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一词现今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特指称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般用中间党派、中间势力等代指活跃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直至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首次提到“民主党派”，指那些不依附于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党派，这一政治术语逐渐得到各中间党派的认同并开始广泛使用。1949年9月，周恩来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指明参加政协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的决定标准是：在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这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党派的一种官方界定，表示从1948年5月5日响应“五一”口号那天起，中间党派真正从中间道路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历史性转折。
面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中间党派在政治立场上主张“调和国共”，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也不赞同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要求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社会政治改良运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阶级联盟的性质。以由“三党三派”发展而来的民盟为例，其内部组织成分十分复杂，客观上既有楚图南、周新民等中共地下党员和李相符、田一平等“党盟交叉同志”，有以沈钧儒、史良、胡愈之为代表的“亲共左派”，也有以张东荪、罗隆基为代表的“中间路线”倡导者，还有以青年党、国社党为代表与国民党较为靠近的右翼分子。抗战胜利之初，在相对宽松的民主政治氛围下中间党派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不少民主人士纷纷组建新党，如黄炎培、胡厥文发起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王绍鏊发起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许德珩创建的九三学社等，而此前建立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第三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也在此时更名、改组、确立新的斗争策略，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国共两党正式承认了民盟作为中国第三大党的地位，会上民盟与共产党相互配合达成和平民主“五项决议”；直到1947年11月，情况急转直下，中国民主同盟被迫宣布解散组织，标志着中间党派的发展跌落谷底；此后各中间党派转入地下，进入缓慢恢复期。
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
钧儒、章伯钧，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十二人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这一事件标志着中间党派中的绝大多数放弃了“中立”的政治立场，决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民主、统一、和平的新中国不懈斗争。从“中间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一个进步势力努力团结中间势力，荡涤右翼分子，在国共两党中逐步做出选择的漫长过程，而抗战胜利到“五一”口号发布的这三年时间，成为中间党派主流发生质变的关键时期，探究这一时期历史性转变发生的原因，对当前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转变和认同无法发生在短暂的三年间，而是一个长期磨合差异、积累共识的过程，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人士在众多历史节点上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政治立场和道路的分歧及受共产党“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中间党派和共产党之间彼此了解甚浅，彼时他们更多的是充当共产党的“反对者”角色，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亲苏亲共产国际立场，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都提出过大量的批评和质疑。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中共在党内纠正了“左”倾错误观点，认识到争取中间势力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难面前，“民主”和“抗日”成为中间党派和共产党的共同主张，“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1]，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1939年，共产党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19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帮助成立了中间党派最大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1944年3月1日，为团结更多力量，中共中央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中决定共产党加入由中间派人士在国统区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共产党为民主宪政运
动找到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目标，得到了各中间党派的一致响应，10月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共的政治斗争，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抗战胜利后，“和平”与“民主”成为当时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的普遍愿望，这也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旗帜。1945年7月，在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战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政治谈判由僵持而陷于停顿之际，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
在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一直坚持将中间党派放在重要位置，对他们进行大量调查分析，制定了针对中间党派的具体统战方针和政策，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策略一直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政治上对中间派人士始终坚持“既联合，又斗争”[2]，“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3]。毛泽东指出要“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4]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人利用谈判之余积极奔走，多方疏通，频繁与各中间党派接触会晤，尤其是与民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和切磋，同时向他们积极宣传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政治主张。在1946年重庆政
治协商会议期间，共产党确定了照顾“民盟利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的争取民盟方针：周恩来派李维汉、齐燕铭等人对民盟进行访问和座谈，调查了解其政治态度、看法并订立“君子协定”，对重大问题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在宪法、土地改革等若干问题上想方设法多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在与黄炎培于土地改革方面出现分歧时，李维汉等人与其交谈整整两天，使黄炎培基本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但当梁漱溟、罗隆基等第三方面提出折衷方案，迎合蒋介石的八项条件而置共产党在军事上于不利地位时，又受到了周恩来的严正斥责。事后周恩来在此问题上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5]后来，民盟围绕抵制还是参加“伪国大”发生政治分野，中共代表团利用左派报纸配合宣传，坚持向民主人士强调参加“伪国大”必定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连同国民党代表在内的任何人拒绝参加“国大”。由此将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彻底孤立和抛弃，同时阻止了民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6]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场合各个时机坚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最大限度的将中间势力团结在了自己周围。
1947年当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利用相对自由的香港政治生态，共产党在关键时刻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发挥到了极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与李济深、蔡廷锴等陆续来港的中间派领袖取得联络，帮助其恢复组织并进行地下斗争；协助民盟三中全会的筹备，积极参与民盟内部关于中间路线的论战，促成部分“严守第三者立场”的中间派人士左转，如“中间路线”代表人士施复亮在论战后期也逐渐“希望中间派跟左翼党派能够结成巩固的民主阵线”[7]，认为“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8]。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民盟等中间党派迅速完成了对中间路线的全盘清算和对革命路线的全面肯定。共产党方面大量实际具体的统战工作对中间党派的最终转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之看向国民党一边，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不乏批评的声音，但中间党派总体对国民党持拥护态度并给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国
民政府一党专政，不允许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任何主张民主的反对党；政治信用被充斥全党的政治腐败和派系斗争严重侵蚀；经济危机和通货恶性膨胀导致社会剧烈动荡；坚持内战，撕毁重庆谈判和重庆政协会议决议，执意召开“伪国大”并发动大规模反共反人民内战，这一切都使得中间派人士大失所望。储安平在《观察》开篇中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20年。20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言军事，我们根本谈不上国防，人家已经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们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枪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尤见江河日下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
1944年后，中间党派发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不断发展和深化，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钳制与高压的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如限制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禁止争取宪政的活动，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等等。1945年12月策划昆明“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发动较场口血案捣毁中间党派集会场所，同月特务暴徒捣毁民盟机关报《民主报》，6月发生反内战请愿代表团在南京被殴的下关惨案。7月著名民主人士、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引发全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责难，彻底打破了民盟等中间派试图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进行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7月初国民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令”，10月27日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此举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将国民党政府解散民盟的行为评价为“失策”：“使人民失去其对政府的信心，并因而使民主同盟赢得主张实行开明的宪政程序者的同情。而且将驱使民主同盟盟员更趋左倾与转入地下活动”[9]。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民政府背信弃义、倒行逆施的行为既输了道义，也失了民心，将千百万中间势力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各中间党派所提出的“中国型的民主”理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他们反对人民战
争，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不能发动农民、进行群众工作，无法获得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并对国民党和美国抱有很大幻想。中间党派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判断及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学者许纪霖对此有过准确的分析：“民主的宣传会激起城市知识分子的政治热忱，但难以产生神话般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整合功能，而变革时代负有社会改造使命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当时这样一个无信仰的混乱年代，最好的社会动员也许就是政治神话加现实承诺。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就显出其短处。中国社会的核心危机潜伏在内地和广大农村，那里最匮乏的主要还不是自由、民主、人权，而是更基本、更实在的土地、温饱和安定。而这一切，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许诺，也没有拿出任何操作的方案，它的目光只盯住城市，而漠视危机四伏的乡村，以至于与中国最大的改朝换代的社会资源——农民严重疏离。”[10]中间党派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牵制革命的力量，受到盟友共产党的批评和指责。随着共产党军事局势的好转，继续坚持“中间路线”无异于为即将失败的国民党张目。笔名为费泼莱的人曾写道：“中间派人士向两边要自由，而自居于中立地位，坚持走中间路线，但实际上既不可能超然，亦不应站在当中，因为这实际上就是间接帮助了压迫者与剥削者。”[11]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困境之下，中间派人士自身也真切地感受到“被挤在夹缝里，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12]《大公报》在其社论中自我感慨：“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1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间党派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从组织方面看，民社党、青年党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和拉拢瓦解下，执意参加伪国大，最终从民盟分离。从观点上说，内战重启后以罗隆基、张东荪、施复亮、储安平、章乃器等为代表的中间派人士继续宣传自由主义并正式打出“中间路线”的旗帜，而以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邓初民等为代表的左翼成员则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中间路线”与自由主义行不通，中间党派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中间路线”的激烈论战。后经左翼分子的不懈努力，加之时事紧迫，大批中间派人士逐渐放弃“中立者”的超然立场，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历史关头，彻底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
抗战胜利后风靡一时的民主化浪潮和党派政治重新组合的形势，为中国政治迈向民主化和多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4]。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同盟正式作为第三大政治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一道，围绕战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并最终通过有利于民主的五项决议。国共双方寻求第三方政治支持的共同需求为中间党派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中间党派之所以能够在此时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在于战后受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所迫，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国共斡旋的焦点，中间党派的政治地位也随此提高。[15]但随着内战重启，在武力决定政局的中国，模棱两可的中间道路开始在国共激烈的武力相争中进退失据，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后期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中间党派“调和国共”的使命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最终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时势变换与中间党派发展轨迹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周恩来日后的说明：“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第三党的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6]
中间党派在长期的民主爱国运动中经过厘定、鉴别，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步加深了对彼此的认同和了解。他们最终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大势，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之际，彻底抛弃走中间道路的幻想，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主动选择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的时局背景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中间党派自身在内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国民党的推力、共产党的拉力，也有时势发展变化和中间党派自身困境的影响。另外，爱国和民主是那一代与国家民族一起饱经历史沧桑的民主人士的最基本立场，正是从对民族刻骨铭心的爱和对国家独立富强民主的强烈希冀出发，他们最终对同样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共产党张开双臂拥抱，采取努力理解的态度，这应该是我们理解和观察中间党派时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要点。
学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苦难辉煌，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先进分子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确定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无数共产党人为追求理想进行了坚贞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表现了信仰的伟力和共产党人信念的坚定。新时期，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只有坚定烈士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远大理想，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8年的奋斗，党筚路蓝缕、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深刻昭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夺取全国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新时代只有坚定政治自信，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才能不惧各种风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从50多人的小党，发展壮大为新中国成立时有400多万党员，且经过革命战争和对敌斗争的洗礼，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当前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比过去少，但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从斗争中赢得未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新阶段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永续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深刻学习领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要在筑牢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理论指导、树立宗旨意识、凝聚思想共识上持续用力。
从红船精神学习“敢为人先”，用拼劲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要求，主动探索、率先行动，以敢于尝试、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拼劲，着力打造青海生态文明建设“七个新高地”，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优势和骄傲，为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作出青海贡献。
从井冈山精神学习“敢闯新路”，用闯劲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敢做善成、勇于攻坚、拼搏奋斗的闯劲，加快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开展碳达峰行动，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碳达峰目标倒逼能源结构实现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走生态保护优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苏区精神学习“一心为民”，用干劲实现生态惠民。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扎扎实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的殷切嘱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以饱含人民至上、为民情怀的干劲，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发展绿色富民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的环境中生活。
从延安精神学习“坚定政治方向”，用韧劲营造政治生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扎扎实实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的重大要求，筑牢初心使命、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以坚如磐石、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的韧劲，以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为镜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完成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及“以案促改”各项任务，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佑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实事求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精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同时还要把握整体，客观认识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深入认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能够在事物发展的动态变化中认识和把握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接受实践检验并要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只有与实际紧密联系，才能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就会失去其活力与生命力。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还要把握好坚持理论
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善于研究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不断总结新经验，从而不断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同时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一切从本本出发，或者是从狭隘的经验主义出发，导致主观、客观相分离，理论、实践相脱节。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实事求是作为重要思想方法融入到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其指引之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刚刚创建时缺乏经验，理论指导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获得，“样板”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就拿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进行尝试，照搬模仿“以俄为师”。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时，大革命失败、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等，一次又一次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理性思考，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一个又一个挫折后，逐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入，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才取得胜利。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坚持实事求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产生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并正式写入党章。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和不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实践取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毅然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从此，中国共产党不畏艰辛，攻坚克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新民主主义革命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千锤百炼中发展壮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在千锤百炼中不断壮大、不断成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了人民政协的成立。1948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人民政协成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启了人民政协事业新的篇章。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和党史，就要汲取革命伟力，全力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就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人民政协发展的政治方向，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发挥好人民政协组织的独特优势，就要坚持围绕中心，继承好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以更加务实的举措，认真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在中国近代史中，出现过较多的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先进分子，五四运动集结了大批这样的人员，其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五四运动催生了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初步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探寻，有助于当代青年形成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并帮助进行科学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
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需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出发，在对五四运动性质进行分析的众多论断中，较为著名的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狭义和广义这一论断。在进行具体分析时，相关学者指出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定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契合，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主义的。在对五四运动是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探讨时，部分学者就是从狭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含义开始的。其中的要点在于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将其作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这里的无产阶级领导又强调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即中国共产党，在此论断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是不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部分学者也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党的诞生。
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但是五四运动却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是1919年发生的，而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由此可知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条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的重要条件。上述关于狭义的新民主主义的研究指出可以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也基本囊括了较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素。自五四运动时期起，社会大众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对象有了新的认知，也催生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五四运动的开展，使人们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知，也使人们了解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并最终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而从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出发进行分析，需要结合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其中可以找出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相关分析。毛泽东在该书中指出，一项革命只要其具备反帝这一特质，就可以将其看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从该论断可知，可以将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外，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也针对狭义和广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进行了强调，指出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与当时世界局势之间的关联，认为五四运动响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号召，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问题进行讨论，需要关注的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可以看做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准备与干部准备。因而，将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结论而长期存在。
五四运动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之前，秉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人，以李大钊为代表，整体力量较为弱小。而通过五四运动的成功开展，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与追随。探寻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共产主义态度转变的原因，需要从五四运动的爆发背景进行分析。首先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当时中国是战胜国，并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将中国在山东地区德国的权益向日本转让，和会对中国的权益进行了严重剥削，但是北洋军阀竟然同意在该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一消息被国人得知之后，各阶层人们都奋起反抗，学生成为最先的反抗代表，开始罢学游行，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大旗，在五月四日这天集聚于此，并激发了众多爱国市民的热情，壮大了游行队伍。在该游行活动中，民众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恨得到了彻底宣泄，中国青年也开始担负着救国重任，这一幕也被永远地镌刻在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成为警醒世人的重要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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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20211225：（15篇）党史之新民主主义素材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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