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的诞生。按照这个发展模式，从1927年到1937年苏联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斯大林逝世后，政敌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感慨地评价说：“他接过的是一个扶木犁的穷国，他留下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国。”斯大林是令对手不得不佩服的人。足见其杰出和伟大。《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明确了二战后的体制机制。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集大成者，其标志是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并以此为基础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这就是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永远抹灭不了。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此我们对其不作全面的功过评价。此后，中国、越南、古巴、朝鲜（七年计划）等国家纷纷效仿，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之一。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用五年计划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但对于处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制定五年以上的长期规划并加以落实几乎不可能。《福布斯》有一篇文章曾写道：“我们目前的体制不能实施类似五年规划的方案，因为我们无法让政客承担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人只在为下一届选举规划”。虽然任何政党在竞争选举中，都会提出所谓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但选民很清楚，一旦选不上，这些规划都是空的，即使选上，四年后如果该政党下台了，这个规划也就可能终止了，或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个长远的规划将被新的政见和规划替代。这是西方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
相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有制定规划并落实的制度优势。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两个百年”目标，是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制定的长期规划。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我国共制定了13个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毛泽东则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第二阶段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温饱、小康、现代化。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安排。这三个阶段，目标接续、从未间断。从三个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经济从增长到发展、从计划到市场、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变迁。五年规划作为探寻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总结经济发展教训的重要工具，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成长、停滞、壮大。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五代中央领导人领航掌舵，紧紧围绕国民经济规划明确的任务，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实践和实现规划目标。
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计划），对我国创造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从“一五”计划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计划的主题为：一五计划（1953—1957）：工业增速、超英赶美。二五计划（1958—1962）：大跃进、大倒退。三五计划（1966—1970）：三线建设、备战备荒。四五计划（1971—1975）：严重失控、调整战略。五五计划（1976—1980）：新跃进、大转折。六五计划（1981—1985）：走向改革开放。七五计划（1986—1990）：改革闯关、治理整顿。八五计划（1991—1995）：小平南巡、改革潮涌。九五计划（1996—2000）：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十五计划（2001—2005）：指令计划退场、市场配置资源。十一五规划（2006—2010）：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十二五规划（2011—2015）科学发展、转变方式。十三五规划（2016—2020）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从“一五”到“十三五”规划，每个“五年规划”都有鲜明的主题、清晰的思路、丰富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承载上上下下，对应大大小小，兼顾左左右右。
近七十年的发展，以“五年规划”这种发展模式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期间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五年规划”发展模式就是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深刻反思苏联僵化模式，邓小平勇敢抛弃苏联僵化模式，习近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成就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五年规划”的发展模式实践探索具有“五个鲜明特征”和“五个有利于”。“五个鲜明特征”即：一是计划性，特征是按比例发展；二是长期性，特征是按宏观目标发展；三是连续性，特征是一张蓝图发展；四是人民性，特征是按需求发展；五是项目性，特征是编制具体的项目促进发展。“五个有利于”即：一是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国家战略实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重大中长期战略实施；三是有利于有步骤地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解决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四是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有利于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动员全党和全社会为中长期规划实现而奋斗。国民经济规划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宏观与微观、远期与近期、上级与下级、政党与民众、项目与目标、内部与外部、国家与个人等等都是“五年规划”发展要处理好、协调好、统一好、结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具体的问题，更多则是宏观问题，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明方向、知大局、走远方。普遍性与特殊性怎么结合？内因和外因怎么结合？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怎么解决？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怎么解决？都要体现其间。特别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解决好一直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风波都是明证，全球流行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明证。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处于“两个百年”交汇点、处于“两个大局”之下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十四五”规划关乎国家发展的走向、关乎社会的长期稳定、关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全会指出：“将‘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对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央的基调已经明确，XX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三句话，即：适应新形势，认识新市情，推进新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中心组学习的主题。
一、适应新形势
1962年，毛泽东曾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50多年过去后，历史与实践证明，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高度重视对发展环境的分析判断，再作出相应的决策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大经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这是分析形势的基本方法”。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关乎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对于这一宏大概念，学术界从“变局”的起点、时间跨度、内涵及实质等多方面进行了解读。虽然学者们阐释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机遇。清末，李鸿章无论提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都是中国国运由盛而衰的转变。如果把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视为一场危机和挑战的话，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更多是一种机遇。因此，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指出，这个发展变化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理性研判、理性预期、理性决策，就是要站在XX的土地上看XX、看中国、看世界，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定位、科学谋划、创造机遇，融入新发展的时代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