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铜仁市大力推进“数字治理”“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电子政务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突破，取得阶段性进展，积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服务。
“通过政府网站查询，备好办证材料，真是太方便了。”7月23日，碧江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人员按照规定流程，审核了陈意提交的企业材料后，通过“全省通办”系统提交上传，半小时之内就成功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以往要办理该业务，要么跑去省城办理，要么通过快递寄件办理，至少花费7个工作日。企业相关负责人陈意赞不绝口：“高效、快捷、便利的政务服务，让群众得到实惠，让我们企业受益。”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关键在“通”字。铜仁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的痛点、难点、堵点，打造普惠、泛在的政务服务体系；拓展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文化旅游等数字化公共服务，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推动更多涉企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和不见面审批。
铜仁市通过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网上预约审批，推行“一网通办”，着力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严格按照《贵州省网上办事大厅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要求，对各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进行校对、审核，做到精准、全面、细致、可用，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和数据共享。
与此同时，铜仁市持续加快打破地区间信息壁垒，完善政务服务网乡村站点建设，推进更多便民惠民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开通181个乡镇级站点、2874个村居级站点，全市政务服务网乡村站点建成率达100%。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开展网上办理、一门办理、一窗受理、一网审批、一次办成高效服务，充分激发“数字政府”活力，全面提升“数字活市”水平。
铜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从2012年发展到现在，从单纯的政府信息发布，到如今融合了集政务公开、互动交流、办事服务、数据查询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网站。不仅丰富了大数据在推进政务服务改革中的探索，也让铜仁政务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为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
截至目前，铜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开通482个栏目，办理“市长信箱”信件1986条，发布政策文件1546个、政策解读1106个。
正值高考招录阶段，石阡县本庄镇沙沟村的白苗被贵州师范学院录取，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他却没有喜悦之情，因为他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
通过石阡县人民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助学贷款指南，白苗按照指南步骤注册、填写资料、上传相关资料在网上成功办理了助学贷款申请。他说：“太感谢石阡县政府官方微信及时推送的助学贷款政策了，让我及时办到了助学贷款，没有走弯路，解决我的燃眉之急。”
政务新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渠道，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是引导网上舆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阵地，是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2014年以来，铜仁市通过“两微一端”开设了铜仁政务新浪微博和铜仁市人民政府网微信公众号，各区县也比照积极开通，运用政务新媒体推进政务公开，加强报道力度，及时更新信息，坚持在服务中提升政务微博、微信的公信力、影响力与引导力。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铜仁市人民政府网政务新媒体矩阵为代表的铜仁市政务新媒体集群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快速、灵活、覆盖面广的特点，瞬发疫情动态政策，秒回群众咨询答疑，在抗击疫情、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铜仁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璇说：“政务新媒体是网民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纽带与桥梁，使网民与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通道更加畅通。”
铜仁市通过持续深化“一个平台一个号、一张网络一朵云”建设，不断提升政务云网集约化水平，推进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和一体化综合指挥平台建设，完善通用平台支撑，为各级各部门业务应用提供服务支持，打造“数字政府”。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备案政务新媒体558个，线下、线上一致，已成为连接“感知群众需求最先一公里”和“办理群众诉求最后一公里”的桥梁。
思南县塘头镇副镇长冉永超，通过一键登录“贵政通”，点击文件签批，两分钟就将文件签批、下发。冉永超说：“有了贵政通APP，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过去，及时处理文件是冉永超最为苦恼的事。冉永超时常到村开展工作，面对紧急文件，不得不将开展到一半的工作停下，匆匆赶回镇政府，将文件处理好后，又掉头赶到村里继续开展工作，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今年6月，铜仁市在全省率先取得“贵政通”正式授权，冉永超也通过培训开始使用“贵政通”，不仅解决了异地处理公文的麻烦，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据悉，该平台集工作、学习、交流、管理于一体，将公文签批、文件传阅、业务处理、工作督办等从桌面向指尖延伸，通过手机就能一键式办理，实现了随时随地办公。
“工作、学习、交流都移至‘贵政通’，既安全，又高效，还环保。”印江自治县政府电子政务中心主任刘岚松已掌握“贵政通”的运用，在“贵政通”新建群聊，通知日常工作。
印江自治县仅6月就收文9411件，发文354件，有效满足了各部门的日常办文、办事、办会等业务要求。
为加强“贵政通”的推广与使用，铜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推进会，并依托“业务+技术”方式，分期分批分类培训，为“贵政通”推广使用提供持续动力。
铜仁市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新手段，深入挖掘和开发利用海量数据资源，全力推进宏观经济运行领导驾驶舱、“政策大脑”等智能应用，辅助领导把脉经济，助力部门高效落实工作，全面提升公务人员办公效率。
自试运行“贵政通”以来，铜仁市已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系统、跨业务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6月份，铜仁市共发起快传11752次、通知公告2681次、文件事务8742次。全面提升了全市政府系统的数字化办公能力，提高了指尖办文、办会、办事水平。
下一步，铜仁市将坚定不移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坚持“应用驱动·融创发展”，大力实施“数字活市”工程，聚力打造“数字政府”，创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上线全国第一个适老化移动端老年人服务专区；在全国率先推出居民身份电子凭证；通过“粤康码”与澳门健康码互转互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跨境转码互认的健康码平台“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2018年5月集成上线以来，不仅创下多个全国第一，日前注册用户更突破了一亿，成为全国服务最全、用户最多、活跃度最高的省级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是适应信息化发展时代趋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部署，广东以探索集成各项政务服务的“粤省事”平台为抓手，持续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至2020年底，累计业务量48亿笔，上线1632项服务、87种电子证照，其中1113项服务实现群众办事“零跑动”，便利度与体验感大幅提升、领跑全国，初步形成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广东品牌。
从奔波千里为年审，到“刷脸”登录立等可取，再到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预约办证，动动手指就可以处理驾驶证违章上线两年多来，“粤省事”名副其实地让群众办事越来越省事，也因此越来越受欢迎。这其中，关键就在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用户思维和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通过制定《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及其实施方案，明确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框架和要求；建立全省一盘棋工作机制，成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和平台技术的标准化、集约一体化等。针对老年人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全面开展政务服务适老化改造，举办数字政府开放日老年人专场，线上线下服务同步优化，助力老年人办事“无障碍、不折腾”，彰显为民便民政务服务温度。
数字政府是建设“整体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着眼于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持续深化改革，拓展平台应用场景和连接能力。近年来，广东在“粤省事”探索基础上，及时总结复
制经验，先后推出面向全省1300万商事主体的“粤商通”，面向全省公职人员的移动办公平台“粤政易”，数字政府建设不断迈出新步伐。疫情期间，各相关部门强化协同协作，第一时间建立防控数据共享机制和标准，创新推出“粤康码”应用，并拓展到跨境货车司机、进口冷链物流工作人员管理等多个场景，推出一大批非接触式政务服务，以“一周上线、一天推出”跑出了助力战疫加速度，也擦亮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的广东品牌。
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是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的重要方向。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要着眼于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提升数字政府基础支撑能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强化数字政府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加强政数系统党风廉政教育、创新数字政府改革机制等重点工作，深化“粤系列”平台应用场景，激发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潜能，持续打造广东数字政府金字招牌。
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既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形势新要求、凸显竞争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注册用户突破一亿，是用群众口碑建立的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起点。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抓好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以更大力度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让亿万人民在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政府运作方式、推动数字政府建设。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在政府信息公开、便民服务、动态监管、智能决策等方面的运用。根据最新发布的《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
［1］，全球电子政务发展平均指数（EGDI）从2018年的0.55上升到2020年的0.60，EGDI指数处于“高”或“非常高”级别的成员国共有126个，占所有成员国的65%。由全球EGDI指数持续上升可看出，世界大多数国家积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重视整合线上和线下渠道，以实现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与数字政府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与智慧社会。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2020年2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同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2018年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排名研究报告》中，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仅以62.079分排名全球第32位，落后于丹麦（94.816分）、新加坡（93.843分）、英国（91.921分）、美国（90.340分）等发达国家［2］。根据《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从2018年的0.6811提高到0.7948，位列全球第45名，但仍与丹麦（0.9758）、英国（0.9358）、美国（0.9287）、新加坡（0.9150）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在全球视野下探讨数字政府建设经验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因此，探寻发达国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
极意义。
数字政府是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促进经济社会运行全面数字化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形态。以政府即平台、公民为中心、高度信息化、政府公开透明为特征的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效推动政府在决策、服务、评估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本文所研究的国家主要是指在《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排名领先且具有数字政府典型改革案例的发达国家。
数字政府的雏形为电子政府，电子政府概念的首次提出源于1993年美国发布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为应对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Gore）发起了“国家绩效考察”运动，并提出构建电子政府的重要改革方向。1998年1月，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数字地球———新世纪人类星球之认识”演讲时提出“数字地球”概念，指出“数字地球”是赋予地球的一种基于海量地理信息的多维表达方式［3］。此后，数字国家、数字政府、数字城市以及数字社区等概念相继出现。早期的电子政府主要通过信息技术将政府文件、数据与信息以电子化形式呈现，以促进现有办事流程与政务服务自动化，并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内部效率。在电子政府发展的初期，主要功能是针对现有内容与服务的电子化与自动化，并不涉及对已有流程和服务的改进与优化。此后，随着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电子政府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不断拓展。21世纪初，英国政治学家帕特里克·敦利威
（PatrickDunleavy）提出“数字时代治理理论”，该理论指出未来公共治理的三个变革方向：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4］。自此，电子政务从以往的办公自动化、政府内部效率提升逐步发展成为注重公民参与、政务流程再造、数据治理与协同的数字政府建设。
从内涵上看，数字政府是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以政府数据治理推动政府决策智能化、权力运行透明化、公共服务精准化、绩效评估科学化和流程再造高效化，为促进经济社会运行全面数字化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形态。数字政府主要具有如下特征：（1）政府即平台。政府即平台［5］的概念源自英国《政府转型战略》。在数字政府理念之下，政府从传统的公共服务单一提供者逐步转变为促进整个公共服务系
统改善与优化的管理者，通过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基础数字平台等方式提升政府履行职能的效果，在公平和包容的原则下推动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创造与协作创新。（2）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为中心是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建设数字政府始终秉持的理念。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侧重点从满足政府自身政策需要转向回应公众实际需求［6］，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识别公众需求，搭建公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平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3）高度信息化。数字政府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获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的数据信息，并对已获取的数据信息进行科学处理和开发利用，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4）政务公开透明。政务信息公开透明是打造现代法治政府的必要举措。数字政府通过公开政府在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和反馈等方面的数据和信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得以在阳光下运行，进而提高政府廉洁程度与政府公信力［7］。
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的转型并非只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简单普及和应用，更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带来政府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的变革。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目标旨在推动政府决策、权力运行、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流程再造朝着更加智能化、透明化、精准化、科学化与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业务发展，提升政府数据科学分析能力，更好地运用数据来支持决策［10］。
另一方面，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服务质量还会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导致公共管理主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是“粗犷式”的，即对每个人提供的服务都是相同的，缺少精细化的管理能力，难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而数字政府建设将充分发挥大数据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的特点，可以提升政府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与应用能力，有效推动公共服务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在数字政府改革中政府将构建一个覆盖不同群体、区域和领域的政务服务开放性平台，并在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中汇集大量内容丰富、多源异构的政务数据。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海量数据信息中挖掘出不同群体与个体的社会需求，并以此作为政府科学决策依据，更好为公民提供个性化与精准化的公共服务。如2014年新加坡发布的《智慧国家2025》提出要通过建设覆盖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和分析的基础设施平台，根据所获数据预测公民需求，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13］。
在《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中发达国家数字政府总体居于世界前列水平，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制定数字政府建设规划，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政府运作，持续优化政府数据开放、信息共享、政府决策与公共服务等方式，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发达国家重视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以顺应大数据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便于公众获取更为便捷、高效和高质量的政务服务。自2012年开始，英国先后出台《政府数字化战略》《“数字政府即平台”计划》等战略规划，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助推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2016年联合国电子政府调查评估中获得第一名。2017年，英国出台《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包括连接战略、数字技能与包容性战略、数字经济战略、数字转型战略、网络空间战略、数字政府战略、数据战略等七大举措，重点打造线上身份认证、线上支付与线上通知三大数字政府服务平台。美国先后发布《数字政府服务》《数字政府：构建一个21世纪平台以更好地服务美国人民》等战略规划，致力于提供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获取的数字政府服务。新加坡先后发布《智慧国家2015》和《智慧国家2025》，秉持“大数据治国”的理念，致力于实现“多个部门、一个政府”目标，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丹麦制定《2016—2020年数字战略》，加强数字公共管理与电子服务建设，同时强调政府与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组织团体的合作。韩国发布《2020年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内容包括提供数字化的政府服务、创建数字友好型产业、建立电子政务平台等具体措施。
首席信息官（CIO）是主要负责国家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制定、实施和管理的公务职位［17］。纵观世界各国数字政府的建设过程，设立政府首席信息官并明确CIO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健全CIO的选拔与管理机制，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数字政府研究所与国际CIO协会联合发布的
《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排名研究报告》中，政府首席信息官（GCIO）作为其中一项一级指标，被视为数字政府战略能够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的国家之一，CIO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整套完备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总统管理
委员会，其下设的执行机构为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首席信息官办公室（CIOB）隶属于OMB，CIOB主任由总统直接任命，负责数字政府建设的资源管理工作［18］。加拿大的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CIO创建之初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对情报进行简单处理与分析，而后逐步注重信息资源的挖掘与分析。进入21世纪，随着加拿大数字政府建设的重点由提升行政部门内部效率转向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CIO由最初的情报、信息分析转向政府创新，更加注重政府透明度、部门协同工作、节约成本、降低复杂性等要素［19］。新加坡也设立了资讯通信管理局、首席信息官、政府首席资讯办公室等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三大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中指导与分权执行相结合的政府信息化特派专员制度。英国则设立政府电子大臣和政府电子特使，负责协调全国的信息化工作。电子大臣主要负责协调各个部门与信息化相关的工作并直接向首相汇报，电子特使侧重于制定信息化的战略和政策，并推进相关政策的具体实施。
开放政府数据是指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不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的数据主动、免费开放给所有公众［20］。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部门已逐步成为大数据资源的主要生产者和汇集者之一，海量的大数据资源有利于政府更科学地制定公共政策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同时促进公民、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为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对政府开放数据的需求，打造阳光、透明与廉洁政府，世界各国积极探索从信息公开逐步转向数据开放。2009年，美国颁布《开放政府指令》，明确透明、参与、协同三大政府数据开放原则［12］。在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层面，美国通过整合在各个部门和机构网站中已经公开的数据，建立Data．gov政府数据公开网站，由数据、主题、影响、应用程序、程序开发、联系等六大板块构成，主要涉及的服务内容包括数据提供、数据检索、数据利用、交流与互动。2011年，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和美国成立了开放政府合作伙伴联盟，共同承诺提升政府信息公开度［21］。2015年，欧盟开展利用开放数据减少政府腐败的行动［22］，英国凭借其在政府数据开放方面的创新举措，成为利用开放数据减少政府腐败行动的试点国家之一。数据战略委员会、公共数据集团、开放数据研究所是英国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的主要组织机构，承担研究大数据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数据定价及促进学界、商界、政界、社会
在政府数据开放方面合作等职能。同时，英国开发“Data．gov．uk”一站式数据开放平台，其开放数据包括关联数据、可关联数据、非专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以及普通公开的数据五个层面。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部门重视信息系统与数据库建设，然而不同的信息系统较多分散于政府的不同层级与不同部门之中，信息孤岛与数据烟囱现象较为明显。为了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与效能，世界各国均在政府信息共享方面进行探索，以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打造整体性政府。2015年，美国政府批准设立信息共享和分析组织，主要负责促进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进行网络威胁情报的信息共享与互通。同时，根据商业、教育、新闻媒体等不同用途，对政府数据信息服务进行分类管理，收取相应的信息查找、评审、复制等费用。除此之外，美国出台的《公共信息准则》规定政府不得收取法定费用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英国政府专门设立公共数据集团、开放数据用户小组等组织机构，为“Data．gov．uk”网站的日常运行提供保障。公共数据集团由工商、地震、地形测量与气象局组成，主要负责协调和督促各部门积极推进数据开放与共享工作，搜集储存不同领域政府部门的信息数据集，并将其整合在一个组织框架之内。开放数据用户小组侧重于收集公众诉求与需要，并反馈至数据信息战略委员会，以此确定不同类型数据信息开放利用的优先次序。新加坡出台《整合政府2010》，秉持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通过“Data．gov．sg”网站汇集各部门的信息数据，并为用户提供政府机构、关键字、过滤选项等多种数据查询方法。
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曾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政府》中提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联邦政府每年减少工作时间12亿小时、节约行政成本411亿美元，这一数据远远高于普通的计算机系统每年为联邦政府节省的工作时间（9.67千万小时）和行政成本（33亿美元）［2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政府领域的重要价值，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政府建设的结合，以提升政府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科学化与智能化水平。2017年，英国达勒姆警察计划开发“Hart”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将个人犯罪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类，以此判断某个嫌疑人是否应该被拘捕关押。美国洛杉矶警察局与帕兰提尔科技公司合作建立犯罪预警中心，
通过挖掘分析以往案件信息、社交媒体信息、匿名聊天信息等，找到隐藏在海量信息中的潜在破案线索，进行犯罪预测［24］。芬兰税务局与移民服务机构合作对机器人的电话服务技能进行测试，旨在为移民服务机构90%左右的用户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数字渠道，以便于解放人力，使工作人员能够回应更为急迫的需求、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复杂问题。纽约与沃森平台合作建立客户管理系统，通过研究16个城市服务系统中的3000余份文件，该客户管理系统能够回答约1万个问题，在缩短响应时间、促进城市服务咨询投诉处理进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语音分析技术精准识别难民的原始国籍［25］。
随着大数据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数据集呈现出规模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使得在大数据收集、储存、共享与开放过程中数据安全与数据隐私问题日渐凸显。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出台《合法使用境外数据明确法》
《2018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信息隐私：互联设备法案》等数据与安全方面的法案，围绕跨境数据调取、消费者数据与隐私保护、未经授权访问修改或泄露网络互联设备信息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制。新加坡颁布《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并设立了“谢绝来电”登记处，防止公民受到短信或邮件的骚扰。同时，部分国家也开始应用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有效保障政务数据安全性。2016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马克·沃尔波特（MarkWalport）发布《分布式账本：超越区块链》研究报告［26］，报告提出政府应积极与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展合作，为分布式账本内容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制定相应的标准。爱沙尼亚设立“信息大使馆”，使用区块链技术保障该系统内的财政、社保、地籍、身份、户口等数据信息不被清除与更改，同时还启动区块链公证服务，任何地方的居民均可在区块链中获取结婚证明、出生证明与商务合同等公共服务［27］。
通过系统梳理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进一步归纳总结其数字政府建设的经验，有助于对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提供借鉴。
“政府即平台”并非简单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开发的数字化平台，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以公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政府应从单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的管理者。发达国家围绕以公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出台国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关键时期。通过梳理发达国家数字政府概念的缘起以及数字政府建设在政府决策、权力运行、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流程再造等方面的目标，研究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在政府即平台数字发展模式、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政府智能化水平、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总结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经验，为厘清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思路、提升公众数字政府建设的效能、加快推动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今世界正在被“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信当息空间”所重构并形成“三元复合而又融合”的崭新社会，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予以重构与实现，这“三化”因此成为新时代新社会的鲜明特征。感知人类社会和物理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数字化；链接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的基本方式是网络化（通过信息空间）；信息空间作用于物理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方式是智能化。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基于数字化平台的网络集成超越管理与服务方式将是现实与未来社会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的主要实现形式，成为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之一。也就是说，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既有政府进行重新整合且经网络联系而建立的整体协同政府，能够使得政府治理由“分散化”走向整体化、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化、系统化，重塑了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和模式，有效地打破了组织的壁垒和信息壁垒，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质量和政府公信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建设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可以更好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用一部手机就能搞定“衣、食、住、行、医、娱、产、销、付”等需求。“衣”可以网上定制、网上采购；“食”可以线上点外卖；“住”可以预约共享民宿；“行”可以网约车、定制公交、共享单车、共享汽车、拼车；“医”可以远程诊疗、在线问诊、在线远程手术；“娱”可以在线游戏、在线电影、在线互动；“产”可以让生产工厂利用智能化调度排产系统实现以销定产、赶工备货、个性化定制生产；“销”可以网络直播带货；“付”可以移动支付。
从2020年年初开始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灾难是前所未有的，但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尤其是“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应用在应对疯狂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网上销售、网上审批服务、网上诊疗、网格化与网络化结合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等就立了大功，特别是我国的成功数字治理，更加增强了我们对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推进数字中国、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
“十四五”是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谓是新征程、新起点、新目标、新期待，
在高起点上推进好“十四五”意义重大。就如何推进“十四五”期间数字政府建设，应该围绕高质量规模化、系统集成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方式，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设数字政务应用体系，突出应用导向、需求导向，聚焦数字融合治理，采用互联网、物联网、5G、大数据、A1、区块链、数据中台、业务中台、遥感遥测、视屏监控、导航定位等新技术应用，以“一中心、一库、一网、多端、多个专业系统”为支撑，构建地方数字政府治理模式。具体而言，“一中心”即建设数字政府指挥中心，“一库”即政务大数据库，“一网”即政务服务网，“多端”即对外开放的多端感知，“多个专业系统”即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突破的现实基础支撑系统，这些都需要各地因地制宜选定。
近年来，广东珠海在“数字政府”改革路上充分发扬特区精神，打造“数字政府”云网数一体的数字底座，以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和服务融合三方面为抓手，全面推进疫情防控、营商环境、惠民服务、城市治理、数据治理、基础设施六大主题工作，成效显著。在2020年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中，珠海位居珠三角地区第一梯队，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综合得分连续5个月位居全省第一。
珠海着力构建数字政府云、网、安全一体化运管体系。今年1月，在珠三角地区率先把“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纳入省统一管理，10月在全省创新推出国产化政务云平台，11月率先探索多云管理平台，实现异构云的兼容纳管。
在政务大数据方面，珠海以公共数据资源的治理和应用为抓手，今年8月率先建立省政务大数据中心珠海分节点，建立起规划、登记、流通、评估、应用为一体的现代化数据治理体系，初步建成人口库、法人库、社会信用信息库、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库、电子证照库，部门数据共享交换21.04亿次，精简办事材料50%以上，减少提供150类证照，从而使百姓办事获得感大大增强。通过打造数据融创中心，政企合作建设移动终端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和卫星时空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完善了城市治理基础数据库，助力政府的科学决策。
珠海建成数字政府“一张图”，实现全市31个市直部门的政务服务建设成果与珠海市的每一方土地相结合，建成37个应用主题、652个图层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依托“一张图”，汇聚财政、税务、市场监管、商务、金融、自然资源等11个部门实时数据，建立三维立体的地理信息综合税源管理应用，珠海“以地控税，以税节地”成效显著。
珠海还创新“人工智能+政务服务”融合模式，探索“秒批”服务改革，实行网上申请、自动审批、在线签发等秒批办理，涵盖机动车行驶证补换领、高校毕业生接收报到、租房提取公积金、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等230项业务。
随着“数字政府”的基础支撑能力持续提升，面向企业、群众等不同群体的应用逐渐完善，政务服务实现“数据跑路”取代“人工跑腿”，移动办、网上办、免证办、秒批办、全城办、湾区办、跨境办等成为办事新常态。
珠海还推出2268项“全城通办”事项，原本企业和群众需要到属地的办事
窗口办理相应事项，现在珠海市民能够不受所在行政区域的限制，按照清单公布的范围，选择离自己工作、生活较近的办事窗口就近办理或通过网上办理，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珠海加强政务数据“全周期管理”，从疫情信息监管，到疫情态势研判，再到防疫服务优化，用大数据技术筑牢疫情“防控网”。截至12月8日，持粤康码通关凭证出入境的人数达3572万人次。珠海市公安局高效搭建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上线社区防控APP；市卫健局推出新冠肺炎珠海服务平台、新冠病毒核酸监测系统；市政数局24小时快速上线应急公务商务入境申报系统，搭建社区风控图、企业复工图、经济运行监测图；香洲区建立粤康码智能防疫平台。珠海市的智能战疫体系，在多个部门综合运用信息化技术的通力合作下，覆盖了全市17112个场所及250多万群众，全面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数字中国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打造营商环境新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重要领域。从概念辨析看，数字政府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本质上并非取代传统政府，而是在原有政府形态基础上的再创新。就内涵而言，数字政府主要指政府通过云计算、智能技术等新型发展技术来实现无纸化办公、精细化办公的目的，借助于网络社会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促进政府不断革新工作理念、方式和途径的新颖政府模式。
近年来，广州市坚持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向，把“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关键环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推动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打通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由国务院办公厅委托第三方编制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20）》显示，广州市2019年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总体指数在32个重点城市中的排名由2018年的第4名提升至第2名，办事指南准确度、在线办理成熟度、服务方式完备度、在线服务成效度等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广州市紧扣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在政务服务、数据治理、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发力，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审批服务便民化、营商环境3.0改革等各项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业务创新应用，全市数字政府建设和应用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
建设集预约、网申、受理、审批等环节于一体的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网通、云通、数据通，助力审批提速增效、服务简易便捷。目前可支撑38个部门1199个事项网上申请，37个部门1220个事项网上受理，40个部门796个事项网上审批。加快电子证照系统建设应用，居民身份证、结婚证、社保卡等30种常用证照和工商营业执照、不动产权电子证书等20种法人证照已实现电子化，22个部门43个业务系统与市电子证照系统完成发、用证对接联调，月均调用10万次。持续提升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功能，目前已接入单位151家，汇集数据超
过143亿条，日均交换数据约3699万条，实现数据汇集互联和共享应用。
600台一体机布设工作，实现移动服务进“一端”。
按照全市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数据同源、标准统一为原则，编制并公开事项目录和办事指引，打造同标准、无差别的审批服务。围绕企业开办、投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不动产登记等重点领域事项，推出联办服务，整合简化流程。开展高频事项“一件事”主题服务，梳理首批“一件事”主题目录清单，含市级50件、区级238件，让企业、群众跑一个部门即可办理相关联的多件事。设立即办专区，超过44%的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可当场或当天办结，时限平均压缩率为79%，真正简办事、快办事。与邮政等快递企业开展合作，推出覆盖市、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一网通办”事项双向物流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政务服务事项评价体系，实现“好差评”四个全覆盖，即市级1269个事项、区级10180个“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事项评价全覆盖；市、区、镇（街）、村（居）四级3240个政务服务大厅或站点评价全覆盖；对窗口人员服务态度、审批部门办事效率评价全覆盖，所有评价均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实时公开；线上线下渠道评价全覆盖，涉及线下所有服务点、自助终端，线上“一张网”政务服务网、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及“粤省事”“粤商通”“穗好办”“广东政务服务”等移动端，有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在全球政府数字化转型、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背景下，各大城市纷纷开展新一轮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系统性强，牵扯面广，涉及部门多，社会关注度高，广州数字政府改革工作尽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离建成国际领先数字政府样板目标仍有差距，面临
统筹管理、品牌塑造、营商环境、数据治理等再上新台阶的挑战；同时也存在政府决策、治理服务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欠缺的短板。
有力有序的统筹协调是做好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前提。从整体来看，广州统筹协调不畅，网络、平台、应用等资源建设管理缺乏有效配合的现象客观存在，各区、各部门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原有两级独立管理模式不适应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要求；系统建设标准不统一，国垂、省垂系统难联通，基层系统重复建设，数据多头采集、重复录入；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流程长、效率低，统筹力度不足。数据治理工作缺少统一的顶层规划与完善的标准规范，数据共享体系与机制不够健全，政务平台集成整合数据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不足，数据汇聚归集时效性不高、质量参差不齐，数据缺乏动态性和准确性，数据应用价值挖掘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加快建立数字政府统筹协调机制势在必行。
广州营商环境距现代化国际化“新高地”仍有差距，在流程简化、并联审批、告知承诺等方面仍存在突出短板，电子证照应用、不动产权利人信息查询等面临政策限制，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营商环境领域应用广度与深度有待拓展。同时，信息时代产生了一批新的弱势群体，他们就是“电子盲人”，主要分布在低收入人群、老人、残障人士群体中。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缺失而被边缘化。例如，网上预订火车票为大多数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让很多不懂网上购票的务工人员或老人购票遇到困难，形成新的“技术难民”。数字政府建设中充分考虑这些弱势群体的特点，为他们提供简单、易用的数字政务服务迫在眉睫。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城市治理创新的理念不到位，模式不完善，效果不明显；政务应用集约共享、协同创新力度不足，政务平台“统”而不“通”，跨领域跨部门应用场景不够丰富，政府治理精准程度、业务协同效率仍需提升。虽然公共信息资源对公众实施开放，但无法较好地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对公众实施开放的数据的更新速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开放数据的质量仍需进一步优化。例如就教育行业、健康医疗行业而言，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其开放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部门依然将非动态的数据表格作为其核心的
对外开放数据，借助于API接口等方法，开展及时更新、动态信息资源的占比不高。此外，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无法全面发挥产业革新的引领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开放而实行开放的事例不在少数，信息资源开放的效果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例如一些地区投入较多的资金，用于政府数据开放革新之中，然而参赛机构中，“专业户”占据较多的比例，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力量增值。
现阶段，很多公司深度探索了数字政府构建方式与途径，该类型的政府联合方式，不利于政府与公司间领域边界的清晰展示，易于引发较多的合作问题。例如，
当前，政府部门的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主要以服务本部门日常工作为核心，首先必须破除这种状态，明确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是要想更好地实施数据治理工作，需要妥善处理好基础性的工作，然而，数据治理的核心在于运用现代化的媒介去处理城市治理工作，借助于该项工作的完成，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家治理工作模式的革新，所以，为了更好地顺应现阶段国家改革发展理念，则必须提升数据治理的定位，把政务数据资源的汇总处理当作政府治理工作的核心措施。
借助于上述措施的实施，才能够更全面、更深层地折射出现实状况，借助于大数据的分析功能，能够进一步挖掘内层原因，让政府的科学决策更加精确化，有利于公共服务性能的提升，确保国家治理的科学化程度更高。政务数据资源的汇总能够强化国家的综合素养。借助于政务资源的汇总，有利于数据基础的更好构建，其中该类型的数据基础涉及的步骤有数据采集、数据监管、数据分析一体化，要实时关注政府多方数据的变化状况，从而有利于直接性结果的输出、分析与判断，进而有利于国家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促进国家更好的实施治理工作。
基于数字政府背景下大数据的主要意义在于，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用易于理解的方式来描述就是尽可能地让数据走到群众面前，减少群众的跑路里程。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一效果，就需要政府将数据资源的共享范围增加，确保其能够较好地融入政府业务职能之中。依照业务规则与联系，大力发展横向与纵向，确保政务数据的共享模式的转变，让资源共享不受层级、地域等因素的限制，让业务数据随着政府业务地点的转移而转移；借助于业务共享和流程的连接，处理当前问题的不足之处，例如业务无法较好的协调、部门无法进一步联动。
借助于数字政府的业务，让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更为紧密，进而构建较为完整的数据体系，不断深入探索该体系的潜在价值，帮助政府构建移动式办理模式，让政府业务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减少无效率的办公现象的发生，降低公众办事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成本。
数字政府的构建，代表了初期阶段，就需要将数字、技术的潜在优势考虑在内，用于服务模式的思索、设计与流程的简化，进而让其拥有更为高效、可持续的服务框架，而无须考虑公众对服务途径的选取以及建议。借助于技术支撑的革新框架，将人民作为服务的主体，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便民、利民。
借助于互联网的思索方式，以用户为发展主体，确保政府服务方式的转变。同时，要从根源处重新思索政府的服务模式，并思索让服务模式长期绿色运转必备的经验，但是数字政府的服务主要重心投放于“端口到端口”服务模式的构建之中。“端口到端口”服务模式，旨在通过数字技术的构建，机构节点之间的联系，让机构内部连接呈现于大众视野之中，由此一来，公众将关注重心转移至端口到端口的交接过程之中，确保人民群众的问题能够切实解决，让人
民“点菜”的服务方式替代政府“端菜”的服务方式。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公平、公正的获取信息，那势必要基于数字政府，构建包容性的、平等的服务，尤其是为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服务时。一方面大力构建数字政府的专业知识的培训，让弱势群体的素质有所提升，方便群众操作，消除其不自信的心理现象。例如意大利某市在社区图书馆内组织计算机基础知识培训，同时设置相应专员来辅助办理。另一方面构建实体服务公司。例如英国某市创建政府服务协会，辅助无业游民等各种类型的群体能够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帮助。此外，积极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在政府网站尤其是政务服务门户上，大力推进信息无障碍工程，确保在线服务内容在流程、模式上符合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使用习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我国政府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从早期的主要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关系国民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重点行业管理信息化工程和政府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到政府电子门户网站、网民互动留言板、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政务短视频，再到现在的智慧城市、政府大数据、数据开放等概念的推广应用以及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和“互联网+监管”等应用，无不反映了数字技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深刻融合。
增强基层治理的精细对接和精准回应。“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数字政府的建设，给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开辟了“高速通道”。一方面，基层治理的便捷化服务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另一方面，通过信息采集、报送、校验比对、公示、检查及考核等环节以及相应的约谈、通报等奖惩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政策实施的可控性。
为权力监督开辟了新途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推进有了数字化的助力，群众舆情被党和政府密切关注作出回应。近年来，在纪检监察领域中还大量应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现腐败问题线索。
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虚拟和现实的互相弥补，避免在治理实践中单一或过度依赖数据的问题。
对数据的治理，一方面增强政务数据的互联互通，消除彼此隔绝的状态，真正让数据多跑路；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使用权，使得数字资源在社会层面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积极解决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等新业态带来的新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持续从理念和技术上迭代升级，解决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回应社会的治理呼唤。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创新型政府的核心要义。
2016年4月，湘潭市委市政府立足本市发展实际，顺应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趋势，落实网络强国战略和大数据发展战略，审时度势作出了“智慧湘潭”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在信息革命时代背景下借助数字技术等科技手段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慧湘潭以惠民、善政、兴业为目的，项目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整体推进，积极推进政府数据的聚、通、用，为湘潭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载体。
智慧湘潭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统规统建的智慧城市建设案例，是财政部PPP库示范工程项目。在湘潭现有信息化设施基础上，为解决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网络不能互联互通、数据资源不能共享共用、资金重复投入、信息孤岛严重等问题，智慧湘潭进行补短板、夯基础、兼发展的智慧应用建设，实现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共建共用、数据网络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融共享，是数字政府的基础和载体。通过智慧湘潭建设，打造数字政府，市委市政府敏锐把握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为组合的要素聚集和能量叠加效应，推进智慧社会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推进城市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对于产业发展、城乡建设、民生改善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智慧湘潭建设的重点工程湘潭市大数据中心及运营中心，作为湘潭数字政府重要支撑的基础设施和核心功能区，作为华中地区首个国家大型A级机房，将实现跨层级跨领域跨平台的系统集成，实现数字政府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届时，湘潭的“大脑中枢”将启动运行，实现全市政务外网“一网互通”、数据资源“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群众办事“一次都不用跑”。作为破除“数据烟囱”核心项目的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是支撑基层公共服务和智慧湘潭其他应用的基础底座。通过项目建设，推动信息系统整合和数据汇聚互联，实施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集中统一管理，构建从数据采集、归集、整合、
共享、开放到应用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大数据资源平台，促进政府治理形成多元感知、智能分析、统筹指挥、共治共享的能力。
智慧湘潭建设包含多元普惠的民生服务、智慧高效的城市治理、融合创新的产业经济、集约统筹的基础设施、安全可控的防护体系五大方面，将城市运行各个核心系统整合，涉及政务、警务、医疗、教育、交通、城管等领域的应用子项目重点展开，卓有成效，初步实现城市智慧运营和精细管理的目标。智慧交警项目建设了一套集路面感知、信号控制、数字管理和智能调度为一体的管理系统，有效提升了湘潭市整体交通通行率及通行秩序，在中国智慧交管论坛上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推介；“市民之家”作为我市全面实现“网上办、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的最大平台项目，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为企业和市民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服务；智慧政务之电子政务网站集约化平台IPV6升级改造项目实现网站集约化平台与省统一信息资源库的互联互通，集约化工作进展居全省第一，其“湘潭经验”获全省推介。
同时，通过智慧湘潭以大数据中心项目为核心申报并成功获批湖南大数据产业园；借助项目建设模式与社会经济效益，以项目换市场，市场换产业，引进京东、阿里、华为、紫晶、滴滴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及其合作生态圈企业，与湘潭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促进政府招商引资及产业落地，为湘潭数字政府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市委市政府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市民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推进体系，成立以市委书记任顾问、市人民政府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智慧湘潭建设的高位推动和组织协调；组建湘潭市产业和创新发展中心，负责智慧湘潭建设的协调、采购、执行监管等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设计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下，项目建设相关部门上下通力配合，推进智慧湘潭建设整体部署、系统推进，形成全市上下“一盘棋”的合力，为湘潭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良好机制保障。
通过智慧湘潭五年的建设，湘潭数字政府有了坚实基础和载体，湘潭政府管理的数字化转型依托改革、服务改革、推动改革，有效推进了高效政府、廉洁政府建设；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催化产业改造升级，促使政府向活力政府、
实力政府快步迈进；政府治理水平、便民利民水平提升，实现了人民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终极转型。
网络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越来越显著。促使这一发展的信息产业及数字网络尤其迅猛，这必将导致各个行业，甚至是全球都发生管理体系的巨大的变革，公共管理以及政府运行将因这一改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国家的政府单位依托网络技术，为公民、企业提供服务，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进行行政执法，不断朝着数字政府方向改革。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以往的政务管理已经无法满足现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进程。对于世界上很多个国家来说电子政务都是当今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电子政务的改革是提升国家管理水平的重要工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电子政务成为信息化技术的重要领域。
政府服务信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从刚开始的电子政务、移动政务到现在的数字政府。为大众进行服务是电子政务最初发展的目标。通过信息化技术来实现虚拟服务。移动政务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实现政务服务管理便捷化、多样化。通过手机、移动办公设备等无线接入智能终端来提供移动办公。数字政府则是结合了两者的优势，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技术，实现政务智能、实时、无缝对接、便捷、透明、移动的信息范式。
有些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电子政务的发展。在数据处理、决策支持和信息管理中计算机技术已经基本全覆盖应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从英、美国家目前现状来看，他们的电子政务都围绕着民众的需求来发展，以为民服务为中心，重视信息数据的效用，实现信息高利用率。当今这个时代，信息化发展之路依旧漫长。目前，电子政务都是基于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强调发挥出政府服务功能并加以完善，其中包括政府对公民、企业和政府各个部门单位。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电子政务，公众就是政府工作的核心对象。但是，数字政府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其一是数字鸿沟。数字政府发挥作用需要基于公众应用互联网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全民应用互联网。这样，其实互联网的服务范围只是广大范围里面的少数人。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使得社会两极分
化更严重。实际上，那些没有普及互联网的人往往更需要政府帮助的。其二是隐私安全问题。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发展过程中就因隐私问题被大多数人拒绝，他们认为互联网技术将会使得个人隐私变得透明。
我国数字政府从1996年才刚刚起步。如今，数字政府发展越来越完善稳定。数字政府在各个地方政府积极的统筹协调、统一谋划下，管理机制越来越制度化，数字政府的建设也日新月异。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情况在2019年进行了调查，国内省级政府选取了32个，省会选取了27个，市政府选取了5个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评估各个考察对象的综合保障、服务渠道、创新实践情况、服务功能及综合保障能力来分析数字政府发展情况。与此同时，此次评估还包括了各地方政府、部委的870多家网站。最后评估显示，广东、深圳、北京、浙江等15个发达省市数字政府发展较为先进，服务能力处于优秀水平，占比约为23.4%。南京、江苏、安徽等19个省市数字政务水平良好，占比约为29.7%。由此统计出，国内数字政务服务水平处于优秀和良好的省市超过一半。
数字政府不是以前的单个建设的部门，它利用数据共享技术，扁平化的组织管理和业务协同手段改变业务管理模式，重组相关技术、业务和组织架构。数字政府建设在这个时期的建设目标就是对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进行支撑。数字政府的建设不仅仅能提升政府办事透明度，还能强化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与引导舆情。除此之外，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地对接政务服务平台，旨在实现中央门户网站与各地市的对接。通过这一举措，各地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政府在线办事平台更加标准规范。集约化的管理模式可以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近几年，我国致力于进行政务改革，数字政府发展举措初见成效。但是仍有问题制约数字政府进一步发展。在数字政府发展建设过程中，我国还存在一定的认知错误。一种是数字政府只是简单地被认为是计算机化的政府部门，对政府业务流程工作梳理、数据整合与软件开发工作不够重视。还有就是以为数字政府就是上网。将政府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原样照搬于网络上就以为是数字政府了。这种行为并没有将网络技术应用于政府服务中，没有深刻认识信息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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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20530：数字政府、智慧政府、数字社会素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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