，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37】。
第二，坚定的人民性。总的来说，人民性贯穿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始终，是其鲜明的逻辑特征。李颖、靳玉军、江亲祥指出，人民取向是其价值根基，人民力量是其实践动力，人民立场是其目标归宿【17】。肖唤元、秦龙提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彰显了鲜明的人民性，具体而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标准”【38】。
第三，鲜明的时代性。王仕勇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论述回应了互联网时代下，如何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也关注人民需求的新变化，回应了国情社情【39】。杨增岽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结合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又有分门别类的具体指导，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的见解和要求【40】。除了上述视角之外，学界认为这些重要论述还具有问题导向性、内容丰富性、现实针对性等特征。
四、关于价值意义的研究
当前，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价值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就理论价值来说，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繼承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紧密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网情的基础上，以高超的战略眼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就理论价值来说，一是加深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该论述回答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认识偏差，明确了其战略地位、任务目标，分析了其机遇、挑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系统科学的策略，加深了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二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些学者认为，该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中国网络安全工作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基于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不仅没有丢掉“老祖宗”，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思想，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发展。
就实践价值说来，当前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何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等提供了思想指引，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网络发展和治理提供了一定借鉴。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具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二是有助于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的渗透和冲击，维护网络安全和网络生态；三是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教育引导广大民众坚定理想信念，达成价值共识，紧紧团结在党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四是有助于推进国际网络治理一体化，并为解决世界各国网络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智慧【41】。
五、评价与前瞻
（一）研究特征
从当前学界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说成绩较为卓著，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支撑。具体来说，第一，研究内容呈现出专题化趋势，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理论探讨，初步形成多个子课题专题讨论的研究格局。第二，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特征。学者们从理论维度、价值维度、主体维度、哲学思辨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维度等多个角度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了阐释、拓展，利于我们更好把握其全部内涵、特点和价值。第三，学者们在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比如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前沿阵地，必须将其作为重点领域开展工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领域，它关系政治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和文化安全等方面；必须始终牢牢掌握住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权和领导权；大力推进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等。
（二）研究不足
综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该理论主题开展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其中存在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实证研究有待加强、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等问题。
第一，理论研究有待深入。从数量上看，如本文开头所述，目前研究成果规模较小，数量不多，特别是重量级成果较少。从内容上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一是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进行文本阐释、归纳和延展，拓展性和创新性仍然不足，特别是对其具有的深厚哲学意蕴认识不够。二是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专题式研究、要素研究，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整体性的研究较为薄弱。比如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研究，或者对其渊源背景、形成历程、科学内涵、内容体系、鲜明特征和价值意义等的整体研究较少。三是当前研究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厘定与把握、重要范畴的诠释和分析还处于模糊阶段。如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关联，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网络宣传工作如何进行区分等，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厘清和界定。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处于浅层化阶段，如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内涵、中心地位、价值作用等，如何深刻地对其进行理论把握和分析，仍需学界进一步研讨。
第二，实证研究有待加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源于实践，它的终极归宿也是实践，它旨在改造现实世界，更好应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实现“两个巩固”，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保驾护航。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已经完结的理论，不可能对每一个现实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和解决。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为当前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的是直接方向引领和行动遵循，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自身也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就当前研究来说，研究者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较多，即理论阐释和思考较多，而实践论证较少。如当前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可量化现状、突出表现如何，网络空间中网民的思想动态特征、舆论倾向如何，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采取何种内容、何种手段、何种机制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实践成效和反馈如何，等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理论和实践、抽象和具象的辩证关系，使现实实践对思想理论的检验和观照功能弱化，也让部分研究成果中的论述稍显空洞，不利于相关理论进一步发展。
第三，学科视野和研究方法有待拓展。就已有文献的梳理结果来看，当前研究的学科视野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党建学科，而从其他学科出发或多学科交叉进行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在该主题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类似的研究范式、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重复化和同质化现象，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发展。就研究方法来说，研究者们多采用文献研究法，方法较单一，对系统研究、比较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法的运用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成效。如当前很少有研究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去考察，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论述和其他思想的关系，阐述这一重要论述在新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少有研究者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或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中，或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和历届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发展演化中，去深刻把握和理解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历史底蕴、理论渊源、核心要义和战略价值。总的说来，这都是今后研究值得关注和尝试的。
（三）研究走向
要全面、科学、准确和深刻地把握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学界还需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兼顾，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论证相结合，注重拓展学科视野、创新研究方法。
其一，注重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这也可以说是要注重兼顾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一方面，今后学界在研究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应继续深化专题研究，创新切入视角，拓展理论深度，提升研究质量，尤其是进一步明确和厘清那些重要问题、核心内涵、重要关系等。另一方面，今后学界在研究中应树立整体观念，兼顾各部分的研究，既要注重对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研究，又要对其渊源背景、形成历程、科学内涵、内容体系、鲜明特征和价值意义等进行整体把握，实现部分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互促进。
其二，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理论研究上，不能仅仅满足于对领导人讲话以及党的重要文献进行解读，还要逐步从理论解读和理论宣传的角度过渡到深刻的理论分析、学理概括和规律总结，实现“由现象的叙事到本质规律的揭示，由一般性阐释上升至理论的抽象”【42】。同时，也应该看到理论从来都是源于实践，实践和理论是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践有了长足发展，为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现实素材。但成熟有效的理论并非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现实条件和实践活动中不断进行验证，进而得以发展和完善。即是说在今后的研究中也需要关注实践论证，在实践考察中凸显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和时代贡献，同时在内容上发展和更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或策略等认识。
其三，拓展学科视野，创新研究手段。学界今后要积極拓展学科视野，借鉴政治学、新闻传媒、党建、社会学等学科的优势和特点，为该主题的相关研究注入新活力。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尝试交叉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纵向横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以此全面深入推进对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使其研究成果更加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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