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会——译者①）。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使工会避免成为其他党派之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
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
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应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
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并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①俄文稿原注。
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时，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①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③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始得修改。
①此系俄文版原注。
③俄文版原注：这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纲领（英文译稿）
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四、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
五、介绍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应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两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方可承认申请人为党员，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应由该委员会批准。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八、一个地方的委员会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一、（英文版原注）②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④
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
②英文版原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④英文版原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中国共产党宣言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2〕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3〕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
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争斗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
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
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
并且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政况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政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
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争斗，现在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
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刊印
注释
〔1〕本文不是中文原件，是一九二一年根据英文译稿转译成中文的，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这个译本，根据附在本文前面的译者《致同志信》的时间和内容初步判定，是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张国焘翻译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对此件作了如下的批语：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2〕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该会于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闭幕式在彼得格勒举行）。
〔3〕张国焘之姓的英文签字。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
接着，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
一大第六次会议刚开始，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闯入会场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大家分头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没有找到多少证据，威胁警告一番后撤走了。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第二天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两位国际代表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经历一场虚惊，都未去嘉兴。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嘉兴车站，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
这是一个阴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画舫上开始了。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2〕。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3〕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4〕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5〕和尼柯尔斯基同志〔6〕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注释
〔1〕本文没有署名，也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
〔2〕即陈独秀。
〔3〕即张国焘。
〔4〕此处俄文是“КОНСТИТУЦИЯ”，揣译，下同。
〔5〕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6〕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给出席会议代表写信。他在信中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Ｃ）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Ｄ）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Ｔ．Ｓ．Ｃｈｅｎ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人干着各种可疑的职业。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代哲学家们的说法，即“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组织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要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在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四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级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第五条一地方有两个干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到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站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六条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七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
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第十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十一条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第十二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
第十四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六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十七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八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
第十九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一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二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四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五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派捐。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七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二十八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六日－－－二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本排印）
（一）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今这般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数的无产阶级）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
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覆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避免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
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二）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国舰队的攻击。这次攻击实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因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从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一九○一年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二十世纪的开始，已是到了列强因掠夺而互相冲突的形势。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为的是争夺满洲，战争的损失，又挖取中国人的血肉去填补。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划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在中国自己领土之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铁路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债权主人管理；外国的商轮是在中国的海口和内河里面自由行驶；邮电是受严密监督；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还在中国占据了许多矿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开设了一些工厂，鞭策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同时又加上外国商品如潮的输入，慢说布匹纸张之类，旧有的针和钉都几乎绝了种，因此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中国因为每次战争都要被索去一批现金赔偿，加上鸦片和商品的吸收，现金日见减少，又加上二十万万外债连本带利不断的盘剥，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几个外国银行家的操纵，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者还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派遣许多的顾问牧师，出版报纸，设立学校－－这是企图更顺利的达到他们贪婪掠夺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起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占领胶州湾，并用恐吓贿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侵入了中国各种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机关的血管里面，控制中国经济生命，自由指挥北京政府，以完全实现他的侵略政策。这样虽然填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欲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嫉妒，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冲突于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鸿沟。
到了大战告终，所谓巴黎和会，便是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从新划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在那次会议席上，日本既是先行获得中国的利益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者又难于迁就，冲突无从调和，关于中国问题遂搁置而不能为平均分配的解决。
然日、美互争掠夺中国的强盗行为，已是表现得极其明白了。
美国既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调和关于中国的冲突，相互获得平均利益，便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拉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占得中国领土的最大部分做他专利的势力范围，又岂肯轻于让步，所以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即时实现。
在这样日、美冲突状态之下，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系、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拉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但是这种步骤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时发展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利益冲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国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纠纷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那能为力呢？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
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判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
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开放门户”政策之下。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御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袖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国际托拉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外国银行的私产了。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人的贪婪的写真。
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法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相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
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这便可证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法、意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动摇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
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一）
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占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
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一方便利于帝国主义的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希图维护著名亲日派张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内阁，以保持他对于北京政府的优越地位。这次战争的结果，吴佩孚扫除了张作霖在北京的势力，但是张作霖在满洲的势力并未失坠，仍足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了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过头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计划，已是显明极了。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民国成立十一年，几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便是军阀内哄，如直皖战争和奉直战争等。现在那些督军间的冲突，无处不现出严重的形势，加以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因为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故在现今“统一”呼声之下，发生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派军阀假联省自治的名义实行割据，同时他派军阀假统一的名义压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长自己的威权。两派所假借的名义虽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长武人政治的命运，则是一样的。但是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而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为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二）
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治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打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
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
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一）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
一、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可是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
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无区别。如共产团、公共食堂、公共洗濯场、儿童养育院等都渐在建设之中，以图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可见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二、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
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
（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要高声指教全国的妇女们：
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三、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
（一）机器生产力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用的生产要素，结果在好些企业里边便加入了少年劳动的队伍，他们同样的与成年工人成了必要的机器附件。但资本家还与少年工人的经济待遇却是普遍的都较对成年工人为尤苛酷。因之少年劳动者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
无产阶级少年不只成了资产阶级可榨出更大量剩余价值的目的物，且为他们驱使了去做保护他们掠夺旧的和做新掠夺的武器。每个发达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须组织坚强的军备做他的柱石；这组织中是要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劳动者做他的主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但需要军备去劫掠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战争和内乱里，组成了军队的劳动者逼于资产阶级的驱使，疯狂一般的去屠杀他们本国和外国的弟兄们，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持和争夺，劳动阶级中不知有多少兆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青年生命染血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上了。
在资本阶级这样残酷的掠夺和不害羞的利用之下，欧洲劳动少年的先驱们举起了他们反对的旗帜，他们要勇毅的为了他们经济利益和反对军备而奋斗，不幸，这种运动有多少年为黄色的“社会主义者”陶冶的青年所玩弄，他不曾得将他革命的光焰放高。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柏林会议，是国际无产阶级少年痛恨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聚千百的青年的，这次会议才组成与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体－－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的标语是“向劳动的群众中去！”他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他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
将资本主义世界整身推入他已打就的坟墓，实有待于劳动者阶级认识的增加，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
帮助世界劳动者祖国－－苏维埃俄国－－的赤卫军，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备！
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世界的资产阶级现要求加劲掠夺他们本国劳动者和弱小民族，企图恢复大战前经济原状、在这个进攻之中劳动阶级最先做炮灰的自然是最受掠夺的少年劳动者了。目前是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
（二）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了；现在中国的重要经济生命是已全操在外国资本家掌握之中，同时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和各自利益的争夺，互相战争不已。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达虽已到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独立民族的民主国家的运动，但这种势力常压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交相利用的压迫之下，从一九一一年至今未能成功。
这种情形决定了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最近奋斗的重要责任。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
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他且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他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他要使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的团结成了他的唯一主力。
（三）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
为了促进两团体关系的密切和协谋各种运动的顺利起见，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职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协商决定。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①
1．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在人民会议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责资产阶级及其帮凶，还要斥责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提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最初甚至不必害怕让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特别法令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他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
4．必须始终不懈地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的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5．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雇农和贫农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去中立一部分其他农村居民，那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革命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假仁假义的社会和平主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并在最广大的党员群众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坚决地要求在最短期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象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有权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第二国际的复辙。
8．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在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反复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实行决裂的必要性。它应该竭力支持正在产生的属于共产国际的红色工会国际联合会。
11．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同样，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
13．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14．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举行党员登记），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5．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应该反复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在敌人派去扼杀工人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等等。
16．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内修改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7．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18．鉴于上述种种，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名称问题不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和一切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必须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9．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凡是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内召集一次紧急代表大会，以便以全党的名义正式确认上述各项义务。
20．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允许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可以例外。
21．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
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
①这些条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当时列宁的报告提纲提了二十条，经过补充，大会通过了二十一条。详细情况，请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3页的注41。－－编者
（一）现在世界的大势如下：
Ａ．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破坏了。
Ｂ．世界的资产阶级现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倍加劲来掠夺劳动者们，以图恢复他们亲身在大战中损毁了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一道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
Ｃ．在经济秩序毁坏了中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如日美间的冲突和英法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
（二）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四万万贱价劳动力的人民，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
（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
（四）在这种状况之下，自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革命势力和进行变成了十分微弱；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横暴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
（五）中国本部是在军阀封建割据之下。吴佩孚一派军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又恢复旧国会以为统一的入手，这些均不能做到南北统一。
（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形，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
（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
（八）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认为最近要极力要求；
（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6）各种自由权；
（7）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
（九）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益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
（十）因此，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
（十一）中国工人要联合在各种工人阶级组织之内，成功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十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下：
（Ａ）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Ｂ）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Ｃ）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是衰萎，社会革命的势力日见澎湃，只因无产阶级自己营盘里有许多奸贼，很下流的替资产阶级服务，变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敌人，把这股革命狂潮暂时按抑下去了。因此，造成世界帝国主义者为恢复他们经济起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情势，如各国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和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在资本家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
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按照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证以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
（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
（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
（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援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如将工人的会费多数存作罢工基金是必要的，但同时工人必须避免自己立在不利地位的情况中争斗。
（四）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使工会明白：获得劳动立法和争得劳动改良条件，均必须工会组织得强固；在资本制度之下，要能够使劳动立法或劳动改良条件真正实现，都必须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压迫政府和东家才行的。
（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意，所以要防备非无产阶级工人们领导他们，须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自己。
（七）固然工会可以为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而奋斗，但是工会务必把雇主们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或对抗工头任意压迫工人的制度和包工制。各种运动都要变成有普遍的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
（八）工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同等的工钱。单独契约是很利于雇主掠夺的工具，他利用了这种工具便可随他的意思来进退工人和操纵劳力的卖价。工会须要努力争到：工人进退和一切待遇的条件不得由雇主的向工人单独缔结，要工会代表工人和雇主的协定。将工人分成了若干－－种族性的、年龄和体力－－种别，据着这些分别来定工钱的高低，这是资本家欺弄劳动阶级最巧妙而残酷的一种手段；资本家不但可用这种手段去更贪婪的掠那些弱的和幼的劳动者，且可将劳动阶级裂成了若干利益有差的组派，要他们自相忌恨，自相竞争。工会在这种场合便须努力争到“同样劳动须给同等工钱”；不论他是洋人或华人，不论他是男子或妇女，不论他是壮年或幼孩和老头，只要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劳动，便须给他们同等的工钱，不得据生理及社会的分别给他们不同等的工钱。但同时不要弄错，所谓“同等工钱”，不是将高的工钱减抑了去就低的工钱，是要将低的提到和高的同等地位。这两种职务是工会的基础职务，前一者的成功，是可使工人对工会增加了信赖，吸收他们大群的加入运动；后一者的成功，是可免除工人们中间的相冲突，做到了阶级团结一致。
（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因此，工会不得有收费过重或经过严重审查等办法，以限制工人的加入，这样才能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会。
（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络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
（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
（十二）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依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因为这是会使工会成为不能战斗的破碎团体。
（十三）工会最好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每种产业下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组织一个工厂委员会为基本单位，再组织一个产业组合。但工厂委员会须属纯粹工人的组织，绝不可用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混合组成之。同时工厂委员会又不可离工会而独立。
（十四）但是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间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
（十五）各国革命的工会必须有统一的联合，去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奋斗，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际旗帜之下，同时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须免去与向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事，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免得中国贱价劳力被外国资本家雇用了去排挤外国高价劳力等。
（十六）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
（十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
（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十九）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
附加议决案
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照录如下：
1．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2．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成一个工会。
3．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
（一）在经济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既安然发展过好几十年，于是与他表里为用的议会政治，也随着渐趋于巩固。在这样背景之下，无产阶级政党议会行动，就渐渐变成为投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换过说，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行动。德、奥、法、比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简直以全付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晓舌的改良行动之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运动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云外。
（二）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换过说，即产生于第二国际投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中－－重行估定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思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涉和蹂躏，常常处在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
（四）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酝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
（五）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起见，按照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规定如下：
Ａ、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省会、市会、县会候选人名单，由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协同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所提全体或一、二人不能胜任时，令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改提。
Ｂ、候选人资格决不限于甚么“学识”和“经验”，应尽情提出本党中最勇敢最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
Ｃ、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国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省会、市会、县会议员各项的演稿，须预先交中央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审正。
Ｄ、本党一切议员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分权，参与议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
Ｅ、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
Ｆ、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销其委员资格，并开除出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尽美，湖北的许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
鉴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次会议都要更换地址。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大会的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级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
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
第十一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十二条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
第十五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十八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之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八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条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二十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原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更复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一）劳动妇女运动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但同时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因期制宜。
（二）一般的妇女运动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此等运动年来在各处皆已发生，但是既不统一，又不活动。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等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至使她们望而生畏。
（三）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
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
（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
（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
（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一）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二）哈尔滨及山东两地在产业上及地位上皆甚重要，该两地方之劳动运动不可忽视。哈尔滨方面之劳动运动更宜作与苏俄工人联合之宣传，现时反对苏俄之趋向亟宜纠正。
（三）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
省、港、澳三方面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
香港地方在产业上甚为重要，在该地方之劳动运动须设法改职业组织为产业组织，以增加工人势力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压迫。
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
（四）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
（五）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1）男女工资平等；（2）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3）推翻包工制；（4）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
（六）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知识。
（七）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
（八）在半殖民地之中国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在手工业中之劳动运动中除加薪减时口号外，消费合作运动或要求红利运动亦宜注意，但须纠正劳资妥协之趋向。
（九）大的产业工会，尤其是海员工会，须设法引起其与赤色职工国际联合。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
（三）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
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
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中央局自己或经中央执行委员四人之请求，可召集特别会议。在请求书上须说明开会讨论之问题及其理由。
（五）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六）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
（七）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全党大会开会日期前至少两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后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方议案须互换。
（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在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
（九）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
（十）如有本党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时，执行委员会必须在接到请求书之一月内召集本党临时大会。请求书上必须说明请求召集临时大会之理由。
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刊印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着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殖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厉，日益迫切。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所以他的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如下：
1．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2．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3．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
4．实行无限制的普遍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6．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
7．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
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
9．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
10．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
11．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12．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享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养老年金。
13．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及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4．废止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
15．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
16．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
17．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
Ａ、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
Ｂ、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Ｃ、改良水利。
Ｄ、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
Ｅ、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18．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
Ａ、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
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
Ｃ、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
Ｄ、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
Ｅ、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Ｆ、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查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
Ｇ、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Ｈ、救济失业之工人。
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
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支部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遇必要时，得由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其参加地方大会，但无表决权）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地方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二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各区有二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支部干事或书记任期三月，区及地方委员支部干事或书记辞职时，须得上级机关之许可。
第十条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干事会均须互推书记一人总理各级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或各级书记分掌党务。
第十一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十二条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至支部全体会议，至少须每月举行一次。各地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支部书记或干事联席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各代表表决权以其代表人数计算。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或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百人以上者得派二人，二百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百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出席。
第十五条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与支部干事会，由总书记或各级书记随时召集之。
第十八条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之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级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
第二十七条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和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三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八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百分之五；在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者缴百分之十；二百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S.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九条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本章程由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二十二日）议决，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原载《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工人们！农民们！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当国内战争正烈之时，曾向你们表示过自己的主张和态度。
直系军阀虽然一时倾复，而现在又图重新保持其力量，把国内战争延长不息。在别一方面，反直系－－奉系、安福系，最反动的段祺瑞以及基督将军冯玉祥，虽然将北京政权抓住了，但是他们不仅不能统一中国，消灭军阀战争，并且他们自己仍旧耍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他们所给与人民的，不过是教工人及无数穷苦的农民更为遭殃，更为受苦！
无论直系或反直系军阀的背后，都站立着列强的阴谋，他们为着要干涉中国内政，不断的援助军阀战争以与中国人民为敌。英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治外法权，在租界里面给失意军阀齐燮元等以机会，教他组织势力，继续战争。但是当另一派军阀匿居租界有所动作时，他们便把他捉住，并逐出国外。这两种行动，在表面上虽然不一样，但是其目的都是要加紧中国的内乱，都是要利用军阀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美国的军舰早已停泊在南京，近又从菲律宾调动大批海军向我们的海岸进迫。每一个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机关报，总是天天高喊什么有积极对华政策之必要，公然地号召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国内的战争中，比较别国更会利用机会，然而也就因此引起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更加冲突。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图借口中国人民的愿望，要他的敌人（英美各国）对于他有所让步。
日本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要立在为中国人民“保护者”的地位，如以前在欧洲大战、袁世凯时代和凡尔赛会议时代一样。日本为掩饰自己强盗的行为和趋向，已开始宣传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和“亚洲人的亚洲”之口号。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起来，努力对世界帝国主义迎头痛击，努力打消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世界帝国主义者确实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将中国人民沦到万劫不复的地位！
中国人民应当知道，世界帝国主义者以美国为领导，去年秋季在伦敦曾经共同筹划了一个反对欧洲和亚洲人民的阴谋。他们所定的道威斯计划是什么东西？就是一方面要把德国变成英美的殖民地，而别一方面要把德国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一销场，好教英美的银行家和工业家更加发财致富。为着要强迫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人民及苏俄购买这些商品，英美帝国主义者不顾忌一切罪恶和残忍行为，非达到此目的不已。
在欧美我们已看出反动的现象，世界的反动势力正在聚集向劳农的国家苏俄进攻。列强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绝不能静听着他们的商品不能自由地输入苏俄，一定要把苏俄陷于奴隶的地位。他们更不愿意丢却这么一个好市场的中国！他们老喊着要保全中国的市场，他们一定要成为中国财富的主人，一定要陷中国人民为他们的奴隶！
为着要达到这目的，所以要供给中国军阀以金钱火药，所以美国要扩充太平洋的海军，所以英国要在新加坡建筑军港，所以他们都派军舰到我们的海岸和扬子江及西江等内河来。
为着掩饰自己的贪欲，帝国主义者更说他们自己爱和平，主张和平主义，最近期中战争是不可能的，应当创造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些好听的话。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家现在更加不知羞耻地说什么列强间邦交和睦，什么对中国人民怀着善意……等鬼话。当帝国主义者说这些谎话的时候，完全不看看列强军费之如何增加，军舰、飞机、军事工业之如何扩充，大家对于快要爆发的战争之如何准备。
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在这些事实之前，世界帝国主义努力扩充军备，努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及那些被金钱收买的各国的学者尽力寻找杀人的武器之时，东方的人民是如何危险！东方人民自卫的武器，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者的小玩意儿，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将我们的国土变为荒漠，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为坟墓－－这一种危险就在眼前啊！
但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暴动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将这些武器拿到手里；同时东方被压迫的民众起来反对自己的军阀，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国家，对外国帝国主义施以最后的总攻击，那末，世界帝国主义之破坏力量也可转变为反对其自身的工具。
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总机关－－共产国际，已经组织了无数万的工人立在社会革命的红旗之下。共产国际下的红色农民国际，也已经聚集了无数万的农民环绕着红旗。世界工农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武备并排生长，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劳农与资本统治之最后的斗争日见逼近了。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责任上，很诚恳地向中国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劳农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斗争已临近了，这种斗争将永远把人类解放出来，将永远消灭一切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以为不断地向群众解释，用什么方法中国人民才可以脱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如何才能与世界劳农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自己唯一的责任。
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全国各城市里面的群众现正努力达到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差不多都组织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学生现正组织这种机关，并且高叫着消灭一切军阀阴谋，反对段祺瑞所要召集的军阀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个善后会议，如段祺瑞所预料的，将成为段氏团结己派军阀的工具，借此工具以对付别派军阀，而引起将来无穷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劳动群众，起来制止段氏这种恶劣的计划。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的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中国共产党不仅尽力向群众解释军阀愚弄国家之巨大的危险和帝国主义者扩张军备对于我们是如何的可怕，并且要使中国民众知道国内军阀不给人民召集国民会议及组织群众的保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则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将更为扩充。
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无数万中国民众的命运真不能再静听军阀的愚弄了！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锁链已经开始摇动。
英美所扶植的直系势力之崩坏，是民族革命运动进展的机会，但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又谋重新制服民众的运动。他们正在那里预备最严酷的反动，我们应当明白现在时机之迫切啊！
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我们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
工人、农民、学生、手工业者，你们赶快组织起来，赶快制止军阀的阴谋，赶快要求在善后会议中参加最大多数的国民代表，赶快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你们赶快组织大示威运动反对外舰驶入中国内地，要求外兵不得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以内，取消一切领事裁判权！要使中国不陷于奴隶的地位，完全靠着中国劳苦群众的努力，完全靠着全世界劳农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奋斗！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
推翻国内的军阀！
国民会议万岁！
中国劳动群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全世界劳农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万岁！
去年－－一九二四年－－的今日，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永不能忘记的一日，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列宁离开我们而去世的一日。
自马克思以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首领列宁还更伟大，列宁不但把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理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垄断下挽救出来，他并且已经应用到实际上去。他手创了一个领导俄罗斯工农阶级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政党－－俄国共产党，他把俄罗斯的沙皇、贵族、资产阶级、地主、神父……等一般压迫工农阶级的魔王根本扑灭了，他把大俄罗斯民族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锁链完全打断了，他并且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现在全世界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完全成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要想脱离此种奴隶地位，只有联合起来根本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
中国的工农群众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所受国际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之剥削与压迫，比任何地方更要厉害。最近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备战及其工具军阀的私斗日趋险恶，在此种趋势之下，中国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众有立即变成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牺牲品之危险。我们要根本避免此种危险，我们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
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你们要想脱离你们的重重压迫与奴隶地位，只有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才是消灭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的唯一武器。我们在列宁逝世一周纪念日子里，应该高呼着：
打倒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压迫阶级！
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万岁！
列宁主义最后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万岁！
一、本党妇女运动应以下列各项为原则：
1．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
2．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因此，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
3．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
二、在中国未解放的妇女，本无经济地位可言，她们的阶级观念更不明了，但是我们在幼稚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也可找出她们因家庭经济背景之不同而生出各异的倾向。第一，立足半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运动在中国开始得最早，她们大概以女子参政号召，仅注意于上层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第二，受了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妇女运动遂亦同样地发生买办阶级化的教会妇女运动。她们的中心思想在建设屈伏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所谓幸福小家庭和做一些不彻底的妇女慈善事业。于此，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与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第三，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自从“五四”以来在社会上已时起时伏，尤其近一年来在国民党妇女运动中，最近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我们更明显地看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特别是女学生已渐渐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第四，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对于这种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
三、为发展本党妇女运动计，应有下列的三项入手办法：
1．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为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
2．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
3．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四、本党妇女部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之下，只能秘密存在。然一般妇女运动是公开的运动，故非另有公开团体不能与妇女群众发生直接关系。依现在社会状况，本党妇女部有下列两种团体可以居中活动：
1．国民党妇女部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
2．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有党派关系的妇女团体每易使一般妇女怀疑畏惧，不敢接近，故单靠国民党妇女部做公开的活动还是不够。因此，吸收妇女中进步分子组织无党的妇女团体在客观上十分必要。在最近一月本党利用国民会议运动的机会发起组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各地颇生影响，许多进步的知识界妇女和女工群众都已集中到这种组织之下。我们应勿失时机地利用现在已成立的和应向各地推广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以进行妇女的独立组织并图达到全国的妇女组织之目的。又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我们更宜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
至于各地工农妇女运动应与本党各地工农部协商进行。上海、汉口、天津、山东，为女工集中地，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女工运动的入手方法或办平民女校或组织女工俱乐部，依当时当地情形决定之。在广东农村妇女运动已有比较的可能。此后凡本党开始农民运动之地方，即宜注意做农村妇女运动的准备工作。
五、为图本党妇女运动宣传工作之发展，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刊物内容应注重妇女问题多方面的描写和批评，切忌偏枯。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并且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
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反对大家庭制度”，“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女子应有财产权与承继权”，“女子应有参政权”，“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保护母性（生产期前后休息六星期不扣薪资）”。
一、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这便是列宁主义与一切投机主义孟塞维克主义根本不同之要点，因为后者忽视那“睡觉”的农人阶级以为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要素。
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份，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二、自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外国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致以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资本）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途。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之可能而引之入自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争斗，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三、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上次扩大会议关于农民问题，曾经采用下列的决定：
“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应当要求订定税额须经乡民会议（农民会）的同意，同时要反对预征钱粮，拒绝交纳陋规及一切不法征收。
同样亦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动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乡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
佃农及自耕兼佃农之间应当宣传反对苛税。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
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
国民党政府领域之内，除上述种种宣传之外，还应当要求政府兴办水利，创立农民借贷银行－－免除高利贷之苦”。
以上这些方法，自然今后还很适用；惟应用的分际应随时随地加以斟酌，例如：佃农、半自耕农、雇农有共同组织以反对大地主之可能时，应适用联合的农民协会的组织。每次军阀战争，应利用农民因受战祸之种种痛苦而进行上述的宣传和组织。此外，于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势力所及之地，应特别鼓动农民反对教堂霸占田庄，反对教堂勾结地痞欺压良民。这种口号应视为在农民中发展反帝国主义之导线。
四、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此后，不但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引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地主的争斗之可能，更因国内客观条件而日多。我们的党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既然和国民党在一起工作，我们对于农民，便要替国民党的农民政策负责，我们应当反对国民党领袖们在南方对于农民的错误政策：（一）他们只想利用农民，并不实际保障农民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便要农民拥护国民党，这种政策是决不能得到农民的赞助；（二）国民党在军事区域里要农民赞助自己，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可是他们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例如，农民协会每为地主阶级勾结右派、军阀、官吏所压迫或捣毁，最近广州之市长选举，竟将二十余万负担市政费的市效农民除外。
另一方面，一年以来，广东农民已渐渐地觉悟并组织起来以反抗地主和劣绅，农民协会运动在广东国民党政府之下已成为政治生活里面的新动力，可是国民党并不知道怎样应用这种新动力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常任农民协会为右派官僚、军阀、地主所摧残。同时在这一年的经验中也可发见我们自己的错误：（一）在宣传上有时太使农民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使农民不相信自己有力量，不明白农会自己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政治势力保护不到时，农民对于我们便失望；（二）有时对农民提出的口号太高，范围太大，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即过早提出，犯了一种幼稚病，反促进反动势力之联合进攻，使我们不易于支持争斗；（三）有时把农民经济争斗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几个主持农会的同志身上，使农民群众反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使农会变成一个不以群众势力作基础的空架子。
五、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同时应注意利用每个具体争斗的机会根据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作反抗国民党右派及军阀的压迫；并使农民觉悟国民党及其政治的势力，可以利用保护农民利益的，但必须农人自己团结及与城市工人联合，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以工农阶级势力影响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在工农势力的影响之下向前进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须于国民党之外，同时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此项工作以各地农会中之支部为中心，并将各地农民运动特派员放在本党地委指导之下；在农民反抗右派官僚、军阀和地主争斗中，本党地委应作适当的宣传或发布宣言，务使农民渐渐知道本党是真为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党。
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对于国民党怀疑时，我们当向他们解释国民党的派别关系，并举出实例证明何为右派，何为中派，何为左派。我们并须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性质、党纲、策略。这种宣传在广东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失败，反共产的鼓动散布于乡村而与大地主结合之后，更为必要。
六、此外，我们更应注意数事：（一）提出口号须切合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二）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该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三）应特别宣传取消普遍的苛税杂捐，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作用甚大，第一是可获得一般小地主的同情和维持，第二是使富有阶级大地主孤立受打击，第三可使国民党的政策左倾，第四国民党政府如不能满足农民这种要求，可使农民对于国民党加以深切地认识。（四）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此外农会并应多做公益的事情，一以增高其地位，一以免除地痞劣绅借公共事业名义以敛钱。提高乡村文化（但初步运动时须注意不可过于违背农村中宗法社会心理），设立夜校、识字班、讲演、新剧、壁报等，皆应求国民党与以物质的帮助。
七、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土匪与农民之关系亦是一个重要问题，以广东已知之事实言之：（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以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对于这类土匪我们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即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
八、在南方日益发展之农民运动经验，我们应利用之向各地工作。以后凡本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及我们工会运动所及之地方（如沿铁路，沿矿山，及各大城市四郊等）－－尤其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务宜利用在广东所得之经验和本决议案之种种方法，尽可能地进行。我们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
九、全世界农民之真实的解放，是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解放相联接的；故我们应在可能范围内领导有组织的中国农民加入农民国际的组织以发展其国际性并助长全世界革命的进步。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然而青年运动的发展应由青年自己担负，因为他们自身是青年，有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所以容易了解自身的需要，对于青年工作容易发生兴趣。因此在各国做青年运动的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这是为青年运动发展起见，青年运动的发展当然是发展共产党指导下的一般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此地我们要明白在许多地方，组织工作是与政治工作常相关连的，所以绝对的固守着少年共产团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的原则，对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会有妨碍的。总之，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
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扩大会议的议决案上都明白决定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间的关系，但是始终没有能实现，而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免仍呈第二党的形式。其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始终没有懂得自己的工作是那些，自己团体的性质是怎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有许多是超过年龄的，而所做的工作是与共产党没有一点分别。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用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同时共产党也没懂得青年运动，以致没有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而有时且妨害之。这一种现象，非但使青年运动不能发展，并且有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之虞。这是要根本改过的。共产党以后应尽力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如派共产党党员同志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工作及帮助社会主义青年团训练或教育团员等。
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发生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而且必须的，但这又不是死条文规定所能达到。可以达到的方法是要两个中央在实际工作上发生密切的关系。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关系的具体办法，第四次大会赞成以少年国际关于此项之五条规定为根据，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斟酌规定之。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化一层也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对此也应尽力负帮助与指导之责。怎样能使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化，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子的青年化固然可用机械式的办法尽量把超过年龄的团员送入共产党，并且以后不再介绍超过年龄的入团。然而中心的问题还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怎样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目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一、青年工人运动一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同志都知道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重要的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与中央亦是同样的主张，然而至今没有一点成绩，是因为对于一切议决案没有懂得以致未能切实进行。所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
中国青年工人运动，在一般讲起来，还刚进入组织的时期，而主要尚在宣传的时期。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
要使我们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须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在无工会或有工会而不受共产党指导的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利用此种青年机关援助共产党组织工会或获得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代表青年工人的，由这种青年工人机关，拥护青年工人的特殊的经济利益，并在工会内要求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须有同等的地位，并使工会能提出青年工人的特殊的利益。同时又须调查青年工人的状况，以期得到一个明了的观念，再来定更适当的宣传、组织和教育的方针。
平民教育的运动，现在有发达的趋势，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极端注意的。因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青年工人接触的最好的机关，在这里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对他们宣传并可以增加他们的知识，使他们一天一天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尽量吸收青年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重要的职务。
二、青年农民运动这种运动目前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乡村教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要注意的，如何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接触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负这种责任。在已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应利用这种组织做青年农民的宣传并可着手做组织的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协助共产党组织农会。
三、学生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运动在过去都是用学生做一种一时的群众的政治运动。待政治运动终止之后，学生运动就无形停顿或消灭。所以学生运动的无进步，是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大部分同志不明白学生运动之意义与重要，以致学生运动策略多有错误。
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这始终不能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生中的工作应有长期的宣传，根据于他们的状况的宣传，和引导他们为自己利益而奋斗。一时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学生宣传的最好机会。这样社会主义青年团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能指导他们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出力，能引导他们做一般的政治活动。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各国都自然要做政治活动的，而在中国的状况之下尤其是紧要的，但是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共产党的指导，不然，将使运动不能统一进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除掉资本制度发展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下所担任的职务－－在青年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及青年工人经济奋斗的指导－－以外，尚有领导中国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的解放运动，这种青年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因为中国目前的解放运动是国民革命性的，而这种青年运动是一般的国民运动的一部分。
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指导这种一般的被压迫的青年运动，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注意于这班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如青年俱乐部及会社等）。在中国现时已有此种青年团体之成立，如新学生社、非基督教同盟等。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但工人阶级要真能达到领导者的地位，督促其他阶级前进，自身就须有强固的组织和独立的工作，所以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决定中国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努力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但同时决不要忘了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
中国的职工运动一开始便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指导之下，那时的斗争虽然还在一种原始状态里，然而一方面已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始，别方面已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新起的生力军。随后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及民族运动的进展，直接的间接的影响到职工运动。“二七”事变之后，中国职工运动显然已经经过两个时期，如今已到第三时期了。
“二七”以前，中国最初期的职工运动曾经因欧战期及欧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力稍稍减弱而取得一种初时的高潮的形势。“二七”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在中国北部得势才很明显地、很强暴地压迫职工运动，几乎消灭所有公开的工会；同时欧战后的世界经济恐慌流入中国（尤其是纺织业），使本来已是供过于求的中国工人，几乎取纯粹的退守态度，就是南方的职工运动也几乎完全依附民族运动。－－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一时期。（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第一次铁路代表大会以前）
当直系军阀尚能维持均势而江浙工业区勉强恢复经济上的稳定状态的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大约表面上只有局部的变化：北方铁路工人，曾经在军阀高压之下秘密进行全国的联合，－－可是这种尝试，只能勉强维系各路路工领袖分子之间的关系，工会组织只有山东胶济路出现一次，然而不久公开的活动仍旧被禁止了。并且接着五月间京汉路又受军阀的第二次重大打击（铁路总工会及汉口职工运动的重要职员被捕）；同时，湖南水口山矿工俱乐部也被军阀摧残了。上海方面丝厂工人、纺织工人、烟业工人，以及长江一带的手工业工人，曾经屡起屡仆地开始斗争，亦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束缚，还没有能巩固职工运动的基础。可是，南方的职工运动却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发展。－－原来民族运动的国民党－－处于英美直系压迫之下，屡试其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成－－开始倾向于求劳动群众的赞助，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便很得了些公开的发展机会（沙面罢工等）。国民党的改组，不但影响南方的职工运动，并且上述的北部铁路工人及江浙工业工人的运动，也和它有些关系。不但如此，国民党已经开始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合作，－－素受国民党影响的海员工会，便得公开的参加世界运输工人会议，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结合。职工运动在这一时期，确有由退守的地位渐进于进取的趋势。－－这是“二七”以后的第二时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以后，十月北京政变以前）
总之，这两期的情势，便是在“二七”严重的打击之后，工人阶级力求反守为攻的趋势。一方面，军阀、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冲突，别方面，民族解放运动乘机发展，工人阶级也就趁着这种趋势而求进攻。因此工人阶级与民族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实际上的结合。
虽然如此，民族运动既然因为工人阶级的参加而大增其革命性，帝国主义及军阀便格外要扑灭职工运动；高压的手段和强暴的政策便也日益厉害起来（广东的商团、上海的外国政府、北方的直系军阀）。再则，民族运动的进展，亦就一部分是中国经济里资产阶级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认识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也就竭力想利用职工运动，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变成民族运动的附属品；更有那反动的竟要使他成为官僚军阀的工具（国民党的右派在各地都勾结各种派别的“工贼”以抵制纯粹的阶级斗争派的共产党）。“二七”以后的职工运动，一方面遇着外部的更厉害的镇压政策，别方面发见内部的专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工贼”，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它的发现和民族运动的进展很有关系，－－直接的是资产阶级奸细破坏职工运动，间接的是帝国主义及军阀减弱民族运动中的革命力量。
北京政变之后，职工运动又有开始一新时期的可能。直系军阀势力衰败后，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国民党想利用的军事势力，所谓国民军，可以说已经侵入北方。因此，政局略有左倾的现象，－－国民会议的召集，临时政府亦不能不声言赞成，并且有公布劳动法的拟议。而且全国国民会议的高潮里，国民党以及工人阶级自己都要求工会参加讨论国是的会议。所以至少在国民军领域内可以公开组织工会，便是其他地方，也可以有公开工会的可能。可是这期职工运动公开的可能愈多，工人势力膨胀的机会愈多，帝国主义的力谋摧残也愈急，军阀及资产阶级奸细（“工贼”）的力谋破坏或利用的方式也愈复杂。－－这是最近－－“二七”后第三时期的职工运动大概的趋势。
照上述的职工运动过去状况及现在趋势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而且实行上也在于能适应民族运动进展中职工运动易于发展，同时亦易于受民族主义者之利用的情形，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进展，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
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进行职工运动，往往容易混乱阶级的观点，而发生种种弊病。去年五月共产党扩大中央会议以前，职工运动差不多与民族运动混在一起，有些地方如广东的职工运动完全拿到国民党里，而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由此所发生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自己阶级的独立工作，别方面因此发现少数工人（即加入国民党者）之官僚化。同时，共产党在职工运动的原始时期，本来只做经过少数特殊工人以组织工会的工作，到了和国民党接触，往往以少数特殊工人的接洽而使职工运动方面只是将就国民党的政策，而真正的工人群众便不免对共产党员发生怀疑。因此，在民族革命运动时期，尤其是与国民党合作时期，共产党对于职工运动，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障；－－而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们共产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自己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
（Ｂ）为在国民党中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不过国民党组织尚未达到的工人区域内，非必要时，不必急急为国民党组织党部。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所以在此等区域里应当以切实组织工会及阶级的宣传为第一要务。但是遇着国民党来着手组织时，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格外加紧我们在工人群众里的工作，以树立我们的势力，另一方面还要将低层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党部，以免国民党联络少数上层工人，欺骗工人群众。
（Ｃ）至于已经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并须组织工厂小组（或工会小组），取得群众信仰以备彻底改组这种工会。尤其在工人与企业家发生经济冲突时，我们应利用此种冲突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指出国民党的本性，使之趋向于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Ｄ）民族革命运动的时期中进行职工运动，须普遍地防止官僚化、机会主义化和工团主义的左倾的幼稚病。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各有其出发点，我们应向工人群众明白解释。所以，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民族革命应根据工人阶级自身的具体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决不应笼统地抽象地宣传三民主义或孙中山个人。
民族革命运动时期中职工运动里，尤其在现时工会有公开的可能的时候，不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关系应当非常注意，便是普通的工会里也很容易发现各种反动派：军阀官僚的奸细、工头等，－－国民党右派现在有集中这些反共产派于自己之手的阴谋。反动派在国民党有政权的地方往往受国民党的军阀官僚的利用，假借官僚的政权，行些市惠政策而蒙蔽群众，把持工会；他们竭力排斥共产派，往往因此而有分裂工会的倾向（如利用同乡、帮口等观念或组织）。我们的策略应当：（Ａ）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尤其是要使群众能自动的来力争，勿使群众觉着工会的恢复完全是国民党或所谓“进步的”军阀的恩惠；在反动政权之下的地方，公开工会的宣传，也同样要努力进行。总之，工人阶级初步的政治权利－－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要求，我们应当认为是现时亟须提出的口号。（Ｂ）主张工会的统一－－我们决不在已有别派有群众的工会之处分立同样的共产派工会，而且要加入这种工会工作，为各种具体的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以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而暴露反动派的真相。（Ｃ）职工运动中我们应当指导群众的行动的时候，必须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既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在失败后借口归罪于我们。（Ｄ）工人阶级固然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然而不论企业家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私人或国家，进步的或反动的，工人对于他们在经济斗争里是一样的关系－－便是劳动对抗资本的形势。所以职工运动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我们应当指导工人对他们绝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此种阶级斗争的进行，必然能打倒工会各种反动派，尤其是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因为他们在这种地方必然显出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当取得指导的地位，但是向来我们的工作，往往偏于技术方面，纯粹的工会书记的工作。现在必须立即开始切实的党的工作：工人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党的组织。宣传上的政治教育在现时已经非常重要，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解释中国政治状况及时局变化的意义（根据本党政治机关报及各该地本党党部的议决案），详细说明国民党及民族革命的意义，国民党右、中、左三派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关系；阐明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相互关系及职工运动的阶级性，在每个经济斗争中应当指出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说明工人阶级须有自己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及策略，以具体的事实证明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共产党；浅显地解释工人阶级及职工运动的世界性及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社会革命的关系。此等宣传当有经常的机关及计划。至于党的组织，则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因为工人群众中没有我们的组织做主干，我们决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当赶紧组织工厂及铁路等处的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负有指导工会工作或组织工厂小组的责任，担任普遍群众中的政治教育及工人党员的训练等的工作。我们在职工运动中，必须充分有上述的宣传与工作，才算是共产党的职工运动，而免得工会主义运动的危险。
自从“二七”以后职工运动有复兴的趋势时候到如今，虽然中间本党中央扩大会议（去年五月）曾经指出以前组织工会方法的不完善，并且决定从事于“工厂小组”的工作，然而进行的成绩极少。现在的时势，职工运动得更多的公开的可能，应当赶紧着手实行工厂小组的工作，庶几能真正深入群众，方才能保证我们对于工会反动派的胜利，而确立我们职工运动的基础。
一切反动形势之下固然可以先组织工人互助会、俱乐部等灰色组织，以进行职工运动，但是只要有可能，到处都应当努力以工厂小组的方法去组织工会，现时虽有公开的可能，一切工会仍旧应当由工厂小组组织起来，这种工会方能在群众中有深切的关系及巩固的基础，不致于象以前一样，遇着反动潮流便完全瓦解。
工厂小组，在每一工厂或作坊中，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起来。一俟发展，就依据工厂工作部分，而分为若干小组。小组人数不定（只限于某一工作部分），倘人数过多不便开会，可组织十人团，而每组可由十人团的代表选举三人组织小组干事会（小组人数少的只要组长一人）。全厂各小组代表大会，为厂中最高机关，选举若干人（人数按情形而定）组织某工厂委员会。再由各厂代表选举若干人组织某企业或地方工会。不过在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小组应绝对的秘密，并且在反动派之工会里边最适用这种组织。
小组为基本组织，这个意义是因为工厂工作部分相同，便有同一的利害的缘故。故小组决非十人团可比，而十人团又决非基本单位组织，因工厂基本单位是依工作部分而分，决不以人为单位，（如纱厂之细纱间、弹花间、打包间、磅纱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打铁部……等，这各间各部都是工厂的基本单位）。我们若忽视了以上的意义，便容易将十人团认为基本组织，或是将小组当作十人团。
小组为严重压迫之下的一种秘密组织，也就是我们职工运动发展的原动力。他的职能如下：（一）小组是潜伏于一工作部分的组织，不但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了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组织；（二）小组是一工作部分的核心，在未有工厂委员会之前，便是工厂的核心，负有组织工厂委员会的责任，随时做广泛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和鼓动，并利用工厂压迫工人的事实，引导全厂工人起来反抗，以集合群众而扩大组织；（三）工厂临时发生冲突及其他行动，在未有工厂委员会时，小组应积极参与来指挥全厂工人而奋斗，但在工厂委员会之下的小组，则听委员会之命令而活动；（四）小组在工厂里，引导部分或全厂的工人奋斗，而能得着胜利，在组织上定能有发展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五）工厂小组，发展到二组以上，就可起来组织工厂委员会。
小组不但是训练工人的单位，也就是培养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养成所，其训练的方法：（一）每一星期或两星期开会一次；（二）告诉开会的形式和召集会议的方法，使每个组员能在工厂中开会，或召集其他工人开会，或发生冲突时的临时会；（三）应取本工厂发生的事件为讨论材料，指示他们活动和反抗的方法；（四）会议时各组员应有报告，而加以批评或讨论，借此来训练组员成为健全分子；（五）灌输劳动常识（注意阶级的意义及阶级斗争的方式，最好取浅近的事实作比喻，力避抽象的理论）；（六）每次小组会应做含有批评的时事报告，以灌输政治常识，引起他们对政治注意。
在第四次大会后，本党职工运动的重要工作：
（一）产业工人的运动
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最大的产业除了铁路、矿山、海运、纺织外，其余尚在幼稚时代。这类产业工人是本党的基础，我们要特别注重的。
铁路工会运动，自遭“二七”失败后，即到了消沉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只成立了一个铁路总工会，而实际上没有获得真正群众的基础。以后铁路总工会的责任：（1）应派人到各路进行下层组织；（2）应利用各种机会恢复原有之被封各路工会；（3）应在未曾组织之沪杭、沪宁、中东、南满各路迅速进行组织；（4）各路须努力发展本党的组织而成为各路工会的中心；（5）为使总工会与各路发生密切关系，应不时派人巡行各路并随时指导其工作。
矿工运动在扩大会议后，在山东虽着手进行，但因此处同志运动方法错误，也没多大发展，如唐山、湖北、奉天、山西、湖南几个大矿区均没有进行，固然因经济人材的限制，但本党对于以上数十万产业工人当不能随便放弃，在第四次大会后当着手进行。
海员运动，在香港、上海虽说初步进行，实际地没有深入海员群众中，在以前我们想完全借国民党来整理海员工会的政策，已不成功了。现在应一面由我们直接的去活动，活动的方法：（1）在海员工会进行本党的组织，以冀由上层改造海员工会；（2）在海员工会下面之各帮公所及寄宿舍、俱乐部去进行工会小组及党的组织；（3）联络未加入工会及公所之海员组织俱乐部这一类的团体；（4）派人到海船上去活动。以上工作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起来改造现在之海员工会，而成为产业的斗争的工会。
纺织工人在产业上亦占重要地位，单就数量上看来，亦不可忽视。本党在最近时已渐渐的注重这种工人的组织，并且各地着手进行起来了，各地组织进行到相当程度时，须联络组织全国产业的工会。
（二）各工业区的工作
上海、汉口、天津是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我们对于这几区的工人，能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则本党职工运动的基础更稳固了。以后对于这儿区职工运动应特别注意。其次青岛、无锡、南通、大连等也应注意。
（三）大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运动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手工业工人在全国工人成分上，实占大多数，尤其是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对于职工运动上更有关系，故以后对各大城市之手工业工人，我们应以相当的力量去组织及宣传。
（四）妇女劳动及青年工人
中国虽说是新式工业落后的国家，若就工人中妇女劳动日见增加的趋势看来，差不多和欧洲情形相同。而中国妇女又沉留于宗法社会，在职工运动发展上，实有很大的阻碍。我们要解决这种困难，必与妇女部协同进行。
青年工人在职工运动中，占重要地位。并且是最勇敢而最有革命性的，就以前中国职工运动看来，青年工人差不多处在中心地位，以后不但对于青年工人须特别注意，并在本党指挥之下职工运动里应帮助青年团进行青年工人运动。
（五）合作社
合作社（生产的、消费的、金融的）也是劳动运动中最要紧的工作，他是经济利益之下团结工人，引导工人从事经济的斗争的一种方式。我们同志应该在各大产业区及手工业地方努力启发此项运动。我们的合作社工作是立足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应力避小资产阶级改良的观念的煊染，这是要注意的。
为执行以上职工运动的职任起见，我们的党应当有下列的办法：
一、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上述的各种运动，并负切实调查劳动状况之责任做成统计。
二、每地方之工农部，亦应特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专管职工运动，执行中央工农部的命令，负职工运动责任的地方委员应当和当地各工会里的共产党支部发生经常的联络关系，不仅供给他们以定期出版物、传单等指挥他们，并且要参加支部或小组会，作切实的训练。
三、中国地域很大，中央为明了全国实际情形，随时特派巡行员，并同时便做职工运动的指导员。地方工农部将每月或每次工作的成绩须向中央报告。遇必要时，中央得召集全国或某区域之职工运动委员开职工运动讨论会，审查过去成绩，并规划以后进行的方法。
四、中央机关报里，职工运动也要占第一等地位。
五、中央工农部及地方工农部应编辑极浅近的各种小册子。
六、各地宣传部应常常注意当地职工运动里的需要。
七、我们应竭力设法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国民党之工会为阶级斗争的工会，而筑成统一的工人运动。
第四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关于宣传工作议决案，本党有尽可能地使之实施的必要，其中尤以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之指示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应使之成为党中教育工作的理论的根据。
中国近几年的民族革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固然，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和鼓吹，《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大会后竟因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决议文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遂发生了右的乖离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中间虽经一九二四年扩大中央会议之纠正，但实际上在党内在党外毕竟没有做多少宣传与解释的工夫，故一般同志对民族革命策略上的认识常常表现其非左倾即右倾的机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倾向都是殖民地运动中所最难免的一偏之见，极需要我们努力予以纠正。
今后本党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新审定，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大会审核过去党的宣传工作有下列三要点可以批评：
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文字，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因此，遂影响到我们党员在国民党机关报上常常有批评本党或更有不满意或误解本党政策的奇怪议论发生－－这是在《新建设》、《新民国》、《评论之评论》、《觉悟》和《平民》上可以常常看到的。
二、本党过去在职工运动中常因太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竟使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以致基础不固，完全经不得摧残。如“二七”工潮后京汉路的工人组织全体瓦解，各处工会运动中我们党的基础极其微小是可以此证明的。即在安源，我们工友党员固不在少数，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群众中的实施是在最近数月才进行。
三、我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我们党员常以只能得其同情的错误观念，很少注意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致使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他们中间尚很少发生影响。其实，殖民地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可造就之革命战士。
根据上述的缺陷，大会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尽特具体地规定下列诸办法：
一、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中央应有一强固的宣传部负责进行各事，并指导各地方宣传部与之发生密切且有系统的关系。中央宣传部下应有一真能负责做事的编译委员会。
二、《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三、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现时尚不能发行许多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
四、《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
五、“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当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
六、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
七、各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
八、党的支部是我们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我们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以及内外宣传遇有困难的报告和讨论。并且在有些支部，宣读并讲解“党报”、《向导》都有必要。
九、党中教育机关除支部具其一部分作用，另外于可能时，更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讨论会，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而党的中央机关亦宜注意到统一的材料之供给。
十、在职工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们应切实了解其客观所具有的条件，如不识字，识字不多，不善听纯粹理论的议论，注意目前切身的实际问题，然后筹划的方案方不至难于施行。如工人补习学校，星期日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皆可视各地之需要择宜设办，但最重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灌输简明的理论知识和浅近的小册子之编辑。在重要工业区于可能时并应发行定期刊物。
十一、在知识界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传布无产阶级的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中央于此，应指导各地于可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或其他临时的讲演讨论会，以扩大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各地方不应忽略了利用每个群众集合，实行我们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传单、小册子的内容，讲演人的口号均宜十分切合群众本身实际要求。
1．大会一方面大体核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而别一方面又承认该议决案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实行，在中央然，在地方亦然。除开客观的原因（经济与人力之缺乏，军阀之压迫，许多负责任的同志们之被捕），妨碍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之实行外，我们更要指出别一个原因，就是各级负指导责任的同志们对于该议决案之实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党员对之未有充分了解。
2．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倘若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不能实际地实行，则吾党决不能前进，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同时最近在中国之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上和我党对于这个运动之积积的参加，实要求我们与劳动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国民党之政策为满足－－之关系日紧一日。因此，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
3．在南方反对商团奋斗的经验上，在北方的国内战争、在上海工人罢工（居然得到工人的援助，表现出阶级之真正的团结）的经验上，且屡次在南部和中部，各省之佃户和贫农之反对地主和富农的运动上，－－在这些经验上，都足证明群众奋斗程度之增高，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并且反对地主和本国的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在这些事实的前面，中国共产党之责任是应该使这种自然的过程转变为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吾党欲达此目的，则有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
4．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在这些地方已具备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对于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提；因为在这些地方纯粹工业工人的数量很多，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5．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至于在小手工业者和商工业的办事人中，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每一支部或几个支部在一块时，应有有经验的党员指导党的工作。
6．为着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起见，大会以为下列的二条是必要的：
一、章程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应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二、现在有些地方吸收党员的方法，如广东有使之经过十人团，各地有使之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应即更改，因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入本党。
7．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8．大会指出中央对于指导地方组织之不力，所以特别在组织问题方面，认为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应当使之适合于每一时候的实际要求之原则上面。
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大会修改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为：
“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书记兼宣传部，第二人担任组织部，组织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担任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会之兼职得互换之）。为增进每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9．我们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之机关。无论在党的支部内，工农群众内，或一般革命分子的组织内，这传布印刷品的工作都很重要。必须借着传布印刷品的方法，使我们与已加入职工会、互助会、俱乐部……的工人之关系密切。我们的印刷品，应当经常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在各地、各省传布印刷品机关之设立，无论该地有我们的组织与否，这的确是供吾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形式－－帝国主义，它直接的或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全世界之经济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因之各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之性质虽然不同，而革命之目的都有一共同点，即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因此，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之目的与地位与他阶级却不相同。第一，各阶级的民族运动，各依照他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封建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号召民族运动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而无产阶级乃是为了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而参加民族运动。第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且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性的民族运动，只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决不是什么民族主义的运动。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原始的笼统的民族排外不同，被压迫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压迫国的阶级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孤独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不是适宜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了。各被压迫国的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初亦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定胜负时，他们往往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使民族解放运动不能到底；所以民族运动必须得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才能防止其妥协，民族争斗的力量之发展，恒依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阶级争斗的力量之发展为正比例，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他目前趋向一个民族革命及其各阶级在此革命运动中的关系，和别的经济落后民族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历史，总不能逃出妥协而流产的运命，这是因为前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发展到参加此运动的缘故。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开始参加此运动，并在许多实际运动中，已露出阶级的分化，不但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了新的力量，并且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新的意义。
自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日甚一日，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之破坏，遂日甚一日，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入制造品输出原料的商业之畸形的发展，亦日甚一日，因此国内大商人买办阶级，遂一日强大一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不但支配了对外商业及国内商业，并有了一万五千万以上的银行资本，有了许多矿山及交通企业，并且插足到工厂工业。他们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外货外资），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他们对于军阀战争损害商业固然也表示反对，然而他们决不愿协同平民起来向军阀进攻，他们只想借助外力抑制军阀，使他们自己取得若干政权；他们尤希望利用此政权，勾结外资，用开发中国实业的名义，以图自利。在将来，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勾结资本帝国主义，断送中国国民经济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各种工业）之危险，比此时的军阀还要厉害。在我们的民族运动经验中，尤其在广东，这班大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新兴的工业（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资产阶级，在其发展阻碍上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然而也正因外国帝国主义阻碍其发展，现在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因外货侵入而濒于破产的小商人、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德谟克拉西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
中国地主重租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已使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农民运动，例如湖南、广东、陕西的农民运动，已表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并且他们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革命的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中国为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决死必争之市场；帝国主义者当中的竞争，固然有时给中国民族运动进展的机会，同时也正因他们的竞争，使他们更要争相勾结中国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阶级，甚至愚弄上层阶级的民族革命派，做他们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因为近来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这些争斗中，如沙面罢市及商团事件，都表现出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两个意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这样对垒的形式，在商团事件中，尤表现得十分明显，并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普遍的形式。
直系军阀倒后，英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受一大打击，同时中国的军阀已在分裂崩溃的途中，因此，人民中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渐渐起来，虽然还幼稚，而要求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普遍全国，参加此运动的是工人、农民、学生、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大商买办阶级及工业资本家，只向军阀政府请求加入国民会议，而不愿与下层阶级合作参加此促成运动；并且他们和军阀都已感觉得下层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起来对于他们的危险，而谋有以抑压之。因此，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中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到了第三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三年），才重新正式决定本党同志们有加入国民党的必要，又决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并到劳动群众中。当时党中已无人反对加入国民党及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惟有大部分同志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第三次全国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一九二四年正月）后，我们的同志大半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因为接触了实际工作，党的幼稚也暴露出来了：大部分同志们疏忽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左倾的错误，是主张继续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这种错误，以实际工作中得力的同志为尤甚；（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怀这种错误观念的，只是少数由国民党加入本党的同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本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五月）将这些错误，都指摘出来，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之危险。这些错误与危险，不但现在仍旧存在，即不存在而将来也再会发生，所以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错误的倾向，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是此次全国大会重要的职务。
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若是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便遗无产阶级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并且足以减少民族运动之革命性。这些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
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左倾的错误，如反对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这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或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担任，他阶级没有参加的可能，及其成功便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接着即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中国民族革命有两个特点：他是继续或完成辛亥革命，这个革命的内容是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如督军制，雇佣军队制，政权分裂，农民屈伏于官绅，人民无法律的保护）；同时，中国民族运动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继续的奴隶中国（强迫实行不平等条约，支配中国对外贸易，事实上管理中国交通，剥削中国劳动力，外侨享受种种特权，军队军舰驻在中国为其外交的后援，设立教育机关、教学及新闻愚弄中国人民）。因此，中国民族革命性，是由这两个特点决定的，在历史上说：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在政治上是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在商团事件，在江浙战争中，两派中间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他们在广东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他们不但反对我们及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立在我们和他们中间的国民党中派，公然攻击我们及国民党左派中派反帝国主义之失策，并附和实行共产之谣传压迫左派及中派。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他们总是立在我们和右派之间，操纵取利。在我们党的扩大会议后，我们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以抵御其进攻，同时并指摘中派之游移。自此右派不但攻击我们，甚至利用帝国主义者陷害我们，或联合社会上我们所有的反对派和我们对抗，他们承认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还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我们的指摘，颇想引用右派排挤我们，然他们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种种实际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们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数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及本案决定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与目的，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工作的方针，亦应有下列几项新的决定：
（1）国民党的分子包含有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及工人、农民阶级，在群众中他们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因此，我们在国民党中工作，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争斗的成分。
（2）我们固然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然亦仅仅是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因此，我们在国民党内各级党部，并且要在国民党外各社会团体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拥护工人、农民、一切劳苦群众之利益，指摘国民党中及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反动的军阀妥协和买办地主阶级妥协及压迫农工一切劳动平民的每个反革命事实，并暴露国民党中派游移态度。
（3）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在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间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事实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与阶级争斗之不同。
（4）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消极的阻其发展，以避免争斗是不对的，应该积极的助其发展，即在此发展过程中，努力加紧我们的争斗，使其行向革命。凡是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我们的党即应做公开的活动，每个政治问题发生，须将我们党的主张在民众中发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5）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国民党要援助工人、农民的组织并拥护其利益，但同时须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的职业组织应该独立，而不可与政党的组织紊乱，更应使国民党明了工人、农民自己有了强固的组织，才更有力量帮助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整个的工人、农民组织加入革命运动，比工人、农民个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尤为重要。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
（6）完全在我们同志指导之下的国民党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宣传党员群众，使他们都有明确的左倾观念，才算是整个的左派结合。单靠感情的联络，或只党部领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只要他们有民族运动的政纲与行动，在每个实际运动中，我们也应该和他们有相当的合作；但同时须向他们披露他们反动或改良的行动，并吸收他们中间的急进分子。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大会听了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的报告之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各种政策的决定，特别是第五次大会对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解释尤为详尽，一方面可以防止以后各国共产党右派对于这两种重要的策略之机会主义的曲解，他方面亦可纠正那种主张不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发生关系的左稚病，如此才能确实领导各国共产党获得社会民主党下的与无党派的大多数工人群众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以联合防御现时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的猛攻并进而推倒之。
大会对于国际妇女会议的决定亦完全同意。本党以后应注意妇女运动并在本党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以专责成。
一、欧洲之所谓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不得不使社会民主派及劳动官僚（劳动党）执政的时期，业已结束，英、美重新发现反动派的政府，欧洲反动潮流昂进，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侵略更加猛进，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内发现极厉害的经济危机的很好的证据。
二、最近英、美政府的更造，法、意反动潮流的增高的时候，又可以看得出，所谓小协约国，简直已成帝国主义的附庸，绝无疑议。英国保守党上台和美国共和党执政之后，埃史笃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内，对于农民、工人的镇压政策便格外厉害起来。波兰及埃史笃尼亚之资本主义法庭杀戮共产党员，巴尔干半岛上预备对共产党作总袭击，这种现象，都是号称“独立”的小国家，对于自己的新主人（保守党和共和党等）均贡礼，那些新主人正要吸这些国内劳农革命首领的血哩。
三、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立刻便对埃及人民作武装的攻杀，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的威吓，实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的开始。
四、英国九个月的所谓劳动党政府－－他的首领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首领，麦克唐纳－－对于工人执行资本家的政策，对于东方民族执行帝国主义的政策，既没有能蒙蔽国内的阶级矛盾，亦没有能缓和殖民地的反抗，完全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希望；却正相反，使国内的阶级冲突更厉害，殖民地民族更加毒恨帝国主义。
五、劳动党九个月的对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直到他后来因为英国贵族借口伪造的季诺维也夫的信而攻击下台，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人运动大显左倾，群众之中对于苏联的同情确见增长。
六、英、美想以道威斯计划变德国成殖民地，指定最靠得住的地方以便美国投资，想剥削德国工人以偿英、法的战债，资本主义的国家又想销售德国货品于苏联，向苏联进攻，－－这些新计划，使欧美反动潮流增高，各国资本都对工人进攻。
七、世界无产阶级对抗这种反动潮流，应当有世界的职工运动的统一。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赤色职工国际，现时的职任就是要统一世界的职工运动，以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反抗资本的进攻。要实行这一重大的职任，必须先有共产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统一意见，普通而论，共产党内亦是要有统一的意志。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亲密结合地进行职工运动，无产阶级的前锋才能坚持自己的地位，以求反守为攻，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脱离卖阶级的工贼和职工官僚的恶影响。
虽然阿姆斯特丹黄色职工国际及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尤其是德国，竭力破坏工会的统一，然而英、法等国工会中的少数革命派的运动渐渐兴盛，他偶和苏联的革命工会日相联合－－这种现象可以保证统一职工运动的胜利－－就是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原则及策略的胜利。
第四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完全同意：我们现在是处于国内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前次战争刚刚结束；虽然直系军阀自上至下地瓦解了，而胜利的反直系军阀非但没有一派军阀能代直系而统治中国，并且他们中间的冲突形势又日露险恶了！第二次战争又有立即爆发之可能。
前次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优势，给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因此使日英美帝国主义间在远东的冲突又形加紧，近日英、美、日的备战所以日益积极。这种英、美、日间的冲突加紧更使他们有利用中国军阀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之趋势，于是更促进现在对抗的军阀之间的战争。
在这种国内军阀势力摇动之中及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剧烈冲突之时，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如潮涌而普遍全国，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这种民众运动将成为将来更广大的国民运动之开始。
现时在中国军阀政治崩溃的过程中，这种民众运动怎样才能使军阀不再巩固他的势力延长他的崩溃过程，怎样才能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之实施于中国，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正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我们知道中国现时国民运动得到一个时期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发展的机会，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因为自从一九二三年中世界资产阶级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形势波及中国以来，就是从“二七”，帝国主义及他的工具中国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势力取进攻的策略以来，中国的国民运动非但不因为他们的进攻而低落反而日益增高，这种中国国民运动的逐渐高涨等到北京政变后反动的束缚略加放松时，就得到一个猛烈的发展的机会了。工人运动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基本，在事实上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以来，虽在最重压迫之下但仍旧是继续高涨而做国民运动发展的中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国民运动的发展是成为正比例的：阶级斗争足以促进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亦足以增厉阶级斗争，这是在广东过去一年来的经验可以证明，并且在现时亦证明给我们看：国民运动现时正高涨而中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亦日益厉害－－现时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这是表现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方法更形厉害。所以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政治活动（其实党的这种政治活动是为发展工人运动，是使工人阶级有政治觉悟，工人经济组织可以发展）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本党不应注意职工运动而只应注重政治活动，而是说这两种活动都应注意并应相并而行，因为他们是互相影响而促进工人阶级的组织与发展的。
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虽然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能防止在某一时期中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本党党员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在扩大执行委员会时立即纠正同志这种错误，并且自后逐渐使本党对于国民运动而特别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纳于正轨。
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织上有多少错误，如技术上组织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的迟延，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形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所以第四次大会应嘱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意组织的指导，并且要求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对此点亦应特别遵守。
大会并望新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能得到世界革命的总指挥之理论上政策上的更多的指导。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后，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但是，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在这场日益高涨的大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以及青年，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第一条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党员一人之介绍，经过支部干事会之审查，支部会议之通过，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三条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第四条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遇必要时得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允许其参加市或县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五条凡经中央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
第六条凡党员移转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党员。
第七条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八条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第九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移转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移转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
第十条党员自愿出党须经过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有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犯时由市或县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十一条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并将其开除的理由刊布在党的刊物；在省委未批准以前得停止其一切权利及工作。
第十二条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三条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第十四条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
第十五条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
第十七条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第十八条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按照党的系统手续。
第十九条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
第二十条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分部干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
第二十一条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国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
1．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
2．审查与修改党纲及党章。
3．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
4.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第二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遇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
第二十四条中央委员会得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及机关发生关系；得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行动；得指导与监督中央机关报并指定党的机关报的主任；得分配党的人才及支配党的经费。
第二十五条中央委员会经过党团指示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二十六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每三个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或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候补中央委员得参加中央委员会议及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中央委员缺席时，候补委员临时依次递补，则取得表决权。
第二十七条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八条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月须给省委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二十九条各省有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中央委员会认为有组织省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简称省委）。
第三十条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如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三十一条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三十二条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市委员会暂代省委员会之职权。
第三十三条凡不能成立省委员会之党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其附属于邻近之省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第三十五条省委员会得指导省委之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及指定省委机关报主任；得分配工作人才；得分配省委经费；得经过党团指导省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三十六条省委员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三十八条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简称市或县委）。
第三十九条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省委员会。
第四十条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市或县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市或县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省委员会之同意，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四十二条凡不能成立市或县委员会之地，该市或县之党部则由省委员会决定隶属于邻近之市或县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市或县委员会可互推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决临时事务。
第四十四条市及县委员会得指导市或县执行委员会下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市或县机关报；得指定市或县委员会机关报主任；得经过党团指示市或县政府及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得分配工作人才及支部市或县委员会的经费。
第四十五条市及县委员会每三个月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或全体党员大会一次，报告市或县委员会工作及改选市或县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决定之。
第四十七条凡在一区内有两个支部以上，市或县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派员赴该区召集党员大会，由该大会选举区委员会（简称区委）。
第四十八条区委员会人数，由党员大会决定之；但须经市或县委员会之同意。
第四十九条凡不能成立区委员会区域内之支部，由区委员会或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其附属邻近之区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市或县委员会。
第五十条区之划分，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之。
第五十一条区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五十二条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各街道及其各机关内或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但须得区或县委员会之批准。
第五十三条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支部的任务是：
（一）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二）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
（三）吸收新的党员；
（四）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
（五）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
（六）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
第五十四条每一个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支部干事会，隶属于区委员会，无区委员会之地，则直接隶属于县或市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支分部，支分部亦可组织干事会，不能组织支分部之党员多的支部，得组织小组，支分部下亦得组织小组，小组公推小组组长一人，直隶属于支部干事会，或支分部干事会。
第五十六条党员不满三人之处，则设一通讯员，属于最近之区委员会，或市县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支部干事会议，每两星期中，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干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斗争的问题。
第五十八条支部干事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五十九条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
第六十条支部书记之撤换，须经过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之通过及得区或县市委员会之同意。
第六十一条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第六十三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
第六十四条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第六十五条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解决以前，完全自由讨论之。
第六十六条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处罚之方式如下：
A.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
B.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第六十七条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解决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六十八条党员不经党的许可，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得党的许可，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六十九条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第七十条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
第七十一条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协会等等）中，有党员三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党团的目的，是在各方面加紧党的影响，而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的群众中。
第七十二条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讨论与某个党团有关系之问题时，该党团得派代表参加讨论。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七十三条为实行党团的日常工作，当指定党团干事会或党团书记处理党团的日常事务。
第七十四条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团对于党已有决议之各种问题，应严守与正确执行之。党的委员会得添派或撤回党团的分子，但须向党团说明其理由。
第七十五条党团对于其本身之日常问题得自由解决之，党团与党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时，党的委员会，应召集党团全体会议重新讨论之。并决定最后的办法，在党团方面对于最后之决定须敏捷执行之。
第七十六条在党团所在之机关或组织中的重要位置的候补人选，党团须与所隶属之党部机关共同商定之。对于工作位置的调换，亦须用上列方法。
第七十七条党团所讨论之事项，有关于含有政治性的问题时，党部机关须派代表参加。
第七十八条在非党群众及组织中，遇有解决重要问题时，党团须在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中事先讨论与决定。
第七十九条在非党组织中对于每一个问题时决定，当在该非党的组织会议中付表决时，在该会议中之全体党员（即党团分子）如有违犯党的决议，则按党的纪律处罚。
第八十条本党经费的收入如下列各项：
（一）党费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二角。凡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市或县委斟酌情形核定减免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CY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各地党的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八十一条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
第八十二条本党一切经费收入，均由中央委员会支配之。
第十二章与青年团的关系
第八十三条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第八十四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中央委员任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
第八十五条各地党部机关应派代表出席各级团部机关之会议。
（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复制本排印）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动摇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段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入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唯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唯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一、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中国青年大多数都深切的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别人能比他们更激烈的与这压迫奋斗。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其他工具军阀的斗争，扩大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及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并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的争斗。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夺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争斗，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周围，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领导青年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在工会内组织青工或学徒委员会，注意青工童工和学徒经济斗争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工会中做青年工作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须组织团组，受工会内的党团及团的执行机关的指挥。在工会工作的同志须向一般工人宣传青工利益与成立及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之相关而打破旧的行会的保守习惯或拒绝青工童工学徒的利益和要求。共产主义青年团须要组织青年在农民协会之下，参加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的争斗，并发展农村中教育文化工作，在农民协会中设立青年工作部及团组。童子团在数量上已有发展，必须要继续争得童子团的领导，使广大的劳动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争斗的后备军。国民革命军大都是失业的青年农民，这种军队实为革命重要力量，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注意在兵士中努力发展工作，改造这种军队，社会成分扩大并深入下层兵士群众的宣传，使成为真正民众军队革命军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获得广大革命群众。
三、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学生中与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自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以后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上的发展颇为迟缓，落在党的后面，这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最大的缺点，今后须要注意在广大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军人、店员、学徒与革命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团结广大的青年于其周围，努力做到团的群众化，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工作等常缺乏，团员对主义与政策之认识均甚幼稚，没有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党必须处处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改进并加紧内部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团的政治兴趣，不断的培养新的工作人员，吸收好的工人同志在各级机关中工作，以巩固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机关的组织，特别是中央指导机关。
四、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妨害团的工作（如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党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为工作的便利及团能迅速执行党的决议并青工人才起见，中央及各级党部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均应经常的有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应随时供给党以新的工作人才，但党调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时须要顾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使不致受妨碍。为使党团分化及工作发展的对象识别起见，团员最高的年龄应减低到二十一岁，党须要帮助团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应继续注意共产主义青年团本身青年化的工作，即是说将共产主义的政治工作使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共产主义青年团应以习青年本身利益的争斗和文化体育等运动着手，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这就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教育。
本党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正是职工运动复兴时期的开始，两年以来，经过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反奉战争中河南、天津、唐山职工运动的勃兴，铁路工会的恢复与发展，北伐后湘、鄂、赣、皖、苏、浙的发展，以至上海三次暴动，虽然有此仆彼兴，时起时伏的现象，然整个的形势，都是在不断的争斗继续高涨中。在政治上已经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给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从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一直到参加政权的实现，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劳动条件，已有很显著的改善，从要求待遇的改善，团体契约权之获得，直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管理的实现。群众生活的水平线，已有很显著的提高。在组织上，工会的权力，已渐次集中。纵的方面，从零碎的行会的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虽然现在还是很弱小的）。横的方面，各地方总工会，更具有最高的权力。工会会员数量上，由五十四万增到二百八十万。所以这两年来猛勇争斗的结果，的确有很显著的急速的进步。
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了莫大的威吓，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帝国主义因见旧有工具军阀系统的崩溃，亦欲在中国找到新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亲和力，互相吸引，因此资产阶级将渐次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工具。
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企图之下，遂尽力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组织法西斯蒂，来屠杀工人领袖，破坏工会；现在苏、浙、闽、广、皖、赣、川等处，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欲以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如蒋介石颁布的工会条例，几乎全抄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上海工人的经济总要求。并企图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在武汉的资产阶级亦欲以改良主义，来缓和工人阶级的进攻，如提倡分红利制度，甚至要工会来代管生产，以红利的大部分分给工人等。虽然我们在经济的分析上，看不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实行改良主义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化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权区域内，为欲巩固他的政权，与在工人阶级参加政权的区域内，欲缓和工人的进攻，的确有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在党的政治议决案上，已指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其主要点：
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
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劳工部主要的工作，并须设立监察机关，保障这些法令的实施。
第四，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要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
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
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的行动总纲，为各地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
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争斗，各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
上面七项是职工运动方针之骨干，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自然要特别注意当地工人阶级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兴奋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抵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侵入。必须如此才可以保障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过去有些地方（如反奉战争中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所以在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只有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才能兴奋工人政治斗争的勇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加紧群众的组织。这是以后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组织黄色工会实行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极力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尽量发展经济斗争，攻击这些黄色工会的组织，才能使工人不致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自然没有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可能，但我们应该注意工人日常的迫切的生活痛苦，发展工人部分的零碎斗争，在可能时，仍须举行大的斗争，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争斗中团结起来。但是在宣传上仍须提出总的经济要求来吸引群众。在武汉工人群众已经普遍的经过一次经济争斗，但是资本家随时将物价提高，使工人生活几乎毫无改良，甚至挨饿，因此一部分群众发现对政治斗争的消极。这是职工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挽救这个危机的方法，只有一面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继续争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限制物价，或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用革命危急的恐吓，来限制工人的斗争。这样可使工人阶级成为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应该极力与这种主张奋斗。
自经济罢工发展后，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倡为“罢工循环”之说，其用意则在打击工人阶级，就是国民党左派中亦往往有人因此学说而动摇。要知一般物价之增加决非因罢工所致，而有其根本原因，即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及种种政治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尽力根据事实作广大的宣传，与此类学说奋斗。
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争斗，成为目前很重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欲保证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须绝对停止争斗，这句话未免矫枉过正。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决不单是消极的方面让步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在积极的方面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加紧反大资产阶级的争斗，不断的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一般市民的要求等。所以我们对手工工厂工人和店员的争斗，仍是要积极的拥护，才可以取得这些群众。第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第二、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生活极为痛苦，只有发展经济争斗，才能组织起来；第三、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的劳动关系，多半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不经过争斗，不能打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尤其是非产业的区域（各县、市、镇），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就是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这些地方政治上的领导势力。但这些是他们被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思想与权力所束缚，我们要使他组织起来，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自然，在手工工厂与店员的斗争中，要注意资本家的经济能力，提出的要求不可超过他的能力之外，对于团体契约权的争斗，也应就客观的形势而相当的让步。
在工会参加管理的国有产业中，将有一种反对经济争斗的倾向发生。这种倾向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将是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要使这些国有产业能按照他的利益发展，而限制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有人误认这些国有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自己的产业）。这种倾向不单是要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降低，并且要影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我们应该极力的与这个倾向奋斗，只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能随国有产业的发展而随时提高，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在这些国有产业下的工会，应该注意这些产业的发展，随时提出进步工人经济要求而争斗。
在劳动保护法已经颁布以后，监督这个法令之实施将成为工会主要责任之一。工会应该注意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欺骗，随时代工人向监察机关提出抗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真能得这些法令的保障而提高。
现在工会组织有几个重大的缺点：第一，无论在纵的方面（产业组合）横的方面（地方组合）还是很零乱散漫，直到现在全国产业总工会，只有海员、铁路、邮政建立起来，并且没有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没有尽他对于下级工会指导的责任，甚至毫无关系。各地总工会，虽然权力比较集中，但是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亦是非常散漫。所以目前职工运动在组织上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合并许多小工会成为有力的产业的大工会。第二，许多工会还带很深的行会主义的色彩，甚至仅将行会组织改了一面工会的招牌，所以我们要极力与这种行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奋斗，要限制手工工厂厂主、店东、包头等加入工会。第三，为准备参加生产管理，须组织强固的工厂委员会。过去虽然在许多地方的工会有类似工厂委员会之组织（每工厂一委员会），但实际上仅仅做了一些工会的日常工作。以后的工厂委员会，除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还要注意本工厂的一切的经济情形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将来才可以尽他的监督生产的责任。第四，在广东、上海……等处，已经有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使这些工会统一起来，只有在这些工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展我们的影响和极力提高工人经济的要求。决不可以专与他们的几个首领联欢，希冀一种上层的统一。第五，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的组织（尤其是在各县、市中），许多地方都以一种产业的方法去组织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工人，我们应按照他的职业和他过去组织的习惯，来做组织的原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即刻颁布一种关于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会的组织大纲，来做各地的标准。第六，铁路工人运动本为本党最早的工作，而且曾有伟大的斗争，因本党年来政策之极端与对此运动之轻视，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是本党莫大的错误。以后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把铁总强大起来，在各铁路组织秘密工会，须由铁总派特派员到各路工作，以建立铁路工会的系统性，同时须在各地党部指挥之下，以建立党与工会的亲密关系。第七，第四次大会后，海员转变到本党指导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本党应该继续加紧海员中的工作。惟海员运动，虽渐次在各轮船推行支部的组织，特别以省港轮船组织为最有成绩，但是宁波籍海员仍未完全组织在海员工会之下，内河轮船分会有放弃轮船而只组织木船划子的倾向，都是应该纠正的。第八，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顺、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础。第九，重工业，过去对于重工业工人很少注意，如上海轻工业同志达数千人，而重工业如某一造船厂仅只几个同志，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重工业工人，在职工运动上应占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的数量上亦复不少，如我们不有计划的加紧在矿工工人中去工作，则重工业工人已经有广东机器工会之影响，不难为黄色派所取去。
工人领袖官僚化之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其原因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训练，工会干部人材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救济这个危险，应该切实执行“工会民主化”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应该且必须要经过工人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中决定工会的工作，要在这些工作中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生工人运动领袖，必须如此，才能挽救这个官僚化的危险。
国民党应该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之政党，因此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充实其内容，才能实现领导之作用。
现在全国各处都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尤其是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武汉，差不多有十万以上的失业，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为失业的恐慌而争斗，可以影响整个的职工运动。第一在武汉政府之下，应即刻要求社会保险制度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须加速大产业国有及国营的经济政策的实现，才可以挽救失业的恐慌。第二应该使失业工人完全在工会组织之下去争斗，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在工会内设立职业介绍所及互济会等组织，总之，无论如何要使失业工人不离开工会的影响，而为资本家或其他反动派所利用。
童工与女工问题，在党的过去议决案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但到现在各地还未能正确的执行。各级工会均少注意童工与女工的利益，不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以致童工、女工不了解工会的意义，不积极的拥护工会，或另外成立组织，形成如另一工会的形势，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以后各地工会要积极的拥护童工、女工的利益，每次经济罢工均须提出童工、女工的要求，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工会的各级机关均须有童工、女工参加），才能挽救这个危险。
现在劳动童子的组织，超越了他的教育宣传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童工工会，以致与工会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工会未能注意童工，和在童子团工作的同志不了解童子团组织的性质和意义的原因。以后各工会均须设立童工委员会（或学徒运动委员会）。童子团在组织上应该隶属于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尤其要注意童子团的童子化。
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很少注意，以后在各工会应极力发展宣传队的组织，各地方总工会至少须有一周刊和会报的发行（尤其要注意群众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有发行日报的需要，务在最近期间实现。各种小册子的编辑，亦极为重要。
过去工会的教育工作，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上多未注意，此项工作，极为重要，在各地方总工会均须有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并须极力利用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工人教育。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
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
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
现在资本家借口工人工资的增加，任意提高物价，使一般农民对工人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工农冲突的事。这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的革命前途的。要使工农关系更加亲密起来，自然要把工人生活的痛苦，及物价增高的原因（完全是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消长），完全是资本家的罪恶，尽量的宣布出来。但是仅只这样的消极的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各地工会能够与农民发生亲密的关系，帮助农民的组织，拥护农民的争斗，直到帮助农民取得土地，这样才能使农民了解只有工人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受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挑拨和利用。
中国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所以中国工会应该与各国工会发生经常的亲密的关系。把中国工人的痛苦及斗争的情形尽量的向各国工人群众中宣传，以取得各国工人的深切的同情与拥护。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只有中国工会比较进步，所以太平洋劳动大会，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间召集，并须由此建立经常的宣传通信机关。
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其实工会的斗争应当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同时不能使工会失了他独立的性质。具体的说，就是党对于工会的指导，第一应该是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完全受党的影响；第二，在工会的机关中，应该有党团的组织，使党的意志去影响工会的一切工作。这样自然可使工会的机关和群众，都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了。同时，党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如宣言、主张等），应尽可能的公开的在工会中讨论，增加群众对于党的认识。
中央工委过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党对于全国职工的运动的方针与策略，完全缺乏指导。以后应该极力将工委强健起来，使能充分的工作。以前许多区委工委都很懦弱，甚至无工委的组织（如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积极的纠正过来。
现在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材，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要训练人材，第一要使工人群众多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在许多斗争中，增高他们的经验和工作能力。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第二，在各地总工会都要设立短期的职工运动训练班。党应该选择很好的工人同志，办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材。
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有五万人以上的党员。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
为要完尽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塞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
然而，本党迅速的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并须特别注意底下几点：
（一）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党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用通俗的书报方法和实际党的工作方法。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真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
（二）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
（三）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要解决上述二种任务，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
（四）在党面前，将来又有一个问题，即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为着这个，必须明显组织党团，严密服从党的指导。
（五）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种方法。
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分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Ａ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Ｂ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Ｃ战时苛酷的征收
Ｄ拉夫（运输军用品）
Ｅ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Ｆ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琛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起初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1．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Ａ）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Ｂ）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族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二十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二十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据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Ａ）保持组织的独立，（Ｂ）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褛褴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Ａ．征收很重的财产税，Ｂ．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数量上的增加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共产主义青年团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去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的工人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单是中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现在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前例的，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彻底胜利的。
现时革命的进展，正向着彻底胜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决不仅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设立劳工检查院。因为只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的反革命势力，而后国民革命的胜利方能巩固。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他要剥削工人和农民，要剥削小商人及一般民众，但是工人阶级要领导着革命来解放一般民众，拥护一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真正发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宁可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开始屠杀工人，摧残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压迫一般民众－－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蒋介石派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杀民众，反对国民政府，中途破坏革命，在上海、南京、广东、江西、安徽、四川等处不断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政策－－都是大资产阶级只顾自己阶级的私利而背叛国民革命的表演。他现在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无产阶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无产阶级势力不被摧残，他是无从破坏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坏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的更加严厉残暴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要联合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反抗军阀和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联合农民实行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并没收大地主土地；要联合革命军人及兵士，实行革命战争，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联合一般民众参加并巩固革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现民主政权的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毁军阀及反动派的根基，别方面巩固并发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纪念正要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去镇压反动，歼灭军阀。
帝国主义呢，也因为中国革命急剧的进展，除利用军阀及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外，还在实行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并且开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如南京惠阳及汉口四三的事件）。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应当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去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结合更密切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今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五一”纪念，可以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联合，终竟要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而得到最终的胜利！
我们今年五一的标语是：
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
撤退外国军舰！
收回一切租界！
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镇压反革命派！
颁布劳动法！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保护女工童工！
肃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乡村民主政权！
用革命的恐怖制止反革命的恐怖！
拥护国民政府！
救济失业工人！
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
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
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纲！
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万岁！
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工友们！同志们！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近两年来，已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其发展之猛烈使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发生摇动；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稳定之最大障碍了。因此镇压中国革命遂成为各帝国主义国的共同企图，其镇压之方法亦从间接援助中国军阀而变为直接用武力干涉以摧残中国革命。现在英、美、法、日、意集中军舰数百只军队数万于沪汉，先既有炮击南京之事，继又对国民政府提出类似哀的美顿书之通牒，现在更有待时而发立即摧毁革命根据地之势。
中国国民革命之所以能如此发展而使帝国主义如此恐怖，就是因为他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以三百万有组织的群众领导现时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妥协地向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奋斗。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受了外国帝国主义之唆使，背叛了中国的革命而与帝国主义携手共同向中国的革命及其领导者－－工人阶级进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的手段在上海、广东及各地屠杀工人领袖与破坏工会的组织。
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实行以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及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举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使中国革命走入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战略，更使世界工人阶级了解须团结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防止其破坏中国的革命。
各国工友们！要知道帝国主义此次积极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要给他们以致命伤；所以我们各国无产阶级要起来以全力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不能稳定，如此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基础就发生摇动。
所以中国共产党，正值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趁“五一”节的机会，要求各国的工人阶级更形团结一致以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奋斗。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
无产阶级加紧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
反对白色恐怖！
打倒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告全体同志书
各级党部并转全体同志们！
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这样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两大任务。
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完全打倒。这两大任务，一则肃清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一则扫除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目前革命的阶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现在阶段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的各派从蒋介石派、革命评论派以至中华革命党，都只想消灭工人农民的革命暴动，宁肯和帝国主义及封建豪绅妥协，甚至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如对农民只提减租和田赋政策，对反帝运动只提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要缓和工农的阶级斗争，分裂革命势力，只是一种延长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干，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一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
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干，革命政权当然不能要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形式。因此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苏维埃政权，是彻底的民权制度，是一切生产者直接管理政权的最好的方式。他的形式虽然很便利于无产阶级的独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还应该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而不能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就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一年以来，党的政治总方针，既为建立这种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广大群众推翻现在统治的武装暴动，即为建立这种政权的前提。
但是武装暴动并不可以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反动统治剧急的动摇崩溃，革命力量有了广大的组织的时期，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所以六次大会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
同志们！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现在同志中发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的意义，都足以妨害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的任务：
第一，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以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资产阶级还有革命的作用，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因此而发生不正确的策略，主张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主张我们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完全是帮助资产阶级，完全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的动力，在政府中极力主张改良的政策，在群众中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的口号，不单是不能与他相同，并要一定要不同，然后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使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口号的周围。
第二，就是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以为大会既经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要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一切斗争行动，都要力求合法。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更不了解乡村中英勇的烧杀政策，和盲动主义，固然应该严厉的反对，但是在许多乡村，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极高度，每一斗争，都要走向武装斗争方面去，所以真正是广大群众要求和参加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等，我们必须领导，然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现在不知不觉的在党内有了些萌芽。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在群众工作中惧怕甚至避免斗争，只做些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主义原则。殊不知党和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扩大，革命浪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发展出来，党与群众的正确的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能够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这种倾向发生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和工作困难的反应，主观上则是不了解盲动主义，因而“反盲动主义”成了“不动主义”，这种倾向正与六次大会“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为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
第三，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大会看到过去城市工作的消沉，特别指出职工运动的重要。但因此而发生一种思想，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要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为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如果丢开了农民群众，无产阶级便成孤立，决不能够战胜敌人。过去的高潮，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
第四，但还有与上述思想正相反对的危险，则更为严重。这就是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一年来农村斗争特别发展，党的组织又有十之七八是农民成份，因此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内面。例如主张平分田地、平分财产等均产主义的思想，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共产党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同时明白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保守的观念特别重，更缺欠组织的能力，所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再有过于重视农民斗争，放弃城市工作，专一注意乡村，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有莫大的危险。
第五，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的危险，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此外别无反帝工作。后一种以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发动一切工作，甚至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了解怎样去促进革命高潮，都不了解各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意义。没有工人农民强有力的基础，决没有反帝的高潮；同时反帝运动也的确可以推动工人农民的斗争。所以工农斗争与反帝运动，应该同时发展，同时并进。
第六，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的倾向，这也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积极的革命的作用，所以在策略上形成“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主要的就是制造兵变。后一种，以为兵士运动可以发展工农运动，只有兵士运动发展，工农运动才有办法，因此在策略上也主张多做兵变。这两种观念，都是极不正确的。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的农民”，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所以决不能说没有积极革命的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当然更是这一联合势力当中的领导力量。所以兵士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而成为将来的总的暴动。但是兵士运动，必须有工农斗争的影响，没有工农斗争，兵士运动决不能够发展，所以偏重兵士运动，更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所以这两个观念，根本上虽然是两个极端，但是在策略上都成为“兵变主义”。
第七，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以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而不知道这是在我们党领导群众的策略正确与否。党的口号与策略如果正确，不单是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并且可以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增加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口号，但是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
最后一种，就是只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这一种幻想，是与目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的规定的明显的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还要走向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的去做群众的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若是只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的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所以我们更应该严厉的打破这种幻想。
同志们！要贯彻六次大会的精神，实行六次大会的路线，更要肃清过去的许多政治上的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第一，便是机会主义。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倚赖单纯的军事力量。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即发生动摇，为要迁就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离开自己阶级的立场，牺牲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取消批评同盟者的权利，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顾拉拢上层的领袖，不惜阻止千百万下层群众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思想。现在客观的情形与党的路线虽久已变迁，但机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去净。如上面指出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等都是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二，是盲动主义。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岂知群众斗争还没有发展，听着暴动都要害怕，自然就不会来参加，遂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的烧杀行动。到了暴动失败，使群众因反动势力的高压，连日常斗争都要消沉，其妨害群众斗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拚命主义。上面指出的只幻想革命高潮，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兵变主义”等，也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三，是命令主义。如命令暴动，强迫罢工等。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以及群众中的委派制度，都是这个精神。这是不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党放在群众之上，把群众看在属从的地位，不了解党仅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以为党权可以高于一切。这样必然使群众对党发生反感，或则把革命斗争认作共产党的事，他们只是服役的人，或则把党看成救世主，而不相信群众本身力量。这就是使党脱离群众，绝对不能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
同志们！现在党内许多不正确的观念，都是上面指出的三种错误思想的残余。要实现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必须与这三种错误的观念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塞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钻进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更加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一经转变，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向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所以要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的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的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见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是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
第五、是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的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是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一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是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们坚决的一致的奋斗，少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六次大会的委托，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当的倾向，继续猛烈奋斗，尤其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
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的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的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们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的路线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分，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塞维克化主要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第三，是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扩大，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是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的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的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最后中央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
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
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
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
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
坚决的与盲动主义斗争
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到产业工人中去
党员职业化
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
发展党的理论的教育
健全支部生活
继续改造党的组织
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
完成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
促进革命的高潮
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党章
（1）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2）入党资格：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3）入党手续：新党员入党时，由党支部通过，并须经过本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之批准，入党的条件分下列数种：
（甲）工厂工人须经党员一人介绍，由生产支部通过。
（乙）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
（丙）各机关高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三人之介绍。
附注：
（一）介绍人应对被介绍者负责，如遇有介绍者不确实时，则应受党纪之制裁，以至于开除党籍。
（二）在新党员未批准为正式党员时，各相当党部，得委任该新党员以某种工作，借以考察其程度，及其对于党之了解。
（三）少共团员入党时，由少共委员会介绍，亦须经上项各相当之手续，由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或上级党部之批准。
（四）在每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
（丁）脱离其他政党（如国民党等）而加入本党的，须经有党籍一年以上之党员三人介绍。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者，则经省委之批准，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者，则须经中央之批准。
（4）组织之改变:其他部分的政治组织，或整个的政治集体，以及整个党的组织，加入或转入共产党时，必须经中央的决议。
（5）党员迁移: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迁至别一个组织的工作范围内（区域内）时，应转入其所在地之组织中，去作为这一个组织之一员。党员由这一组织转别一组织及一国移至他国的一切手续，须按照中央颁布的规例。
（6）开除问题:开除党员须由该支部党员大会通过，经党的上级委员会批准，方发生效力。同时在开除决议还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以前，应即停止被开除者在党内一切工作。不服从开除决议者，可以上诉至最高党的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员有反党行为时，有直接开除其党籍权，不过此开除的决议，应通知被开除者所加入的下级党部的组织。
（7）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
（甲）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
（乙）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丙）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恰当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一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
（8）指定指导机关：在秘密环境之下，于必要时，党的下级机关得由上级机关指定，且经上级机关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员加入党部委员会。
（9）党的地域区分：党以地域原则划分为单位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于该区域内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所有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都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组织，成为中共的党员。
（10）各级机关执行权：党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和党的决议范围内，对于地方问题有自由处决权。
（11）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各级党部之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
（12）各级执委：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国大会选举其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此执行委员会，在前后两大会期间，为指导机关，指导各级相当组织之一切经常工作。
（13）批准问题：一切新成立党的组织（支部县委等等），必须经过其隶属的上级机关批准。
（14）本党组织系统如下：
（甲）在每个工厂、作坊、商店、街道、小市、镇、军队等中：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干事会。
（乙）城区或乡区内：区党员大会或区代表会议－－－区委员会。
（丙）县或市的范围内：县或市代表会议－－－县或市委员会。
（丁）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
（戊）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己）全国：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
（庚）为易于指导各党部工作起见，中央委员会，得按情形之需要，在数省范围内成立中央执行局，或中央特派员。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之，并只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15）党部机关：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党部委员会下各部之组织，由中央决定之。
附注：为在其他民族的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起见，于当地的党委员会之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此少数民族工作部应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
（16）基本组织：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工厂、矿山、作坊、商店、街道、农村、军队等）。所有在该地工作之党员，应一律加入支部。如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党支部组织，但须由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批准之。
（17）支部特别组织：在有党员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业中，这些党员得并入与该企业最接近的生产支部，或与邻近企业的党员共同组织支部。在任何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如手工业者，个别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知识分子等等，按住处的地方为标准组织街道支部。如在农村支部中，有农村经济企业，如小的矿山，或某种农业工人，得按生产关系组织支部。
（18）支部任务：支部为使与工农联系起来的组织。支部的任务：
（甲）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在无党的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
（乙）以党组织的力量，积极参加工农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以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讨论他们的要求，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为取得工农一切革命行动的领导而斗争，努力工作以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
（丙）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物，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19）支部干事会：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以进行日常党务，该干事会进行支部的工作，分配支部中党员的工作，如宣传，分发印刷品，在工会中及农民组织中进行党团工作，妇女工作，与少共支部发生联系等，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
（20）区代表会：在城或乡的分区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或该城乡区中各支部之代表大会。城乡区的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接受和批准区委之报告，并选举区委员会和出席县市委或特别区及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21）区委：城乡区委员会于前后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期间内指导该区范围内一切党务，城乡区委员会之常会应按秘密条件所许的范围内经常召集，每半月至少一次。区委员会前后一会议期间内，工作由区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指导之，常务委员会，由区委员会自身委员中选举之。
（22）县代表会：一县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县代表大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临时县代表大会或经该县半数以上之组织的要求，或根据省委员会（或特区委员会）的决议，由县委员会召集之。县代表大会接受县委员会和县审查委员会之报告，并选举县委员会及县审查委员会，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区代表大会或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23）县委：县委员会由县代表大会选举之，于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系该县党的最高机关。县委员会中除应有县城的代表加入外，该县乡区或各重要乡村党部的代表亦同样须加入，县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间可由县委员会自己决定，但至少须每月开会一次。县委员会推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县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以处理日常工作，县委之书记须得上级党部之批准。
（24）县委机关：县委员会应执行县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应尽可能的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宣传鼓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等）以进行指导的工作。县委员会在出版党报时，应指定该党报的编辑。县委员会执行该县范围内的党务，在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对上级党部负责，并对上级党部经常的报告自己的工作。
（25）（原件缺）：县委员会所在的城市，不设市委员会，其工作直接由县委员会指导，城市的组织可分为城区，领导城区工作者为城市委员会。
（26）市委：市委的组织如县委，除预算下得分城区外，并得管辖近郊乡区或近郊直属支部，在省委或特别区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设市委，而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别区指导。
（27）特别区委：在特别区委已经成立的地方，特别区按照一切县组织条例而工作，若没有省委的地方，特别区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按照一切省委组织条例而工作。
（28）省代表会：在省范围内省之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省代表大会的经常大会，每半年召集一次。临时的省代表大会或经该省半数以上组织之要求，或依据中央的提议，由省委员会召集之，省代表大会，听省委员会及省审查委员会之报告，讨论该省党务和社会工作问题，选举省委员会和省审查委员会及出席全国大会之代表。
（29）省委：省委员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在前后省代表大会期间内，省委员会是省内党的最高机关。省之中心（省会）组织的代表及省内其他重要地方党部的代表，均应参加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决定自己开会的时期在一个半月至少须开会一次。在省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为工作便利起见，省委员会得从省委员会委员中推举一常务委员会，并为执行日常工作起见，选举书记一人。
（30）省委职权及其机关：省委员会执行省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省委员会在省内组织党的各种机关，指定该省党报的编辑。在省之范围内支配党的力量和经费，管辖党部的会计处。省委员会指导省内非党组织中的党团工作。省委员会经常的向中央作工作报告，并经常的把自己的活动通知下级党部，省委员会为研究各重要问题，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等等。每部的主任，按照一般通例应由省委员会之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充任之，并在省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工作。
（31）省委凭借城区委员会在其所在地之城市共同进行工作，因此在省委员会所在地和设县委员会仅得在其本县乡区内进行工作。
（32）党的全国会议按通常规例，一年召集两次。全国会议的成份及选举率（每若干人选举一代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33）党的全国会议决议案，经过中央委员会审定后才发生效力。
（34）党的全国会议开会时，如恰当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选举参加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代表。
（35）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党的全国大会临时大会或由中央委员会自动决定，或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议，或由出席最后一次全国大会的代表，代表党员半数以上的组织之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之。但党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之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党的全国大会，只有出席代表能够代表过半数以上之党员时，始能通过决议案。
党全国大会的选举率，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或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或由党全国大会之前开会的党的会议决定。
（36）党的全国大会：
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2.决定党纲上的问题。
3.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4.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
（37）党的全国大会代表应由党的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但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得共产国际委员会之同意，则代表可由省委员会派遣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代替。
（38）中央委员会委员之数量，由全国大会规定之。
（39）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发生关系，设立党的各种机关，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指定在他的指导和监督之下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按环境之需要，可派中央特派员于各省党的组织并设立中央执行局，进行含有全党的意义的印刷局等事业，分布党的财政和力量，并管理中央会计处等等。中央委员会应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至少每三月一次。
（40）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
（41）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由各该工作部门中依照中央指示的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委员会指定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这些主任应尽可能的由中央委员会中委员充任之。
（42）中央委员会以经济政治之条件为标准，而规定各地党部组织活动之范围，依全国之行政区域而划分各种地域的单位。
（43）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
（44）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45）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从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
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方发生效力。开除党籍的问题，由本章第六条所规定之手续决定之。
（46）党部用费由党费，特别捐，党的印刷机关及上级党部之津贴等充之。
（47）入党费和党费的多少，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失业和极贫苦的党员，可完全不缴党费。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并将此宣布于党员大会。
（48）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级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党团得选举干事及书记进行日常工作。党团在处决自身内部问题及日常工作有自由权。在党部委员会和党团中发生不同意见时，党部委员会应协同党团代表重新考查问题，并通过决议，该决议党团应即执行。如党团有不同意见而上诉时，问题由最近之高级党部解决，但在上诉时间，仍应执行党委之决议。
（49）党委员会在讨论与党团有关系的问题时，应使该党团的代表出席党部的委员会之相当会议有发言权。
（50）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此干事会应得其所隶属党部之批准。党团干事会在党团工作上，应对该级党部负责，党部得派自己的委员为代表加入党团干事会之组织，并有权召回任何委员，但同时将召回的原因通知党团。
（51）在党团工作的各组织中各种职务人员的名单，得当地党部之同意，由党团提出关于调遣党员，由这一党团至别个党团的问题，亦同样决定。
（52）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凡党团对于每一问题之决议，加入该党团的党员应在该组织之大会上，一致拥护和表决。凡破坏此条之党员，应由党部按党章给以党纪上之制裁。
（53）在党与青年团的各指导机关中（从支部至中央）均应互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同表决权，同样青年团得以自己团员的数量为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大会。
（根据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翻印本排印）
6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1万至34万人，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革命并没有屈服于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报告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工作还存在着不足：（一）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二）支部生活不健全；（三）组织上存在着命令主义、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惩办主义和反知识分子等倾向；（四）不注意执行保密制度；（五）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代替了工会、农会。为克服这些不足，报告指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是：巩固党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的革命组织；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战斗的、革命的党。
一世界革命发展的阶段
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烈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等）。
因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当时还很幼稚薄弱，还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巨痛深的失败。只有苏联的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坚固自己的政权，而得着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
世界革命形势的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地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产机关急剧地实行生产合理化，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
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武装起义（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利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
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的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大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中心。
世界革命的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的武装起义，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也有发生许多巨大冲突之可能。
二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它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它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之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美国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便使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日期更加接近。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
二、彻的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的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口号
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之中，它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中国革命的动力及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增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的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它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六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的胜利，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地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的开始深入……后来中国革命便遭受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的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的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它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在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的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地反动起来。武汉中央的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的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地与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的策略错误。南昌武装起义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武装起义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一）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地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赂收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三）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的军官都是地主豪绅的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封建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四）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太薄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五）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里去。
七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它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的党员群众，要求彻的变更党的路线，改变党的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
八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彻的，可是这种缺点绝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地确定土地问题的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坚决地决定改造党的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起义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的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九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武装起义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
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但是，秋收武装起义的政策之机械地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的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武装起义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地指出武装起义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武装起义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武装起义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
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的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它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显然是不很够的；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的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
十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工农运动的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的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农民的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打击最重。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的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既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的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的。
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的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到来：（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对华的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的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的价格不断地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贫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的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革命潮流生长的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的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生长，以及中国的邻近的殖民地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印度）。
第六次大会认为：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自动地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的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份。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
十二争取群众的任务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起义，以至实行武装起义，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向群众解释：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政权，那就绝不能改良群众的生活状况。
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地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军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细的冲突，也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都要号召群众武装起义），扩大群众的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旦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的唯一指导者。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起义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的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极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的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无往不是武装起义，否认日常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是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的及城市的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的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盲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的一部分，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甚至在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合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的异乎寻常地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部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地完全地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仍旧可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的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党的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争，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的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又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方面，而反对剥削者阶级。
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的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的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的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再则，阶级斗争剧烈地分化过程之中，彻的的土地革命的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另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一四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的支部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地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的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内的统一，减低党的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做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的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起义策略的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的总任务。
一五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方面的任务
（一）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地赞助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地接受党的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地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以及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地各方面地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地脱离对国民党的幻想。详细地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去实现，要十二分加紧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
一六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一）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它深入，使它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络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的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的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的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一七党在苏区的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彻的的实行土地纲领。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地肃清反革命的阴谋，彻的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等等的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的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彻的地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地使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的领导权。
一八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一）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罪恶；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地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的存在。无所畏惧地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地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的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一九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分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武装起义与广州武装起义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地主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在对待国民党中，党的主要任务，是要准备推翻它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要这样来准备推翻国民党：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反革命罪恶，不断地尽量地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不要放过一切可以损伤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三）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
二○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起义中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的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一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认为必须：
（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地提出讨论。
（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地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动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路之类）的职工运动。
（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阴谋。
（六）此外，关于安南的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红色救济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的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的方针。
一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
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地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着。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全民主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
二农民的种类和土地关系
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半数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个集团（富农、中农、小农以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成千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来耕种。
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
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还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
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三中国土地关系的特点
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
（一）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日益占着主要地位（土地大半可以买卖）。
（二）“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
（三）在地主阶级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
（四）各省地主的大小关系是不平衡的。
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底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
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底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
农民破产贫穷化，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地饿死。
租田制度之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之出租，而且还有所谓公地之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底收入，其实都是豪绅底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底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厉害地剥削农民，掠夺农民底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
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税）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畜粮食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
四中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作用
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坏而穷困，使农民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地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底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账，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低原料底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压迫农民和在土地使用关系上之剥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底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底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有钱的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来还债）。
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块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既然加紧地“没收”农民土地，加紧地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底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地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公开“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霸占土地”等等。
成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
五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
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
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制度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
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底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
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
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底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
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谷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照己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
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们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
六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的经济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底管理权。
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底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
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底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
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它商品销售的市场，是它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它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底收入底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地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
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地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券。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地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它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底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日益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底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底侵入却一天天地增高货币经济底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底崩坏及一般家庭手工业底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之形成。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底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地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地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地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底来源。
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绝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
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
七为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底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地方。再则中国没有大农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
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
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和屠杀。
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底共同的特点。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中之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是很少的。
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份。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底作用和商业底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底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小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
于是剥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底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然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侵占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粹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的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小农以及最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
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佣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坊、茶厂、糖厂等等）中以维持其生存。
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少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给他们很少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
至于所谓“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地进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形式。
“‘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的占有者，或者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这些土地虽然是很小，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这些剩余，至少是在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的话）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中的几种基本经济形式。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厉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底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
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着完全统治地位，无论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好，无论在“地主”的土地上也好，都是以小农经济占统治；另一方面，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
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农业里，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罢了。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少，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别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这就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预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而雇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预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批资本的。
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厉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的强暴剥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
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
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的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它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
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
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底速度加强，生产力底增高加速。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增加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轻易可以压下去的了。
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和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
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
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它的小农经济能有长期的发展。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它的前途与美国不同。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进展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它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它所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处在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只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容易得多。
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自己。
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因为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它必然这样走。
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如何。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道路上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
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给工农红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销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Ａ，办理土地工程；
Ｂ，改良扩充水利；
Ｃ，防御天灾；
Ｄ，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Ｅ，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Ｆ，组织消费及生产的合作社；
Ｇ，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
九、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管理。
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主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商品存在一天，农民群众还是穷苦一天的。要他们知道唯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
一、党过去的妇女运动多偏重于小资产阶级的运动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妇女组织是以一般民族革命运动为其立脚点，其纲领只包含一些普通的妇女要求：如由宗法社会之下解放妇女等问题，但是工农运动的力量和范围的扩大，已经逐渐使运动不能单限于此等要求，当然要提出纯粹无产阶级性的要求了。在这时期内，我们可以和这些组织合作，因为他们赞成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绝不是简单的因为他们是一般妇女的组织，是拥护一切妇女的利益的；但中国共产党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在指导妇女运动中也是机会主义的，每以保障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在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妇女与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缺乏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中的工作。
二、“八七”以后没有切实的工作方针吸收女工同志参加指导机关
“八七”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转入了新的阶段，虽在组织上、政策上均确定了新的方针，及提拔了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等等，无不表现新的精神，然对于妇女运动工作的标准，并未明确的指示出来。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既与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消灭了，别方面对于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并无坚决而明确的计划，而且党内组织上、工作上有些“取消主义”的倾向（取消妇女运动的倾向）。对于女工、农妇并未提拔她们参加指导机关，尤足证明党之不注意妇女运动工作。
三、中国革命的阶级分化反映到妇女运动的分裂
当此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组织了反革命的联合战线，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之际，阶级的分化反映到一切民众中，劳动群众渐渐在共产党的周围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成了不能调和的仇敌，妇女群众及妇女运动之中也就有这样分化。所以党的任务是要特别注意工农妇女之中的群众工作，因为国民党时期的“一般的妇女运动”、“妇女的联合战线”是不可能的了。
四、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能彻底解放妇女，现时中国的民权革命中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彻底的摧毁半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能引导妇女群众到解放之道路。
这并不是说党在妇女问题上不主张一般的妇女解放，恰恰相反，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就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真正能肃清封建余毒对于妇女的束缚和压迫的，也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性的彻底的民权革命（在中国现时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才能痛快的、最大限度的解放一般妇女的束缚，真正肃清封建余孽的经济基础。
五、对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良的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要努力反对
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而以和平方法和宣传以解放妇女，这完全是空想、幻想，对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妇女的思想上很有影响，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一点。
基督教的妇女运动，用各种方式亦如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对于妇女群众由欺骗而进入麻醉的宣传，历年来几形成了反革命的势力之一，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二点。
国民党政府现在改变刑律，仿佛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权，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上层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些，这种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引诱和欺骗妇女群众，甚至于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亦有受其影响的可能，这是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三点。
以上三种反动思想的妇女运动，都是站在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反阶级斗争的，所以我们对于这种阻碍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加以防止，在群众中经常的暴露其真情，严厉的批评她们，反对她们。
六、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同时也应当用各种方式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的斗争
中国宗法社会的束缚和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政权之下，党应当领导一切妇女力争她们的真正解放。在这点上，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劳动的知识分子，在联合战线时和我们走到一起的），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引之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因为在革命紧急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态度足以决定革命与反革命的胜负。
因此，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组织－－如果她们确有些群众，便应当尽力吸引其群众，领导她们参加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之某种具体的要求的斗争，同时要赞助她们的革命的口号（如女学生、反帝国主义、职业平等、经济独立等），在她们中间作宣传工作。在手工业者与劳动的知识分子之中必须作系统的工作，可利用各种方式深入其群众而组织之。
一、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在现在革命的时期中，大会提出关于取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到共产党旗帜之下，建设苏维埃等口号。虽然中国的革命是暂时失败了，白色恐怖大批的屠杀工人，大批的开除工人，但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无疑义的增加了。然而加入党及红色工会的群众日渐减少，组织上与群众的联系削弱了。所以现在党的任务，应取得群众，组织而准备为夺取政权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而斗争。为实现此种任务，首先要组织工人群众，指导他们日常的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知道夺取政权之必要。
二、首先要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与女工群众
革命发展之进步与最后的胜利，要依工人阶级之准备程度而定。工人阶级要成为革命之先锋队，因此党要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于工业中心地。这些地方，一方面是工人群众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反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之集中处，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因此党目前应注意怎样组织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中的产业工人。故必须组织其群众中半数的女工，尤当注意集中女工力量的纱厂与丝厂，才不致使一半的产业工人群众成为消极的，或受反革命之威胁蒙蔽。过去党在各地的妇女部，其工作多由知识分子负责，与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没有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现在反革命的环境中建立联系非常之难，所以要加倍努力，战胜一切困难去组织女工群众。
党应积极指导女工的日常斗争，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使她们大多数觉悟到自己生活的痛苦，而团结起来要求改良女工与童工的经济上的地位，要求增加工资，增加休息时间，反对折扣工资等等，以锻炼其阶级的战斗力。
三、党的指导机关必须有女同志参加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在统一的党的指导之下
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有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在党与青年团，职工会与农会中，指导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要根据党的一致路线，尤不能令妇运工作成孤立形势，或独立的形势。
党的组织、宣传、文化等，关于工农妇女群众方面，应特别注意，使之易于了解。
党须注意分配女同志工作，尽可能的使其参加各级党部的工作，而得到相当的训练。
四、党的妇女运动应群众化
在党的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尤其注意吸收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样才能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工农妇女群众之中，才能真正的群众化。
五、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
过去党内女同志多不积极深入群众去工作，此亦是一年来不能发展党的妇女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今后要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使之无产阶级化，以督促其工作。
一、应提出女工的特殊要求，应使男女工一致行动，提出女工斗争的口号和要求领导其斗争
产业女工中的工作，自然就是职工会的工作，要吸收女工加入职工会。在取得女工参加赤色职工运动中，必须提出许多根本的要求，在这些口号上去统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儿童及妊妇与哺乳妇作夜工，缩短夜工时间，同等工作应得同等工资，保护母性，禁止女工做过度及危险工作，经常的星期休息日，及解除幼儿在工厂中工作，组织儿童院和幼稚院等。总之，在女工斗争中，要特别注意和提出女工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要求，以求达到胜利。但同时须顾及各方面、各地方的环境，酌量情形决定之。
工会更当注意女工要与熟练的男工一致，以取得男工和女工的互相帮助，才不至于因男女工的不一致而失败（如香港新新香水厂女工罢工，不得赤色工会的会员－－熟练的男工的帮助而失败）。
二、应加入黄色工会，在他们之中起党团作用，取得较大的群众时要实行“妇女会议运动”
赤色工会在秘密条件之下，只能吸收无产阶级一部分积极分子，故为扩充工作起见，须利用种种公开的可能，不能放弃了黄色工会。要团结其中的女工群众，组织共产党的党团，在她们中间树立共产党的影响。如共产党的指导已有保障时，即应设法在这些工会中，组织女工会议的运动，特别要注意女工互助会与姊妹团等工作。日常的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的基础，更设法使之受共产党的影响，使之成为代表会的一种助力，并统一各姊妹团的要求和组织，引导这种组织使他们进而转到赤色工会运动。
要尽量利用各种短期训练班、学校和俱乐部等公开机会作革命的教育宣传工作。
三、工会机关中要有妇女委员会
赤色工会中应当有妇女委员会，执行调查计划的职务，使工会指导机关，得以尽量领导女工的运动。
一、应在农民组织中作有系统的妇女工作
党在乡村中的任务是吸收劳动妇女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因此在农民组织中，须有系统的工作，以造成和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战线。
二、农妇受压迫最甚，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
农妇之参加农民运动，过去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状态。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
三、农民组织之中要有妇女委员会，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
为有系统的在农妇中工作起见，必须在农民协会中组织妇女委员会。在苏维埃已经成立的区域，必须使她们参加苏维埃政权，在游击战争的地方，应设法使她们作各种特殊的重要工作。在已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或在苏维埃势力影响之下的区域，已有协作社的运动，则应利用农妇参加建设协作社的工作。
四、农妇斗争的口号和要求，要在乡村中亦进行“妇女会议运动”
在农妇中之宣传与暴动工作，应直接提出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妇女、保护女雇农的劳动。同时注意不要因这些问题而影响到她们对共产党的好感－－要注意群众对于这些问题的成见。
在现时农妇中工作的口号，最注意要与一般农民的口号相连贯，而为一般农民所同情。这种工作在初期的进行中，应在共产党指导之下，先召集农妇开会宣传她们。
如果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区域，可以召集长期的、有系统的“农妇代表会”。如可能时，应使革命的女工与附近的农妇联合召集联席会议。
五、要组织乡村中的女工（雇农或其他女工）于统一的工会或农民协会中，不必组织独立的妇女协会。
应吸收一般农妇参加农民协会，及吸收一般女雇农到农村的工会中来，并将最觉悟的分子吸收入共产党。
在中国的环境中，组织单独的妇女协会是不适合的，所以党不必从事这种工作，如已有这种组织，应使之并入一般的组织。但当执行时，不应因此而失掉了已有的积极分子。
应注意青年女工
应注意到青年女工在工厂工人中是占有很广大的数目，她们是无产阶级妇女中最革命的一部分，青年团对于妇女组织上最主要的任务是夺取这一部分女工。大会认为青年团必须在青年女工中工作，使之在青年团影响下，因此在青年女工多的地方，青年团应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应与党部的妇女运动委员会有密切的关系，由支部直至中央都须如此。
一、革命的报纸上要有妇女的专栏及通讯员
共产党应在职工会的以及农会的秘密报纸中设妇女栏或副张，尤其要注意印刷传单、宣言、口号等。这些东西对于知识很少的妇女是最相宜的。可能时，应有妇女积极分子的投稿通信。
二、要训练妇女运动的人材
在一切党的与一切职工会的学校、训练班中，都应当吸收一定的百分数的妇女，而在她的教育大纲中，须研究妇女问题及工作方法，为工作者认识实际的工作。必须推动劳动妇女去积极工作，在党中、职工会中、农民的组织中，尽力帮助她们的工作。
实行解放妇女的口号
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刻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以实现在妇女中宣传的各种口号，使之明了只有苏维埃的政府是能实行她们的利益而能解放她们的政府。并于必要时，可以召集关于妇女的各种讨论会议。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最近两年的发展中，积极参加向上发展的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时期受了很大革命的教育，对于革命的发展有过很显著的作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渐渐把自己变成了群众的组织。在北伐及上海暴动期间，“八七”后，广东（海陆丰、琼崖）江苏（宜兴、苏州）以及湘、鄂、赣等处农村斗争与暴动之中，与上海、武汉等处城市工作，都作了相当的群众工作，在武汉公开时期，在他的指导之下，曾创造起有过很大革命作用的儿童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常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广大的劳动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的最亲近的助手之一。
（二）虽然在这时期，在政治路线与实际工作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犯了许多错误（如青年工人利益的斗争的缺乏，在工会工作没有找出具体的工作方式，缺乏一般的劳动青年利益要求的纲领，群众宣传工作与团内政治教育薄弱，没有切实注意到士兵运动，未尽量反抗国民政府和揭穿其假面具），但其伟大的功绩便是在革命最紧要关头时与党员群众共同反对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时所表现的革命性比当时党的指导者要大，所以表明他是中国的伟大政治力量。
可是，因为党对于团的工作没有积极的指导与帮助，及团本身在新的转变当中没有在青年工农群众中找出新的出路，使团内发现了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与此种倾向相反的在党内与团内均发现了取消派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限制甚至放弃共产主义青年团政治活动而仅作文化工作，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年龄由二十三岁减低至十八岁，把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切工作人员都转交给党。
现在先锋主义倾向在团内已经渐次消灭，但仍须注意与这种余毒奋斗，但取消主义倾向在党员与团员之中还时常发现（如广东及湖北等处的下级党部），要根本铲除此种错误倾向，才能够完成党与团中间的健全关系，才能够取得广大青年工农群众的胜利的工作可能。根据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共产主义青年团确实是扩大共产主义者在青年中的影响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并且曾经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因此，要吸收广大的青年工农加入革命斗争，其当前的任务就是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活动。
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在革命运动中他是党很有力的助手，经过这个组织吸收青年工农加入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把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兵士与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予以共产主义的训练。只有积极革命斗争和把这种斗争同理论上的教育与参加党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才能训练出真正为工人事业而工作的战斗员。
（一）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最近时期中的根本任务，在于取得全部青年工人和被剥削的青年农民群众，以保证夺取政权的工农斗争。这个任务特别因中国青年工人在过去和现在均有显著的作用而更重要（中国青年工人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百分比，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大），不把青年工人吸收到革命方面来，夺取政权的胜利斗争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与现在的斗争中，青年农民在乡村中的作用不弱于青年工人在城市中的作用。苏维埃区域的革命队伍中，农民游击队以及其他较大的农民斗争中，都有大部分的农民青年（差不多是大多数）参加。因此，为着乡村的革命胜利，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切实进行农民协会、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工作，把青年农民中的革命部分放在自己影响之下，并须注意领导农村青年特殊利益的斗争。
现时取得广大工农青年群众工作中的根本障碍，就是盲动的情绪，玩弄暴动，不愿在群众中工作，不明了取得广大群众以保证暴动胜利的必要和暴动后群众对于政权维持的必要。这种盲动，过去团内表现得尤其厉害，党与团的指导机关已经与这些不良倾向宣布斗争（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及团的任务决议），但是这些不良倾向还未在团员群众中彻底肃清，现在还需要坚决的、经常的斗争以反对这些倾向，因为这是在群众中工作的先决条件。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部分的作用既是在于教育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既不与共产党一样，是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而只是青年无产阶级先锋队－－指导者的组织，那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应比党是更群众性的一个组织。但是，现时的团员数量是赶不上党员数量的，特别在工业中心区域内表现得厉害。
（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农民中，尤其在苏维埃区域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最近在这些区域内的发展主要是在农民青年中间（青年农民团员的数目约占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青年工人的成份约占百分之十八至百分之二十），而青年工人方面的发展却很有限。
尤其在大工业中心的城市中（上海、武汉、天津等处）发展得非常有限。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因为广大青年农民加入而发展，乃一重大进步原素，但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工业中心内扩大青年工人及巩固自己组织的任务就更重大了。唯有在巩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阶级基础以后，才能够实现对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农民的领导。
（三）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对青年工人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尤有严重的影响，纺织工业的业主现谋开除企业中最积极的工人阶级分子－－青年工人，同时更加重对童工的剥削。
大会使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注意于尽最高限度的去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经济的与工会的斗争的必要，工会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党团必须尽力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青年工人的利益而斗争。在不妨碍整个工人运动发展范围内，团并可发动并领导青年工人作本身特殊利益的斗争。在斗争中党部与团部均应竭力向一般工人群众宣传，使之拥护青年工人及童工的利益，并赞助此种青年工人特殊利益的斗争，向工人解释行会思想的有害，至于在我们的党内和工会中的党员中间，更不许有这种错误倾向存在。
根据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创造工会里面的青年组织上独立的工作决议，应有青工小组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根据这些工会工作的组织形式，尽力加强他在工会中的活动。
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必须与党共同的增强夺取黄色工会中青年工人群众的斗争和工作。
（四）再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动军队中兵士工作与建立工农武装的工作，亦须严重注意。至于工作方式及军队中党团关系，应根据军事决议案切实执行。
（五）最后，今后团对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工作，则应注意学生本身利益斗争的领导，扩大思想斗争及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与行动。
大会向党的组织指出与共产主义青年团有建立相互的正确关系的必要。
党的组织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相互关系应当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的政治指导之下工作，同时有完全组织上的独立性，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
一、党的组织必须加紧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治指导与物质的帮助。
二、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自上级至下级各机关必须互派代表参加。
三、必须有系统的在党委员会上讨论共产主义青年团问题，如有特别重要的问题，并须提到整个党的组织中去讨论。
四、党方面一切牵涉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内部组织独立性的问题（如调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使团员转党等等），应当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商议，应当得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的完全同意后方执行。如有不同意时，可提交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级机关解决。
五、在党员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独立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须接受党的政治路线之指导和帮助，建立强固党的组织。
六、党应经常指导兼团的党员增强对于团的政治影响。
七、团应当经常供给党以必须的积极分子。
“五卅”后工会的发展及武汉末期中我们工作路线的错误
（一）自一九二五年起，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之伟大的罢工运动，唤醒了城市及农村之广大的群众，使中国革命运动变成为真正的平民群众运动。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成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所有这些运动是在经济的政治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其中政治的口号，显然占有优势，都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进行的。当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便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无产阶级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
北伐开始以来，特别在武汉末期中，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路线，没有时常依靠着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出发，反而时常站在“北伐”的利益上，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的利益上，结果就使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完全服从着别一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必不可免的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例如停顿了北方铁路工人中的工作），渐渐不自觉的堕落到阶级合作的观点上去。
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组织
（二）职工会在形式上取得广大的产业工人、轻工业工人、店员，但是并没有造成相当的组织上的骨干，没有造成与企业中的工人之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还没有训练出充分的无产阶级干部。工人阶级看着职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战斗组织，可以来拥护中国工会利益，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职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涨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分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得充分积极。
委派制度的遗毒
（三）职工运动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委派制度，这种不正确的现象，使着党去委派职工会的委员长、书记等等。当时并没有顾及到群众对于这种制度的感想怎样。对于职工会的指导人几乎完全没有应用民主的选举制，所有职工运动中的组织都没有建筑在从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一切成了相反的现象－－是由上而下。没有在下层工作中训练工人群众，挑选他们加入指导机关，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的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因此，所有党与职工会的联系都建立在不正确的原则之上，于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得不为之削弱。这是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以前的状况，其后在秘密状态中，党为保存秘密机关起见，有的亦不得不用委派制，于是群众与党的联系更加隔离起来。
白色恐怖对职工运动的打击，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党与工会
（四）政变以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及目的都在于：
甲，杀戮一切革命的先锋队。
乙，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或是将它逼到非常秘密的状态。
丙，取消了革命的工人组织之后，若是不能完全将工人压迫下去，则创设他们自己的组织，以管理工人运动。
虽然经过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杀死数万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虽然在许多军事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厂主以工厂管理机关的压迫，虽然有许多反动工会领袖的欺骗，然而反动势力仍然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完全与他的革命组织脱离关系，政府工会仍是不能把持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职工运动之范围，党的影响之渗入工人阶级所必经的门户－－却缩小了很多。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此，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这是在职工运动公开存在的时候所不曾充分解决的任务，现在逼着我们在艰难万倍的条件之下去解决它，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得到胜利。在组织问题上之基本策略任务是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去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一方面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民众间的指导作用。
资本进攻，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
（五）中外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很广大的进攻，这都在工人阶级之工资微小，工作时间的长久，以及一般恶劣的劳动条件上表现出来。在这斗争中资产阶级用尽了一切经济进攻的方法，例如：（一）关闭工厂；（二）大批的用童工、女工来代替普通男工；（三）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革命工会它的日常工作中要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证明，这些群众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它不仅是号召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并且也能以拥护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之经济上的利益；革命工会应当要提出并拥护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迫切的经济要求，图小而忘大事的危险在中国是不大的。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已经走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因此工人阶级之广大的经济斗争是一定要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但是若想政治斗争得到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方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之后。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职工会应当发展与巩固自己的下层组织，造成坚定的基础，尽可能的与大企业中等企业发生密切的联系。
正确的罢工策略之重要与命令罢工之错误
（六）在这种情形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是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经济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必有一天休息日，工资照付，每年的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禁止十四岁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六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的夜班，女工产前产后照付工资，同等劳动同等工资等）。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到的要求，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工人阶级所完全明了的基本的要求上。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之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以恐吓压迫等等方法。一切的罢工都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要使一切工人都来讨论这些要求，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分，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工委员会认为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只要如此，然后把他们自己的指导机关或代表被捕之后，所有的群众才能起来因此而作坚决的斗争。
罢工策略的一般方针－－须提出要求之注意点
（七）在白色恐怖及秘密条件之下，不论什么罢工都没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上海总工会等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必要，若这样，有时可使一部分落后工人吓走，另一方面使反动势力可以得着一个挑衅和进一步施行强迫的借口。罢工必须由该企业或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宣布，以后就以这些企业中之工人的名义进行。假若有可能，则可以使相当的职工会出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工。为打倒反动工会之立足点起见，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订立条件的时候，不必用职工会的名义，而可以用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现在普及于工人群众而为他们所最了解的要求是：
甲、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劳资条件（团体契约），关于工作及工资时间的规定等。
乙、反对任意开除工人。
丙、反对强迫仲裁。
丁、反对包工制。
戊、恢复工人自己的工会，争得工会的自由权。
提出这些要求时（特别是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所缔结的团体契约），事实上便巩固了斗争中之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继续旧时的革命遗传，随后便可以由此而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到旧时的革命旗帜之下来进行。一切阶级斗争是要企图实现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提出来的要求，在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中却只要提出为一部分工人在当时所最有兴趣的部分要求；这种为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应当使它与无产阶级之一般的夺取阶级利益的斗争发生联系。
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
（八）革命的职工会站在拥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观点上，应当尽量反对一切或明或暗之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团体参加提高生产力”的主张，反对资本家所办的工会，反对工人分红的诱惑（这与“赏金”或年底双薪有别），反对资本家工会创办所谓“工人银行”、“工人储蓄会”、“协作的企业”等，反对一切中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工会所宣传的思想－－阶级利益应服从“全民利益”、“全国利益”的思想，这种理论事实上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
（九）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工会，都异口同声的向中国工人宣传，说中国华商企业中的劳动条件比较外国洋商企业中的是好些。革命工会应当揭破这些欺骗，应当在宣传上事实上都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阶级敌人，工人应当同样的同他们进行极严厉的斗争，应当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宣传的实质意义，事实上是破坏革命的阴谋。如此的说明与解释，应当是揭破反动工会领袖之出卖阶级的一种方法。
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对上层剥削者同样实行阶级斗争，对非剥削者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应赞助其斗争
（一○）为了与白色恐怖斗争，为了把处在四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工人阶级从消沉状态中振作起来的缘故，所以引起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日本干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企图阻止这个运动的），如果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积极参加，一定可以创造许多适当的环境，以恢复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正确的随机应变的罢工策略是要能够估计复杂环境，分化敌人的营垒，要计算怎样才可以给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打击，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找着可能的同盟者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是可以削弱白色恐怖的力量，除去无产阶级中消沉的现象，掀起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而且对于反革命工会的斗争也可以占优势。但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分为二部分：对雇用劳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一般资产阶级一样；对于无雇用劳动的（自己劳动或家庭劳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应帮助他们的利益（如赞助废除苛捐杂税等），以取得对我们的同情与帮助。总之，在这里的最高原则是提高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或阻止阶级斗争之发展的。
与反动工会机关斗争，同时要能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
（一一）反动工会，有许多在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所造成，这种工会势力之主要来源，是依靠着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政府工会存在的这一年中间，特别从去年年底上海所谓“工人总会”成立以后，与反革命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为“工会整理委员会”以后，是可以取得一部分落后工人的。他们不仅运用强迫方法，并且也用一些改良主义的方法，有时也放任一点罢工，向资本家为一部分工人取得很少的一点让步。因此与反动工会的斗争，不仅要战胜军事警察机关的侵犯，并且也要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及对国民党信仰之残余。
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
（一二）为与反动工会斗争起见，必要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与阶级教育，用个人的恐怖方法来反对反动工会，这一定对他们有害，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害处，单纯的个人恐怖的方法，仅只使革命者的注意力离开了主要任务。事实上个人恐怖乃是企图用一种便易的方法－－刺杀反动工会中最坏的领袖－－代替那种基本的困难方法－－调动与组织工人群众。
应当承认的：恐怖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有它的深厚的基础，在相当条件之下，它是为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为着作自卫的方法）。但是，站在斗争方法的观点上来说，这个方法不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于发展群众工作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和阻碍。关于这种行动，我们不仅在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在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新起的反帝运动之中已经有许多城市的职工运动因此重兴起来（汕头、厦门、杭州、无锡以及芜湖等）；而各地党部不去积极参加这种运动，不去力求争取群众，却又提出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种运动，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几个日本厂主或其他的剥削者。这样便将反帝运动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团体断送给国民党，国民党却是希望消灭他们的。
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
（一三）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对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出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
革命工会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基本的工作
（一四）职工会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帮口如何，他都可以加入；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并接受职工会的章程；章程上必须完全取消足以阻碍工人加入革命工会的一切限制。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纺织、铁路、海员、矿工、烟草、五金、市政、邮电等等工人，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的。因为最近在革命工作中发生了一种“贪便宜”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放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店员以及许多其他的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革命工会应当在所有的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产业中间的工作却是基本的，仅在小企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便是为反动工会所玩弄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北方工业区域（五大铁路，天津、唐山矿区，满洲，淄博等），那里从来没有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
工厂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工会支部的关系
（一五）革命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及企业中有它自己的基础。下层组织的形式，在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以及它对于“工会支部”的工作问题。工会支部多数是在秘密状态之中，通常的时候，它的会员只是这个产业中之工人的一小部分。“工会支部”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组织成的，特别在现在工人脑中还以为赤色工会是共产党之附属物的时候。因此在多数情形之中，我们下层组织之最适合的形式是工厂委员会（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或者用某地的新名词，例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视察委员会、保护劳动委员会、交涉团、维持会、代表会等），这种组织要能代表着一个企业中之全体的，或大多数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工会会员。
工厂委员会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并不就成为职工会的下层组织，它－－工厂委员会，拥护某个工厂之中之工人的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它便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之最初的形式。我们同志在这种工厂中的任务，是经过工厂委员会，经过由工厂委员会所召集的大会，树立在该工厂工人群众之间的影响，由反动工会之下夺取其群众，在长期工作的结果，可以组成工厂中之工会支部，这样便可以使这个企业与革命的职工运动发生联系。在中国现在许多企业中已有了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原始形式，如各车间的代表会议，索薪团等，我们应当使它变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若它已经取得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它可以整个的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个由大会选举出来，专为进行罢工的代表）。罢工胜利后，便可以很大的增强罢工指导机关在群众中之影响。假使我们同志加入这种机关之后便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在这一工厂之中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工会支部”，这中间按照一般的政治状况的变迁及各企业中之具体的条件的差异，可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
党的支部、工会支部、工厂委员会之间要有正确的关系
（一六）必须确定在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中间有正确的关系。现在党的支部及“工会支部”时常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端有害的。党的支部应当在政治上指导该企业中的工人；能加入党的支部的仅只是一部分最好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无党工人最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党的支部与“工会支部”混合一起，若其中有一个受了打击，则两个组织都被破坏了。在“工会支部”之干事会或委员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秘密党员便足了，其余应当是无党的。仅仅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吸引“非党工人”的革命的干部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而保存这个企业中之支部。
干部人才问题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出干部
（一七）干部人才的问题，须特别注意。领导机关在群众中间联系的薄弱乃中国职工运动的老毛病。中国职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数量上成份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工人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创造出“非党工人”的干部来而加以训练，并增加其人数，并与大企业发生良好的联系，－－这就是目前最大的任务。必须吸收参加着生产与群众有联系，懂得他们的情绪习惯等等的工人到一切工人组织中来。他方面，每个工会的工作者，即他不是直接在产业中工作着的，亦必须注意时时与工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下而上的一切工会领导机关中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止，必须参加青年工人与女工的代表。
工会中要有女工委员会
（一八）女工在中国工业工人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她们所受的压迫最重，剥削的痛苦特别深，同时亦比较落后。革命工会须坚决的主张对妇女劳动的保护及改良其劳动状况。同时尽量吸收她们到自己队伍中来；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下，应组织女工委员会，做女工运动工作。
工会之中要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甚至可组织青工小组
（一九）青年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有莫大的作用，革命工会除保护青年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外，必须在一部分反对改良青年工人地位的一部分成年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吸收青工加入工会，与成工享受同等权利。同时在中国情形之下，青工之中儿童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工会必须尽力设法发展童子团的工作。
为要有计划的在青年工人中工作起见，应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委员会，在各工厂中可以在工会支部的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小组”，青工小组不能与厂外任何机关发生隶属的关系，亦不能离开工会支部单独行动。在内地县城店员和手工业的学徒和青工，不能按产业工会的组织系统组织时，青年团应辅助党组织这些学徒团体，以街道或区域为中心，如该地区有职工会的组织，学徒组织应直属于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
失业工人运动要求政府社会的供给
（二○）失业工人的问题，须特别注意。失业工人有分散及脱离阶级的危险，并且因为资本家利用市面萧条的与经济破坏的状况，尽量的开除共产党员及工会的积极分子，所以失业工人的工作便因此更加重要。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宣传、煽动、组织以至于示威等等－－要求政府、市政局及商会等社会团体津贴救济，必须专门设立委员会，并维持失业工人与在工会会员间的联系；必须利用失业工人去做城市中工会的工作，及在适当的情形之下，派遣他们到农村中去作农民工作或到军队中去作士兵运动。
须注意原始团体工作（兄弟团等）领导他们走向赤色工会的组织
（二一）中国原有的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青帮等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的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
最近由于反帝运动的加强和白色恐怖相当的缓和，又自然的发生出－－尤其在南方－－一些行会式的工会来，对于这些工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原始的结合，现在不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革命工会不可置之不问，必须领导他们，使他们与赤色工会运动发生联系。但是再郑重说明一句吧：我们根本的路线却还是在大企业中组织工会。
工人纠察队工作要成为经常的自卫的组织
（二二）党与革命工会，必须严重注意于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教育与学习，必须把最可靠的同志加入到这种组织里面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武装纠察队在几次最大的阶级斗争中（香港罢工与上海暴动）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同时作为平时自卫组织其作用也不下于此（比如保护工人集会，防止反革命的袭击，罢工时的纠察，与工贼斗争等）。党与革命工会必须竭力为纠察队的政治的与军事的教育而工作；且力求把纠察队变成党与工会机关领导之下的经常的组织。
工农联合要在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二三）中国的革命工会必须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要使农民拥护工人行动，工人亦拥护农民行动。各县的中心区域中的“县总工会”一向是全县的组织中心，在将来亦必须使他归作全县的中心，并且极力扩大其作用。“县总工会”的任务是组织农村中农场工人、挑夫、苦力、挑水匠等和手工业的工人，同时被组织起来的团体必须与农民协会有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得保存其独立的组织。
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
（二四）各省及各大工业中心区域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乃省总工会或市总工会，中国共产党要经过各总工会中的党团，才能够巩固他对于各地及各中心区域的职工运动的领导。在各级党委员会下，要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党必须竭力巩固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努力巩固及扩大其在工会所已争得的地位。
全国总工会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二五）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与太平洋工会书记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及赤色职工国际发生密切的联系。
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
（二六）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必须利用每个经济上的冲突，每一个罢工，每一个政治事件，以求脱离秘密状态，这中间工作的方法是非常要随机应变的。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运动会、自修社、丝竹社、戏剧社（票房）、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应照现在的情形力争工会公开（结社自由）和创造出种种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团体来，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之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主要的实际任务。
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
（二七）在白色恐怖疯狂的向共产党与革命工会进攻的情形之下，工会与党中间正确的互相关系就更要紧了，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对工会有任何的决议工会必须实行时，必须经过党团将决议内容提出讨论表决后才施行。切不可直接采取党的议决或所谓“命令”，尤不可将党的决议在工会的报纸上公布。
口号要切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口气
（二八）现在中国全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都必须抱定这个观点去对付，工会虽是永远拥护党的，同时，却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工会必须在群众中巧妙的运用口号，必须使每一个普通口号都是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的。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用工会的口气及工人的日常用语去解释给群众听，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对于工会争取群众工作，有害无益。工会在群众面前另有自己的面目，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并不是说工会必须离开党的政策，而是说工会与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方式是不一样。
厉行民主集中制
（二九）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的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之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应当严厉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只有全党坚决的有系统的在职工会中实行扩大民主制的办法，和广大的吸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之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
实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
（三○）党认为必须实行广大的宣传去解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并大规模的去实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要利用世界职工运动的经验去发展并巩固中国的工会，这便是最好的方法。
（一）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情形之下的基本任务即为准备新的广大的革命潮流高涨之到来。在此高涨的运动到来时，我们实际任务是组织与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现时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兵群众之政治训育。
此种任务需要党的宣传工作之根本变动而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工作内容乃向工农群众阐明他们革命斗争之内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反革命之教训，以及上海、广州等工农暴动之意义，并解释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夺取与建设的经验，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农民协会与工农军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与城市之联合的作用及意义等等。
（二）我党基本政治口号与群众鼓动基本内容仍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
（三）解释与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联系起来。应当牢记着，只有在自己的地方的具体需要的基础上才能向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说明广大的政治前途。不能联系由于资本进攻或工人阶级情形恶劣引起的冲突、纷争、反抗与罢工；不能联系由于地主恐怖，捣毁农民组织，军阀苛税杂捐引起的一切愤慨与骚动；不能将此等“琐细”问题与基本政治口号联系起来；－－那么群众鼓动一定是浮面的，一定不能在党的口号之周围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与推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
（四）同时各省革命的不平衡发展与政治环境之一切变动（斗争加厉、从秘密条件转到公开条件、及军队退出等等），需要党巧妙的能够扩展斗争，需要我们能够依据党的一般口号而提出新的、提高群众积极性的口号（从经济罢工斗争的口号转到政治罢工、示威游行、武装暴动等口号）。很明显的，某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之夺取根本改变了我们鼓动之整个性质与内容，而提出一些巩固本地方的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
（五）艰难的秘密工作的条件当然影响到群众鼓动的性质，大的群众会议之召集，逐渐成为群众鼓动的艰难工作，我们所能做到的乃为召集工人放工以后或当罢工时的工厂门外的露天大会，利用城市的俱乐部、工人寄宿舍、夜校、同乡会、平民学校、工人兄弟会及乡村中的市场、节日、神会、山林中的会议、大场上的公众游戏等等。
（六）同时更有一个任务就是改善个别与小组鼓动的工作。每个党员应当成为积极的努力鼓动者。这些同志必须在小组与个别谈话中积极鼓动，阐明本地不健全问题之政治意义，中国目前政治事件真象，及指出解决现时革命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准备群众武装暴动。
（七）应当尽量扩大群众鼓动工作的基础，应当利用一切公开与秘密工作的可能，在工人、苦力、流氓无产阶级、农民、兵士、职员、学徒、手工艺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与小学教师中间，加紧鼓动工作。
除此一般的党的口号作为领导方针，此外更应在日常的群众鼓动中提出适应各个斗争时期与各种等级人民需要的具体要求。如象为工人与苦力中提出的要求，应为提高工资，反对以铜元付工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任意处罚与摧残，保护与改善劳动居所，反对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产前后休息二月，工资照发，减少童工夜工时间，禁止用女工童工作过度危险工作等条件。为农民、佃农、半佃农的要求，应为反对偿付租金，反对高利借贷者、侵吞公款者与打倒豪绅等等。为学徒、店员与小手工业者的要求，应为反对高度的剥削，反对虐待与恶劣的劳动条件，反对低廉工资与生活昂贵，改良食物，减少学徒时间等等。为兵士的要求，应为提高月饷，按时以大洋发给月饷，反对长官侵吞和扣折月饷，组织兵士管理月饷委员会，反对肉刑，反对在战场上枪毙兵士，发给兵士土地，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抚恤士兵家属，反对利用军队压迫工农队伍与阻止兵士投向工农军队等等。为知识分子的要求，应为反对不良教授，拥护学生自治、自由集会与游行，反对考试制度，改善教员物质条件等等。
（八）此种广大的群众政治鼓动是很艰难而又复杂的，因此须加紧在比较进步的工人与最忠实的知识分子中间选择并造就一批宣传员与鼓动者，并增加对他们的领导。党部委员会每逢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兴起时须即召集宣传员会议（几点钟或一两天），指示他们实施运动的方法、内容与形式及供给必须的材料等等。
（九）由于鼓动工作之异常艰难及其含有广大的意义，因此党部宣传委员会成分必须健全有力以领导全部宣传与鼓动工作。
（十）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乃为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以及与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作斗争，并应在精密研究中国与国际革命运动之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同时党应当与孙中山主义及创立第三党称为工农党的一切企图作坚强理论上的斗争。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具有下面的两个基本任务：
一、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
二、特别应该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理论上的认识。
（十一）为实施大规模的党员政治训育起见，必须：
一、在工厂、街坊、乡村与学校支部之下，设立各种秘密小组，而指定有经验的宣传员领导之，并须制定适合此等各种小组与政治认识之训练大纲，特别注意阐明目前政治任务与党的口号。
二、由于工作秘密条件，缺乏优良指导员与不易吸收大批党员进入小组等等的障碍，进行小组工作极为困难，因此须发展党员自修工作。各党部宣传委员会与专负此种工作的同志应以编制大纲，指定参考书籍报章，组织秘密图书馆等方法，尽量帮助自修同志。为减轻此种工作之困难起见，应当发行大批政治书籍，文字内容务求通俗，须适合我党同志的程度。党报对此问题亦应加以重大注意。
三、党内尚有一部分不识字的同志，务使此等同志消灭此种现象，一面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帮助他们或施行个别的训练也可。党在非党群众（工农）中间，应当组织夜校及平民学校，以消灭不识字的现象，并造成此学校作为政治训育工作的基础。
（十二）为增高党积极分子的理论上的认识起见，必须组织速成科，时间与人数视环境决定之（须保守一切秘密的条件）。此等速成科的任务乃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基本问题与列宁生平及其学说等等。很明显的，要使此等速成科获得很良好的效果，只有在具有良好的指导员与学生成份的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对于供给他们参考书、教课课本等等，当然应加以注意的。
从这些党积极分子中间，挑选优秀同志继续在其他情形比较更为寂静的环境之下，发展与加深自己理论上的认识。
（十三）宣传工作基本条件之一即是必须利用各社会团体的图书馆。图书馆在党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可以转为发展吾党在工、农、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间的影响之公开的方式。很明显的，此种任务并不说明党无须从事于设立自己的秘密的图书馆的工作了。
（十四）除掉图书馆，我党机关办的书铺也是宣传工作公开的形式之一种。
（十五）宣传之另一种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及新剧、文学等团体。参加这些团体会议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建议以及报告苏联状况等等－－这一切，地方党部都必须利用以为扩大自己宣传工作与利用一切公开可能的基础。
（十六）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十七）扩展群众中间的共产主义影响之基本任务就是无论如何必须组织每日出版销行全国的工农报纸，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必须组织大规模的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间捐集报纸基金的运动，必须吸引党与团全体群众参加销行此报纸的工作。此种报纸对于女工、农妇问题应加以注意。
（十八）此外，应当极力设法在工厂、企业与乡村内组织墙报和画报。材料着重于本地情形的性质，同时极力将地方问题与一般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宣传委员会必须采取一切步骤，改善与墙报的联系，帮助组织新的墙报和增加对他们的领导。此外，粉笔队亦是我们宣传利器之一。
（十九）在党各临时政治运动中，应注意与改善传单、宣言、小册子的内容及印刷。传单有极大的作用与意义，它解释每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应当吸收优秀党员从事于传单、宣言等的编制，内容文字极平易简单通俗。中央宣传委员会与地方党部组织，对此都须加以注意。
（二十）在党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党报有极大作用，它组织与团结党的广大群众于正确的党的路线之周围，并交换各地方党部工作的经验。
（二十一）因此，现时已有党的定期刊物《布尔塞维克》与《党的生活》，必须极力改善以求真正能够成为领导机关（关于这两个报纸有具体的指示）。
（二十二）工农通讯员对于改善一般政治报纸与党报有极大的作用。中央宣传委员会与一切地方党部对于此等通讯员的组织、选择与领导，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这些通讯员可以表露出工农群众的政治情绪与要求。因此应当尽量扩展一切党部机关中的工农通讯员的工作，而工农通讯员对于散播报纸与对报纸表示物质上的帮助等事业方面应当特别出力。
（二十三）在可能条件之下建立灰色通讯社，传播各地工农斗争的消息亦是必要的。
（二十四）不识字的工农自然不能阅报纸及其他通俗政治书报，因此，应尽可能的组织诵读这些书报的小组（公开或秘密的）。宣传委员会即应指派一些不但能够读而且政治认识清楚的同志来担任小组指导员的工作，以便利用这些小组作宣传的工具。
（二十五）由于各种小组、讲班、自修及其他党的各种训育的组织之密布，因此必须组织：
一、发行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
二、发行为中等党员用的比较高深的书籍，如关于中国现时政治生活、党的目前任务、列宁主义、苏联、孙中山主义及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与左派盲动主义倾向等等问题；
三、最后的一个任务－－时间比较长些－－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
（二十六）为真正迅速实现这一切关于刊物方面的步骤起见，必须赶急指定同志从事这种工作，在技术上保证这些著作的发行，捐集发行基金等等。
（二十七）因为一般与党的刊物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此种工作直接由中央指导。
（二十八）因处于秘密条件之下，发行关系极为艰难，所以对组织散布秘密刊物于全国的特别人员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应极力注意改良分散刊物与输送的方法。
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那维持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决条件。夺取了某地方的政权以后，党的主要困难，便在维持并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因此，党在取得群众使之参加武装起义以外，应事前采取种种必要办法，以组织城市和乡村将来政权之核心，俾此核心能于夺取政权后，准备各种必要动作，此核心的组织就要成为夺取政权后的政权机关，其意义，列宁在他那《布尔塞维克能否维持政权》一书中，已经指出来了。列宁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把苏维埃建设起来，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无望。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用旧机关维持政权，而新机关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来的”。
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象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在中国是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经过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武装起义后可以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
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起义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除宣传工作外，党还应做组织上的工作。这里，可以采上海的旧例，即把民众代表会议于夺取政权前秘密选好。但在中国现在秘密条件下，能否这样选举政权，很难说定。大概适当的条件是不会有的。因此在每一企业内，每条街道上，党应经过支部、党员个人或可靠的工人，预先准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选举苏维埃时的干部，能实现革命委员会和民众间的联系，能参加将来的政府，能充任该区该企业该街道上的政府的代表者。党应预先拟定将来革命委员会大概的分工计划及最近将来的命令。党应派遣代表往各大乡村实行组织地方政府的工作，这些代表应与农民协会、游击队伍、积极而有威信的农民及一切能帮助实现武装起义的组织发生关系，并准备且择定革命而有威信的农民，俾他们能够掌握该区的政权，且加入该区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分子中，必须绝对保证党的影响，以组织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即在建立足以保证新政权及其革命政策之实现的政权机关。如果认为这个机关只是一种执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决议案的技术机关，那就错了，这机关的任务与作用，要比一个技术机关广大得多。列宁在他上述这本书里说：“或以为二十四万布尔塞维克党员不能指挥俄国，不能代表穷人利益去反对富人。但这二十四万人已经领导着一百万以上的革命民众。……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有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并不是希图每月二十号多领些薪水。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个‘神妙的方法’，一举手能把国家机关增大十倍。这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也决不会有的。这件‘神妙的’事实，就是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要减轻那些空前的困难与战争所留下的贫苦，为要补救那些战争所赐与民众的可怕的疮痕，我们便必须采用革命的民主，必须采用革命的办法，就是要适合贫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同样，城市和乡村的食粮、衣服靴鞋、土地等等，也要适合贫民的利益去分配。这样，我们便能立刻吸收千百万人参加国家机关。这样的机关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样的机关，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底完满的同情。这样的机关，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许多觉悟的，经过资本主义长久‘教训’而纪律化的工人（我们并不是徒然在那里受资本主义‘教训’的）。这样的工人能够建立工人民警队，且渐次扩充为全民的民警队。觉悟的工人能够吸收真正劳动群众与被压迫群众，并应该领导他们去参加‘管理政事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要使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际上劝导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管理，周密的、有次序的、有组织的、根据农民的利益，分配面包，分配各种食物、牛奶、衣服、住房等等”。这种由劳动者所成立的新政权之最广大的机关，应在苏维埃或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机关之周围，组织起来。
在正式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未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由参加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组织之代表成立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须把革命委员会的和武装起义参谋部的职务划分清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动员工人的力量，组织红军的军需和其他需要，以及防卫该区内一般事宜。至革命委员会应即变成政权机关，应付民众一般的需要。革命委员会在它组织的第一天，应即宣布新政权的成立，并着手准备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政权。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府，“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正式政府。革命委员会仿佛是“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它应当立即筹备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成立大会，就是正式政府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应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在军队中或地方民众中有影响之分子，应当加入革命委员会；可是，如果他们在加入后，立刻就表明他们不能在革命委员会中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我们便须立刻设法使他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农）兵士代表开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革命委员会并宜在该区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及至建立了经常行动的正式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便可巩固该区政权，获得民众充分的实际拥护，使民众保障代表会议确有革命的成份及革命的政策。
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法组织红军。以武装起义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革命委员会在党的、职工会的和农民协会的帮助之下，必须以武装起义的队伍编成常备红军。更召集农民协会和职工会内的革命分子，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招募军队的办法，应从未婚的青年人着手。红军刚成立的时候，只能招募一般革命分子（即党员、团员、职工会或农民协会的会员）以及可靠分子充当。在红军成立以后，应当实行按照一定年龄征兵的办法（这只是对青年人而言）。募集的军队应过军队的生活。
现有游击武装起义军－－也须用同样的方法去招募队伍，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成份须重新改组，使之成为常备的红军。
我们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武装起义队伍中（反对地主的农民、有军事经验的工人）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材。
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知识。
我们还可利用旧式军队中富有军事知识的人充当军官，但只宜利用下级的军官，高级的则不能经常的利用；他们的军事知识并不充分，且易叛卖革命。
政治工作人员尤其是政治委员应有很大的作用，只有共产党员才许担任，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如果军队中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弱，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尤其应该如此选派。
在军队中应组织党的支部和青年团的小组，后者宜直接服从前者。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不仅限于军队以内以及鼓动人民，并应在战线各区域内组织革命的政权。因此政治部宜另设政务科，在战线各区域内，它的命令便是最高政权底命令。革命委员会和政治部也是应该准备各该区域内苏维埃的基础。
各处无论在财政方面或物品征收方面，都须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海陆丰苏维埃存在的经验，便是一个最好的集中的模范。为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起见，各区司令部应协同该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的军需机关，并指定办事人员管理各军供给事宜，设立粮食储藏处，尤其要注意供给底集中化。供给的权限宜集中于该区司令部之手。须竭力反对利用贫民服役军队。地方革命委员会应布告人民以革命所需要的人
在城市中应组织特别机关与反革命斗争，在该机关下，应有特别队伍，由工人组织之。宜学习过去在广州实行恐怖手段的经验。广州的恐怖手段虽极剧烈，然带有毫无系统的性质。只杀死了反革命的走狗，而未杀死反革命的头目。在广州之被诛杀者，虽为数甚巨，然广州的军事领袖及反革命势力之领导者却毫发无损。恐怖手段宜有系统，并应打击反革命的头脑。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一天，与反革命斗争的机关，便应将地方上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流氓的头目拘捕数十或数百人做抵押。同时并通告全体人民说：这些抵押人应负城市保安之责。在乡村中亦应拘捕些地主、绅士来做抵押人。
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机关，应登记人民的枪械，以便能在必要时立刻没收。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一天，便须解除商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私藏军械者，概处死刑。对反革命斗争的机关第一天便应举行人民的登记，统计曾经服务军队或军事机关的人员，因为他们以后还有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之暴动队伍的干部之可能。凡一切地方的、绅士的、大商的、地主的团体都应完全解散、禁止。反动分子组织任何团体的企图，都应予以严重的惩罚。
在乡村中与反革命的斗争，应由特别的农民自卫机关执行。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武装起义者，乡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以加入农民自卫机关（农村民警队）。其责任就是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
在城市中则须组织平民民警队。旧时警察不许在民警队内服务。
对于投降革命的军队，应持特别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员会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之，并遣散其不稳的分子。这项工作，革命委员会应尽力完成。旧军官须更调，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当的工作。更调旧军官应在“兵士升擢新军官”的口号下实现。凡投降革命的军队均应完全改编，决不宜优容不变。这些军队的兵士宜编插于游击队或红军中；如不能立刻做到，便应更动其军官，派政治委员严厉监视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在宗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里（红枪会等等），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
只可以利用民团底部队（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在民团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但无论如何，决不准民团在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队）或城市平民警卫队内插足。民团底部队，该送往前线上作战。
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天，便该颁布土地法令及改良工农生活的命令，并宜组织专门机关，实现这些命令。这些命令在开始实现时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在第一天便须予工农以实际的利益，如没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给工人及一般贫苦群众，资助失业工人等。每区内在颁布法令以前，须详加考虑，务使一般的命令与武装起义的总口号相联结。
为巩固财源起见，须立即没收城市里的地主和军阀底财产。开始便该把银行收归国有，这乃是监督地方财政和市场之强有力的武器，并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旧银行之信用券。统计该地资产阶级底资本，把财政的监督权完全集中于政府手内。统计银铜等现币总额，禁止现币输出苏维埃区域，违者由肃清反革命斗争的机关处以严刑。
政府机关应速即设法以充实苏维埃的财政。为达到此目的，可对殷实之家施行临时征发，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苏维埃政权应预先考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抗的可能性，因此应预先规定各种办法，如进行给养事业，设立合作社和国家商店等，并由自己监督之。
实现工人监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列宁曾在他一篇论文里说过：“问题底要点，不在于没收资本家底财产，而在于全体人民在各方面来监督资本家及其一切可能的拥护者。仅仅没收，那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可说没收的本身并未含有组织和正确分配底成分。我们只要能够防止种种谎报，假造账目，违法作弊，我们就不难用公平的税则代替没收。想要防止这种可能，便只有工人政府底工人监督才办得到”。
工人监督须经过职工会、工厂委员会、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及一切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来实现。
再则，设置相当的机关监督该区一切经济事宜，并统计该区经济的财富，这个机关就是国民经济部。该部宜有广大的民众参加工作，办事员由大工厂中工人选出担任。国民经济部须统计一切经济富源、工厂企业，并号召一般工人实行监督这种经济活动。
地方政权已经巩固，便应组织苏维埃。党委员会应估计当地情形，斟酌组织苏维埃的时机。但在武装起义前及武装起义实现后，党即应有种种组织苏维埃的准备。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不应当象在广州那样（在广州，实际上只有过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而是要象在海陆丰和一部分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苏维埃不应当仅仅根据上层组织底代表集合。选举时应由工厂工人、各马路工人和贫民、工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全体大会，而不是职业会底执行委员会）、学生等执行，并宜包纳各地下层组织、职工会及党组织底代表。代表成份的分配，应使大多数为直接选出的工人和贫民，并应随地酌定选举条例，务使苏维埃底革命影响得到保障。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看各地革命的深入程度，政权的巩固程度，阶级的分化程度等等而定。苏维埃中，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份的代表。本处驻扎的革命军队的兵士亦应参加苏维埃选举。选举苏维埃与进行苏维埃工作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以保证其在苏维埃中领导的作用。
我们应该牢记下面列宁所下的苏维埃的定义：“苏维埃乃新的国家机关，它给我们以（一）工农的武装力量，这力量不象旧式军队一样是脱离民众的，而是和民众密切联结的；从军事上讲，这力量比以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就革命的意义上讲，这力量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二）这个机关是和群众及大多数人民密切无间的相联系的，容易考验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意外的创伤，这是从来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三）这个机关由民意所选出，因民意而撤换，没有官僚主义的空架子，所以比从前的国家机关不知要更民主得几多倍。（四）它在各项职业间实现密切的联系，所以没有官僚主义，而能促进种种深入群众的改良。（五）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这个部分底组织形式，这个先锋队可以经由这个机关来教育、训练并领导这些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六）它兼有议会主义及直接民主二者之长：人民选举代表同时有立法及行政之权；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策相较，这种进步，在民主主义的发展上，实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苏维埃只有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真正发展，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本能和能力。倘不如此，则苏维埃便毫无长处，不成为嫩芽（嫩芽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便流为玩具。‘二元政权’是苏维埃底瘫症”。
列宁所下的这个定义把苏维埃目前和过去的作用，说得明白已极。至苏维埃制度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由上面体会出来。
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应提到苏维埃的工作中，执行苏维埃的决议案，或督察决议案的执行。
苏维埃的会议不应如上海市民会议的实行经验，具有那样群众大会的性质；更不应如广州苏维埃的实际结果，仅仅只有由高级机关直接指挥的机关－－广州苏维埃之所以如此，因为它太窄狭了（总共只十四到十六人）。
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中办事人员可能作出的各种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舞弊等等。
苏维埃计划当地及全国的主要政策，为更普遍的提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效率起见，应分置各部，执行各项职务：
一、军务部（组织防卫队伍及红军）。
二、财政部（税务，没收及处置财产等）。
三、市政部（管理学校、自来水、救助病人等）。
四、社会保险部（劳动法，分配好房屋给工农和分配工作）。
五、国民经济部。
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过去工作，选举人有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之权。城市苏维埃须包纳近郊农民和全区农民的代表，使他们成为该农区的革命中心。为执行城市的经常工作起见，应选出执行委员会，包纳该城市或该区重要组织的代表：军队、职工会、镇压反革命并供给必需物品的职员等。执行委员会人数约自十一人至二十七人。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会，这个差不多是该地的实际政府，人数约五人至七人。
这些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并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员会批准。
苏维埃从成立之日起便要成为真正的政权；因此应当铲除前此在斗争过程中成立同样组织时所犯的错误。例如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武装起义时，市民会议实际上不是政权，仅是死的组织，真正的政权却集中于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司令部手里；因此，上海市民会议就和广大的群众隔绝，不能发生经常的灵活的关系。
这种情形也令职工会感受极有害的影响；职工会于是不复成为职工会，而成了政权，遂丧失了它与工人经济斗争的通常联系。而政权因此和贫民及劳动群众隔绝，更为危险。广州武装起义胜利时，政权实际上属于职工会的苏维埃，职工会遂不能执行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工作。事实上职工会的苏维埃虽代表新政权，但并不曾建设政权的执行机关。
对于黄色职工会及其他贫民或劳动群众的组织，我们应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此种组织应分化之，打击其首领，而非打击其群众。当广州武装起义宣布黄色工会解散时，我们把它的群众和首领一般看待。这种看待，这种错误，我们以后务须避免。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曾封闭黄色工会，但积极和它的首领斗争，因而获得其群众。在中国也该采用同样的策略。我们如果用武力压迫组织内的群众，则他们可以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力量。
苏维埃应和职工会建立正确的关系，使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能在苏维埃内占主要的地位。
所有派往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底工作应对工人有经常的报告，同时关于工会底工作，亦应在苏维埃中作有系统的报告。凡工会与苏维埃一切纠纷，应由企业中派代表所举行之特种会议解决之。凡涉及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切法律和处置，应预先会同该地职工运动之指导机关讨论之。
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应坚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以保障自己对于兵士群众和对于军官的影响，并可因此监督红军底一切动作。
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而不应限制自己的影响。不过，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党应预先保障其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党须在苏维埃中，组织有威望的、能工作的党团，以执行党的命令。但是以当地党部代替党团，那就是一种危险。党团只执行党部的指示。当党团和该地方党部的影响不能保持平衡，而后者的作用较小时，苏维埃常有代替党的危险。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在有些地方，党底作用几乎缩小到极端，这种经验应该顾及。在中国，也有以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底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组织底工作，勿使其发生较弱的现象；所以在党组织里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薄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该在一切条件之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
当乡村中发生武装起义时，应在该地组织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在武装起义前就要由党部规定。在革命委员会中，应吸收农民运动中最坚决的革命领袖，尤其要吸收乡间住的产业工人及出身城市或归自城市的工人。这些产业工人是乡村中党的作用的一个台柱，所以党应该非常审慎的利用每个工人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应择具有广大农民运动和多量农村工人的地点，这些工人尤能坚决拥护各种革命政策，而为共产党最可靠的基础。在农民协会中须有革命委员会的基础，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应以农民协会为基础，而成为革命的政权，不应以农民协会为政权（形式上革命委员会应当是农民协会等，在将武装起义前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区人民中，尤其是在农民协会的会员中要尽量通俗化。为避免农民协会与革命委员会的冲突起见，可以把农民协会底领袖包纳在革命委员会内，并将农民协会全部负责人材，吸收在政府机关内，在革命委员会中，应保障那些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农民之领导作用。
当地的政权，尤其是城市中的政权一经巩固，就必须由该区全部劳动群众选出苏维埃，以代替革命委员会进行经常工作。农村里的工人及该区里的工人，应有特殊的较多的代表。
苏维埃选举常务委员会，应包纳该区最主要的领导者，自然更要保障党在常务委员会内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的行政的中心地点，不一定仍驻原来旧政权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官僚最多），须择定足以保障工农革命影响的地点。
小城市内，没有工人，便该将该城苏维埃和近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使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归于农民。
首先就要避免革命委员会与农民协会间的冲突，然后在农民协会基础上建立并扩大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应准备苏维埃组织的基础，苏维埃则应执行农民协会的全部作用。
不过对于农民协会要非常审慎。在大多数人民尚未深信有组织苏维埃之必要时，不可解散农民协会。惟农民协会变成了上层农民的组织，则须以农民代表会议来与它对立，使农民代表会议成为贫农群众所拥护的机关，使大多数人知道农民协会招牌已为富农土豪等所把持而迅速解散之。在没有农民协会的乡村中应直接组织苏维埃。但若下层的群众要求组织农民协会时，那便不可坚持反对他们的组织，而应主张多开农民协会的群众大会，尤其是代表会议，使渐变成农民苏维埃。
在苏维埃的区域中，党自己的工作和大多数的党员，应普遍的公开，但是必须留下小的秘密机关，处在秘密的状况中。在成份上，党应扩大自己成为群众的组织，但吸收党员，须非常严格。在苏维埃区域内，实行清党，以便肃清混进党里来的富农及奸恶分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人及乡村工人，入党时应受优待。
党应该特别注意贫农和工人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农村中拥护党的政策的主要成份。党应该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用的手段，保留党的活动力量，交通，且须预先建设秘密的党部和工农组织。
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因此红军的进攻应当与邻近区域的武装起义相呼应。苏维埃政权更应派遣全权代表往郊区去，准备和组织该区内的政权核心和武装起义。这种种行动要与红军的进行相策应。如果该地工农群众见解狭隘，只图保护本地的苏维埃政权（地方主义），则党应用全力打破这些地方的偏见。党应扫除这种偏见，说明不仅自卫，且要进攻，乃是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唯一保障。
（一）农民生活的日益痛苦现在农村情形，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加坏。一方面因军阀不断的战争与国内经济的恐慌停滞，另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得到暂时的胜利，对农民直接压迫剥削越发加剧，因此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越加厉害，农民运动进到更深入更高的要求与更剧烈的斗争。
（二）农民运动的高涨与发展的不平衡最近几个月来，许多省份里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都证明农民运动的从来未有之高涨（如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消灭乡村统治的地主豪绅等），其范围也愈加广阔，蔓延到中国北部与满洲。现在特别显著情形是农民运动带地方性与不平衡，一方面有他的客观原因（如地方辽阔、交通不发达与经济情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的散漫与缺乏组织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缺乏集中的指导机关。
（三）各地农民斗争中表现的要求也有差别在最近斗争中，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要求的主要差别，在中国南部与中部一带，无地的农民占乡村人口大多数，其斗争方向在于反对地主阶级，夺取土地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北部（如河南、山东、直隶、满洲等处）则大半为小的自耕农，其斗争的方向，大都反抗军阀、官僚与豪绅等苛捐杂税拉夫的剥削和打倒军阀的政权，这些是破坏封建土地关系的另一方式，当然，同时在北方还有佃农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不过现在主要的还是自耕农保持实际土地所有权的斗争。
（一）农民斗争愈进展阶级矛盾愈暴露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但是进到比较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其阶级的矛盾表现得非常之快，尤其到了暴动胜利平分土地的时候。
（二）中国富农的特性与对于富农的策略富农在农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常更快的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是因为中国富农一种特殊的性质。他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性质，他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的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党应当预先看见：农民必然继续分化，与富农的走入反革命营垒的不可免，所以应当在农民运动初发展时，即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斗争。
凡富农现在已成了反动力量之地方，那末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
（三）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分。
（四）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到中农止。无论任何条件之下，要特别注意于富农中的工作，防止富农的夺取贫农组织的领导权。必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权。
（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在有很多的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多数的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
同时这个口号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等之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够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
（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硬施行。
农村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组织与政纲。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提出明显的政纲，并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急要任务。在南方几省的农民运动，已成为贫农所领导，必须在这些地方的农民组织中，组织雇农支部，以加强雇农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在已有富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地方，最好成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加入农民协会，并与县工会发生联系。如不应独立组织，最少亦须在混合的农民组织中建立强固的雇农支部。手工业雇用工人可以加入雇农工会。在满洲和内蒙的移民当中，亦应加紧工作，因为都是各省无地农民走到那边去做农业工人的。
在农民革命运动求得胜利的斗争中，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的意义。她们直接参加农村经济，在农民队伍中间占重要的部分，而且在农民的生活中有伟大的作用。因此她们必然参加到运动中来。过去许多区域中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及苏维埃。
在过去斗争阶段中，农民青年对于土地斗争的作用确是很大。在苏维埃区域中，农民游击队伍以及其他农民斗争中，应提出青年农民特殊的利益并助其实现。应吸收青年农民积极参加农协及苏维埃。农协经过农协中的青年农民部，协助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的工作与发展，在苏维埃区域更应尽量赞助农村青年要求纲领之实现。
土地政纲的宣传与赞助农民部分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的任务是夺取广大农民群众在其影响之下，应当尽量的使本党土地政纲通俗化，并使之与各地特殊条件发生联系。在运动薄弱的区域或暂时失败的区域，党应当赞助农民所提出各种部分的要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一）应尽量扩大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是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
（二）农民协会与苏维埃在暴动当中农民协会既已成为领导广大群众暴动的执行机关，在暴动胜利后自然要成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新政权的中心骨干。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处置都应集中于苏维埃，而使农民协会自然消灭。
（三）对付大刀会、红枪会等的策略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很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大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革命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
（四）组织农协及其他团体此外还须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防守同盟等）。
（一）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在农村阶级矛盾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地方，每一小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都将要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游击战争已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斗争方式，所以共产党必须积极坚决的去领导这些斗争，使其更有组织性，与群众更有密切的联系。
（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和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等游击斗争的主要任务：第一，立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土豪劣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及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民更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中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及消灭反动派的力量，如收缴民团警察的武装等。
（三）游击战争的弱点：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烧杀倾向在过去各处游击战争，发生不少的弱点和不好的倾向，这些弱点和不好的倾向，都足以妨害游击战争的发展，甚至消灭它，所以必须与这弱点奋斗。第一，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甚至受豪绅地主的宣传，以为这是一种土匪行动。所以以后的游击战争的发动，必须出自群众的要求，尤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进行。第二，烧毁城市与无目的大烧大杀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反映，足以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发展。所以本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只是无目的和总的任务不相关的和不是为革命真正利益的烧杀。第三，散漫而缺乏组织。以后必须有计划的组织而集中的指导游击战争。
（四）游击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时，党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来领导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指示我们：“各省区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城市的革命高潮相联系起来”。从过去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之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是有可能的。不是游击战争必定可以变成地方暴动，而是必须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农民群众，在群众中要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的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必定要发展到地方暴动。所以在游击战争发展到比较广大的区域，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有转到县市的地方暴动的形势时，党必须注意客观条件及主观力量，有准备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络去进行暴动。运用适当的策略，必须立即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
（五）党对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领导。现在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自发的暴动，党对于这种自发的暴动必须切实去领导，尤必须加紧在县城或镇市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的工作，使他们明白农民暴动的意义，帮助并领导这种自发的暴动，一直到苏维埃的政权的创立与扩大。
党应在民团土匪中宣传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民团土匪的社会成份，是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有些地方的农民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民团更多是农民被雇佣为团丁的，所以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政纲，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等，吸收些武装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
工人阶级在农民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并将无产阶级的分子引入农民运动及其领导机关中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工人组织与农民协会发生经常的关系，必须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与目的，使他们觉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解放，并在失业回乡去的工人中工作。
（一）巩固农民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取得和巩固农民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及一切实际工作的总方向。在一切农民斗争与农民运动的组织中，党的支部应为自己保证领导的作用，在宣传煽动的工作中，党的支部应该解释共产党工作及其现时的任务。
（二）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在无产阶级分子与半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中扩大党的组织。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便形成党代替了农民的组织（农民协会）。所以革命农民群众，必须使之团结于农民协会或苏维埃之下，过去以党代替农协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应即加以纠正。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更不能直接的命令和指挥群众。
党为实现这些工作起见，必须指导一部分积极的分子到农村中去工作，中央与省委的农民委员会尤应加紧工作。
－－大会通过这一提纲，并决议委托中央委员会依据这提纲做成详细决议案－－
（一）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营垒的形式。
（二）工农群众政治觉悟日高一日，但党在组织上却有下列的危险现象：
一、党的工人成份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
二、党与群众的关系逐渐脱离。
三、党没有计划夺取群众尤其是重要的产业区域。
四、各级党部及工作人员受了不断的摧残和屠杀。
五、党还不是工人群众的。
群众说：你们党没有力量。
工人同志说：你们现在不管我们了。
（三）在夺取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政治任务前面应以：
一、建立产业支部，
二、建立地方支部，
三、发展工农组织，
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
（一）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党员成份：从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转到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六。－－产业工人同志占党的极小数量。－－十元以上的工人不要。－－党员的标准要“暴徒”能拼命的。－－党员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党员拚命与消极两极端。－－工人党员离党的现象。－－吸收工人分子到现在还不得法。
二、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充满了的指导机关，虽逐渐参加了工农分子，但进展仍是很慢。－－许多地方的改组尚多是缺乏教育性的形式主义。－－理论的缺乏与群众的隔离，集体指导与集体而分工。－－各级党部关系不密，多存在命令形式上的关系。
三、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没有能普遍的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
这证明机会主义的遗毒在组织上并未肃清。
（二）支部生活
支部是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组织上成为军队的形式，只有服从不容讨论。－－书记是委派的，斗争是命令的，一失败只有怨党，或更脱离了党，否则便来向党要工作。－－没有支部生活，没有支部的中心工作。－－没有大工厂、大企业的中心支部。－－农村支部是易得而易失的。－－交通机关的支部与兵士支部亦是极不发展。－－党员入党后反怕向群众宣传，甚至其生活亦渐与群众隔离－－于是支部便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甚至工农同志及一切下级党部党员，不把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一遭挫折或斗争失败，常常是整个支部瓦解。
没有支部生活，便产生不出干部人材，－－党的改造基础便极不强健－－加以教育与训练的缺乏，党的干部人材更显不足。
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
（三）组织上错误倾向和方法。
一、国民党式内组织路线－－“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命令”和“委派”以至强迫罢工，命令暴动。
二、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党内纠纷和互相攻击。
三、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抹杀了党在秘密条件之下指导机关的选举权及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但不相信群众举出的干部亦是不对的。
四、将党的机关与群众对立也是错误的企图。
五、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在组织上都是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的危险行动。
六、机械的执行纪律－－“惩办主义”与说服。
七、批评如失了政治和认真办事的精神和意义，便要走到个人无原则的相互倾轧，引起否认一切纪律。
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每个知识分子一定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正确观念－－知识分子拚命也是靠不住的，同时，知识分子的怠工，尤其是不好的倾向。
九、雇佣革命与革命职业－－组织上历史的遗留和历来党的组织路线的造成，是属于前者多而后者少。－－失业的同志应尽力打入群众中去。
十、不正确的平等观念－－物质上的平均分配－－地域上的平均发展。
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
（四）地下党的组织条件
一、非躲避主义的机关秘密－－离开工人区域、离开城市的乡下党部的危险。
二、深入群众中去的接近群众与少数人的秘密会议。
三、工作人员的接替准备。－－反对拚命与蛮干。
四、旧的工作方法应根本改变。－－要走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从群众生活中学得斗争和工作方法。
五、无政府状态与英雄色彩的行动，是打破组织的重要原因。
（五）党及群众的关系
党办工农会的传统政策。－－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领导群众。－－使群众依靠政治势力的错误影响。－－革命斗争失败后，群众乃逐渐与组织脱离。－－不知如何取得群众，组织群众，而只是简单的作工会罢工暴动以及共产党的宣传。－－有些地方罢工或暴动，党便来直接指挥，甚至连已经有了的革命的工农会都不经过。－－于是工农会便失去独立性，有时工会成了党的行动机关（党的支部仅是宣传机关）。－－工会职员中完全没有非党群众，有时工会不起作用，党的支部便代替了工会。－－党团便根本失其作用而等于消灭。党很少注意产业工人的组织和打进黄色工会群众中的工作。－－农会的中心还没有建筑在贫农和雇农身上－－工农组织的新的秘密形式还未产生。
党疏忽了并且隔断了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关系，反动军队和土匪民团中极少我们的组织。－－会帮的组织中我们亦未打入。
在苏维埃的区域，党不会组织政权建立红军。
青年妇女运动的指导和组织上的关系都未弄好。
济难会工作未能群众化，宣传化，仅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
这些组织上的基本问题都未完满解决，所以过去党还不能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党的削弱由于党与群众脱离，和敌人白色恐怖加紧，而盲动主义亦予以损失上打击不少。
（一）征收党员的调节，和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二）党应特别注意在主要的大工业中（金属业、纺织业、铁路、交通、海运、市政、兵工厂等等）巩固与发展党的影响，建立坚强的党的工厂支部。并须有模范支部的建立，以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农村支部中应注意中心干部的建立。
（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与党的民主化。－－尽量的有教育方法的使积极的工农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使党的全部能不断的讨论各级工作的主要问题。
（四）加强党的集体指导，实行分工的集体，形成无产阶级指导中坚的工作。－－密切各级指导机关的关系，加多巡视工作。
（五）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如大的工商业城市、军事重镇、海运及沿铁路大河的城市、农村等。－－加强城市中党的组织。
（六）建立地方党部的工作－－如无健全的地方党部，便没有正确的党的组织：
一、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最有威信的地方党员加入。
二、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当地大支部的积极分子加入。
三、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与当地各支部要有最密切的关系。
四、支部以至地方党部的指导机关，照一般的规则，应由本支部及当地党部自己选出，但同时省委及县市委或区委对于地方党部及支部的工作应十分加紧指导。
五、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支部的组织问题。－－产业支部的组织方式和街道支部的组织和运用。－－农村支部与市镇支部的组织关系。－－兵士支部的发展和运用。
六、支部开会的各种形式与征收党费的组织意义。
七、干部人材的产生和训练。－－工农运动训练班，与弟兄党的党校。
八、有条理的调派负责党员，非必要时可以不必更调。
九、地方支部应在工农群众组织中组织党团，以联结这些组织。
十、支部是群众中的核心，党团是受支部指导在群众中发生核心作用的组织。
十一、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非党群众中的工作。
十二、在日常工作中发展党的影响和领导。
十三、地方党部应注意支部和党团是否能使非党群众组织于我们党的口号之下。
十四、地方党部应严重的审查各项工作执行的程度。
十五、党的纪律和指导要使一般党员做到自觉的真实的接受和遵守。
十六、地方党部要注意于全体党员军事化的指导。
十七、要注意深入群众的秘密工作。
十八、党的宣传品报章，要有很好的组织方法分配散布到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中去。
十九、地下党会议时必守的条件－－有一两位负责同志不去参加会议。
二十、各级党部应定期开会。
二十一、各级党部机关应吸收下级党部干部分子参加各部工作。
二十二、党应坚决的提出工人分子充实各地党部机关。
二十三、各级党部应有系统的在党员群众前报告自己的工作－－下级党部亦应经常不断的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引起党员群众对党的政策讨论和了解的兴趣。
二十四、党的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应在各级党部中建立起来。－－关于调查统计，应有精确的材料，关于交通工作尤应有严密和灵敏的组织。
二十五、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应由上级党部予以联络上的帮助。
二十六、地方党部对于当地的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农妇的运动予以极大的注意，不应将它看成是女党员的专门工作。
（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党与团的各级指导机关均应按时相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互作报告，党除给团以政治上指导外，并应予物质上的帮助。－－在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其政治活动必须依据上级党部的政治路线，同时须介绍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成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应经常介绍其成年或非成年的积极分子入党，给党以干部人材，同时党应顾及团的工作，不应将团的得力党员调得太多，致减弱了团的指导力量。－－党更应经常的指导兼团党员，经过他们在青年团中发生政治指导上的影响。
（一）群众中组织的中心任务
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农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且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农组织。
（二）工人阶级中的组织问题
一、党包办工会－－党包办工会命令群众的遗留，白色恐怖的广大摧残，工贼国民党的破坏，均使党在职工运动的组织上发生许多困难。－－因此党要极力纠正派人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使其能表现工人群众自己的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党代工会及不能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
二、秘密工会－－组织秘密工会，仍成为目前职工运动中的重要任务。－－不拘采用任何形式（如兄弟团、姊妹团、合作社、互助团、储金会等），去团结群众。且这种组织必须以领导这各种形式的组织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为目的；必须依靠于下层党的支部工作与其在群众中所得的信仰和联系。－－秘密工会不但需要在每个工厂作坊和各大企业中有他的组织（即是工厂的工会支部，指一个工厂中的全体会员而言），并且需要有全体产业的和地方的总的工会组织，尤其是在下层工会已有了群众的时候。－－特别在大产业中要注意秘密工会的发展。
三、群众集会日常斗争与工人组织－－党应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不放过任何机会的偶发的工人群众集会的参加和指导，即使是游艺会、募捐救济会、体育会也应扩大去组织使之由临时的变为经常的组织－－在工人阶级日常的生活斗争中，不管是自发的或是党的领导的，党必须尽可能的使之扩大这一斗争达到可以发生组织的地步。
四、工厂作坊委员会－－党在职工运动中组织上基本任务是要将职工会的重心放在巨大工业上，而他的组织基础要从“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建立起来。－－“工厂作坊委员会”或类似这个名词的这一组织，是由每个工厂作坊工人群众产生出来的统一组织（即是某种产业中工人的最初期组织）。他是由每一工厂作坊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不论他加入了什么性质的工会或是没有加入）选举出来的。－－这一组织（工厂作坊委员会）的名词，在中国常常与每一个工厂作坊工会（即是职工会的工厂支部，所谓工会支部）相混，但实际上每当着群众自发的或未用工会名义领导的斗争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所举出来主持斗争出名交涉的委员会或干事会，这便是“工厂作坊委员会”的雏形，绝对不是工会。党应该依照这样组织路线使群众所举出来的委员会或干事会争得合法的可能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以完成十足的“工厂作坊委员会”。
五、工厂委员会、工厂工会与党的支部－－在中国现在的状态下，假使一种工厂或作坊中间，同时有三种名义和组织（党的支部、工厂职工会、工厂委员会）存在，很容易使党员群众不知运用－－现在明显的组织出路是：工厂工会是整个产业组织的一个支部，是在他的领导之下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所以他的会员人数不必一定很多，而其存在在目前多半是秘密的。－－“工厂委员会”只是各个工厂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没有会员只有委员，并还没有产业的联合，他一产生便是公开的，且大多数是由日常生活斗争中产业，故他遂成为工会实行斗争的公开斗争形式，他在将来更要成为苏维埃－－地方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基础。－－党的支部如遇到此种组织都存在时，只能派遣一部分同志加入工厂职工会的指导机关和“工厂委员会”，为的组织不太复杂起见，不必单独组织党团，两种组织中的工作同志可直接受支部指导以发生党团作用。－－通常已有职工会的工厂中，党的支部在职工会中起党团作用，工会又在全体工人之中起工会的党团作用（如鼓动工人群众选举工厂委员会），在没有职工会的工厂里，党的支部就要在斗争过程及“厂委”运动中建立工会。
六、工会职员绝对不应当都是同志－－在党领导之下的职工会、“工厂作坊委员会”以至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其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应占相当数目，绝对不应采取占全部机关的包办形式。－－这不但在下层组织应如此，便在上层的总工会中也应如此。
七、职工会应作到与群众的广大而巩固的联系，能逐日得到职工运动的链子中的每个环子的各式报告，然后才更有益于职工会的指示和领导－－党在职工会中应领导其不单讨论工会的本身问题，而更注意于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提高群众对职工会的信仰和同情。－－目前职工运动中非常需要由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党应用教育来帮助他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
八、黄色工会与挂国民党招牌的群众工会。－－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甚至挂国民党招牌而亦有群众的工厂工会，我们均应加入活动，揭露黄色工会以至反动工会领袖出卖阶级的事实，以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九、说服群众与群众日常斗争－－这应消灭旧时的命令群众强迫罢工的工作方法，要坚决的执行说服群众引导群众的实际工作。－－一切这些工作及对此工作的领导必须充满了活的政治的经济的斗争的问题。从工人群众日常生活中极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吸引他们到组织方面来，以振作起群众的革命失败后颓丧烦闷的情绪。
十、失业工人的组织与出路－－革命工会必须坚决的进行组织失业群众于自己周围的工作，尤其要使他们脱离黄色工会或政府工会腐化了他们的影响（如收买失业工人在革命工人队伍中捣乱及机器工会的体育队等等）。－－失业工人实关联到了乡村工作，多数失业工人是可以有组织的回到乡村中指导农民斗争和参加农民武装暴动的。－－即在城市暴动的准备中，失业工人也可做成暴动的煽动者和暴动夺取政权时的一支同盟军。
（三）农民群众中的组织问题
一、农协仍为主要口号－－在目前农民协会仍是在农民组织中的主要口号。－－在许多已经用了农民委员会的名义或农民协会机关已为国民党所占地方，我们必须另组织秘密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的名义可以不用。－－但国民党占的农民协会如果是群众的，我们必须加入活动揭破其反革命的阴谋。
二、农协的成份与组织系统－－农协的成份在过去还包含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如豪绅及反对土地革命的富农，在下级指导机关中亦有许多非革命分子混入。－－党必须在今后，使农会成为广大群众的基本组织，而以贫农雇农为其成分中及指导机关中的中心。－－农会的组织系统，乡农会、区农会、县农会为吸收广大群众领导农民斗争最得用的团体，省农会于必要时可以用名义的号召和代表的召集（不便开省代表会时亦可分区分路开）。
三、农会独立与党的领导－－农民组织中党亦应抛弃包办农会的传统观念。使农会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能够独立的做好，以提高农会的威权。党不要企图把所有的倾向于革命的农民都加入了党，但大多数农民要求入党时，除掉是投机不可靠的分子，亦不必拒绝，但须有干部的训练。－－农会指导机关亦不应完全是党员充当，要尽可能的使非党员的贫农或雇农当选。－－因此，党又必须加强在农会中的领导，即是要用在乡村中最有威信的党员加入农会的指导机关，以防止农会变成农民党的可能的危险。
四、建立秘密的农民组织－－对于农民群众中其他秘密的迷信的组织，党必须设法加入以接近其群众，揭破其领袖的欺骗，逐渐打破其迷信的成见和习惯，以至改变其群众组织，夺取其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五、失业无地的农民－－党必须使乡村失业的农民和流氓得到适当的领导，团结于农会的周围，以至加入农会。－－在斗争时，尤其要使其能接受贫农和雇农的影响而参加斗争，以至游击队的战争成为农民武装行动时最得力的斗争力量。
六、农民斗争与发展组织－－在一切农民自发的斗争中，党必须尽可能的领导他们使之达到最高度的组织，在没有农民组织的地方，更要立即发展农会的组织，以夺取广大的群众。
七、各农民苏维埃与农协及雇农工会－－为着武装斗争发展到最激烈的状态，必须转到武装暴动时，党必须尽可能的，以农会名义召集农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以指导暴动，夺取政权。暴动成功后，这一政府的组织便须由临时的转到正式的，亦即是由乡村工农兵代表会议－－乡村苏维埃产生出乡村区政府的机关。－－在暴动前后农会仍可存在，但到了乡村政府的农民代表会议经过了多次的集会，农民已直接的参加和管理政权时，农会便可由此失其作用。这就是农协生长成为农民代表会议，农民群众到那时自然感觉到农民代表会议之外，并无另外再组织农协之必要。－－农民乡区政权之苏维埃的干部，应团结而为秘密农协干部，仍与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和指导作用。－－在乡村政权已经为农民夺取后，某些地方于条件成熟中可单独的成立雇农工会。－－（所谓成熟条件如农会已取消、雇农数量较多、乡村政权较能持久等等）。
（四）武装团体中的组织问题
一、兵士支部－－夺取兵士群众建立兵士支部，发展兵士群众中任何形式的革命组织，是党在反动武装团体中最主要的组织任务。
二、组织工农及失业者投身军队－－党应注意派遣得力同志和组织工农群众去接触或投到敌人军队中去，而组织失业工人农民，经过宣传后领导之投入军队之工作更为必要。
三、帝国主义军队中的组织－－在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中，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军队中，党应得到兄弟党的帮助，发展革命宣传的组织。
四、反动的或半封建的武装团体中－－在一切反动的或半封建的武装团体中－－如保安队、警察、商团、人民自卫团、民团以至红枪会、大刀会土匪等等组织中，党均应从中发展秘密组织，以推翻反动领袖，夺取其群众和武装，改变其旧式的组织和习惯为工作原则。
五、工农武装组织及红军－－工农的武装组织和训练，农民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组织，党均应有详细的规定，在这些组织中的成分，均应以产业工人和贫农雇农分子为中心基础。
（五）在城市贫民中的组织问题
一、城市贫民组织与党的工作－－党应注意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使之真能领导城市贫民走向革命方面。
二、要打入敌人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揭破其阴谋。－－党员参加到敌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团体中，其目的是在揭破敌人骗取群众运动出卖革命的阴谋，而领导群众走到我们的革命旗帜之下，并非企图存在其中作少数运动。
（六）青年和妇女运动
一、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党应帮助青年团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工作，并给以工作发展的机会。－－在职工会、农会及一切工农群众组织中，要尽可能的领导青年工农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和各部工作。－－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的单独组织如体育队、童子团以及乡村中少年先锋队，均应隶属于职工会或农会指导之下。
二、在女工农妇中的组织工作－－党应在工农群众及一切贫农运动中注意到妇女运动，并领导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实际工作。－－在工农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要有女工农妇参加，于其下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调查和计划妇女工作，并须有妇女到各部工作，于必要时，工农会的妇委得召集妇女会议讨论一切工作，但非成为经常的组织。这种妇女会议的工作，是一种经常的运动帮助工会等去教育宣传鼓动女工农妇。
（七）济难会的工作
一、党应从各方面帮助济难会在群众中发展，尤其是地方党部以及有广大群众环绕于他的支部，更应特别注意这项工作。
二、党应指导济难会在群众中的发展，不拘用何种名义，其目的总在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同情于革命便利于党的发展。
（八）党团组织问题
一、凡在非党的劳动群众组织及其机关（委员会、干事会、代表会、大会等）中，共产党籍分子必须组织党团以进行积极的党团工作。－－党团必须尽力争取该组织内的大多数分子在自己影响之下。如果他们能够很热烈的实际的努力的求了解该组织内分子的要求，他们才能无微不至的拥护劳动群众本身的利益，才能将目前斗争任务与工农群众斗争最终目的相联贯起来，然后党的影响才能更易获得。－－一切党团工作必须在各该非党的劳动群众组织章程与决议范围之内进行。
二、党在工农会的上级机关中（如产总、全总、省总、地方总工会，以至各区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省农协、区农协等）都应有党团的组织，至在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在工会支部（即工厂工会）中，在乡农协中，不必再组织党团，即以支部全体党员起党团作用。
三、在各地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或单独的组织党团，或即由支部起“党团作用”）由各地党部自己决定，但必须不违党团作用的原则。
四、党团乃是隶属于各该级党部的一种组织，受各该级党部的指导机关指挥，他没有自己组织的系统和指挥系统，上级机关中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同一团体中下级机关的党团（如铁总的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各铁路工会的党团，全总的党团不能指挥各省总各全国产总的党团等），但决不因此而妨碍工农会的独立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就是说工农会上级机关可以受该党团的影响而指挥下级工农会，然并不能由上级党团直接出面指挥下级党团。同时下级党部对于其所管辖的党团指导，必须根据于上级党部对各项工作的方针，使其能与上级党团的行动相合。
在第六次党大会上所有的一切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材料，证明了虽然最近的环境是非常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仍然有不少的进步，就是：
1）保存了党部的主要组织，
2）在党部指导机关之工人化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
3）在所有党部的工作上都加紧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作用，
4）做了许多工作以肃清在思想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分子，
5）党在苏维埃的区域中的增长。
但是，所有这些进步，决不足以遮饰在组织工作中所有的一些缺点。组织工作之一般的薄弱，仍然是党部继续发展与巩固之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之主要的缺点，就是缺少了正确的路线与系统性；工作进行多带有偶然的性质；没有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没有用方法来肃清组织工作的缺点；没有建立全党由上至下的明确的、坚定的组织路线；没有设立有系统的监督来保证这种路线的巩固。
在最近的时间以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应当集中在以下的几个问题上：
（一）侵入重要工业之大企业中，在那里巩固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只有建筑基础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他才有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他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同志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中的。我们应当承认党内这样现象不是应当有的。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纺织工业、金属工业、铁路、海上交通、矿山、市政等等），而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在这个路线上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在小手工业及在农民中间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容易些。但是，党无论如何都应当与这种困难奋斗，应当在重要工业之大生产机关中间去巩固在工人群众中间的组织。以后党的工作应当转变过来，使着党以后的发展是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的，使着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
（二）工厂支部：党在产业机关中的工作，应当在建设工厂支部上。党应当尽力发展并巩固工厂支部。中国共产党虽有工厂支部，但是他们数量很少，并且他们在过去只做传达指导机关的命令以及一部份的宣传作用，支部书记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指定的，无论什么问题都不在支部中讨论，总之，在支部中没有内部的独立工作。以后的工厂支部，应当照着新修改的党章及共产国际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来改变他的工作形式。工厂支部应当成为党部之组织基础，是使党与工人群众发生联系的机关。工厂支部应当讨论一切党内的政治问题。若在秘密工作条件所允许的时候，支部书记都应当由支部党员中选举出来。
（三）地方党部，为了集中力量以巩固与发展工厂支部的工作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地方党部（县党部、村党部、市党部、区党部等）的工作。这些地方应有该地方的党部委员会，这个区域以内的党员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机关而发生联系。地方党部的责任，是要使当地党员的努力都集中于革命斗争中几个主要问题上，并要使当地的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发生联系。
地方党部并不是要直接指导每一个党员的工作，他是建立在支部（工厂支部或街道支部）上，而指导本地之工作的。支部直接负责，使该支部之每一个党员，都担负得有某种党的实际工作。
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若没有地方党部的帮助，则支部的工作决不会做好的。因为必要使每一个支部的工作与党之一般的工作发生联系，而不只限于本支部（街道、部门、工厂）以内的利益。这里正是地方党部的根本任务。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特别在中央及省委面前－－之一个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就是要很快的考察各地方党部的工作：是否各地党部都有实际指导当地日常工作的能力；在各地是否是所有的党员都加入了支部；是否是经过支部使所有的党员都被吸收于党的日常工作之中；各地工作是否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革命斗争的问题上；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之一般的政治任务组织任务有所联系？
考察地方党部工作之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方委员会之工作能力问题。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能力之最主要的条件有以下几点：
（1）委员会的成份，应当是当地党员中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联系的分子。
（2）假使在当地党部之下，有工厂支部，则在当地的委员会，应当有当地大工厂支部中之有威望的代表加入。
（3）地方委员会，应当与地方支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这样：在某个区域中有了重要的事变发生以后，支部应当立刻报告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应当很快的指示支部以应付这件事的方针；另一方面地方委员会接到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以后，应当立刻将这种指导转到支部中去，应当帮助支部怎样在具体工作中使着这种方针实行。
（4）地方党部还应当经过自己的党团与当地之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等）发生密切联系。地方委员会应当负责使这所有的群众组织中，都有共产党的党团。要有系统的指导党团中的工作，树立我们党在这群众组织中的影响。
（5）地方委员会应当注意在群众组织中之党团的工作，应当与当地之各支部之日常的工作发生联系。一方面党团之日常工作应当建立支部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支部在某个群众组织之下，进行组织群众的时候，都应该在党的口号之下。
（6）第六次代表大会反对组织同情者的特别政治团体，但认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有非常注意的必要。这一点对于各地群众组织之党团的工作非常重要。
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党自然不能有很快的数量上的发展。这种情形使中国共产党要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进行有统计的、个别的征收党员的工作。
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是有可能以使着广大的无党工人对他表示同情与实际之帮助的。因此党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们党之同情，要有系统的选举接近党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的工作。也可以交付他以某一种任务。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我们吸引无党的工农群众，参加组织中间日常工作，比较吸引他们入共产党是容易得多。但是假使能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党的指导之下，在职工会中为无党工人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这便是吸引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工作。
在产业中的共产党支部，在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对于同情于我们的无党工人的关系应该是：用极忍耐、极妥当的方法使他们参加日常斗争中的实际工作，应使这种争取部份要求的斗争与我们党之一般行动之政纲发生联系。因此，党支部以及党团，更应注意引导一般同情于我们的，参加我们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其中最接近于我们的同情者，应当介绍他们入党。
地方党部应当很过细的注意支部及党团对于群众的关系，支部与党团应当善于引导同情于我们的群众，要与他们缔结日常的实际工作中的联系，应当经过这些联系以巩固他们对党的同情。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群众，以后经过这些同情于我们的帮助，更可以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指导之下。在征收党员的工作中，以及在无产阶级中之一般的发展群众的工作上，党应当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重要产业中的工人（五金工人等）上，要在这里面树立最大的影响。
（7）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当省察对于自己计划及上级机关指导之执行，应当使当地党部，有共产党党章中所规定的铁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工作条件之下，这种铁的纪律，特别必要。地方党部委员会，应当使着在他那里有坚固的纪律，但同时他应该了解所谓坚固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是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责任的自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好了，才能得到胜利，没有坚固的纪律，不会有好的组织的。工人组织中之纪律的必要条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个党员都服从指导机关之命令。
（8）党的组织内，应当有坚强的内部纪律。但党应当计算到对于犯错误的事谁也不能保险，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预防和很快的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对于未执行指导的办法也是如此，只有集体的指导与党的工作一切主要问题，有系统的在下级组织中讨论，才能很快发见未执行决议和通告的事。如果有意的不执行或曲解指导机关的计划时，则相当的党的机关（见中央党章）应当详加研究。并采取相当的决议。
据此，地方党委应当根据新党章相当条文之规定，实行集体工作。同时，党部应当坚决的抛弃有些地方实行过的，对不同意地方党部书记的路线之同志，予以行政机关式惩罚及一般的机械的应用纪律之事。特别应当坚决的指出，党部书记只是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命令之执行者。
（9）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地方党部应当对于所有党员的军事训练工作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的，对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的准备须加以极大的注意。
（10）根据新党章实行党的指导机关内部之正确分工（推出书记、成立各部等）。
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党的指导机关当然要非常秘密，然而就是党的下级组织（支部、职工会中的党团等等）现在也是在秘密的条件之下工作。在另一方面，党所准备的武装暴动，要不能吸收工农主要群众，终归无望，所以这就需要对这些群众的积极准备工作。应当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机关，安置与侦探以至奸细斗争的方法等等。但是，在这种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立刻忘记，党的机关和一切党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中去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党应当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的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的工作机关。应当使这些机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便有系统的准备之下，工农群众走向革命的发动，而不仅是党员和同情者的狭小范围的人作革命的发动。
党可以建立内部很复杂的而且比较难于为警察机关发现的很好的秘密组织，其中有武装队的很秘密的委员会，有配置很好的秘密印刷机等等。但是这种组织无论各方怎样周到，如果与广大工农群众没有经常联系，则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的组织，也不会组织工农群众的胜利发动。这种组织最多不过能够组织成好的军事冒险，这种军事冒险与中共当前的一切任务，并没有共同之点。
第六次大会以为欧洲各国通行的工厂小报与工厂小传单是秘密的党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的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对于准备和散发群众传单及标语，作了很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应当尽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除党的中央机关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外，小城市的地委、工厂支部、乡村支部等的下级组织，必须发行同样性质的印刷品。工厂支部与乡村支部等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当然在质量上（内容与外表）没有党的上级组织发行的那样好，但是这些地方的工厂的党的宣言和党的报纸，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对于广大群众的煽动影响则比由中央机关送来的技术上做的很好的宣言和报纸还要深刻些。因为他们能够说到工人群众特别接近和特别了解的问题。党的这种煽动工作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宣言和工厂报纸帮助之下，使工厂支部比较能够容易的钻进那些工人群众里头去。尤其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在警察压迫之下，口头煽动纯粹不能进行或非常难以进行。
1927年八七会议及十一月中央会议对于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
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党内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
被吸收到指导机关的工人同志们必须得到一定部份的工作。对这种工作，他们实行负责，而不要使他们与党机关的真正日常工作相隔离，而只是来参加委员会的很少的会议等等。
党在继续这种工作当中，同时应该纠正有些党的组织，对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对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要免职。这些决议是完全不对的（顺直省委组织决议案），如以为每个知识分子一定要作出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每个工人一定能定出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观念，也是不对的。
考核一个党员应该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指导群众的能力的标准。
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对于工农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应当加以最严重的注意，首先就是对工会和农会中的工作。
中共在最近以来，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是削弱了。这种削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的残酷的恐怖手段。群众组织公开存在的武汉时代已经过去，绝对秘密的条件使党在这方面要改变组织工作上旧有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多少有点公开的可能性的组织，如兄弟会、姊妹团的任务（黄色工会也应利用）。这一点，大会的职工决议上详细的说明了。按工会路线的最具体的组织工作任务如下：
1．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中组织在相当的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
2．使工会工作的中心移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内。
3．有党的核心，及在日常需要的基础上团结在党的核心周围的同情党的无①群众的工会积极分子参加的工厂委员会，是工会工作的适宜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4．使工厂支部成为企业内工会工作的基础，但工厂支部不应尽工会一样的作用，而应当尽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党团工作的作用。
农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如下：
1．在农会中建立在相当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
2．依靠党团使达到农会按乡为单位的原则－－即是每一乡组织一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农民委员会）的农会。
3．使党的乡村支部成为农民委员会的基础。
4．使无产阶级及贫农中的无党籍的积极分子紧结在支部的周围。
5．乡村支部及上级党的机关在一切工作中须注意使乡村党的组织的发展是建筑在乡村无产阶级及贫农成份上。至于富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的，比较富裕的成份则经过农会吸收他们。
①似为“与”字之误。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在估计中国革命现时政治环境与今后发展前途时曾指出：“党应准备着对付革命新潮流的高涨，这个高涨定使中国共产党发生一个直接的实际任务，即组织和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因为只有用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可解决革命的任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根据对于革命的环境和前途的这样估计，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中心任务，即“争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是他在实行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时，不同时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将来工农群众在反对大批军阀军队（中国现存政权的藩篱）斗争时期的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很顺利的进行组织和实行群众武装暴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应很明白的知道，任凭一般的政治环境是如何有利，但若在准备革命的时期，尤其是在革命高涨的时期，不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与纯粹带着军事性质的许多重要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那末，仅只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是不能保证革命胜利的。
（三）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会主义最大错误之一便是：
一、在政治上夺取国民革命的部队一方面，差不多完全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在北伐时客观的情形虽然是很顺利的，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党便没有看清国民革命军雇佣军队的性质可以容易使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变为各国军阀的工具而一味的与上级军官作勾当，把与这个或那个军官达到联络的目的，看作自己工作的中心，而不把宣传和组织下层兵士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性质的企图，看为自己工作的中心。
二、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把配合各种散漫而致失败的单个的农民暴动为自己的任务。
三、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没有充分注意准备党里军事工作的有训练的指导人材。
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在去年八月扩大会议前，除一般的机会主义错误外，同时又如此的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变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时候，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受危亡的影响。仅于八月临时代表大会把政治路线纠正，但以后因为有了军事投机的恐惧遂在军事工作上犯了新的错误。
（四）回顾中国共产党以往在指导上的错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方面的工作应有下列数任务：
一、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充分的明白，若是军阀的大批军队有帝国主义者派到中国的军队之帮助，又有最新式技术的武装，若他们仍将以屠杀的方法继续反对革命，那末，纵然环境条件对于革命如何有利，他们还是能压倒革命运动的。虽然如此，但是军阀的军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自身阶级成分的关系，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这时候，士兵群众中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且现在正在引起部分的军队转变到革命方面来。共产党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尤其是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的时期，在士兵中有系统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愈作的得力，则部队的动摇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事将亦愈有力而常见。
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严重的任务。
为要实现这一工作，应有下列规定：
（一）在士兵中作群众的鼓动工作，俾士兵群众知道而且直接受党的口号（关于本身利益和政治的）。为此，必须以最可靠的同志成立军事煽动组织的工作，设法与士兵群众接触，利用一切可能作口头宣传并出版关于日常问题且于士兵群众有趣的定期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
（二）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体，以便在一切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渐渐的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三）在一切反动军队中不另外组织共产青年团的支部，但须尽量利用团的干部分子经过党的支部在军阀军队及一切地方的反革命武装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四）用各种方法去发展士兵与长官的经济斗争，尽一切可能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最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基本的权利及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
（五）必须按各部队或参谋部成立通讯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军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之最适当的对象。
（六）军阀军队的招募：一、自愿的；二、按县征募的；三、或是强迫的。在这些时候，在军队中的分子按其阶级成分并不一致：自乡的中农和贫农以至于流氓分子都有。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注意计算士兵成份的这种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
（七）除在军阀军队工作以外，我们还应对于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如警察、保安队、民团、商团以至土匪中，实行破坏工作以夺取其群众加入革命的方面。
（八）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士兵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
二、在帝国主义者军队中的工作
除在军阀军队中工作外，本党还应在外国军队中工作。文字宣传的方法与士兵建立个人的联系，成立革命的支部组织等，凡此种种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兄弟党积极帮助之下应作的工作。
三、党员军事化
（一）依据最近暴动的经验看来，不但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不会使用武器，便是多数党员也是如此。党员在工农暴动时便不会很好的指挥这个暴动的军事行动，以至在暴动发生后也不会利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故党的任务应使一切党员受到军事训练，为达到这一任务，应利用一切公开的或非公开的机会（如体育会或精武会等组织）。
（二）关于军事训练，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应与党员受同样的训练，其方法除以上所述外并可在乡村中设立少年先锋队或体育会等等体育上的组织。
（三）党应特别注意养成相当的军事工作人材－－党的军事工作指导员和组织员等等。
四、工人群众的军事组织和准备
除在军队中工作外，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工厂和作坊中成立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红色先锋队，赤卫队），此种组织之将来的任务，是应与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共同击破军阀军队中尚未破坏的部队。
本党应即刻在工人群众开始关于暴动是革命时最坚决的斗争形式的宣传和鼓动，应使工人阶级觉悟到“只有用力量才可解决历史的问题。在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组织。”（列宁）工人阶级武装的必要，使用现代的武器，学习在现代技术之下巷战的策略，建立阶级的军队（红军的思想的宣传）等都是要宣传的。
在实行工人群众的军事教育的时候，必须利用公开的（如体育会、射击组等）和非公开的（如战斗队、秘密的训练等）可能。
五、工农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
农民是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故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农民中的军事工作，如在中国现时有力的农民团体或军事团体中（农民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有力的组织）及在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的农民中，这种游击队应以贫农及与农业关系不深的青年农民为中心分子，发展自己的影响与建立新的革命的游击队等是。
本党应特别使自己在农民中的军事工作与党的一般的农民运动工作及其对农民运动的口号发生亲密的联系。
本党目前在农村军事工作的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
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得着胜利。脱离了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农民暴动，是定遭失败的。
在各处农民暴动自然爆发时候，纵然料定其难免失败，本党亦应负责指导之力图发展，并利用之以巩固党自己在农民中的影响，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失败时，党应设法保存其主要干部不要使之失败，而仍得继续其游击队的性质和作用。
本党应特别注意大工商业都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及其最主要的交通线，尤其是铁路）附近区域的农民中的工作。
本党在农民中工作的方法，应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中国中部与南部各省有广大的农民协会，其斗争的口号是要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些地方的工作，无论在内容上与方法上都应与“红枪会”有势力的各省大不相同，因“红枪会”的斗争在思想上是受着富农分子的影响的。此外，农民少有斗争经验的各省（如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也应大有区别。
六、建立红军问题
在工农暴动胜利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本党应迅速将自己武装力量的组织从游击的形式（不仅是农民游击队便是工人赤卫队及转变过来的兵士暴动的形式也都在内）改组而成立经常的红军。只有如此，本党才能巩固已得的胜利，且将此胜利扩大到邻近各地。
建立红军的原则应为：
（一）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分子充之。达到这一制度的过渡时期可用自愿制，不过旧军队的兵士应经中央慎重选择和政治训练后方可采用。且从军阀转过来的各种军队，必须立即改编，以相当的可靠的革命战斗员参加其中。有可能时应将其旧时全体干部撤换，用我们自己可靠的军官。其主力应为革命的工农队伍。红军的士兵无论是征兵制或志愿兵制，必须规定其最少限度的服役期限。
（二）官长工人化，关于这些军事官长的造就，现在即应开始（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
（三）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叶挺与贺龙的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派遣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等机关。
（四）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级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挥。
七、党的军事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均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之计划书而工作。
军事部应很有系统的工作，为此，必须进行军事人员之统计和分配，且于必要时，能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少数重要中心地。
只有努力而有系统的工作，只有把工农的武装力量练成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在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能达到武装暴动之胜利，且能在中国地域内巩固苏维埃政权。
八、兄弟党之帮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责成各兄弟党对中国共产党予以各方面之援助，如派人帮助实际工作，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设法破坏到中国去的帝国主义的军队等都是。
＊本《草案》有无经过大会讨论通过，《会议记录》上无记载。
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均根据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社编》整理而成。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
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
1、大会承认瓦西利也夫〔1〕同志的草案作为组织问题决议的基础，至于最后的修改，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共同执行。
2、对瓦西利也夫同志的草案应添上底下几部分：
（一）根据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提纲的材料，指出中共组织工作中的主要缺点。
（二）指出党与工会工作的区别。
（三）指出新的干部的培养，与党内教育训练的工作。
3、大会委托新中央在最近期间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的章程，详细制定指导地方革命工作的方法：
（一）工厂支部工作方法。
（二）群众组织中党团组织和工作方法。
（三）各级党部组织法。
（四）地方党部工作方法。
（五）秘密工作方法。
4、大会委托新中央与共产国际组织部共同规定国外的中国党员中的工作方法。
5、大会委托新中央根据组织决议案与修改的章程，编辑一通俗小册，详细叙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中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的任务，使一般下层的党的积极分子能够明了党的组织工作的状况。
附一：
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
Ⅰ．过去党的组织状况
在第六次党大会上所有的一切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状况的材料，证明了虽然最近的环境是非常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仍然有不少的进步，就是：
（一）保存了党部的主要组织。
（二）在党部指导机关之工人化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
（三）在所有党部的工作上都加紧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作用。
（四）做了许多工作以肃清在思想上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分子。
（五）党在苏维埃的区域中的增长。
但是，所有这些进步，决不足以遮饰在组织工作中所有的一些缺点。组织工作之一般的薄弱，仍然是党部继续发展与巩固之一个非常重要的阻碍。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上之主要的缺点，就是缺少了正确的路线与系统性，工作进行多带有偶然的性质；没有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没有用方法来肃清组织工作的缺点；没有建立全党由上至下的明确的，坚定的组织路线；没有设立有系统的监督来保证这种路线的巩固。
Ⅱ．党内主要的组织任务
在最近的时间以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应当集中在以下的几个问题上：
（一）侵入重要工业之大企业中，在那里巩固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只有建筑基础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他才有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他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党员有百分之七十六是农民，仅只有百分之十是工人，并且这些工人同志多是失业的及小企业中的。我们应当承认党内这样现象不是应当有的。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纺织工业，金属工业，铁路，海上交通，矿山，市政等等）而在那里巩固我们的组织。在这个路线上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困难的，在小手工业及在农民中间的工作，自然是比较容易些。但是，党无论如何都应当与这种困难奋斗，应当在重要工业之大生产机关中间去巩固在工人群众中间的组织。以后党的工作应当转变过来，使着党以后的发展是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的，使着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
（二）工厂支部：党在产业机关中的工作，应当在建设工厂支部上。党应当尽力发展并巩固工厂支部。中国共产党虽有工厂支部，但是他们数量很少，并且他们在过去只做传达指导机关的命令以及一部分的宣传作用，支部书记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指定的，无论什末问题都不在支部中讨论。总之，在支部中没有内部的独立工作。以后的工厂支部，应当照着新修改的党章及共产国际之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来改变他的工作形式。工厂支部应当成为党部之组织基础，是使党与工人群众发生联系的机关。工厂支部应当讨论一切党内的政治问题。若在秘密工作条件所允许的时候，支部书记都应当由支部党员中选举出来。
（三）地方党部：为的集中力量以巩固与发展工厂支部的工作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地方党部（县党部，村党部，市党部，区党部等）的工作。这些地方应有该地方的党部委员会，这个区域以内的党员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机关而发生联系。地方党部的责任，是要使当地党员的努力都集中于革命斗争中几个主要问题上，并要使当地的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发生联系。
地方党部并不是要直接指导每一个党员的工作，他是建立在支部（工厂支部或街道支部）上，而指导本地之工作的。支部直接负责使该支部之每一个党员，都担负得有某种党的实际工作。
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若没有地方党部的帮助，则支部的工作决不会做好的。因为必要使每一个支部的工作与党之一般的工作发生联系，而不只限于本支部（街道，部门，工厂）以内的利益。这里正是地方党部的根本任务。
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考察地方党部工作之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方委员会之工作能力问题。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能力之最主要的条件有以几点：
（1）委员会的成分，应当是当地党员中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联系的分子。
（2）假使在当地党部之下，有工厂支部，则在当地的委员会，应当有当地大工厂支部中之有威望的代表加入。
（3）地方委员会，应当与地方支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这样：在某个区域中有了重要的事变发生以后，支部应当立刻报告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应当很快的指示支部以应付这件事的方针。另一方面地方委员会接到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以后，应当立刻将这种指导转到支部中去，应当帮助支部怎样在具体工作中使着这种方针实行。
（4）地方党部还应当经过自己的党团与当地之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等）发生密切联系。地方委员会应当负责使这所有的群众组织中，都有共产党的党团。要有系统的指导党团中的工作，树立我们党在这群众组织中的影响。
（5）地方委员会应当注意在群众组织中之党团的工作，应当与当地之各支部之日常的工作发生联系。一方面党团之日常工作应当建立支部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支部在某个群众组织之下，进行组织群众的时候，都应该在党的口号之下。
（6）第六次代表大会反对组织同情者的特别政治团体，但认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有非常注意的必要。这一点对于各地群众组织之党团的工作非常重要。
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党自然不能有很快的数量上的发展，这种情形使中国共产党要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进行有统计的，个别的征收党员的工作。
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是有可能以使着广大的无党工人对他表示同情与实际之帮助的。因此党之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们党之同情，要有系统的选举接近党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的工作。也可以交付他以某一种任务。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我们吸引无党的工农群众，参加组织中间日常工作，比较吸引他们入共产党是容易得多。但是假使能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党的指导之下，在职工会中为无党工人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这便是吸引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工作。
在产业中的共产党支部，在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对于同情于我们的无党工人的关系应该是：用极忍耐，极妥当的方法使他们参加日常斗争中的实际工作，应使这种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与我们党之一般行动之政纲发生联系。因此，党支部以及党团，更应注意引导一般同情于我们的，参加我们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其中最接近于我们的同情者，应当介绍他们入党。
地方党部应当很过细的注意支部及党团对于群众的关系，支部与党团应当善于引导同情于我们的群众，要与他们缔结日常的实际工作中的联系，应当经过这些联系以巩固他们对党的同情。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广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群众，以后经过这些同情于我们的帮助，更可以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指导之下。在征收党员的工作中，以及在无产阶级中之一般的发展群众的工作上，党应当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重要产业中的工人上（五金工人等），要在这里面树立最大的影响。
（7）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当省察对于自己计划及上级机关指导之执行，应当使当地党部，有共产党党章中所规定的铁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工作条件之下，这种铁的纪律，特别必要。地方党部委员会，应当使着在他那里有坚固的纪律，但同时他应该了解所谓坚固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是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责任的自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好了，才能得到胜利，没有坚固的纪律，不会有好的组织的。工人组织中之纪律的必要条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个党员都服从指导机关之命令。
（8）党的组织内，应当有坚强的内部纪律。但党应当计算到对于犯错误的事谁也不能保险，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预防和很快的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对于未执行指导的办法也是如此，只有集体的指导与党的工作一切主要问题，有系统的在下级组织中讨论，才能很快发见未执行决议和通告的事。如果有意的不执行或曲解指导机关的计划时，则相当的党的机关（见中央党章）应当详加研究，并采取相当的决议。
据此，地方党委应当根据新党章相当条文之规定，实行集体工作。同时，党部应当坚决的抛弃有些地方实行过的，对不同意地方党部书记的路线之同志，予以行政机关式惩罚及一般的机械的应用纪律之事。特别应当坚决的指出，党部书记只是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命令之执行者。
（9）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地方党部应当对于所有党员的军事训练工作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的对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工农群众的武装斗争的准备须加以极大的注意。
（10）根据新党章实行党的指导机关内部之正确分工（推出书记，成立各部等）。
Ⅲ．秘密党的组织原则
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极端秘密的存在。党的指导机关当然要非常秘密，然而，就是党的下级组织（支部，职工会中的党团等等）现在也是在秘密的条件之下工作。在另一方面，党所准备的武装暴动，要不能吸收工农主要群众，终归无望，所以这就需要对这些群众的积极准备工作。应当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机关，安置与侦探以至奸细斗争的方法等等。但是，在这种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立刻忘记，党的机关和一切党的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中去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党应当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的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的工作机关。应当使这些机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便有系统的准备之下，工农群众走向革命的发动，而不仅是党员和同情者的狭小范围的人作革命的发动。
党可以建立内部很复杂的而且比较难于为警察机关发现的很好的秘密组织，其中有武装队的很秘密的委员会，有配置很好的秘密印刷机等等。但是这种组织无论各方怎样周到，如果与广大工农群众没有经常联系，则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的组织，也不会组织工农群众的胜利发动。这种组织最多不过能够组织成好的军事冒险，这种军事冒险与中共当前的一切任务，并没有共同之点。
Ⅳ.工厂报纸与地方党部的出版品
第六次大会以为欧洲各国通行的工厂小报与工厂小传单是秘密的党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的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对于准备和散发群众传单及标语，作了很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应当尽量的继续发展和巩固。除党的中央机关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外，小城市的地委，工厂支部，乡村支部等的下级组织，必须发行同样性质的印刷品。工厂支部与乡村支部等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当然在质量上（内容与外表）没有党的上级组织发行的那样好，但是这些地方的工厂的党的宣布和党的报纸，虽然有许多缺点，但对于广大群众的煽动影响则比由中央机关送来的技术上做的很好的宣言和报纸还要深刻些。因为他们能够说到工人群众特别接近和特别了解的问题。党的这种煽动工作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宣言和工厂报纸帮助之下，便工厂支部比较能够容易的钻进那些工人群众里头去。尤其是在他们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在警察压迫之下，口头煽动纯粹不能进行或非常难以进行。
Ⅴ.关于干部的工人化
1927年八七会议及十一月中央会议对于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问题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
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的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党内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
被吸收到指导机关的工人同志们必须得到一定部分的工作。对这种工作，他们实行负责，而不要使他们与党机关的真正日常工作相隔离，而只是来参加委员会的很少的会议等等。
党在继续这种工作当中，同时应该纠正有些党的组织，对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对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要免职。这些决议是完全不对的（顺直省委组织决议案），如以为每个知识分子一定要作出机会主义的错误，而每个工人一定能定出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观念，也是不对的。
考核一个党员应该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指导群众的能力的标准。
Ⅵ.关于工会和农协中的组织工作
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对于工农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应当加以最严重的注意，首先就是对工会和农会中的工作。
中共在最近以来，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是削弱了。这种削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的残酷的恐怖手段。群众组织公开存在的武汉时代已经过去，绝对秘密的条件使党在这方面要改变组织工作上旧有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多少有点公开的可能性的组织，如兄弟会，姊妹团的任务（黄色工会也应利用）。这一点，大会的职工决议上详细的说明了。按工会路线的最具体的组织工作任务如下：
（1）在所有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中组织在相当的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
（2）使工会工作的中心移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内。
（3）有党的核心，及在日常需要的基础上团结在党的核心周围的同情党的无〈党〉群众的工会积极分子参加的工厂委员会，是工会工作的适宜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4）使工厂支部成为企业内工会工作的基础，但工厂支部不应尽工会一样的作用，而应当尽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党团工作的作用。
农会中最重要的组织任务如下：
（1）在农会中建立在相当党委有系统的指导之下而工作的党团。
（2）依靠党团使达到农会按乡为单位的原则
（3）使党的乡村支部成为农民委员会的基础。
（4）使无产阶级及贫农中的无党籍的积极分子紧结在支部的周围。
（5）乡村支部及上级党的机关在一切工作中须注意使乡村党的组织的发展是建筑在乡村无产阶级及贫农成分上。至于富裕的也应当吸收到革命运动中来的，比较富裕的成份则经过农会吸收他们。
附二：
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一）党的主要任务
（一）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极端营垒的形式。
（二）工农群众政治觉悟日高一日，但党在组织上却有下列的危险现象：一、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七倍，农民的意识将影响到党的组织路线上来。
二、党与群众的关系逐渐脱离。
三、党没有计划夺取群众尤其是重要的产业区域。
四、各级党部及工作人员受了不断的摧残和屠杀。
五、党还不是工人群众的。
群众说：你们党没有力量。
工人同志说：你们现在不管我们了。
（三）在夺取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政治任务前面应以：
一、建立产业支部，
二、建立地方支部，
三、发展工农组织，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
（二）组织上基本问题
（一）党的无产阶级化
一、党员成分：从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转到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六。
二、党的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充满了的指导机关，虽逐渐参加了工农分子，但进展仍是很慢。
三、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
这证明机会主义的遗毒在组织上并未肃清。
（二）支部生活
支部是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
没有支部生活，便产生不出干部人材，
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
（三）组织上错误倾向和方法
一、国民党式的组织路线
二、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
三、极端的自由选举观念。
四、将党的机关与群众对立也是错误的企图。
五、尾巴主义与盲动主义
六、机械的执行纪律
七、批评如失了政治和认真办事的精神和意义，便要走到个人无原则的相互倾轧，引起否认一切纪律。
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九、雇佣革命与革命职业
十、不正确的平等观念
这些错误的倾向和方法，有许多都是加强了党与群众关系脱离的危险。
（四）地下党的组织条件
一、非躲避主义的机关秘密
二、深入群众中去的接近群众与少数人的秘密会议。
三、工作人员的接替准备。
四、旧的工作方法应根本改变。
五、无政府状态与英雄色彩的行动，是打破组织的重要原因。
（五）党及群众的关系
党办工农会的传统政策。
党疏忽了并且隔断了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关系，反动军队和土匪民团中极少我们的组织。
在苏维埃的区域，党不会组织政权建立红军。
青年妇女运动的指导和组织上的关系都未弄好。
济难会工作未能群众化，宣传化，仅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
这些组织上的基本问题都未完满解决，所以过去党还不能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党的削弱由于党与群众脱离，和敌人白色恐怖加紧，而盲动主义亦予以损失上打击不少。
（三）党内的组织任务
（一）征收党员的调节，和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二）党应特别注意在主要的大工业中（金属业，纺织业，铁路，交通，海运，市政，兵工厂等等）巩固与发展党的影响，建立坚强的党的工厂支部。
（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与党的民主化。
（四）加强党的集体指导，实行分工的集体，形成无产阶级指导中坚的工作。
（五）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如大的工商业城市，军事重镇，海运及沿铁路大河的城市，农村等。
（六）建立地方党部的工作
一、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最有威信的地方党员加入。
二、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中要有当地大支部的积极分子加入。
三、地方党部指导机关与当地各支部要有最密切的关系。
四、支部以至地方党部的指导机关，照一般的规则，应由本支部及当地党部自己选出，但同时省委及县市委或区委对于地方党部及支部的工作应十分加紧指导。
五、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支部的组织问题。
六、支部开会的各种形式与征收党费的组织意义。
七、干部人材的产生和训练。
八、有条理的调派负责党员，非必要时可以不必更调。
九、地方支部应在工农群众组织中组织党团，以联结这些组织。
十、支部是群众中的核心，党团是受支部指导在群众中发生核心作用的组织。
十一、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非党群众中的工作。
十二、在日常工作中发展党的影响和领导。
十三、地方党部应注意支部和党团是否能使非党群众组织于我们党的口号之下。
十四、地方党部应严重的审查各项工作执行的程度。
十五、党的纪律和指导要使一般党员做到自觉的真实的接受和遵守。
十六、地方党部要注意于全体党员军事化的指导。
十七、要注意深入群众的秘密工作。
十八、党的宣传品报章，要有很好的组织方法分配散布到工农兵士贫民群众中去。
十九、地下党会议时必守的条件
二十、各级党部应定期开会。
二十一、各级党部机关应吸收下级党部干部分子参加各部工作。
二十二、党应坚决的提出工人分子充实各地党部机关。
二十三、各级党部应有系统的在党员群众前报告自己的工作
二十四、党的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应在各级党部中建立起来。
二十五、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应由上级党部予以联络上的帮助。
二十六、地方党部对于当地的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农妇的运动应予以极大注意，不应将他看成是女党员的专门工作。
（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四）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
（一）群众中组织的中心任务
党在群众中组织上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城市与乡村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于党的周围及党的口号领导之下。
（二）工人阶级中的组织问题
一、党包办工会
二、秘密工会
三、群众集会日常斗争与工人组织
四、工厂作坊委员会
五、工厂委员会，工厂工会与党的支部
六、工会职员绝对不应当都是同志
七、职工会应作到与群众的广大而巩固的联系，能逐日得到职工运动的链子中的每个环子的各式报告，然后才更有益于职工会的指示和领导
八、黄色工会与挂国民党招牌的群众工会。
九、说服群众与群众日常斗争
十、失业工人的组织与出路
（三）农民群众中的组织问题
一、农协仍为主要口号
二、农协的成分与组织系统
三、农会独立与党的领导
四、建立秘密的农民组织
五、失业无地的农民
六、农民斗争与发展组织
七、各农民苏维埃与农协及雇农工会
（四）武装团体中的组织问题
一、兵士支部
二、组织工农及失业者投身军队
三、帝国主义军队中的组织
四、反动的或半封建的武装团体中
五、工农武装组织及红军
（五）在城市贫民中的组织问题
一、城市贫民组织与党的工作
二、要打入敌人所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中揭破其阴谋。
（六）青年和妇女运动
一、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的组织工作
二、在女工农妇中的组织工作
（七）济难会的工作
一、党应从各方面帮助济难会在群众中发展，尤其是地方党部以及有广大群众环绕于他的支部，更应特别注意这项工作。
二、党应指导济难会在群众中的发展，不拘用何种名义，其目的总在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同情于革命便利于党的发展。
（八）党团组织问题
一、凡在非党的劳动群众的组织及其机关（委员会，干事会，代表会，大会等）中，共产党籍分子必须组织党团以进行积极的党团工作。
二、党在工农会的上级机关中（如产总，全总，省总，地方总工会，以至各区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省农协，区农协等）都应有党团的组织，至在工厂作坊委员会中，在工会支部（即工厂工会）中，在乡农协中，不必再组织党团，即以支部全体党员起党团作用。
三、在各地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或单独的组织党团，或即由支部起“党团作用”）由各地党部自己决定，但必须不违党团作用的原则。
四、党团乃是隶属于各该级党部的一种组织，受各该级党部的指导机关指挥，他没有自己组织的系统和指挥系统，上级机关中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同一团体中下级机关的党团（如铁总的党团决不能直接指挥各铁路工会的党团，全总的党团不能指挥各省总各全国产总的党团等），但决不因此而妨碍工农会的独立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就是说工农会上级机关可以受该党团的影响而指挥下级工农会，然并不能由上级党团直接出面指挥下级党团。同时下级党部对于其所管辖的党团指导，必须根据于上级党部对各项工作的方针，使其能与上级党团的行动相合。
决议及附一根据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刊印；附二根据中央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议决案》刊印
注释
〔1〕瓦西利也夫，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执委会组织部代表，亦译华西利耶夫。
〔2〕这个“提纲”印发后，中央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作如下更正：这个提纲是大会通过的一个组织问题的材料，瓦西利也夫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是大会通过的作为组织问题决议案的基础。因瓦西利也夫的决议草案到得晚，故秘书处误将提纲作为决议草案印出。诘此数语以当更正。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十二月十一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于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党要纪念它，要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纪念它。
理由如下：
（一）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贫苦的农民、兵士，开始单独的用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企图推翻一切恶势力而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
（二）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工农群众用自己的力量企图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的总结晶，是东方一切被压迫群众奋斗的警钟，雪亮的灯塔。
（三）广州暴动是资本主义企图暂时部分稳定的反响，是资本主义在暂时部分稳定中矛盾的产物。
（四）广州暴动给与了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兵士及东方的工农群众以奋斗的教训，以斗争的决心。
因此，广州暴动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它不仅开辟了中国民权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而且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
因此，我们认为它与英勇的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
因此，不但中国的共产党以至于各国的共产党要直接的纪念他和研究他的教训，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应该高举着鲜红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去纪念他，去研究他的教训，去完成他的伟大的历史事业。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28年7月19日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11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等。
会议选举出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7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名、政治局常委5名、政治局常务候补委员3名。向忠发为党的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会议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29年6月25日─30日在上海召开。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另有6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
全会总结和检查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和扩大红军等15项政治任务。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4人，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1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州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2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会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7人。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15人。
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等9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3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增选了王稼祥、凯丰（何克全）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等11人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等5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时停止行使职权。
在历时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情况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以及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对于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全会认为“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会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14人组成，彭真为主任。
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案。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屡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切暴力的机会，要激动一切阶级冲突并使之深入。必须与主要口号同时提出工农运动的部分口号。党与群众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最大限度的引起群众于反帝国主义运动，使这种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相联结起来，然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这一电纸发到各地讨论。
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六大认为，这十大政纲，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这次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高级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增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相继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并由于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国内外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对内，组织与团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人们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一道，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为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
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并且还不统一的国家，一方面，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有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革命道路上的阻力特别强大，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在极长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胜利以前强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重要性，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十分勇敢，十分有经验，十分机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阻难，绕过一切暗礁，以奔赴自己的目标，并不断锻炼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中国共产党对于从内部或外部来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破坏各革命阶段联盟以及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一切活动，必须进行严正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党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以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一切决议，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第一条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第三条凡党员均有下列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第四条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
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
（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共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办理之。
（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丁）凡脱离其他政党加入本党者，如系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五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重要负责人员，则须经中央批准）；以上均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第五条在特殊情形下，县委以上之党委及相当于县委之党委，有权直接决定个别地接收新党员。
第六条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经历，须真实地向党作负责的介绍，并须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党章及党的纲领与政策。
党委在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前，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
第七条候补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
候补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除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表决权外，与正式党员同。
第八条候补党员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时，须经支部大会的决定，及原批准入党之上级党委或相当的上级党委的批准。
候补党员的候补期限，所属党委得决定延长或缩短之。
候补党员经过候补期间考察后，被认为不能入党者，得取消其候补党员的资格。
第九条党员的党龄，由候补党员决定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十条党员及候补党员由这一个组织移到另一个组织的工作地区时，即作为后一个组织的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十一条党员及候补党员请求脱党者，须向党的支部正式申请，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
第十二条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三条开除党员或候补党员的党籍，须经该党员或候补党员所属之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并须经上级党委的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支部以之各级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均得决定开除党员及候补党员的党籍，但均须经上级党委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第十四条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
（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
（三）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
（四）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第十五条党的组织，是按照区或按照生产部门为标准建设起来的。
在某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内，管理全部门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部门的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第十六条党的组织系统如下：
（一）在全中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合议。
（二）在省、边区、地方，是党的省代表大会，边区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省代表会议，边区代表会议，地方代表会议。
（三）在县，是党的县代表大会，县委员会，县代表会议。
（四）在城市，是党的市代表大会，市委员会，市代表会议。
（五）在城市中或乡村中的区，是党的区代表大会（或区全体党员大会），区委员会，区代表会议。
（六）在每一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和学校，是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第十七条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之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
第十八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之，或由上级组织指定之。
第十九条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铭投票或表决，并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第二十条各级党的组织，为了传达与讨论上级组织的重要决定及为了检查工作与布置工作，得召集各种干部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
第二十一条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
第二十二条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第二十三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进行，而不致在紧急情况下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和与战斗团结，不被可能的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及企图进行小组织活动的人们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损害党、分裂党的活动，以及不致被极少数人利用党内极大多数人思想上一时没有准备的状态来达到自己的企图起见，凡关于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内的党的政策问题之全般的广泛的检讨与辩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在时间上允许，即在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二）有党中央或党的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或（三）有过半数之下级组织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
第二十四条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
第二十五条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表意见和决定以前，各部分和各地方党的组织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凡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但不得和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凡新成立之党的组织，须经所属之上级机关批准。
第二十七条为便于指导各地方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按情况之需要，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并对中央负责。此种中央代表机关，在情况不需要时，得撤销或合并之。
第二十八条为分别进行各项实际工作起见，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按照工作需要，得设立管理党务的、宣传教育的、军事的、经济的、民众运动的各种部门或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各项工作。为进行某项临时的、特殊的工作，各级党委得设立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或部门。
第二十九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如有代表半数党员以上之党的地方组织要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代表过半数的党员之代表出席时，方能认为有效。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中央决定之。
第三十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决定和修改党的纲领与党章。
（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员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选举之。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之。
第三十二条中央委员会代表本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活动，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
第三十三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每半年召集一次，但中央政治局得按情况延期或提前召集之。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全会，有发言权。
第三十四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
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席。
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
第三十五条在前后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得召集各地方党委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党的政策问题。
第三十六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省委、边区党委及中央直属之其他各党委的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上。代表数额，由中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须有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委及边区党委的代表出席。
第三十七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有权撤换个别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并有权补选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但每次撤换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或补选之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均不得超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三十八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执行。
第三十九条党的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省委或边区党委，均受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之领导。
第四十条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由省委或边区党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延期或提前召集。如有该省或该边区半数以上的下级组织之要求，或有中央、中央代表机关的提议，省委或边区党委必须召集之。出席省或边区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省委或边区党委决定，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批准。
第四十一条省或边区代表大会，听取、讨论和批准省委或边区党委的报告及省或边区其他机关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省或本边区的各种问题与各种工作，选举党的省委员会或边区委员会以及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四十二条由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选举省委或边区党委的常务委员会及正副书记，进行经常工作。省委或边区党委的书记和党委，须经中央批准。书记须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充任。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二次。
第四十三条省委或边区党委，在本省戒边区范围内，执行代表大会及中央机关的决议，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指导党外各种非党组织中党组的工作。
第四十四条在前后两届省或边区代表大会期间，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召集各地委、县委及其他直属党委的代表，举行省或边区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该省或该边区范围内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有撤换与补选部分省委或边区党委委员之权；但其数额均不得超过该委员会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四十五条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委员，须经省或边区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第四十六条党之在一个地方、一个县、一个城市、一个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相同于前章党之在一个省或一个边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各属于各该上级组织之领导。
第四十六条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均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
第四十八条地委、县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年召开四次。市委、区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召开一次。
地委、县委、市委、区委之委员及正副书记，均须经各该上级组织之批准。地委、县委、市委书记须有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区委书记，须有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此项党龄规定得变通办理，但须得到省委或边区党委之批准。
第四十九条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之内，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党员不到三人者，则加入邻近之党的支部组级。党的支部组织，须经县委或市委之批准。
第五十条凡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之下，得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冉选举副组长一人。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或超过一百人厂、机关和学校，得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权利。
第五十一条凡有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之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
支部的任务是：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
（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
（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
（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第五十三条由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会，进行经常工作。任期半年至一年。支部委员会人数之多少。由支部之大小来决定，最少者三人，最多者十一人。由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必要时得再选举副书记一人。其他委员的分工，由委员会按照实际需要决定之。
在七个党员以下的支部，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正副书记各一人，不设支委。
第五十四条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
第五十五条党的地下组织，在接收党员时，须经更慎重的考察。新党员入党时，只履行在秘密环境下所能允许的手续。
第五十六条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中央监督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
第五十八条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
第五十九条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六十条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
第六十一条党组设书记一人，党员人数超过十人之党组，设党组干事会，担负经常工作。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
第六十二条各级非党组织中之党组，服从各该级党的委员会之领导，员会之领导，并执行其决议。各级党委的会议，得吸收重要党组的负责人参加。
第十章奖励与处分
第六十三条凡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是完全忠于党与人民的事业，是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纪律的模范，在实现党的纲领、党的政策和中央及上级组织的决议中富于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真诚拥护的党员与党的组织，得给予奖励。
第六十四条凡不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各级党的组织，按照具体情况，得以下列方法给予处分：
（一）对于整个组织的处分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消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的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
（二）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上撤消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第六十五条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如有严重地破坏党纪的行为，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至开除其党籍，但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之赞成，方能认为有效。
第六十六条对党的组织及党员个人给予处分，须将处分的理由通知被处分者。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委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第六十七条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决定和批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和分析其犯错误时的情况。
第六十八条党对党员一切奖励与处分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励者与受处分者本人；既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也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党对成绩优异的同志给予奖励，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党对犯错误同志给予批评或处分，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六十九条党的经费，由党员缴纳的党费、党所经营的各种生产和企业的收入与党外捐助等方法筹集之。
第七十条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数额，由各省委、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
（原载刘少奇：《论党》）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1〕，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2〕。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万岁！
注释
〔1〕指蒋介石一九四三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2〕指毛泽东同志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4－977页
毛泽东致七大闭幕词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2〕。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释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篇：“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日：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日：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日：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日：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馀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赫尔利，美国共和党的反动政客之一。他在一九四四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赫尔利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是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详见本书《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一文。
〔4〕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9-1052页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六人，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因病因事缺席九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五十二人。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在全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个同志作了重要的发言，经过详细的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和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要点如下：
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同志在讲到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时指出：从一九五○年六月党的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半，在这个期间，党的中央政治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党在这时期的工作，基本上是以七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的决议为指针的。在这期间，党的中央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在工厂和农村中进行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爱国增产运动以及生产上的许多改革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生产。主要工农业产品，在一九五二年均已超过或接近我国过去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交通运输和商业均有相应的发展；国家财政的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市场的物价一直保持稳定；人民的购买力已有提高，人民的生活已有改善。全党和全国人民很好地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针，争取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使我国在一九五二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则为二点六倍。现代工业的产值，在一九四九年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至一九五二年已增至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在进行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获得了重要的增长。他继续指出：一九五三年，我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在这条总路线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党向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热诚拥护，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即一九五三年的任务，在工业方面，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私营工业在外）预计可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一○六，较一九五二年约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在基本建设方面，中央各工业部可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在农业方面，去年有些地方虽然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灾害，但粮食的总产量仍略高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一九五三年冬季，为了保证国家粮食的供应和市场物价的稳定，为了克服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与资产阶级的反限制的活动进行斗争，已开始由国家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并展开了巨大的工作。他又指出：我们在文化教育工作，民主的建政工作，外交和国际活动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重要的进步。刘少奇同志在叙述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抗美援朝斗争、在经济战线上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的伟大胜利时，他着重指出这是与伟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无私的援助以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我国的深厚同情分不开的。接着他又说到：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教育，干部学习，整党建党工作也获得了不少成绩。现有党员六百五十万人，党员成份已有改善，党员的觉悟程度和党的战斗力已有提高。在指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党已获得上述巨大成就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党在各项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并认为：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乃是我们各项工作获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要求全党始终保持谦逊态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为不断纠正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奋斗。
刘少奇同志在讲到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指出：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因此，中央政治局请求四中全会批准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各项问题。
刘少奇同志在讲到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时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党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内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着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全党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作为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们党的内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我们党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同时，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要求全党的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觉来爱护党的团结，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努力。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
为此目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规定了各项增强党的团结的具体办法，同时又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最后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决议号召这些同志并经过这些同志教育全党干部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人民日报》1954.02.18
（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现在农村中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一九五五年夏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由一九五四年春季的十万个增加到六十五万个；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由一百八十万户增加到一千六百九十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百分之十五。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老解放区的许多地方，由于农民有更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多年的互助组基础，合作化运动已具有广大的群众规模。其中，华北各省，如山西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到百分之四十一，河北已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东北三省合计，加入合作社的农户也已达到百分之三十四。在这些地方，有的全乡、全区，也有全县，合作化已达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十或八十。在解放较晚的东南、中南、西南和西北的各省，大部分的乡也已建立了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事实正如党中央的估计，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即将在全国到来，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必须了解：我党领导农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工人阶级的目的，是要经过这个革命，再进一步引导农民走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前一个革命阶段的农村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斗争，要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在新的革命阶段则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内容，就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解决的问题是新的农民问题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而工农联盟的新关系和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必须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互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起来。我国工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的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而不了解这样就会放弃党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领导，放任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结果也就将破坏工农联盟，丧失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因而也就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失败。具有这种错误观点的同志不敢相信群众，同时对于党中央的合作化方针和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作出悲观主义的估计，认为我们的党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提出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并且在有些地方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大批地解散合作社。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这种悲观主义，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六中全会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是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在我国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是由于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剥削和贫困，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大多数农民，主要的就是现在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情况，在土地改革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其中许多农户仍然有困难，或者仍然不富裕；而且有的还因为受到富农和投机商的盘剥和抵抗不了自然灾害，重新失掉了自己分得的土地。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起来。实际生活教育了他们：不能按照原来那种个体经营的方式在分散的和细小的土地上耕种而生活下去，出路只有多数人联合起来，采取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方式。这种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已经由广大的互助组初步地证明出来，随着又由已经建立起来的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更高的程度上证明出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来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计划地和有成效地利用土地和扩大耕地，有能力抵抗或者减少灾害，有可能在国家援助下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等等，因而能够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得到很多利益和很大利益，所以它就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农民的兴趣。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采取下列的步骤，就将促使合作化运动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前进。
第一，合作化运动不但要同富农和投机商作尖锐的斗争，并且还要在这个斗争中不断地教育农民自己，特别是要教育和说服中农群众，以便克服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摇摆不定。因此，就必须形成一个坚定的合作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力量，主要的是：现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两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党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第一步，应当是把这些人首先组织起来，以便作出榜样，说服更多的农民。
第二，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接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对于参加合作社的积极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逐年酝酿，按照他们的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建成合作社，或者吸收他们参加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参加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要耐心等待，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入社报名可以反复几次，最后定案，使农民有充分考虑的余地。
第三，富裕中农（即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有较好的农具和耕畜，原来的土地经营比较细致，产量较高，或者有较多的副业收入；当他们还没有看到参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能够比他们自己经营得到的利益更多，或者至少暂时是相等的，他们就不会轻易参加，即使勉强参加了，也会由于实际利益的问题，使社内关系时常发生矛盾。因此，在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富裕中农，除开若干真正自愿的可以吸收入社以外，其余暂时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应该用合作社的优越性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多看一些时候，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以后，再去吸收他们入社。
第四，中农是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永久同盟者，不论在社内社外，都必须善于同中农共处，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决不应该去剥夺中农的财产。对于中农的落后思想，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给他们以适当的批评，决不应该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同时，这种批评是为了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决不应该利用这种批评作为反对中农的借口。
第五，建社要有群众的思想准备。要在党内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要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
第六，建社要有群众的组织准备。要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有互助组和合作社的乡村，可以组织互助合作联合委员会，定期开会，也吸收单干农民的代表人物参加，以便交流经验，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互相援助，为将来各合作社能够进一步联合准备条件，同时也为使互助组逐步地转变为合作社和单干农民逐步地参加合作社准备条件。
第七，建社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是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受训练的干部必须经过慎重的挑选。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2〕“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觚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蠡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编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象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3〕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塞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4〕；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5〕，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6〕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愿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7〕。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么？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的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8〕。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9〕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那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0〕。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2〕。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进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13〕。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1〕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蒋介石政府强迫解散。在解放区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参看本书《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所列举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
〔3〕斯科比是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侵略军的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寇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他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中。
〔4〕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省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便正式宣布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法西斯统治制度。
〔5〕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6〕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京城开罗所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这个宣言曾对将台湾等地归还中国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五○年六月，美国政府公然背弃了这一协议，派遣海军控制台湾，企图剥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权。
〔7〕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来指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当作最后巢穴的四川山地。
〔8〕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9〕引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
〔10〕这是指蒋介石在他的反革命小册子《中国之命运》内的胡说。
〔11〕大西洋宪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美英三国于伊朗京城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所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持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但在战后，美英政府即背弃和破坏了这些国际协议。
〔12〕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敦巴顿橡树林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也派遣了董必武同志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并由各解放区代表共同开过一次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日本投降后，因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8－1048页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万万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万万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零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零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组织原则，使它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保证它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我们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对我们的党章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什么要作这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呢？乃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性地用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力的习惯，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完全明白，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与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并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有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要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地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今天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钢，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在简单的文字中，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条件（越来越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达到了高度的完备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及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进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而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自然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作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作，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新的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了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一切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时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而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充分的灵活性等。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赏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候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于真理得多。”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底经验，是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底经验、工人阶级底经验、劳动群众底经验、所谓‘小人物’底经验来补充领导者底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在“领导者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与党的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有极密切的联系时才有可能。”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决心倾听群众底意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之所在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因为一个人一般地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确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
在修改党章以前，已经接收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党员，仍应保留有效。
如有在政治上发育得甚早的青年，即是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且认为如果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那末，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接收入党，除年龄的规定外，还依据被接收入党者的社会地位在党章上规定分为四类。这种分别，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情况下是必要的。
第一类，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其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均较宽。就是说，对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的限制。对于从幼就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生长的人，也应归入这一类。
所谓城市贫民，是指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到城市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等。
第二类，是接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须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并须有一年的候补期。因为从这个阶层出身的人们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因此，须有较长的候补期，并须比较有经验的人来作介绍。
在这第二类中党章上所指的职员，是不包括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吏在内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由于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地下状态，那里有大批的革命者要求加入我党而找不到门径，因此，党章规定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接收第一、第二类人入党，可以临时将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候补期限放宽。不过这种临时办法，须由省委或边区党委规定。
第三类，就是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是更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要求入党时，党章规定必须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并须有二年的候补期。
第四类，就是曾经有过其他的政治信仰，并曾经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党章规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入党。不过其中又有其他政党的普通党员、比较负责的人员和重要负责人员的区别。至于还有一些曾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或集体入党的人，在加入该党时，既是违反或没有自己的志愿，在加入该党后，又未参加该党的政治活动，那末，这种人只要有了这些证明，在接收加入我党时，就应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手续，而不当作有党派关系者待遇。
一切其他政党的党员，一般地只有当其脱离其他政党以后，才能接收加入本党。
凡为某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的成员，并未参加其他政党政派者，即按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接收入党。
凡曾加入我党，后来退出，要求再入党者，照第四类人履行手续入党：因为这种人经过政治上的动摇，须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并须有比较高级党委的审查。但其候补期一般可以缩短。
凡曾被迫失去我党的关系，请求恢复党籍者，在经过省委或边区党委以上之党委审查确实后，即恢复党籍，无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即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一定上级党委的批准。成批地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党章上，规定了介绍人及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之党委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这种规定，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执行；因有某些党委过去关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是做得不甚好的。
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党委在发展党员与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有些党委，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省委、边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对于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缺少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指导，缺少经验的总结，他们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于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只是委托给支部和区委去办理，或者只规定要发展党员的数目字给区委和支部去限期完成，因而就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形成自流的没有领导的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质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的组织的工作，因而大大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独是各种不可靠的和品质上很坏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混入我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成份不好的支部。很明显，在我们的支部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上级组织对于党务工作缺乏领导的结果。为了根绝这类现象，并使这类现象以后再不发生，为了建设工人阶级的先进的党，各级党委，尤其是高级党委，必须把接收党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接收党员的工作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在农村中，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呢？应该接收在对敌斗争中，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在其他各种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性的、思想纯正的分子入党。如果当地的上述各种运动还没有发展，因而也没有上述各种积极分子出现时，那末，在这里除开接收个别觉悟分子入党外，就不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只有在各种运动已经开展，并有了大量积极分子之后，经过相当时期的宣传和考察之后，才能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比较更多地接收党员。在农村中，各种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积极分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分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
在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接收党员，也必须是在战斗中，在各种工作中表现了积极性的分子，并须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
在发展党员之前，必须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宣传党章。
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这些人是要经过了考验的。某些地方如果缺少这种人，就应该培养与训练这样一批人，然后委托他们以主持发展党员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经常具体指导与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员。每一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些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在决定和批准接收新党员时，各级党委就应该依靠他们去进行详细的谈话及参加审查与介绍等。这样就可以经常接收新党员，又不致使这种工作失去党的领导与控制。
接收新党员，是党的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而上级党委则依靠这样一批经过考验的组织员去指导工作。
党章规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须作真实的负责的介绍。上级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更须负责的进行，决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总之，要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使这种工作是很正确的进行，因而能够真正接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就不只是要有支部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就是在已有支部的乡村，因为年来的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已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也需要从他们中接收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则更须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因此，发展党员，还是党在解放区的重要组织任务之一。而这种发展党员的工作，应根据上述方法，很正确地去进行。过去的缺点，不应再重复。
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组织，都不能和其他的工作、和群众的各种斗争分开来孤立的进行。党员是从群众斗争与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接收的，党的支部以及区与县之党的组织的巩固，也只能在群众斗争以及各种工作的过程中达到。比如说，农村党的组织，只有当它领导群众彻底完成了减租减息，又普遍地发展了生产，因而使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生活水准提高；又组织了很好的民兵，因而在对敌斗争中保卫了群众；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运动，因而使群众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社与文化卫生工作等。那末，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就会巩固起来；因为它在这些工作中已与群众联系起来，群众的觉悟提高，并已有了经验，它的内部团结也在这些工作中巩固起来，并在这些工作中体会了党的政策和取得了工作的经验。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上没有规定，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有规定为两个月至一年者，各地亦不一致。经验证明：在农村中两三个月的候补期，是等于没有的。在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作用，也不大。过去对于候补党员很少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在新的党章上规定：新党员候补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三种。但所属党委均得延长或缩短。并指出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就是说，对于候补党员的教育与审查，是党的组织一项必须注意进行的工作，否则候补期的作用，将仍会很少。对于候补党员，教育他们认识党章和党的纲领与政策，并使他们确立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如组织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等，是非常重要的。
党员有退出党的自由。党章规定在他申请退党，交出党的一切证件之后，即可由支部除名。这表示退党是自由的，入党则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的。
党章上有开除党员的规定。如果被开除者是各级党委的委员，须经各该级党委之全体会议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
在这次修改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想，这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将要保证我们党内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况中发展，将要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保证党的行动的统一。
关于党员的义务，党章首先规定：党员必须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为这是每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关节。如果党员的觉悟程度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作一个好的党员，不能自觉地很好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党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章要把这一项规定为党员的义务，这就是说，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是每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这就是说，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党员的这些义务，是大家历来所公认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党的选举与党的会议以及党的决议之成立等，每个党员都应以负责态度来积极参加。
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危害党，不得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并且还必须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从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的一切法纪和一切其他革命组织－－如革命的军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和革命的事业机关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在各种革命事业中应起模范作用。应该把遵守党纪与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而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人民的革命纪律，遵守革命政府与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而每一个党员如果不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也就是不遵守党纪。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应该切实纠正。
我们的党，早已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大党，而且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除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而外，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必须有一件社会职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我们的党员，只有革命的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
党章规定一切党员都有下列各项权利：（一）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无疑的，在党章上规定党员的这些权利，会要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障党员群众对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给党以武器有效地来反对高傲自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改善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而来改善党的各种工作。
所有党员的这些权利，应该完全被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党员这些权利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想种种方法禁止关于反对自己意见的发言，在党内的选举与被选举中加以各种限制，禁止党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和声明，或在中途稽留党员的申诉书，在党的会议上不允许党员对党的负责人提出批评，甚至有些党员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分子的报复与打击。这些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在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是绝对地必须遵守的。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亦必须被尊重。少数人在声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党的组织必须保证这少数人不致因此而遭到多数人任何不应有的打击与不幸。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不放弃，在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下，是有权保留的。保障少数人的这些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方面，而可能在少数方面。在通常情形下，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了，我们给少数人以这种权利，就是给少数人以回旋余地，好让他们恰当地改正其不正确的意见。
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任何负责的党员在内，是每一个党员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个规定是和现在某些地方不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负责人员的习惯相反的。应该说，这种习惯原来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展，窒息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因此，应该纠正这种习惯。如果大会通过这一项规定，这种习惯从此即成为非法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上，禁止任何党员对于任何党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即成为违反党章的非法举动。
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
一切党员都有权按照党章参加可能的应有的选举及被选举到党的领导机关中去，除党章规定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议、声明及控诉书等，各级党委均必须迅速转达，不得稽留。
只有充分保证党员这些民主权利，才会减少党内某些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批评、言论和行动，减少小广播，并将引导党员群众的批评、言论、行动走上负责的、正确的轨道，走上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
自然，反党分子及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是可能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我们的党员群众，是不会允许这些分子活动的，是会和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清除这些分子的。
党内的各种缺点，必须清除。然而只有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才能清除这些缺点并保持和发扬党内一切生动活泼的力量至最高限度。党章给予党员这些权利，保障全体党员积极性与责任心的发扬，我相信全体党员将利用党章所给予的这些权利，负责地来清除党内的一切缺点，发扬党内的一切优良作风，推进党的各种工作，并将我们党放在从来未有的健全的强有力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的自由的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的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之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的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的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性。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疱，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章规定：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代替下级决定问题，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织向下级提议，帮助下级正确的解决问题，是必需的；但决定之权，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在许多地区，现在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全党都必须执行，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从我们的党章上就可看到：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我们党和党的事业，是有极端重大的关系的。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是由党的干部组成的，因此，党的干部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英勇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大批的干部，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富有创造性和坚持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最高贵的革命的品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在过去，没有我们党这大批干部的牺牲奋斗，人民事业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今后，如果没有我们党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是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所以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干部。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地重视干部，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不能为人民群众作好事、而作坏事的干部，是不值得被人重视的，党对这种干部必须严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因此，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坚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我们的干部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大别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工农出身的，另一部分是从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然而他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而工作。在两部分干部中，以前一部分占多数。而在前一部分中，又以农民出身的干部占多数。我们干部的这种情况，证明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我们的党才能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中教育与培养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干部，他们也只有在我们党的教育与培养之下，才能得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为民族事业中的英雄人物。这是党的功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我们党的这两部分干部，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应各自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工农干部应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知识分子干部，则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部分干部，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没有工农干部固然不成，没有知识分子干部也一定不成。因此，不重视工农干部、轻视工农干部的观点，是不对的。不重视知识分子干部、轻视与排斥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不对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两部分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前进与胜利。
在上述两部分干部中，又各有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区别，其中又以新干部占大多数。从抗战以来加入党的干部，绝大部分都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受过了很好的锻炼，是已经有了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党是不断有大批新干部增加上来的，也必须有大批新干部不断增加上来，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与发展。因此，新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即老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新干部、新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乃是我们党内一个经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屡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我们“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但有许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极重要的指示，是重视不够的。新干部看不起老干部，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不欢迎、不关心新干部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今后必须各自进行反省，彻底纠正。只有新老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又因为在革命过程中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例如：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一部分军队的干部，这一地方的干部与那一地方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等。所有这些干部对于各项革命工作，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磨擦。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曾经强调地说到了这些干部的相互关系，一切干部和党员必须遵照执行。只有这些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首先就是团结干部的政策，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团结新老干部的政策，团结各种工作干部和各种地区干部的政策，团结全党干部的政策。所以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都是应该克服的。
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呢？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干部的相互团结呢？
我们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在共同思想与共同政治纲领上团结起来的革命的政党。因此，我们干部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来作团结基础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一致，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的。因此，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我们服务于人民的信念与纲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拥护与执行中央路线的，我们都是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的，那末，我们不论是那一种干部，那一种工作、那一个地区的干部，都应该团结起来，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能再以生活上、感情上的小问题来引起我们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就是我们全党团结一致以及各种干部团结一致的坚固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所以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是妨害我们团结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严格的批判。虽然教条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我们还要注意克服这种残余，但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市场已经缩小，同志们对它的嗅觉，已经提高，它今后再要在党内发展，已有了很大的困难。党内的经验主义，在整风和党史学习中，也已受到了相当的批判，它在党内的市场也已缩小，但是，应该说，这种批判还是不够的，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嗅觉，还不甚高，党内还有它的市场。这种情形，就使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党内的团结，还受到某些阻碍。因此，我们还应继续以整风的精神，来彻底克服经验主义的偏向，以便更进一步的团结我们全党。
同样，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但妨害党内团结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还在党的某些部分中存在着。党内这种盲目山头主义倾向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是由于：（一）党内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成份多；（二）党的各个部分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形成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三）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够。因此，在党的各个部分具有山头主义情绪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觉的表现这样一些典型的不良现象：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只了解自己部分的成绩，而不了解自己的缺点，因此，其他部分的人只能赞扬他们的成绩，不能批评他们的缺点，即使这种缺点是真实而明显存在的。但是相反，他们对党的其他部分，就只看见人家的缺点，看不见人家的成绩，因而只批评人家的缺点，不赞扬人家的成绩，也不估计与原谅人家的困难。他们在自己内部，相互之间，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表示生疏、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他们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压抑其他部分的人。某些人们，常是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某些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这种典型的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于党的某些部分之间的，比如，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这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部分军队的干部之间，这一个地区的干部与那一个地区的干部之间，就不时发生一些这样的不良现象；因而就使党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发生不应有的纠纷与磨擦。然而，这种山头主义倾向，就其极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在未经恰当地指明与说服之前，他们总是不承认自己是有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盲目性，如果一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它严重的脱离群众，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妨害全党团结与统一的，它是一种小团体倾向。因此，必须反对与消灭山头主义倾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
当着我们在党内提出有山头主义倾向存在，并说明这种倾向产生的客观原因时，有人似乎就觉得党内的山头团结有存在之必要，以有山头团结为荣，以没有山头团结为恨，从而就想团结山头，建立山头，加强山头主义，争取山头主义在党内的合法地位，使盲目的山头主义变为自觉的山头主义，很明白，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
党内的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山头界线也必须消灭，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也和反对其他的错误同样，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照顾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使他们逐渐进行反省，特别是那些占优势的站在领导地位的同志要首先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逐渐去掉盲目性，才能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这种倾向。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
还有一种妨害我们干部团结的东西，就是有些人自己背上的包袱。我们的各种干部，差不多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有不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优点片面地夸大起来，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因而就容易骄傲，看不起人，受不起人家的批评，听不得人家的“闲话”，这样就使各人的优点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变成了自己往前进步的障碍，也变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因而各人的优点也就常常变为各人的缺点。例如：工农干部常以自己的光荣出身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知识而看不起工农干部；老干部常以自己的资格老，斗争历史长，而看不起新干部，新干部又常以自己的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干部；军队干部常以自己会打仗而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经验多而看不起军队干部；这一军队的干部常以自己的胜仗打得多，斗争历史光荣，而看不起别一军队的干部，别一军队的干部又常以同样的原因而看不起这一军队的干部；此外，这一地区的干部与那一地区的干部，这一部门的干部与那一部门的干部，也常各自以其成绩、以其知识而互相看不起别人。由于这种情形，由于自己的包袱，看不起别人，就一定引起别人不满，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干部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以便联系群众，少犯错误，团结全党。然而，许多同志对于自己背上的包袱，还是盲目的，我们的干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背上有甚至很重的包袱，因而他们不肯放下来，所以必须提高干部的自觉性，谨防自己的骄傲，不要使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绩，不但不能使其继续发展、增长，反而变为自己的缺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善于开动脑筋这个机器，善用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这样，我们干部的优点就可发扬，缺点就可克服，并且会日新月异地进步起来。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我们干部之间的互相团结，也会大大加强起来。
我们的干部必须去掉自己背上的包袱，去掉山头主义，去掉主观主义，必须自己动用脑筋，对于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分析，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去掉盲目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和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去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这就是全党干部当前的任务。
我们干部的团结与干部的进步，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没有觉悟程度的提高，自己背上的包袱是放不下来的，盲目山头主义是去掉不了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的，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是看不到的，自骄自满的脾气，是改不掉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继续以整风精神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这是我们党和我们干部进步的原动力－－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提高我们的觉悟。所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就是提高干部的政策，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干部缺点、提高干部觉悟的政策。
我们的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有不断的牺牲和损失，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不断须要增加大批干部，在人民群众伟大斗争的潮流中，也不断地涌出大批有能力的新干部，这种情形，就给了我们选拔干部的经常的严重任务。
怎样选拔干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的理智。
我们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识别方向，并不怕负责地决定问题；应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
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干部政策指示我们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
总之一句，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
所有上述这些标准，是正确的，我们同志都是知道的。然而，也还有同志提出了其他的标准，如要求我们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计他的党龄的长短与资格的高低；另有人在选拔干部时仅以能说会写为标准，而不问其切实与否；或者以能否盲目服从自己为标准，或者以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很明显，用这些标准来选拔干部，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怎么认识干部呢？
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干部：第一，在领导方面，对于每一个干部的长、短、优、劣及其全历史、全工作，作仔细的本质考察；第二，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必须使这两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干部有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免去许多偏向。
有些同志认为：对于干部的考察，只可以从上而下来实行，就是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来考察被领导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上而下地来考察干部，当然是需要的，并是有效办法之一。但仅是从上而下的考察，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下而上地来考察我们的干部。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领导者。这种考察，乃是最有效的办法。
党章规定了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与选拔干部的办法。这就是由党员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听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他们的缺点，选举或不选举这个或那个同志到领导机关去负责。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党内确切执行，党的机关由选举产生，提出候选人及取消候选人资格之权利，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自由，都必须确切执行。
应该使由上而下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和由下而上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联接起来。我们相信这将会正确地识别我们的干部与选拔我们的干部的。这就是党章所规定的一切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并须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原故。
选拔与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许多地区党的组织还是注意得不够的，特别是培养本地军事干部，更注意得不够。比如：在一九四三年的材料中，太北区八个地委三十七个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九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四，外地干部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太岳四个地委的三十七个县委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六人，占百分之十六，外县干部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四。太行第六地委五个县十八个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外县干部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就是县委、地委这样的干部，都很少选拔本地干部，更高级的干部，就更难说了。最近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现有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五千人中，本区干部占百分之八十，外区干部仅占百分之二十，本地干部的情形比一九四三年应该有所改变。但许多领导机关中的负责干部，仍是外区干部占多数，而且在干部配备上，常是不把本县、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县、本地方工作，特别是负责工作，而配上外县、外地干部去负责，因此外来干部仍占负责位置的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形，必须有切实的转变。
其他许多根据地本地干部的情况，也大概与上述情形相同。
向下级党委随便委派负责人和轻易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以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党的组织中仍然存在。比如，据冀南同志说：地委书记在七年中被调动最少者五次，一般都在六次以上。县委书记调动少者五次，多者十三次。第四地委刘洪范同志，在六年间曾任县委书记八次。这种随便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必须停止。
在革命新发展地区，一般是不能不从外面派干部去工作的，但须注意派本地人回去工作，如派外地人去工作，则须谆谆告诫他们，只能当作本地干部的引导者，要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并须准备本地干部来代替自己的工作，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人参与工作。在已有本地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地区，就不要派人去，如必要派人去，则应谆谆告诫派去的人，在原来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领导之下，调查研究，老实工作，帮助原来干部，而不可在那里盛气凌人，称王称霸。上级党委向下级派遣巡视员，也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力戒“钦差大臣”的派头。总之，过去错误的党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全党同志都应该了解，党之所以这样注意培养与选拔本地干部，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干部问题，而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自然，外来干部也要联系人民群众，也要在群众中生根，但是外来干部必须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必须从本地人民中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干部，才能生根。脱离本地干部，即是要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即是不尊重和糟蹋党并他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经验告诉我们：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好，取得多数本地干部的真心拥护，是与本地人民群众建立亲密联系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在某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已经作好，就看是否已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培养出足够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领袖为主要标志。党是重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所以重视本地干部，而不是为重视本地干部而重视本地干部，也并不因为重视了本地干部，党就不重视或轻视外来干部。我们党有一大批带全国性的、能够到一切地区去工作的干部，他们经过了更多的锻炼，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是我们党最珍贵的财产。然而，我们如果仅有这样一批干部，而没有各处的大批的地方干部来配合，或者他们不能到处培养与选拔大批地方干部，不能到处与多数地方干部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决定地不能发展，不能胜利。相反，如果我们的外来干部能到处与本地干部、本地人民群众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就一定发展，一定胜利。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性质。当然，本地干部一定要联系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不正派的本地干部，是不应该选拔的。本地干部应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该排挤外来干部，但首先地与主要地是要外来干部尊重、培养与帮助本地干部。
应该了解，党在某种时期特别提出重视与培养某一种或某几种干部，是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别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种或几种干部有甚么特别可爱或高人一等。应该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而不仅仅从组织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更不要仅仅从干部问题上来理解干部问题。
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经常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都要注意在工作中、斗争中组织各个地方的和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领导核心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性急，而必须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斗争中形成起来，有时还必须经过失败与成功、正确与犯错误和错误的改正等曲折的过程，才能形成。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必须善于组织自己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把优秀的干部选拔到领导核心中去，代替那些没有能力来领导的干部和作风不正派的干部。但是，调换负责干部，改组或改造党的任何领导机关，是要对党对人民负严格的责任的。既不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不可采取轻率的态度。党的上级机关不可随便调动下级的负责干部，就是在党章规定的选举中也不要轻率地调换干部。对于党的任何领导机关的改组或改造，必须是确有可能改造得更好、更强、更对人民有利，才去改造它。如果不是确有这种可能，或者相反，可能改造得更坏、更弱、更对人民不利，那就不应改造，而应耐心地帮助它，教育它，让它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中去锻炼与学习。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些是须要调换的，但不是一切犯了错误的干部都一律要调换，在许多情形下，犯过错误的干部并不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坏，只要他真正了解错误，改正错误，他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好，更能为人民服务。党章已经规定，区委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每两年改选一次，没有十分必要，就不要有更多的改选。改选时，干部亦得连选连任，没有必要，没有更强更好的干部来代替，改选时亦不要随便调换干部（自然可以增加新的成份）。这不论是上级领导机关或党员群众都必须注意，都要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对人民的事业有利。
党内的干部教育，近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仍须经常重视。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检查工作中，在党校及党的各种训练班中，在整风运动中，均必须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应特别重视对区、乡、村级干部的教育。因为他们是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是党的一切政策与一切决定的最后的执行者。过去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区、乡、村干部的教育，一般又是忽视的，因此，各地必须普遍地有计划地训练区、乡、村的干部。如果区、乡、村的干部，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正确的工作作风及对于党的政策的正确了解，那末，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不能很好地在乡村人民群众中实现的。
在人民的各种事业中，吸收和提拔非党干部，以及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近年来已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党的干部还存在着缺点：不严重注意吸收党外各种有用的人材来为人民服务，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共事，不善于帮助非党干部进行各种工作，在某些同志中，宗派主义的作风，包办垄断的作风，是仍旧存在的。因此，在某些地方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仍旧存在。在这里，一切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检查自己，去掉自己的一切缺点，以便在吸收与团结党外干部的工作中做出最大的成绩。必须善于发扬党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做成功许多事业，在人民事业中建立功绩，建立威信，并从而吸引人民中广大的优秀分子来为人民服务。至于党外干部原则上的错误，及其和我们的政治上的分歧，则应进行很好的耐心的说服。只有如此，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胜利，也才能表示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当着共产党员干部是在党外干部领导之下工作时，必须是服从领导、执行任务的模范。为了纠正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缺点，首先党员干部自己召开一些检讨会，然后，在非党干部中进行自我批评，发动非党干部对于我们党员干部的批评，做到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除误会，纠正缺点，达到进一步的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这种方法，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效果是很好的，各地应该普遍的经常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曾在党内党外检讨了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发动了党内党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果使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这种方法，在很好准备与领导之下，应该普遍地实行于一切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以便能够到处改善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及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
必须使全党明白，在政权机关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经济组织中，国民教育机关中，城市及乡村中，都是我党与党外群众联盟的，我党通常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党外（包括和我党合作的民主党派）通常总是占多数或绝大多数。不要把这些机关、团体和组织看作只是共产党一党的，党外群众是无份的，这样看，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党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党外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共同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必须使这种联盟的观念深入于同志的心中，才能很好地建立党与党外的关系。而党的干部与党外人民的干部、领袖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环节。
党章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我们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
党章规定：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地集中地去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比如，一个工厂、机关或学校中的支部，有党员三四十人，是十分集中的，开会、讨论、解决问题和学习等，主要应由支委召开支部大会来进行，而不必在支部大会之后，再去重复地开许多小组会。有了定期的支部大会，就不必再有定期的小组会，只在必要时才去开小组会。不可把党的小组事实上当成党的基础组织，而使党的支部反而不起多大的作用，使支部委员会成为“上级”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员的直接领导机关，使支委与党员之间隔着一层小组的组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人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把许多工作推到小组去进行，支委反而不做工作。这种现象，应该纠正。
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在总支下的分支部，或在委员会下的支部，是有大的作用的，许多工作，应由分支部或支部去做，因为集中在委员会或总支来做，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决定新党员入党，由分支大会决定即可，不必再开总支大会（但仍须经过总支委同意并报告区委批准）。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
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和乡镇委员会，应有批准新党员入党之权。它的权利，应相当于党的区委。
党在乡村中的支部，党章规定，一般按照行政村或行政乡为单位来建立。但乡村中群众的集合点，则是自然村，因此，自然村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重视自然村，党的基础组织，主要的应放在自然村。但自然村大小悬殊，大者有数千数万人口，小者只有数十人口，因此，在以行政乡或村为单位的党的支部之下按自然村来划分党的小组，即使在一个自然村只有党员三、五人或七、八人，那末，这种小组的作用就很大，它起着党的基础组织的作用，就应该强调小组作用，许多工作－－如开会、解决问题和学习等，应该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而不必一切都以支部为单位来进行。党章规定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即得成立（但不一定要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农庄、居住来成立分支部，就是顾到乡村中分散的村庄情况而规定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自然村，那末，一个大自然村可以成立一个支部，或一个总支部，以至一个乡镇委员会。在这种大自然村的党的小组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因此，也不要过分强调由小组进行许多工作，而应强调支部工作。
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但在一个生产单位和群众集合点中，党的支部与小组，或党的总支部、党的工厂委员会、乡镇委员会等，应该着重那一个环节，才对于工作便利和有效，须按情况来决定。
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种机关支部，不应该代替党组的工作。党章规定这种机关中的党组，由在该机关中负责的党员来组织，有其特殊的为党的机关支部所不能代替的任务。党组在实现自己的任务有必要时，并得指导该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动员该机关中一切党员来协助自己的工作。
党的支部，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单位，是党的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支部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口号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必须经常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支部必须经常在人民群众中实现这些任务，并为实现这些任务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人民群众与党及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区，党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支部，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协助与保证该工厂、机关、学校的计划之实施，并与阻碍这些计划实施的现象进行斗争。
支部对自己每一个党员的历史、政治面貌、觉悟程度以及优点与缺点，应该审查清楚，并作出适当的鉴定。应该关心自己每一个党员的政治情绪与政治趋向，吸引他们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与国内的革命运动。对于暗藏在群众中的和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与奸细，支部必须负责调查研究并协同群众清查出来。
党章规定：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是支部的责任。
党章规定：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是支部的经常任务。
支部在党的上级组织指导之下，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并获得上级组织的批准。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关。在委员会中，应按情况包括掌管各方面工作的党员在内，比如在乡村中，应包括在乡政权、乡自卫军及乡的经济、文化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在内，只有在支委中包括了各方面的负责党员在内，它才能很好领导该单位的各种工作，成为领导核心。
党章规定：支部书记照顾全般工作，其他各委员的分工，不机械规定，可由各种支部委员会按实际情况去决定。管理党务工作的委员是需要的，如果支部中办了报纸，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与党内的教育工作，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也是需要的。其他可按情况来分工。
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与切合实际的分工，对于整个支部工作之有效进行，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党早已是现在尤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因此，党内任何没有纪律的、不统一的或分裂的现象，都要极大地影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保障与加强全党的统一，并与一切反党、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进行斗争，与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是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的职责。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党内有何等的、暂时的原则分歧与政策上的分歧，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保障全党的统一，都不得有破坏全党统一的行为，不得有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都必须服从于全党统一的最高原则。凡有因为暂时原则分歧与政策分歧而违反党的纪律者，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都不得随声附和，都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但是恰当的斗争。我们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在党内建立优良作风，确立模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党章规定：对于成绩优异的党员，给予奖励。凡是在工作中，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在党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是完全忠于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者，成为遵守党与革命政府纪律之模范者，在实现党的纲领和决议中富于创造性者，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者，不论是党员个人或党的组织，均给予奖励。奖励的方法，可以是当面的奖励，可以是当众的奖励，并传布其事迹与经验。也可以其他方法奖励。
凡不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党章规定给予处分。处分的方法，对于整个组织，就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这种处分，是在整个组织或该组织的整个领导机关违犯党的纪律或有其他特殊重大情节时采取的。
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一定时期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不只是规定有处分，而且规定有奖励，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特点之一。
党章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采用这种处分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不可以把党内的处分与党外的处分混淆起来。在党内对于党员的处分，只能以开除党籍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采用其他手段。除非是该党员犯了国家的法律，由政府机关依法处理外，在党内不能有涉及国家法律的行政上的处分。
党的组织在决定处分任何党员时，应尽可能使被处分者亲自到会，进行辩护。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在本人缺席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处分后，应将处分的理由正式通知被处分者。被处分者对处分不服时，可以要求复议，要求改变处分，党的组织应细心考虑被处分者的这种要求，加以复议。被处分者如要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的组织不得抑止，并须援助其上诉。
不执行决议，违犯党章、党纪的党员，应受处分。各级党的组织有完全的权力对这种党员给予处分。但各级党的组织在给予这种党员以处分时，应分别各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而不可以平均处分。比如，有些人是因不明党章、党纪，不了解党的政策与决议而犯错误者，另外有些人则明知故犯；有些人所犯错误，仅属私人生活性质，并不直接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政策与决议，而另外有些人则是直接违犯党章、党纪与党的政策和决议；有些人在犯了错误之后，经过批评指出，即诚心改正，而另外有些人则在批评指出后，仍不改悔。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应分别这些情况，给以不同的结论。对于前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宽大，而对后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严格。
对于党员的处分，在该党员从事实上改正错误之后，即可取消。或者处分错误，处分与事实不符，经证明后，即应取消。
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在中央认为必要与可能时，即行组织之。监委的组织细则与工作细则，以及各级党的组织对党员给予处分的手续等，由中央制订颁布之。
党章规定：党奖励党员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者本人，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而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过去因为革命竞赛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引起党员中某些锦标主义、风头主义的情绪，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错误的。今后必须防止之。
党章指出：党处分党员的积极目的，也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这种指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某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仅仅简单地着重组织上的处分，而忽视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忽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因而妨碍党员在被处分以后，彻底明了自己错误与改正错误。这在今后必须注意改正。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这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要领导一个十分严重的、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的大革命到胜利，没有一个在原则上十分严肃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不能设想的。中国人民现在正处在接近于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立新中国的前夜。一方面，我们党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阶级和一切民主党派去争取胜利；另一方面，我们党必须严整自己的队伍，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高自己的严肃性，与其他一切政党分清界限，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不与其他政党混淆，才能提高别人，领导群众。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一切其他阶级的。它在中国目前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它不只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也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相区别。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和革命的最终目的，都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本相区别。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武器，他们常常不容易认清敌人、认清朋友，不能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队伍和正确指导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就是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中，在政治上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所在。在组织上，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和正确的群众路线与自我批评，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地去联合别人，又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地求同。不立异而去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
我们的这种立异，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清界限，以便强有力地去团结一切民主阶级与民主党派。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独与其他一切阶级应该分清界限，就是与本阶级的群众也必须分清界限。就是说，我们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与普通的罢工工人有所区别，与普通的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有所区别。我们的党，必须与职工会有所区别。即使在党内，也是一样。如果党内发生了机会主义，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党员也必须与这些东西分清是非，分清界限。我们的党员，只有当他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分子、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才能去改造别人，提高别人。
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党，所以它能实现自己在中国人民革命中的任务。而在目前时期的目前任务之下，我们党更加需要提高自己的严肃性，才能实现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中今后更加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就特别表现为一个高度严肃的党章。这是我们党的目前任务和环境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时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与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极密切的联系，必须与所有各革命阶级及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必须在革命行动中同广大群众和必要的同盟者一道前进，因此，它必须有灵活性。为了前进，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它必须善于向自己的同盟者和群众作具体的有益的让步、妥协和等待。它必须绕过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一切暗礁，必须善于配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部分利益，配合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就是说，它决不应该使自己的原则上的严肃性与宗派主义、孤傲态度相混淆。然后，它才能去领导别人，提高别人，实现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必须求同，立异而不求同，就必然变成宗派主义。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和别人求同，不是放弃原则去求同，不是从原则上降低自己去求同，而是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去求同，而是以逐步地提高别人到自己的原则高度为目的去求同，而是从群众和同盟者现有的经验和水准出发，逐步地去提高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到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定纲领的水平去求同。换句话说，是以提高别人为目的的求同，而不是以降低自己为目的的求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灵活性，必须密切结合于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现在正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建国大胜利的前夜。所有党员，除开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去争取胜利之外，还必须有最高的理智与最冷静的思考去准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与转变，要使这种进步与转变是主动的、自觉的，而不是被逼的、不自觉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也是估计到了这种情况的。在党章上强调了原则上的严肃性，同时又照顾了行动上和工作中的灵活性，就是不只估计了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同时又估计了将来的情况而决定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不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应该而且能够实行，就是在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倒、中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也是能够实行的。
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伟大的光明的前途，是新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全党应该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方针与组织方针之下，根据本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迅速地、严格地整编自己的队伍，磨炼自己的组织上的武器，以便全党都能毫无遗憾地去率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我们大会通过的党章，将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与解放的党章。
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根据刘少奇：《论党》排印。此报告一九五○年一月经作者校阅，改名为《论党》）
最近举行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经过会议的讨论，全会一致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尖锐地批评了农村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并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规模和步骤作了纲领性的指示和全般性的规划。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极端重要的报告的思想基础上，把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统一了全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思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中农的不富裕的阶层（下中农）积极地要求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就是：“对于改造个体的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的互助合作，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但是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却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件事互相孤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采用五年计划已经规定的速度，而农业合作化则应当采取特别缓慢的速度。他们只看到少数富裕农民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动摇性，而看不到广大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的积极性，因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们不是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合作化运动，而总是用各种办法把这个运动拉向后退。他们寻找以至制造各种借口来限制运动的发展，例如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只能小发展，不能大发展；说如果富裕中农不参加，上面不派干部去，没有农业机器，就都不能建社。他们看不见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健康的事实，对工作中的一些不难消除的缺点或错误表示“无穷的忧虑”，叫喊“合作化运动冒进了”，甚至说，“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此，他们对一九五四年冬到一九五五年春迅速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了大批解散和“坚决收缩”的做法，从而对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错误的做法，同党中央的方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严重的分歧。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我们党就将把我国五万万农民带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如果执行那些同志的方针，在实际上就将是听任农民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将无法完成。
应当看到，农业合作化不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农业发展的落后必然妨碍而且已经妨碍工业的发展。相反，农业的迅速的社会主义化，无论对于生产的发展，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村中潜伏的反革命残余的肃清，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和农村中已经发生新的阶级分化的条件之下，只有在合作化即社会主义化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基础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经过详尽的讨论，经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国各省市委和各地委的领导同志充分地认识了中央的方针的正确性，并且对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前途充满了信心。按照参加会议的各地方党组织代表的讨论，我国的五亿农民，除了一部分边疆地区的农民以外，完全有可能在一九六○年以前基本上完成合作化，那时我国的农业生产将有巨大的增长。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的许多基本政策和工作方法都作了妥善的决定。完满地执行这些决定，将使党在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有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仍然必须看到，在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斗争是复杂的，困难是很多的，决不能够有任何的骄傲自满和轻举妄动。必须同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必须在广大的群众中做艰苦的教育工作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必须在发展中既达到数量的要求，又达到质量的要求，及时地交流经验，改正错误，必须继续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告诉我们，有些人还要看一看，才会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他说“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我们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巨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面前，既要满怀信心地前进，更要踏踏实实地工作。只要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密切地依靠群众，取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彻底胜利。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为：（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从现在到八次大会的召开，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九五六年是五年计划的第四年，这是五年计划能否胜利完成的最关重要的一年。我们全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争取更好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争取在各个战线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来迎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党同志应当了解，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又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我党的全体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在这些伟大变革的面前都必须考虑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都应当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讨论中得到教训，都应当想一想：自己的领导工作是否赶得上需要而没有落在群众的后面，是否也有右倾思想，是否实行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在农村问题上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只看到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我们看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问题，必须时时刻刻眼睛向下，重视群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热情地对待新生的事物，把保护和发展新生的事物当作领导的责任。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方法，从思想上政治上把我们自己大大地提高一步，以便我们能够在一切方面更好地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经过详尽的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一方面，党的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成绩，抗美援朝运动、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都取得了胜利，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民主建政工作、外交和国际活动、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党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就。这些胜利和成就，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成为全党坚固团结的核心；另一方面，党提出了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务，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任务，比之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具有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性质，并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党的四中全会充分地估计了过去工作的成绩。但过去的成绩不论怎样巨大，共产党是决不能因此自满的。四中全会特别注意的，是怎样来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的实现。四中全会一致地认为：党的坚固的团结是党在过去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今后，为了在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坚固团结。四中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适时的，英明的，是在党的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是事实。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那末，为什么还要强调增强团结的问题呢？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我们在这个时候严肃地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希奇的。
我们要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帝国主义者很不喜欢的，也是国内的反动分子很不喜欢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时刻不忘地要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的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破坏活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破坏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敌人不但会从外面，用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和所有可能的卑鄙手段等来破坏党，更危险的是到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制造党内的不团结，制造党内的分裂，这样来“从内部夺取堡垒”。在历史上，苏联共产党内出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最近还出过贝利亚，在中国共产党内出过陈独秀和张国焘，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共产党内部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在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相反的，如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向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那反倒是奇怪的了。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定要向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他们也找到过这样的代理人，甚至在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苏联，还在共产党内找到象贝利亚集团这样的代理人。那末，可以理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会不在中国共产党内找寻代理人的。如果我们党不十分警觉地保持党的团结，那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他们的代理人的。
四中全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情况，认为党内有些因素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公报）他们这种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恶劣倾向的发展，如果党不予以及时的制止，必然会走到与党对抗，破坏党的团结，就有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成为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可悲的前途。四中全会指出，骄傲情绪是“极端危险”的情绪，正是因为这种情绪发展下去，足以招致党的不团结，招致党的分裂，招致中国革命的挫折或失败，所以它是极端危险的。
既然这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在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中已经存在和滋长，并且可能发展到威胁党的团结的程度，四中全会完全有必要向全党敲起警钟，向这一部分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敲起警钟，以便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这种危险，保护党的团结，保护党的生命，保护我国的革命大业使之能够顺利的进行。
为此目的，四中全会规定了各项增强党的团结的具体办法。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四中全会对于党内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根据“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四条第五条，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作了创造性的规定。这种规定，对于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四中全会指出：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达到改正错误缺点的目的，又达到增强党的团结的目的，党就必须一方面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就必须反对这样一种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因为这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必须反对另一种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因为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容许的。
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自第七次大会以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唤起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对于革命的责任心，对于敌人阴谋的警惕性，对于党内可能出现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警惕性，并指示了具体办法来确保和增强对于全党、对于全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这是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实现，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了一个根本的保证。全党同志，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责任，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贯彻到党的实践中去，使我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阴谋破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5年6月19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20人。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确定了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规定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全会提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标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全会根据当时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基本消灭的事实，认为今后消灭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等三种方式。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其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会议指出，天津方式仍然是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按照后两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应当注意和学会运用这些方式。同时，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决定要准备210万野战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方针。
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明确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凶恶的敌人。
全会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关于对外政策，会议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之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之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
最后，全会提出了加强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方面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这次会议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并为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50年6月6日─9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43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以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
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由11人组成，刘少奇负责。
全会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4年2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54年2月6日─10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列席了全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发言。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55年4月4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
全会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955年10月4日─11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388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判所谓右倾错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956年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23人。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多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着重地批判了目前党内在发展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思想即右倾思想，而就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和可能、合作化的具体道路和步骤、领导合作化的工作方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纲领性的指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得全党同志能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有准备地去迎接农村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而在现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得以避免重大的错误。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准备了一个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因为我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一部分工作，中央政治局指定我来作一个说明。我想说的有下列的几点。
（一）决议草案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两个不同革命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内容。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必须适应于革命转变的新情况和农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有些同志的右倾错误就是由于看不见这种新情况和新变化。大家知道，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包括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三个方面。这个总路线是不能够分割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包括生产的主要的两个大部门，即：工业和农业。正如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因此，必须采取使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我们不能够把一只脚踩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如果不争取五亿多的农业人口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不能够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在目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蓬蓬勃勃的高潮中，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把发展合作化的问题提到全党工作的重要日程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我们的党曾经在几乎三十年这样长的时间内，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党同志的工作都围绕于争取这个革命的胜利。因此，在从这个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时候，有些同志缺乏精神的准备，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的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党在进行推翻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也就准备了引导农民从实现耕者有其田到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说到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也就是党的这个方针逐步变为实践的历史。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毛泽东同志在各个时期的著作所阐明的党的这个方针。大家知道，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经把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虽然根据那时实际的条件，还只说到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革命根据地群众创造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经验，指出了这种劳动互助组织（也即是农业的生产合作组织）在农业生产上的伟大作用（参看“长冈乡调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合作社”和“组织起来”的两次著名讲话，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地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初级的生产团体。随后，毛泽东同志在其他著作中又陆续地提出这个问题（例如“论联合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说明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问题的时候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党中央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间做出了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间又做出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党一贯坚持的方针，并不是突如其来地提出来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个方针所以感到比较突然，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许多同志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中参加党的，平日在实际中熟悉的只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而还没有熟悉党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即党的最高纲领）。因此，正如对待其他许多重大的新问题一样，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也必须认真地重新学习，而在学习中去懂得错误，修正错误，去正确地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的水平。这是放在我们全党同志面前的任务。
（三）决议草案批评了有些同志的安于农村现状、安于小农经济的幻想。党很有必要来批评这类错误的幻想。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月间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的时候所告诉我们的：“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在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之后，农村中出现了关于或是发展资本主义或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必然的规律。或者是这样的道路，或者是那样的道路，非此即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有的同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急进的，但在走过这个革命阶段之后，却满足于农民已经得到土地，徘徊在两条道路之间的十字街口，而在实际上，对于保留小农经济的兴趣大于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兴趣。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小农经济并不是农民的天堂，而正是资本主义能够借以发展的园地。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安于小农经济的现状，这是不可能的，这只能够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们手头有很多的材料证明这样的事实：凡是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地方，一般贫农在经济上就上升得快，阶级分化就小，粮食问题好解决，农村中表现生气勃勃；反之，凡是互助合作运动还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得很薄弱的地方，虽然已经消灭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还有许多贫农在经济上没有上升，而且已经在开始发生新的阶级分化，有些贫农重新失掉土地，有些老中农下降为贫农，同时有些新富农出现了。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的许多工作的进行就比较困难，而地主富农和各种反革命分子就钻着这个落后的空隙而企图复辟。
最近甘肃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过：有的同志害怕合作化发展下去会“出乱子”，“出皇帝”；但是事实证明，“皇帝”不是出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社会主义阵地扩大、农民觉悟提高较快的地区，而是出在农民觉悟低、合作化运动不发展、反封建斗争不彻底的地区。从甘肃省委这个报告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护农民已经得到的土地果实，要在土地改革之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和加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要根本消灭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除了发展合作化，再没有别的道路。
（四）不能设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会遇不到抵抗。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就是为的在思想上打破这种抵抗。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新生的力量，而我们知道，任何新生力量都会遇到保守力量的抵抗，农业合作化运动当然不会是例外。抵抗农业合作化的保守力量，一方面来自敌对的阶级，即来自地主、富农和农村中其他资本主义剥削分子，另方面还来自农民（主要是富裕中农）本身的两重性所包含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农民长期个体经营的偏见和习惯。保守力量既然在社会上存在，也就会经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情绪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不久以前发生过的对合作社采取大批解散和“坚决收缩”的做法，这在实际上是由于一部分同志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保守思想所产生出来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从社会现象来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压力。一方面是农民群众（首先是贫农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在党领导下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另方面是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要挫折这种积极性。这就是社会上现在存在的矛盾现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去辨别这种矛盾的两个方面，也没有懂得要巩固工农联盟，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扬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另方面又需要进一步地改造和克服农民的落后性。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因此，他们就使得自己在农民群众面前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宣传总路线要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另方面又不批准成立合作社，用“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来限制合作社；一方面要训练组织合作社的积极分子，另方面在有些地方却又出现了所谓“培养退社积极分子”、“召开退社社员代表会议去完成收缩任务”这类稀奇古怪的事情。有的农民说：“总路线叫我们走合作化的道路，我们办起社来，你们又不批准，又不准我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你们说小农经济不好，现在又要我们发展个人主义。”有的干部也说：“我学过办社，没有学过散社。”这些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新生力量总是不可抵抗的。大家知道，当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当我们党领导农民革命、领导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时候，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力量都还是小的，社会上许多人不肯承认，结果如何呢？结果还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胜利了，不承认的人失败了。不承认的人结果也还是要承认了。现在又有许多人对合作社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教训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应当摆脱保守力量的影响，应当向前看，看群众中新生的积极的东西；而不应当向后看，看来看去，总只看落后的消极的东西。如象决议草案上所写的，尊重和启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护新生力量的生长，这是领导的任务。
有了方针之后，主要的是要怎样去做好工作。
（一）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指示去办事。毛泽东同志说：“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高潮？就是说，运动的性质具有广大的群众规模，而不是只局限在少数积极分子的范围内。高潮的到来，是不能够单凭党的领导机关或者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就会出现的，也不能够勉强制造的，而是要有客观的条件，即事情已经不只是牵动了少数人，而且牵动着广泛的群众。有人这样说：“上级说有高潮，就算有高潮。”这是不加分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说农业合作化的全国性的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这三个主要的根据：第一，因为我国国民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下的巨大高涨，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着农民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已经有相当的历史，各地方已经发展的广泛的互助运动在事实上是为组织合作社准备了条件，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大多数所表现的增产优越性，正在鼓励着大量的农民；第三，这种高潮在有些地方已经到来了。这些就是农业合作化的全国性的高潮的预兆。没有看到这种预兆，没有看到这个伟大的生活的主流，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抛落在群众的后面，如象毛泽东同志所形容的，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成为摇摇摆摆的小脚女人，或者被吓昏了头脑，而不可能担当起领导的任务。当然，这不是说，全国合作化运动将只会按照一个同样的模型发展起来，在一切地方都将按照同样的速度前进。决议草案说明了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指出了全国各地方有主要的三类情况的差别。在全国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到来这个新形势的面前，我们必须照顾各种局部的差别，并且在工作中随时适当地去注意这些差别，才能够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纳入统一的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九四八年五月间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曾经指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毫无疑义的，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也完全适用于领导现在的合作化运动。
（二）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可能性，另方面是依赖于党的艰苦的和细致的工作，而不会是自流到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搞好合作化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党的领导要赶上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参看“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这就是说，必须善于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互相结合起来。要党的领导工作做得好，就有可能促进合作化高潮。反之，如果党的领导工作做得不好，即使有高潮的条件，也是不能够出现高潮的；或者即使出现这样的高潮，也可能因为得不到党的正确的领导而遭受挫折。大家看，不是有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高潮，因为遇到那种所谓“坚决收缩”的完全错误的方针，而使干部和群众弄得垂头丧气吗？
要搞好党的领导，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避免盲目性，增加预见性。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要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不要“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参看“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序言）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现在有些同志在合作化问题上，因为不了解情况，或者因为只了解片面的情况，而并不了解全面的情况，或者是知道的材料并不少，但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所以也就不能够了解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规律性，不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因而缺乏预见，缺乏工作上的把握，结果就象斯大林说过的那样：“他们诚实地努力摇桨，随波逐流，顺水驶去，至于河水究竟会把他们冲到何处去，那他们是不仅不知道，并且也不愿意知道的。”最近有一个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道：“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委的许多组织还没有踏踏实实地钻研合作社的工作，深入了解运动中的关键问题，总结运动发展的经验。所以正确的东西，我们执行了；错误的东西，虽有抵触情绪，也接受了。”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的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改变这种不自觉状态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因为合作化的规划工作，将迫使各级一切真正对革命负责的党的机关不能不去努力全面地了解情况，研究情况，不能不去努力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因而使自己本来不熟悉的东西能够逐渐变为熟悉的东西，使自己能够逐渐了解合作化的规律，这也就产生着预见的可能性。当然，搞全面规划，特别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时常有或多或少不正确的东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加以修正。但是，有了一个规划，并且它又是经过切实的、反复的调查研究而集体地拟定的，经过自上而下发出方案和自下而上讨论修改而拟定的，事情总要好办些，因为这个规划将督促我们去积极地工作，将唤起我们去经常注意和检查工作中各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它将在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证明我们正确的是什么，也将证明我们错误的是什么。
（三）注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今年春夏之间，在有些同志中发生过主张“砍掉一些合作社”的做法，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所谓“合作社多了，不好办”。这是已经完全破产了的“理论”。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这样：那里合作社办得多，那里群众的积极性就更高，合作社的问题就会要少些，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就来得更容易一些，生产的增长也更有成效。为什么？因为合作社多了，就更加吸引全党对合作社的重视，而合作社本身就有了比较，有了竞赛，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可以促进落后的合作社向先进的合作社看齐，干部的才干也就更容易提高。同时，道理是很清楚的，社会主义阵地的扩大，也就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也就能够更强有力地抵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假定有个合作社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办得很不错，但是如果没有更多的合作社在工作上来互相促进，在生产上来相互配合，那末，它也就不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再生产，合作社社员生活的提高也必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数量的变化到一定程度将引起质量的变化。质量的提高是不能够抛开数量的。把合作社的巩固工作同合作社的发展工作分裂开来，认为合作社的数量越少，巩固工作越好做，这纯粹是一种错误的设想。
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另一种结论，认为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单纯数量的问题，不需要照顾质量。合作化的成绩是不能够用简单追求数字的办法来衡量的。毛泽东同志说：“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毛泽东同志不仅认为需要在建社之后应该经过一系列的整社工作，来加强合作社的质量，并且认为需要在建社之前应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能够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这就是要我们注意：办合作社不应该草率从事，也不能够采取那种“拔苗助长”的办法。有些党员满足于形式主义，不耐烦走群众路线去做建社的许多准备工作，企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达到单纯追求数字的目的，有的甚至认为只要“喊几个口号，几天就搞到社会主义”，这当然也是歪曲了党的政策，同样地会挫折群众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是党所绝对不许可的。
（四）合作化的规划要和生产的规划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土地改革是打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这是农业生产力的第一步解放，“这是第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是从个体经济转到集体经济的生产关系，是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这是农业生产力的第二步解放，“这是第二个革命”。没有这第二个革命，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我国的农民非常勤苦，但过去因为受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以致农业生产力很落后，许多农产品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比起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还要低得很多。我们要指望什么来克服这种落后呢？有些人指望小农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党中央早已批驳了这种错误的观点。难道指望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增产的道路，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说来，是一条那末长期的极端痛苦的道路，党中央早已指出，我们不能走这样的道路。我们惟一的指望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工业的支持下经过合作化这一条道路来迅速地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力，使它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现有的许多材料看来，合作社建立起来之后，如果工作得好，生产逐年发展，有的经过四年，五年或六年，就有可能使农民增加收入到一倍左右。这对于我们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农民说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原因就是农民一经在生产上联合起来，就能够发挥巨大的潜在力量。最近在报上看到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表一篇总结该省经验的材料：“据调查，建社头一年合作社的劳动效率比互助组一般地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耕畜运用效率比互助组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由于合作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运用效率提高，就有可能抽出一部分生产力投向新的生产。以上述比例计算，全省两万二千个合作社，如果办的好，将有十五万个劳动力、十万多匹耕畜和巨量资金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随着今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增加的趋势将越来越更明显和突出。”这就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很大的可能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以达到不断增产的目的。
因此，每一个合作社在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应当同时着手准备发展生产的计划；每一个县、区、乡（或村）——而尤其是乡（或村）在拟定发展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的时候，也就应当同时研究那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的生产规划，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条件，结合各合作社的共同利益，给农民提供本乡本村长期的农业建设的目标。现在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经验还不算多，但是合作社一批一批地和成片地发展，就会日益显出有这种全面生产规划的需要。地方各级党委适当地注意这个问题，依靠群众的智慧着手加以研究，这是很必要的。
关于决议草案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些。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已经说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我们不应当回避困难（例如不敢过问合作社）；更不应当在困难面前惊惶失措（例如“砍掉”大批合作社）；而是必须随时准备克服在前进中的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虽然这种困难也可能是局部的，但是疏忽总是不对的。我们党中央的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的步骤是可靠的，只是我们全党同志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密切地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工作，那末，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还会有疑问吗？我想，我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六日到九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七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此外，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全会讨论了并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报告及其他报告。全会于六月九日完满闭幕。
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经验教训。周恩来说：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敌人方面，其营垒是变化的，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在队伍方面，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右的观点忘记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关于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问题。
4月25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出：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所以，他们在军队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动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是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其日的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团结本军和友军；团结军队与人民；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朱德认为：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业已完满结束。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二十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全会指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七大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24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同志们：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彝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地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在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过渡时期中，党的总任务，就是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逐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对于一切原有的剥削分子，应当通过和平的道路，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必须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同时必须坚决努力，动员和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积极力量，以争取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为了实现工业化和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对于发展整个工业和农业，必须注意保持正确的比例。党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的进步，为在这些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而奋斗。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中国共产党必须用特别的努力来改善各少数民族的地位，帮助各少数民族的自治，努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关系。各民族的社会改革，应当由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愿望，采取适合自己的民族特点的步骤去完成。党反对任何妨碍民族团结的大民族主义倾向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特别应当注意在汉民族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防止和纠正大汉族主义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不倦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保障。党必须为国家民主生活的更加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更加完善而斗争。党必须从各方面巩固工人和农民的兄弟联盟，巩固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巩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关系。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残余分子是要破坏我国人民的事业的，因此，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危害我国独立和安全的势力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必须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中间实现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党主张建立和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发展和巩固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侵略行为和它们准备新战争的计划，赞助各国人民和政府在维护和平和发展各国友好关系方面的努力，并且同情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党努力发展和巩固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学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支持全世界共产主义者、进步分子和劳动人民促进人类进步的奋斗，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党的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在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反复的过程中，使党和群众的认识不断地提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前进。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民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扩大和巩固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鼓励一切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和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只有这样，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才能有效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和及时，才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具体情况和地方特点，党的生活才能生气勃勃，党的事业才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党的集中和统一才能巩固，党的纪律才能是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
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
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鉴于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更加需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内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党必须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侵蚀，防止和克服党内任何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只要所犯的错误可以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愿意改正，党就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把他们留在党内加以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对于那种坚持不改正错误并且进行危害党的活动的分子，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开除他们出党。
中国共产党要求每一个党员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团结广大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以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
第一条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第二条党员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
（二）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
（三）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四）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
（五）把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两种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坚决地服从党的、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六）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向人民群众学习，虚心地听取并且及时地向党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
（七）在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和业务能力；
（八）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九）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
（十）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党员如果不遵守这些义务，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犯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第三条党员有下列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二）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
（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
（五）在党组织对自己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要求亲自参加；
（六）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
（七）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
党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给予批评和教育；如果侵害党员的这些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第四条年满十八岁的，才能被接收为党员。
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
接收党员必须经过党的支部。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
在特殊情形下，县、市一级和县、市一级以上的党的委员会有权直接接收党员。第五条党员介绍一个人入党，必须真实地、负责地向党说明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和经历，并且向被介绍人说明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第六条党的委员会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在批准他入党以前，必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同他进行详细的谈话，并且对于他的入党志愿书、介绍人的意见和支部关于接收他入党的决议，进行负责的审查。第七条在预备党员预备期间，党的组织应当向预备党员进行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且对于预备党员的政治品质进行考察。
预备党员的义务同正式党员一样。预备党员的权利，除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以外，也同正式党员一样。第八条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党的支部必须按时讨论他能否转为正式党员。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必须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
对于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党的组织认为应当继续考察的，可以延长他的预备期，但是延长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如果认为不能转为正式党员，应当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
党的支部关于延长预备党员的预备期或者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的决议，必须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第九条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他作预备党员的时候算起。党员的党龄，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他转为正式党员的时候算起。第十条党员由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就成为后一个组织的党员。第十一条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党员请求退党，应当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且报告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第十二条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生活，或者不交纳党费的，就被认为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对于这样的党员通过除名，并且报告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第十三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各级党的组织可以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被留党察看，时间不得超过二年。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的权利和义务，同预备党员一样。党员经过留党察看，如果事实证明他已经改正了错误，应当恢复他的党员的权利，他在留党察看期间的党龄仍然保留；如果被认为不够党员条件，应当开除他的党籍。第十四条对于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他们所属的支部大会的决定，并且经过上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或者上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
在特殊情形下，支部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有权给予党员以纪律处分，但是必须经过上级党的监察委员会或者上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第十五条撤消党的县、自治县、市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或者给他们以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选举他们的代表大会决定；如果有紧急需要，可以由本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但是必须经过上一级委员会的批准。党的基层组织对于上级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不能作出撤消他们的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决议。第十六条撤消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或者给他们以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如果有紧急需要，可以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但是必须经过全国代表大会的下一次会议追认。第十七条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决定和批准开除党员的党籍，应当保持高度的慎重，认真调查和研究有关的事实材料，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第十八条党的组织讨论和决定对于一个党员的处分，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应当通知受处分的本人到会，进行辩护。在通过处分的决议以后，应当把处分的理由通知受处分的本人。党员受处分以后如果不服，可以要求复议，并且可以向上级党的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直到中央委员会申诉。各级党的组织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许扣压。
第十九条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的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
（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地方范围内是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且报告工作。
（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四）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五）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第二十条党的组织是按照地区和生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在某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地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这个地区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组织。
在某一个生产单位或者工作单位内，管理全单位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这个单位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组织。第二十一条党的各级最高领导机关如下：
（一）在全国，是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
（二）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是省代表大会、自治区代表大会、直辖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们所选出的省委员会、自治区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
在自治州，是自治州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所选出的自治州委员会。
（三）在县、自治县、市，是县代表大会、自治县代表大会、市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它们所选出的县委员会、自治县委员会、市委员会。
（四）在基层单位（工厂、矿山、其他企业、农村中的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学校、街道、人民解放军中的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是基层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在基层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闭会期间，是它们所选出的基层党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或者支部委员会。第二十二条党的选举必须能够充分表现选举人的意志。党的组织和选举人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应当经过选举人的讨论。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并且必须切实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不选和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在不可能采用投票方式的时候，可以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应当采取按照候选人名单逐个表决的办法，禁止采取全名单一次表决的办法。第二十三条党的选举单位对于被选举到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在他的任期内加以撤换。
在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的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第二十四条个别地方如果由于特殊情形，暂时不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大会选举党的委员会，可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选举，或者由上级组织指定。第二十五条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下级组织所作的决议，不能同上级组织所作的决议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关于全国性质的政策问题，在中央领导机关没有发布意见和作出决议以前，各部门、各地方组织和它们的负责人，除了自行讨论和向中央领导机关提出建议以外，不许自由发布意见和作出决议。
第二十七条各级党组织的报纸，必须宣传中央组织、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
第二十八条凡是成立新的党的组织，或者撤消原有的党的组织，都必须由上一级组织决定。
第二十九条为了便于指导各地方的工作，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几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范围内，设立中央局，作为自己的代表机关；省、自治区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若干个县、自治县、市的范围内，设立地方委员会或者相当于地方委员会的组织，作为自己的代表机关；直辖市、市、县、自治县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市内、县内设立若干个区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三十条党的各级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立若干个部、委员会或者其他机构，在自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一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代表的选举、改选和补选办法，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代表的要求，或者有三分之一的省一级组织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须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第三十二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和审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决定党的方针和政策；
（三）修改党章；
（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三十三条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依次递补。第三十四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本党同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且领导它们的活动，管理和分配党的干部。
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央的国家机关和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的党组，来领导这些组织的工作。第三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党组织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管理军队中的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第三十六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第三十七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第三十八条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代表选举、改选和补选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会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第三十九条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听取和审查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省、本自治区、本市的地方性政策和工作问题，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选举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四十条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任期三年。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额，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委员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递补。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在本省、本自治区、本市范围内，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领导各种地方性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且领导它们的活动，根据中央委员会所规定的制度管理和分配党的干部，领导地方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组的工作，有系统地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工作。第四十一条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三次。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的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的职权。书记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日常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人选，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书记必须有五年以上的党龄。第四十二条党的自治州的组织，在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的自治州代表大会和自治州委员会的组织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样。
自治州代表大会和自治州委员会每届任期二年。
自治州代表大会选举出席省、自治区代表大会的代表。
自治州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人选，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书记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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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11230：历届党代会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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